1、会是奴隶制时代的传统之说（参见张氏论文: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论纲，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11月号；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2期）。这一自由讨论局面的出现，与两次重要理论的导入和讨论，直接相关。“亚西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于1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提到的。对其内涵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国际学术界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讨论热点。在我国，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它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相交合，其命运正如在苏联一样，政治论争压倒了学术争鸣。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亚西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再度兴起，在宽松的学术气氛中，表现出较多的理性。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
2、的代表作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在吴大琨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翻译出版，加深了讨论力度；中国史研究1981年3期以专辑的形式，发表了国内学者的代表作。讨论中出现的主要理论分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是否与西方社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亚西亚生产方式是否是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独立于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特殊类型、还是附属于其中的某一种？讨论所引发的史学理论的解放，是无需言表的。“早期国家”，是近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时普遍使用的概念，在中国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八十年代末期。童恩正先生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主流衔接、对话的努力，取得重大
3、进展。谢维扬先生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首次把国际学术界关于早期国家的主要研究成果加以全面、深入的介绍，指出“它可以指在人类历史的较早时期中出现的最初形成的国家，也可以指在历史上出现较晚，但在形成的机制和形态上与人类最早的国家有相似之处的各个国家社会。”还对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模式、形成过程、阶段划分，进行了颇具独创性的分析论证。可以称之为运用这一学说致力于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经典之作。早期国家学说对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意义集中表现在:从氏族社会经由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的模式，不再是人类跨入文明阶段的唯一方式，经由酋邦早期国家而进入帝国时期，
4、是一种更具备典型意义的途径；“专制主义和君主制的因素存在于前国家社会中”的论断，也为揭示人类专制主义政治的发生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判定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寻求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可操作性标志，是学术界为冲破困境而寄予厚望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部分学者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文明“三因素”、“四因素”说，将城市、文字、青铜器、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的要素。此说一度引起过关注，但不同地区进入文明的标志是有不同的，想用某种固定模式解决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也存在着预设前提不科学的问题。通过考古发现，来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标志，是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先从安
5、阳殷墟、郑州商城谈起，次及可能是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以已经确定的文明遗存为基点，逆向推测更早的考古材料是否含有文明因素。继承这一思路，中国历史博物馆朱凤瀚先生，在2000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上提出，应该在“归纳商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表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中国早期文明的物化表现。他的概括是:（一）以宗庙、宫室为核心的都城的设立；（二）王陵区的存在；（三）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被比较广泛地使用；（四）已能记载语言的文字的应用（论文发表于文物2001年2期）。此说从表面上看来，与上述文明三要素、四要素之说相近，但思路却是大不相同，立足本国国
6、情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显然更为科学。上举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的作者认为，将铜器、文字、城址之类视为文明的标志，无法体现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因而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也有学者认为，国家的产生并不一定是因为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主要因为随社会发展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从而需要管理体制也随之复杂化。就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言，根本标志应是礼制的建立，礼乐制度是古代中国文明社会代代相传的显著特征（参见张居中: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理性思考，中原文物2002年1期）。这一观点更加强调中国文明的特点，应该是符合未来的探索方向的。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方式、时间问题，获
7、得重大突破，并且继续是讨论的焦点。文明起源方式的争论，集中在文明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论”上。“一元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流行于七十年代之前。随着在中原地区以外发现了若干重要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存，八十年代以来，“多元论”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它认为中国早期文明并不是首先在中原形成并向周遍辐射传播的，而是各地的史前文化在各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都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谈到这一重大突破，我们就应该感谢两位学界巨人苏秉琦、张光直几十年来的艰苦探索和理论建树。苏秉琦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在对我国的新石器考古文化作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
8、“区系类型理论”，把史前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大溪文化等为代表的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石峡文化等为代表的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并大力论证了其它区域与中原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动摇了传统的“一元说”。张光直先生早年在台湾师从李济先生研治考古学和殷商史，后赴美进行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约四十年来，张光直的名字在海外几乎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他所提出的“文明的连续与断
9、裂”的理论，使得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史和考古学不得不刮目相看。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张光直在八十年代之前曾经是“一元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披露，他在1986年重新修订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相互碰撞、促进中形成的。他的这一理论，颇具辨证思维的色彩，一方面否定了中原文明一枝独秀的传统之说，另一方面在论证不同地区文明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又强调中原文明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显然，以动态的观点解释这一问题，更加令人信服。在最近几年间，又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讨论意见，在承认各个不同地区的史前
10、文化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贡献的同时，提醒注意在即将迈入文明门槛的前夜，中原地区之外的其它文化，不管曾发展到如何令人惊讶的程度，却先后走上了衰微之路；而龙山文化则吸收了其它文化的优长，不仅保持了原有的文化序列，还明显扩大了它的分布范围。直接为其后的夏商周王朝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所以，很有可能还是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特别是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出土之后，有学者推定它是黄帝时期的城址，成为这一新说的考古支柱。对这一新说加以理论诠释的代表人物是安志敏、严文明、李先登先生。安志敏认为，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中原一直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核心。严文明指出，中原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中居于
11、领导地位、发挥了突出作用，而且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也为中国文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李先登认为，在中原之外的其它考古发现（如红山文化）“不足以证明把中国古代文明提前一千年，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支持先于夏王朝而独立进入文明的其它地区文明的存在。”（李先登: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3期）关于文明社会形成的时间问题，现在多数学者赞同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也有人主张提前到龙山文化时期或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甚至有人提出中国有一万年文明史的说法，虽足以惊世，却难以服人。以上所述，从不同方面证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正在日益走向深入，科学的结论正在学术争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我们也应该看到，
