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叹说：“康海之文章，马生吕生之经学，皆天下也。”可见，马理身未出陕西，声名却已传呼在外。马理，生于1474年，卒于陕西大地震中，字伯循，三原人。正德九年考中进士，得到杨一清的提拔，后起任考功主事。当时，武宗决定南下巡游，各位大臣均觉得不可，马理与郎中张衍等劝阻皇帝南巡，皇帝不仅未采纳他们的意见，还下诏责斥他们跪在宫殿门口，施以杖刑，且夺去俸禄。不久，马理告假返乡。嘉靖初年，他又被起任稽勋员外郎，参与了著名的大礼仪之争，朝廷内一直就世宗朱厚璁本生父的尊号争论不休，此事自世宗即位后不久开始，争论了三年。嘉靖三年七月，武宗下令：追尊本生父兴献帝为皇考，群臣纷纷争论不休，马理与郎中余宽等伏阙争大礼，世
2、宗大怒，下诏将马理等在内的一百多人逮捕下狱，再加以了杖刑，剥夺了俸禄，在逮捕的人中，以马理名列首位，可见，其在当时朝廷中的地位。以上两件事，足以见证马理为皇帝上言而所受的政治遭遇，但即便如此，也未阻挡他为官的正直，以及为皇帝进谏的决心，自己的安危已置之度外，一心心系明朝政治建设。嘉靖五年，马理与大学士贾詠、吏部尚书廖纪一同考核地方官吏，其二人因私怨，想要免去广东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萧鸣凤、陕西副使唐龙的官职，马理当时与二人力争说“三人督学政，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请先去理”7。两人这才罢休。马理就是这样一位正直公正的官员，他的举措必定招来二人的痛恨，但他并未顾及自己一己之安危，即便是自己丢官遭排
3、斥，也要力保朝廷贤良之才，可见其坚守正道，刚毅公正的品性。马理在关中大地震中遇难，穆宗即位后，赠他右副都御史，天启元年，又追谥忠宪。如果不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之人，他怎会获得皇帝如此高的称号。马理自初担任官职到晚年离仕，大部分的时间不在朝，其间因病请假告归乡里多达四五次，究其原因是对朝政的不满与无力，只得愤然告归。但他在位期间，尽职尽责、廉洁公正，是关中地区在朝做官的又一杰出典范。韩邦奇，字汝节，号苑洛，西安府朝邑（今大荔）人，是明代关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武宗正德三年，考中进士，自此开始了仕途生涯，历经武宗和世宗两朝皇帝。他一生为官五次复起，五次里居，曾担任过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员外郎、山东
4、布政司参议、浙江按察佥事、山西左参议等职，是明代关中士人中的杰出代表。韩邦奇为官清正，坚守正道，政绩颇多。正德六年，他受命考察都御史政绩，都御史以庸俗之心私送小帙（红包），想要巴结讨好她，希望韩邦奇“上天言好事”，邦奇当即便怒，夺其帙，吓得都御史连忙道歉，众下属也都惊慌失措。正德九年，韩邦奇任浙江按察佥事，曾目睹富饶的浙江地区因为朝廷的横征暴敛，宦官搜刮民脂民膏，强征富阳春江一带的渔产及茶叶，导致人民苦不堪言，民不聊生。于是，他愤而创作了富春谣一诗，因为诗的内容触碰了搜刮民财的宦官王堂的利益，王堂便罗织罪名，邦奇因而被世宗逮捕入狱，其后被削官为民，押解回陕西。韩邦奇的做官生涯是坎坷的，虽有削官
5、之遭遇，但他仍忧心国事，关键时刻勇于担当。嘉靖三年，任大同都御史的张文锦遇害，形势所迫，韩邦奇临危受命任山西左参议。当时，世人都觉的危险不敢前往，而邦奇受命后立即前往，以单车入城，无所惧怕，当时人们听闻他来了都感激泣下，顿时安稳了人心。后来因为胡瓒不听邦奇所言，遂致仕归，之后大同果如他所言而再乱。嘉靖八年，已年过半百的韩邦奇又被诏任山西巡抚，当时，大明王朝的衰局已定，但他仍忧国忧民、尽职尽责、他出疆入塞，观察敌情，修筑城堡，忙于备战，并且亲自到军队，安抚士兵，尽到了自己保卫国家的天职。直到71岁时，因年事已高多次乞辞才得以告归，他的一生皆报效于大明王朝，勤勤恳恳在朝为官，是明代中期关中地区的士
6、人榜样。综合上述吕柟、康海、王九思、马理、韩邦奇的政治生涯，从他们的政治实践中，可以总结出五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共同点。首先，五人均崇尚气节，坚守正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们在为官期间坚持正道、不阿权贵、敢于担当。吕楠、康海任职时期，时值大宦官刘瑾专权，因为同乡之名，刘瑾欲意招致为自己的同党，但他们或引疾告归或断然拒绝，不与此惑乱朝政之人合流。韩邦奇、马理更是在考核地方时公正无私，坚持正义，他们均是关中士人中的典型代表。其次，五人均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对明代中期的政治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与主张，这点在他们个人的从政过程以及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再次，他们上对朝廷尽职尽责，给皇帝极力谏言，下对地方发展一方经
