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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doc

1、一 瓣 心 香献给我的干妈-“七娘”我的“爹也”七娘这些往事是我含着眼泪写成的我从小就过继给七娘做干女儿。那还是在襁褓时代,所以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过继的,是否有过什么仪式。那时七娘还没有结婚,我不能叫她“干妈”,只有叫“爹”。当时我太小,连话也说不清楚,叫爹是总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声,“爹咿也”。渐渐大一点,把尾声缩短了,但仍然去不掉那个“也”字。就这样“爹也”,“爹也”地,从幼儿叫到上小学,从小学叫到中学,从中学叫到大学。直到她老了,我还是叫她“爹也”。 * * * * *七娘是外祖父的第三个女儿,光绪卅年(1904)十月廿日出生于成都女儿碑街,名鞠寿,字仲陶。1929年与七姑父田留之结婚。

2、那时我刚3岁,以后听人说婚礼很隆重。当时外祖父是成渝两处中国银行行长,在重庆声望很高。据说是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做的证婚人。外祖父的四个女婿中,三个是大学生,只有七姑父没上大学。但他精明能干,生意做得很大。经营什么我不清楚,只知道他有船,有钱庄,在上海和香港都有营业处。七娘聪明、美丽,在三姐妹中,她不像我妈妈那样喜欢绘画、吟诗;不像是十娘那样喜欢读书、练字;也不像八娘那样心灵手巧,善于烹饪;只听说她从小就善于应酬,外祖母每有应酬总带着她。七娘非常能干,对许多很难处理的事,她可以不动声色地处理得很好。她又十分坚强,在艰难的环境中从未见她沮丧过。因此,七姑父虽然有权有势,交往广阔,在田家这个复杂的大

3、家庭中十分严厉,脾气很大,说一不二,但对七娘绝不敢无理。七娘一生没有子女,七姑父一生也未敢另娶。田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家族,七姑父上有老母,中有兄姊,下有不少侄儿侄女,再下还有侄孙辈。七娘嫁过去时,老母尚在,同住一个大院内的还有两位兄长和他们的家人。田家大姐是当时四川军阀杨森的当家夫人。当时两位兄长似乎都没有什么收入,大家庭的开支多靠七姑父。在这么复杂的大家族中,七娘能将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七姑父的老母亲做八十大寿,以及去世时在罗汉寺办斋,都操办得轰轰烈烈。抗战时及胜利后,在重庆、上海,是与几个侄子全家同住。重庆的侄媳很孝顺,上海的侄媳就很刁,但对七娘也毕恭毕敬,从不敢怠慢。46年夏,妹妹去北

4、平上燕大,从上海转机,七娘交代给了上海的侄媳。妹妹到沪后,这位侄媳对妹妹亲热万分,照顾十分周全。七娘在上海时,我每次回去也“妹妹,妹妹”地叫个不停。47年七娘回渝,不住上海,她就可以装作没听见敲门,不理我。把我气的门也不进,回头就走。但这事我一直未告诉过七娘。 在侄子们的事业和侄孙的上学等事上,她都照顾得很周到。他们对七娘可能是又恭顺,又有点怕她。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何会怕她,因为从未见她发过脾气。七娘不仅对婆家的亲属关系处理融洽,对七姑父商场上的朋友的眷属,关系处理得也很好。因为七娘出自名门,七姑父在交际场上也常常仰仗于她。七娘与娘家的关系更是十分亲密。她和七姑父对外祖父很孝顺,常接外祖父去他们

5、家住。抗战时期,物价飞涨,谁经济上有点不足,她总是不声不响地去支持。我都不知道她到底接济过谁。七姑父在外祖父家一改他在田家的作风,别说发脾气,就连生气的表情也没有过。和侄辈在一起说说笑笑,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很尊重大家,有时他想请我们吃东西,又找不到理由,就和大家打乒乓球,当然是他大输,输了就要请客,这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请客了。逗得大家大乐。七娘能干又心地善良,解放前就资助过许多孤儿院的孩子上学。解放以后,听说七娘办了托儿所,工作十分积极,将托儿所办的很有成绩。和“爹也”在一起的日子-我心中的七娘光姐说:“七娘如果活到现在,应该是一个女强人。”我相信她的话。但是在我的心里,七娘却是一个充满母爱,又