12、中国的文明探源工作，主要集中在讨论文明的来源以及何时进入文明阶段；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关注的是文明兴衰的因果关系以及不同地区间文明形态的共性与个性。两相对比，应该承认其间有不同层次的差别，今后也有一个如何与国际学术主流接轨的问题。5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规划”重中之重的历史年代学攻关项目。它酝酿于1995年，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各个专题研究完成于1999年9月，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工作顺利通过，标志着它的完全结束。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的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把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与数据公布于世。断代工程的任务，是为夏商周
13、三代确立一份可信的历史年表。中国文明历史悠久，而且绵延至今未曾中断，这是举世公认的。但中国文明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却没有完整可信的年代学标尺。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可信年代是公元前841年，即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载的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自此以下有逐年记事之文；自此而上的三代世表有世而无年。古史渺茫无从稽考的困惑，因年代不明而更加显著。这是我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为夏商周确立年代学标尺，具备多方面的意义。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重要考古遗址遗物的发现，为进行断代工程奠定了基础；同时，碳14测年技术、古代天文学、历法学、古文字学、青铜器研究等相关学科取得的巨大进步，也为这项年代学研究，
14、提供了技术保证。启动这项世纪工程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七部委领导组成的工程领导小组，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为首席科学家，成立了由著名学者21人组成的专家组，1996年工程得以启动。工程设计了九个大课题39个专题，几年间直接参加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200余人，涉及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科学等众多领域。它是多学科相结合、集中了全国学术精华的世纪工程。年代学的研究，时间越早难度越大。根据各历史阶段研究条件的差异，工程提出了不同的具体目标:（一）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二）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
15、年代；（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经过四年的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以上设定的目标都已达到。在成果报告中开列了三代年表的主要数据:夏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20701600年；商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前16001046年，其中作为划分前后期界标的“盘庚迁殷”被定为前1300年，盘庚以下各王在位年代一一列出；商周之交的“牧野之战”的年代确定为前1046年，武王以下各王在位年代全部列出。其中许多年代坐标的确立，是各学科用不同手段研究同一年代时能得到的一致或十分接近的结论，从而确保了所建立的三代年代框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当然，其中有的问题还有意见分歧，“阶段性报告”
16、这个提法自身就表明，它只是为今后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基础，而并非终极结论。它是我国上古年代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成果。除了上述具体成果之外，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可以提供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启示:对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由国家统一组织、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做集体攻关式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结合，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特别说明:（一）本讲所述内容，综合参考了李学勤多学科相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新进展（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期）、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笔谈（中原文物2001年2期）写成。（二）
17、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但招致的质疑与批评也同样令人注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前后，有国外学者对工程的性质以及结论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参与工程的学者明显接受了政治驱动，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特别是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做法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指责是误导行为。参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所载刘星的文章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记实。国外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更为关键的批评，在于指责工程的方法论有问题，采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不可信。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张立东的文章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
18、美国之旅，报道了“断代工程”4月份在美国的首次正式亮相。以“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四位专家组成员，在华盛顿和芝加哥举行的三场讨论中，面对对方的质疑与批评无法答对，李学勤还有“因故先行回国”之举，实属尴尬。对方学者指出，“工程”报告（简本）使用的所有碳十四“拟合”数据仅有68% 的可信度；“工程”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中，无论考古分期还是碳十四“拟合”，都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迄今为止，“工程”公布的所有“拟合”数据尚无一可以通过用同样程序进行的演算。国外学者担心“工程”做出的错误年代会对那些关注年代学但又无法亲自检验的人产生误导，并使错误的年代成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这次以
19、“交流与争论”为题的讨论，确实暴露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方法到具体结论都存在严重问题。张立东的这篇不事“护短”的报道，能够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开发表，实属不易。如果因为这次争论和报道而导致国内重新评估“工程”相关结论的价值，无疑是值得庆幸的。（三）上述与国内媒体评价大相径庭的观点，理应引起重视和反思。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的文章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就是一篇具有理性精神的好文章。其实，在国内学术界也对“工程”的思路和结论存在着不同看法。据本人的见闻所及，历史文献学家刘起釪以及宿白、余伟超、张忠培等著名考古学家，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不幸的是他们的意见在主流媒体的一片
20、颂扬声中被淹没了。这说明，在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中，自由地、平等地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是不可或缺的。6在商王朝之前是否有夏王朝的存在？这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心目中是不成其问题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立了一篇夏本纪，记载了夏王朝的世系和盛衰兴亡。但是，进入近现代以来，有一部分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对夏王朝的信史地位产生了怀疑。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王朝的记载，都出于后人追记，就使得怀疑论有了依据。于是他们把夏王朝归入了“传说时代”。王国维先生利用了安阳殷墟所出甲骨文的材料，讨论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建国之前的“先公先王”的可信性，并进而分析商的“先公先王”是生活在夏王朝时期的，那么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夏本纪就应该有写
21、作的依据，不可能出于虚构。这就为重新恢复夏王朝的信史地位，提供了与考古学相联系的思路。1959年，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根据上古文献所记夏人活动中心在晋南豫西的线索，亲赴该地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夏墟调查”。当年秋天，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两件事标志着拉开了依靠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历史序幕。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今为市）二里头村周围，包括五个自然村，面积约375万平方米。1981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设立了二里头工作队，组织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震惊学术界的成果。偃师二里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22、社，1999年），为人们了解和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体介于河南龙山文化郑州早商文化之间。依据其文化堆积的阶段性变化，尤其是陶器的演变轨迹推测，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约为400年以上。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芝荃先生对它的文化层做了四期划分，已为考古学界普遍承认。在二期遗存中出土了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铸铜基址、墓葬。在三期遗存中发现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铸铜遗址，更是吸引了学界的目光。其中的一号宫殿基址，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以上。而且布局严谨，主次分明，从平面结构而言，它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此外，还先后出土了许多制作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由于二里头文化所处地域、延续