7、济，管理一方吏治，教化一方百姓。吕柟、马理等的谏言之路，使自己深陷困境，并未被皇帝采纳与接受，但仍忠心耿耿极力直谏。王九思修建的涝河大桥，解了户县百姓的安危，吕柟在解州供职的几年，为百姓办好事等，他们均对中央与地方政治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最后，五人大抵有相同的政治遭遇。他们的从官经历皆是坎坷的，均有官升官降，复起里居，贬官等的经历，仕途都并非一帆风顺，加之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有不同程度的受“刘瑾之嫌”的牵连，但这些遭遇并未阻挡他们忠心于明朝的决心。三、关中士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在明代整个的历史中，当属明代中期关中士人的人数居多。西北大学的师海军写的明中期关陇作家群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关于明代洪武
8、至崇祯年间的全国进士人数与陕西省进士人数进行了一个比较，数据显示明代中期陕西省进士人数占全国进士人数百分比最高，而这一时期，陕西士人中又主要以关中士人居多，所以很容易得出，明代中期的关中士人数多于前期与后期。再加上，这一时期关中士人名气较盛，因此中期的关中士人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实践，较能代表整个明代的水平。前文介绍的康海、吕柟、马理、王九思、韩邦奇是明代中期士人中的典型代表，根据四人政治实践方面的共同点以及其他士人的政治表现，简以概括明代关中士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坚守正道，不阿权贵。这一点与关中地区的人们注重“气节”之风是分不开的，当时，关中地区盛行关学，大多的关中士人
9、都是关学的代表人物，关学的特色就是崇尚气节，因此，他们将此之风继承在自己身上，似乎骨子里也多了份坚贞与刚毅。关中士人在任职期间，刚正不阿，坚持正义，不收取贿赂，不同黑暗世俗同流合污。比如康海，初入官场，大宦官刘瑾想要以同乡之名招纳为自己的同党，毕竟康海的才华已是众人皆知，但康海并未像一些谄媚小人一样接受刘瑾的好意，而是断然拒绝，坚守自己的正道。韩邦奇在考察都御史时，都御史私袖帙（红包）暗示，想要以此来巴结他，他当场便严加呵斥，吓得都御史再不敢有此心。还有马理在考核地方官吏时“必欲去三人，请先去理”的正气，即使是遭到贾、廖二人的嫉恨，他也站在正义的立场。他们的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什么叫气节，证明了
10、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政治品性，是为官士人中的榜样。在明代中期，宦官专权，吏治腐败的状况下，正是有如此正直的关中士人坚守在执法严明的阵线，并与其他地区的士人共同建设，才得以有大明统治的稳固，关中士人树立的是一种政治理想，是一种精神典范。第二，身体力行，极力直谏。在明代，关中的士人以“直”声而闻名，他们个个不顾个人安危，即使自己会身陷牢狱，也要为皇帝谏利国利民的良言。其中著名的“直声震天下”的冯从吾，在明神宗中年时期，皇帝沉迷酒色，不理朝政，政权落入宦官手中，人民苦不堪言的状况下，愤然上疏，指责皇帝的昏庸，言辞犀利，明神宗见到他的陈疏，甚为愤怒，当即下令廷杖，因刚好适逢太后大寿，才得以幸免。还有吕
11、柟的“陈言六事”以及“陈言十三事”，毕竟他所说的都是武宗的荒政，当时，还没有哪个官员敢直接奏皇帝的短处，但他所说的都是为国家建设的良言，哪怕自己下狱也敢于提出。除此之外，还有朝邑的韩邦奇、渭南的南大吉和富平的杨爵，他们都是这一时期极力直谏的重要代表人物，尤其是杨爵，因谏言世宗，获罪入狱，遭受百般折磨，曾至血肉模糊，在狱中被羁押七年之久，但仍泰然自若。他们的仗义直言，无不体现了一种大义凛然的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铮铮铁骨，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甘愿自己受罚，也要敢言别人不敢言之事。在谏言这方面的关中士人很多，他们正是本着为国家社稷，为黎民百姓的初衷上书言事，希望当时的朝政能有所改观，这些士人用生命谏言的忠
12、心值得永远赞扬。第三，勤政质朴，关心民生。关中士人在地方任职时，勤于政事，也是百姓口中的好官。他们接触下层群众，深解百姓的疾苦，给百姓谋利。比如，管理地方吏治，给百姓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发展地方经济，解决百姓的温饱；开展地方教化，提高百姓的教育水平与文化氛围等，这些都是关中士人在地方当官中的作为，他们用自己的一己之力，为明王朝的地方建设做出贡献。例如，吕柟在解州当职期间，抚恤鳏寡孤独者，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并且开展讲学，教化地方百姓。许宗鲁在保定任职后，严厉查核驿传，定徭役，又筑堤扞滹沱河；何栋在调任宜兴知县后，体恤民生疾苦，厘正士兵习气，筑便桥，建学社，士民皆高兴；张治道在担