6、渴望得到孩子的爱的人。下面写的才是我心中的七娘。*七娘是妈妈的大妹妹。听说妈妈生我以后不久,和七娘抱着我站在窗前,玻璃很亮,阳光照进来,七娘对我看了又看,说:“这娃娃好白”。当时七娘穿着藕荷色带花边的长背心,妈妈穿着褐色的缎子长袍。这是我听说关于我的第一个评语。妈妈有了妹妹以后,我就一直由七娘、十娘带着睡。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成天总是粘着他们。尤其是七娘,因为她更耐心,更爱我。当时我对她很依恋,甚至超过了妈妈。记得有一次在照相馆里拍照,我要和七娘一起照,妈妈多次叫我都不肯去,后来犟不过,只好低着头,拖着脚步走到妈妈身边,将两手扒在妈妈膝上,噘着嘴,留下一张我小时唯一不听话的照片。在我三岁时,七

7、娘结婚,再不能粘着她了。但我常常想她,总想看到她。只要看到她,心里就有了安慰。七娘回来时,也常带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好玩的小礼物。像一个小小的满身缀着小玻璃球红衣白胡子的圣诞老人,一个戴大白高帽,身穿白大褂,一手拿个大勺,一手端着个盘子的洋厨子,原来是一个白瓷的小胡椒瓶。这两样小玩意我一直珍藏到大学毕业。 还有一个佛手形的嵌花玻璃球,我很喜欢。可惜有一次被妈妈随手送给一个客人的孩子。我没说什么,心里懊恼不已。 上小学以后,七娘送我一支小红钢笔。很小巧,也很漂亮,还有一条黑丝带可以挂在脖子上。这支钢笔直到初中才开始用,一直用到大学一年级。 她从不问我要什么,但她带给我的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有一次孩子

8、们在议论“最好吃的东西”,我只是说了两个字“蛋糕”。下一次她回来就给我带了一大包蛋糕。当时我都想不起来她是怎么知道的。但是,她也有疏忽的时候。大约是我7-8岁的时候,随七娘、八舅他们许多人去公园。在公园午餐,一个石桌子上,大人们围坐,饭菜十分丰富。因为我坐不下,我和表弟妹坐在旁边的石条上等他们给送饭来。记得七娘问一句“娃娃们的呢?”有人说已准备了,结果拿来的饭菜给了表弟妹,没给我。我在一边等,等了许久也没人给我饭。看看桌上大人们吃得很热闹,弟妹们吃得也很香,可就是我没有饭,我想去说”我还没有饭“。但是一想我已是大孩子了,不能去要,等等吧。于是我就这样坐在条石上傻傻的等着,始终没人给我饭。我看看

9、七娘,他们似乎把我忘了,我很饿,但没人理我。这时,我想妈妈了,我想八娘了,如果他们在这里,肯定不会让我挨饿。我饿着,饿着,直到大家吃完。我想等他们吃完,可能会叫我去吃吧,但是没有。大家吃完后高高兴兴往回走,弟妹们欢欢喜喜往前跑,可我还是饿着,没有人问我一句“吃过了吗?”我低着头,慢慢的跟着他们走。“我饿了,我还没吃饭”.我想告诉他们,但我什么也没说,谁也不知道我饿了一顿饭,我不想让七娘知道,她知道后一定会歉疚。她没有带过孩子,想不到那么多,我不想让她扫兴,可是我真饿啊。这一天,连以后的几天、几月、几年、几十年,也没有人知道我在公园曾经饿过一顿饭。直到老了,我和徐豹闲聊时谈起这件事,他用爱抚的眼