23、时间均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相符，出土遗址遗物又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它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这个结论，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披露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取得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文化的材料是作为夏王朝的遗物而被使用的。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现在学术界存在的主要争议是，有人认为它包括了夏王朝的全部历史，多数学者相信它只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早期夏文化应该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参见赵芝荃:简论夏朝的断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笔记（何沁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 一,学习要求与重点：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过程，新中国为巩固新政权采取的措施和恢复国民经济
24、的意义。认识人民共和国方案的形成，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以及党和国家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重点把握共同纲领的内容，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党和国家的战略策略方针，恢复国民经济的经验等。 二、基本概念 1.共同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它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纲领规定了国家政权机关
25、,军事制度及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政策的总原则.规定人民的权利和国民的义务.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第一年部大宪章,它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2.统一全国财经管理：为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经济,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三个统一,使全国的财力,物力集中于中央,这对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扭转财政经济的困难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50年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便实现了初步的统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基本上结束.这标志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3.不要四面出
26、击：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党内有些人左倾急躁情绪滋长,主张四面出击,幻想一举消灭资本主义,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对此,毛泽东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的不要四面出击讲话严厉批评了这种主张,指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状况的基本好转,党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不要四面出击,要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即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这一方针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的任务,起了重大作用。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是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27、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土地改革的指导文件.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方针和政策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法充分贯彻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和坚决团结中农的两条基本原则.它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
28、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于地主的其他财产,包括地主所兼营的工商业在内,不予没收.对民族工商业,则采取保护政策,不得侵犯.规定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容许一部分富裕中农有高于当地人均数的土地量.另外,鉴于人民革命已经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富农的政治态度一般较以前也有所改变,因而,将原来的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即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佣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和农业生产的早日恢复和发展。从1950年冬开始,全国新解放区以土地改革法为指导,分期分批进
29、行了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5.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新解放区的3亿农民仍然受着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这是恢复国民经济的极大障碍,也是新中国民主化,工业化,独立和富强的障碍.因此,在广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既是继续完成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条件。从1950年冬开始,全国新解放区分期分批进行了土地改革.1950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是土地改革的指导文件.土地改革一般都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复查总结等步骤.到1952年9月,除西藏,新疆等少数
30、民族地区和台湾以外,全国普遍地实行了土地改革,全国3亿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土地改革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三反五反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和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惩治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处分了一些犯有浪费,官僚错误的干部.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城市中,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坚决的彻
31、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此后,五反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到1952年8月,五反运动和三反运动基本上同时结束.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后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一次重大斗争.这个运动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从国家机关内清除了一批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对于澄清吏治,移风易俗,使干部队伍树立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具有重要意义。三、基本问题。1.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案：中国共产党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的艰苦探索,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找到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
32、会理论两部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对新民主主义国家提出了科学构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和共同纲领中,阐明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关于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关于新中国的国体,毛泽东指出,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政治上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政体,采用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从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
33、利。关于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方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将新中国经济划分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这些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种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风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发展生产力建设富强国家的必由之路.在经济方针上,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依次照顾四面八方的利益,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就是发展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
34、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关于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新中国的构想,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提出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构想。2.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在新中国建立后得到全面实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其主要标志是：在政治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即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政权和地方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如前所述,1949年10月1日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是以工人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地方上,由于当时战争仍在进行,社会民主