13、任长垣令期间，依法处置不法豪强，处死者十余人，又修长垣城，修孔庙，增添学舍，并且上书解决黄河决口的事等。从以上个别的案例中，都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围绕百姓，一切皆为百姓谋利处的百姓官。也难怪当吕柟离开解州之际，百姓皆哭泣，不舍相送，并且歌颂他的功德。他们为地方所做的贡献，值得百姓的称道。当官的数载时间里，他们自己也并非大富大贵，而是过着简朴的生活。王九思暮年时，粗衣淡饭仅够勉强度日，吕柟曾官至三品，去世后，家里也只有书，如此质朴廉洁之人是关中士人中的典范。关中士人中，大部分都勤政为民，正是他们为地方的无私奉献，使得明代的地方建设得以添砖添瓦，从而为整个明代江山社稷的稳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 论明
14、代中期是整个朝代历史中承前启后的时期，这一时期关中士人的人数占整个明代历史中的大部分，其中以康海、马理、吕楠、王九思、韩邦奇等为代表的士人，尽职尽责、廉洁奉公，他们用自己参政为官的政治实践为明代的政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关中士人中的大部分更是将关学发扬光大，间接提升了关中地区在全国的地位。由此，可以发现明代政治生活于关中士人有者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治国的实践不仅对当时社会有着重大影响，更深深影响了后代。尽管他们的言行已背负了时代的烙印，或许带有局限性，但对于他们政治方面的探索，应置身于社会大背景中。本文通过以个例的方法最终引出关中士人这一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他们坚守正道、不阿权贵，身
15、体力行、极力直谏，勤政质朴、关心民生的参政实践，值得当今世人加以永远继承与发扬。参考文献1南炳文，汤纲.明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310.2李志慧.关中文化概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1.3郭厚安，李清凌.西北通史（第三卷）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326.4师海军.明中期关陇作家群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0.5徐耿华.陕西历史名人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312-3226张会会.明代乡贤祭祀与儒学正统D.东北：东北师范大学，2015.7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249.8刘学智.关学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16、，213-304.9赵馥洁.关学精神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152-170.10王美凤，张波.关学学术编年M.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155-244.11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676，1112魏冬.韩邦奇评传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23-66.13米文科.吕柟评传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1-10.14刑春花.明中期关中四家易学研究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1215杨挺.明代陕西作家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7.傿傿北朝由于战乱，佛教给予世人的精神支撑使佛教广为流传，对佛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前人译作难以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创立译院便
17、有了迫切需求；其次草堂寺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具有优越性可为译经提供便利；再次，姚兴的支持为译场的创立提供了物质和权利基础；最后，鸠摩罗什抵达长安，无论是他在佛教徒中的号召力还是他本人高深的佛学造诣和译经才华，都为草堂寺译院的创立和译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三论宗之得名于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此三论。中论和十二门论此二论为印度大乘佛学论师龙树所著，百论是龙树门下弟子提婆的著作。由于三论宗主要经典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首次被鸠摩罗什译成于草堂寺。“经罗什弟子僧睿、僧肇等弘传讲说，开创三论宗之端绪。”15后在后代僧人僧朗、僧佺、法朗的发展传承下，隋大业四年（608年），“吉藏完其佛学体系的纲领性著作中