10、神,对我说:“你真傻.”我从小是一个听话又“懂事”的孩子,刚上小学不久,七娘和七姑父要去上海,她想带我去,我也非常想去,但听妈妈说:“她太小,会给你们添麻烦。”我想,妈妈不同意,我不可能去了。当七娘问我时,我违心地说“我不去,我要上小学.”他问了好几次,我都说不去。以后她带别人去了,我很伤心,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抗战时期,我已上中学。因避日机轰炸,七娘家搬到山洞,回来就更少了。一年暑假,七娘要接外祖父去山洞,正当她和妈妈谈论时,我忽然鼓起勇气说“我也去”.妈妈说“别去添麻烦”,但我坚持要去。七娘本来就想带我去,顺势说“娃娃要去就让她去吧”。就这样,我第一次主动争取到了胜利。在山洞的日子,闲适而优

11、越,我原是为伺候外祖父而来,但在这里伺候外祖父的人太多,我都挤不进去。这里画报很多,我就天天画画、看书。七娘宠我,七姑父也一样。在田家,七姑父向来是一家之主,说一不二的严厉人物,但对我就很好,从不严厉。他叫我“宁儿子“,他的房间别人不敢进,只有我可以随便出入,让田家人羡慕不已。七娘爱干净,她的手绢向来都是自己洗。一天早晨,我见脸盆里放着她的手绢,就替她洗了。看得出,她心里很高兴,但什么也没说。一次午饭时,他们喝酒,当时人很多,二哥也在。二哥和我开玩笑,指着桌上小酒杯里满满一杯茅台酒对我说:“你敢喝吗?”我看看那个茅台酒的土瓶子,瞪了他一眼说:“怎么不敢”,说完拿起酒杯,一仰头全喝了。七娘、七姑

12、父一边喊:“这孩子”,一边责怪二哥,一时餐桌大乱,大家围着我:“傻孩子,茅台都是一点一点泯的,哪有一口倒下去的”。七娘问我:“你怎么样啦?”我只觉得茅台酒甜甜的,很香,当然酒味也有一点刺激,但还算不了什么,就说:“没事.”到下午可就糟了,头又疼又昏,难受了一个下午。一个夏天,在南山,七娘生病,妈妈叫我去陪陪她,我原来也就想去的。进了七娘的房间,她躺在床上,见我去,显得很高兴。我问她要不要喝水或别的东西,她什么也不要。我拿本书,坐在床头的椅子上,她几次催我出去玩,我都不走,说要看书。看得出她又想让我走,又有点不舍,我坚持不走,她很高兴。 门外是表兄弟们在围着桌子在吃李子,说说笑笑十分热闹。四川的

13、江安李子是有名的,我很想去吃,七娘知道我想去吃李子,对我说:“别去吃李子,会拉肚子的,这里有梨,你吃梨。”说着给我一个很大的黄褐色的梨,但削皮一吃,又酸有有点涩。我想这比李子差远了,可我没说,坚持吃完。很羡慕表兄姊,他们没人管,桌上放一大盆安江李子随便吃,也不拉肚子。抗战时的重庆比过去繁华热闹,从上海迁来的许多时髦的餐厅、点心店,有时七姑父一高兴就带我们去冠生园、大三元,那些地方有冰淇淋,很贵,但很好吃。亮亮的玻璃杯中盛着圆球形的冰淇淋,真是漂亮,一份吃不够,想再要一份,太贵,谁也没敢提要求。以后,在七姑父的带领下,在家里用冰淇淋桶自己搅冰淇淋,那很累,要用手摇很久,大家轮流摇,为了吃也不觉得

14、累。当然是兄姊们摇得多。摇好了,一开捅,满满一桶冰淇淋,可以拿着碗、勺放开吃。这是当时最开心的事之一。1944年,爸爸调成都。妈妈和弟弟也去了,只有我和妹妹留在重庆念高三。为了照顾我们,这段时间七娘常在南山。七娘照管我们比妈妈宽松、细致。一次学校组织郊游野餐,妹妹想要带块腊肉,七娘就带她到储藏室,让她选了一块最大的。每次我们从学校回来,她总是叫人赶快给做饭,而且都是最好吃的炒饭。吃饭时她总是坐在我们旁边,看着我们慢慢吃,一直到我们吃完。她一生没有孩子,但深深的母爱分明刻在她脸上。只这一刻,就让我和妹妹终生难忘。1945年我们都考上大学,妹妹要去成都上燕大,七娘担心我也会去,但她从不表露。我想念