35、改革在大部分地区尚未完成,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解放区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由军管会接管城市和乡村.随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领导人民参加政权建设.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建立,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以后,随着条件的成熟,各地相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在1954年召开,结束了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的局面,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经济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首先,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
36、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分别采取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把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企业陆续转为人民共和国所有.国营经济的建立,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奠定了经济基础.其次,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民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再次,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使其得到恢复与发展.为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事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按照利用,限制的政策,在建国后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调整,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主要是按照民族的,科学
37、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方向,对旧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改革,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对旧有教育,文化,科学事业进行改革,主要是:在学校中,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进行专业调整等等,把旧学校改造为面向工农,为新中国培养各种建设人才的阵地;在科学,文化艺术工作方面,主要是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改革.在改革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对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旧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但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教育,形成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观点,崇洋媚外思想较严重.因此,党和政府在建国后对这些知识分
38、子开展了思想教育工作.主要是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启发他们自觉地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从思想到行动都站到人民方面来。总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在全国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使国家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国民经济恢复,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3.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和意义：为制定争取国家财经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
39、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毛泽东的书面报告,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中心任务,并规定了实现这一中心任务的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报告提出的三个条件是：(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了创造这三个条件,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努力做好八项工作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复员一部分军队,精简和整顿行政机构;(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
40、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6)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8)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搞好全党整风.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批评了在某些干部中存在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提前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以及粗暴对待知识分子和在少数民族工作中不顾客观条件急于进行改革的左的情绪,阐述了在各项工作中应严格遵守的方针和政策。 为此,他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解释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中所包含的战
41、略策略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不要四面出击,要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即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的报告和讲话,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的任务,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4.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我国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恢复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三年紧张而艰苦的工作,到
42、1952年底,国家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全国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并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一切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具体地说,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是：第一,政权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1952年9月,全国普遍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以领导生产建设为中心,对国家开展的各项工作,普遍进行了认真的组织和领导,发挥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和干部的支持,监督作用,也培养了一批干部.这说明,我们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会议,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为人民行使管理
43、国家权力的一个有效的基本组织形式,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建立和完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的任务已胜利完成。 第二,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大大加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成功地调整了工商业和经济结构的改组,使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有了相当的提高.到1952年底,国营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34.7%上升为56%,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比重由1949年的9.5%增加到1952年的26.9%.建立和完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任务已胜利完成。 第三,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交通运输
44、业和商业外贸等.在短短的3年里,新中国医治了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创伤,使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除个别产品外,都超过了建国前的最高年产量。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业也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商业财贸方面,在全国已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国营商业为领导的,以合作社商业为助手的新贸易网,为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转建立了组织基础.商品零售额,进出口贸易,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市场物价稳定。第四,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国学生在校人数大幅度增加.县卫生院已全部建立起来.此外,科学研究事业,新闻出版事业,电影广播事业及各种群众文化活动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与改善.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生活有了较大提高.全国农民的年平均收入增加了30%以上.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职工就业人数逐年增加.1952年,全国职工人数已达1580万人,比1949年增长97.5%.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已达446元,比解放前增加了70%。 党和政府在集中主要力量进行社会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有重点的经济建设,主要侧重于水利建设,交通运输建设和以电力,煤炭,钢铁为主的工业建设等三个方面。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国家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抗美援朝,恢复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