18、论疏、十二门论疏、百论疏，初创三论宗。”16由于此间渊源，草堂寺被佛教八大宗之一的三论宗奉为祖庭，便有了“三论宗祖庭”之称。日本的日莲宗与草堂寺颇有渊源。5到6世纪，中国佛教经朝鲜三国传至日本，其中也包括了鸠摩罗什所译的经书。其中的法华经成为日莲开宗之依据，为感恩鸠摩罗什译经之恩，日莲宗奉鸠摩罗什为本宗初祖，而草堂寺也成了日莲宗在中国的祖庭。结 语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造成的创伤，能给人以安慰的佛教开始盛行。在此背景下，佛经翻译工作的开展势在必行。此时，自身佛学造诣、号召力和译经才能，鸠摩罗什无一不是此时佛僧之中最适合的。由此，以鸠摩罗什为领导核心的译经工作，在国主姚兴支持下开展。此次译经较
19、之以往，无论在规模、参与译经的人员数量和国家的扶持力度方面，还是在所译经书的数量、体系和质量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译经，鸠摩罗什将大乘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佛学思想体系。其译经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和体系之丰也为后世佛教分宗别派奠定了基础。因为鸠摩罗什译经的需要，户县草堂寺成为中国古代第一所国立译场。因为鸠摩罗什译经的影响，户县草堂寺不仅被三论宗奉为祖庭，还被日莲宗奉为在华祖庭。罗什译经使户县草堂寺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而户县草堂寺地理环境方面的优势，也为鸠摩罗什译经提供了良好的译经条件和场所。鸠摩罗什的草堂译经活动，推进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佛教发展，在印度佛教东渐过程中具有里
20、程碑式的意义。参考文献1龚斌.鸠摩罗什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9.2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汤用彤，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45.3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M.济南：齐鲁出版社，1986：291.4释僧祐.出三藏记集.罗什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5：531.5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七卷.商人与佛教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177-197.6尚永琪.鸠摩罗什及其时代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68-71.7（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姚兴载记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2984.8王永会.中国佛教僧团发展及其管理研究D.四川：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21、：20.9谢重光.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5-17.1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67-169.11杨曾文.鸠摩罗什的译经与日本佛教J.佛教研究，2004：40-44.12孙昌武.中国文化史上的鸠摩罗什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54.13(日)足立喜六著，王双怀等译.长安史迹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6.14户县志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87：638.15于可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7：361.16方克立等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37.Z犰怩匀焀眀愀瀀瀀栀琀洀氀退婜堀/Mi前台访问/d-2845903.html116.179.32.2310勈峐Z犰脀鴀挀栀琀洀氀鈀饒婝爲/Og前台访问/sitemap-20.html36.57.50.2080巼Z最蔀眀愀瀀漀漀欀刀攀愀搀愀猀瀀砀椀搀鐀饒婝轒/Mg前台访问/d-2845517.html116.179.3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