15、园艺系,决心去中大。七娘很高兴,因为中大在重庆,她可以照顾我。上学前,七娘费了很多时间,给我准备了各种用具。从被褥到衣服、生活用品,样样俱全。她还不放心,又一一翻开看。看见给我钉的被,被面是花段的,她想了想,说:“学生不能用这个,太花了.”于是又拆掉,换了一个深褐色的缎子被面。他还说:”在学校晚上出去不方便。“又给我买了一个手电筒。我头一次拥有一个自己的手电筒,非常高兴。完全忘了这应该是在学校用的,每天晚上在阳台上乘凉总要拿出来往天上一照,一道白光,很亮很亮,那种开心,直到现在还印象深刻。这一个暑假,她常常带我出去,遇见熟人,她总是要说:“这是我的女儿,上中央大学了。”当时在重庆上中大是很荣耀

16、的事。中大的一年级远在嘉陵江上的柏溪,离南山很远很远。要下山乘轮渡过长江,再乘公共汽车,几次换车到沙坪坝,再乘小木船,两小时沿嘉陵江而上。嘉陵江绿水青山风景真美。但那时一心赶路,都顾不得欣赏。小木船都是农民运送蔬菜去重庆的船只。从学校回来,有时运气好,会碰到运花生或柑橘的船,交了船钱后,就可以在船上随便吃,只是不能带走。看着满满一船花生、柑橘,真让人心旷神怡。听说抗战期间,七娘就供养过孤儿院的孩子上学。抗战胜利后,各大学纷纷复校回迁。1946年,我和妹妹一个要去北平,一个要去南京。当时物价飞涨,爸爸的工资已经不少了,但还不够供我们三姊弟念书,尤其是北平、南京这样生活昂贵的地方上大学。一次我偶然

17、听到七娘对妈妈说:“别人的孩子都供上学,自己的孩子当然要供,你就把他们姊妹俩交给我吧。”此后,我们的学杂费生活费都是七娘托同康大姐带给我们,直到大学毕业。1946年夏,中大复校去南京。临行前,七娘给我准备了很多东西,叫我装在一个黄皮箱里。当我装完后,她不放心,又打开箱,说要给我好好装装。他是整理东西的高手,但是,她把全部东西取出来重装时,发现东西太多,装不下去了。她看了半天,感叹的说:“这位宁小姐真能装。”她认输了。这个黄皮箱,我大学毕业后带到东北。直到现在,它还装着我珍藏的纪念品。中大复校时,我没有跟学校走,暑假都过了,才和七娘、光姐、毛毛一起去上海。七娘和光姐去上海,因为七姑父、光姐夫都在

18、那里,毛毛是想去苏州念他的圣光中学。因为走的人多,离开重庆时丝毫没有惜别之情,而是欢天喜地。永康轮是七姑父的船,我们住了一个“大菜间”,这个“大菜间”只有一张床,七娘和光姐睡床,我和毛毛打地铺。屋内还有沙发和梳妆台,可都不能当床用。船到武汉,七娘带我们去“后花楼”吃包子,那是我们常听外祖父称道的地方。在汉口,七娘买了一大串香蕉,挂在船舱里随我们吃。我从小就爱吃香蕉,但重庆香蕉少,也贵,孩子们很难吃到一根半根,这下可好了,我就不断地吃,让我把香蕉吃够了,直到现在也不想吃。这次沿江而下,有茶坊专门为我们讲一路上风景,名胜典故。所以,对三峡的各种景色,这次看得最全,也记得最深。船到南京,七娘带我们逛

19、玄武湖,去锦江饭店、新街口,唯独没有去中大,我也不惦记什么时候会开学。七姑父在上海有事,我和光姐、毛毛先去上海。七姑父家住在贝当路尽头的华盛顿大厦,挨着贝当花园。6楼,有电梯。室内陈设完备,有“水汀”,我不知道什么是“水汀”,后来才知道是steam(暖气)。七娘和七姑父回沪后,天天带我们出去玩。去南京路的三大公司,去兆丰公园,去杨郁文家,照了许多照片,可惜都太小(莱卡)。一次午饭后,大家去逛淮海路,七姑父要和我比赛谁走得快,我拼命往前跑,忘了转弯,一直向前跑了好久,回头一看,一个人影也没有,贝当路两旁的大树黑压压的,我害怕了,急忙往回跑,一直找不到他们,回到家等了很久他们才回来。我心里很难过,

20、我想他们为什么不找我呢?不怕我丢里吗?他们说:“想你一定回家了。”这么轻松。我仍然在想,七娘呢?她就不担心我吗?1946年十月初十,是我二十岁生日。七娘送我一件当时在上海很时髦的短大衣。和我在贝当花园照相,相片后面她写着“宁儿生日,同摄于贝当花园。卅五.十一.三 仲陶“。她每次给我写信落款都是”仲陶“这两个亲切的字,直到最后如今信早已没有了,她的笔迹只留下这18个字。为送清元、毛毛去苏州圣光中学,田二嫂动员七娘七姑父带着大队人马开赴苏州。我很高兴,一心想看苏州景色。可是下雨,田二嫂的兴趣又只在大闸蟹上,大家老远从上海赶来,结果只到大饭店吃了一顿螃蟹就回来了,真遗憾,苏州一直没看见。在上海玩的时

21、间不短了,到11月才听说中大要开学了。急急忙忙和同善大哥乘飞机去南京。回南京后七娘常常托人给我带东西来。有时是吃的,有时是用的。有一次带了一大包巧克力,仅一块就约有半斤重。里面还附有一个纸条,上面写着“留着慢慢吃,巧克力是有营养的。”看见她的字心里热烘烘的,几乎都忘了巧克力。1947年寒假回上海。每次回去七娘都会叫车来接我,这次找了许久不见车。梦 说:“我的车送你回去吧.”到了家高高兴兴上楼,小懋勤来开门,见我就喊:“宁娘娘回来了!妈妈。宁娘娘还来了!”我看见田二嫂在客厅跟人说话,完全不理会。我问懋勤:“七爷爷他们呢?”她说:“回四川去了。”我明白了,只说:“我走了。”小懋勤还拉着我让我进去。

22、我说:“不,我走了。”连门都没进,转身就走。一边走一边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身上没有钱了,原想回来一切都会解决,想不到会是这样。下了楼想去乘电车,我又找不到去大舅家的路,算算坐黄包车的钱还够,就找个黄包车直到沙波赛路。同康大姐说:“七娘给你的钱都放在我这里呢。”拿了钱住了一宿我就要回学校。大舅很严肃地说:“快过年了怎么还走?等国外年再走。”我只好在大舅家过年,初三就回了学校。1948年暑假,同学们纷纷回家,我和同云、梦蓝等一起回四川。清晨,天还没亮,就已将行装准备好,徐豹也来了。大家一起围坐在地上聊天。高也来了,见徐豹在,也不和我们打招呼,径直走进食堂。一大群人,连走的带送行的,浩浩荡荡乘车到下关

23、码头。上了船,我独自走向船头,想看看江面,忽听身后有轻轻的口哨声,是“我住长江头”转身看是徐豹,他也不说话,笑笑,继续吹他的口哨。船进三峡,夜宿巴东。上岸看看,有卖担担面的,很想吃,也没去买。三峡的夜色真美,一个人坐在船头,寂静无声,四周是黑黝黝的高山,在山的夹缝里,一轮明月直照水面,划出一道长长的波光。在这样的光影中,心似乎也得到过滤,变得清明、纯净。船到重庆,朱海来接我们。到家了,说不出的高兴。七娘家住管家巷,她特意为我保留了一间房间,有床、书桌、小台灯。我可以在哪里休息、看书、写信、拉琴。楼下是一个很大的草坪,在重庆是少有的。外祖父也在这里,离开才两年,他老人家显得更衰弱了。不再和我们像

24、过去一样谈典故,讲故事。有时我想和他多说说话,但看他精神不够,也只好就陪他坐坐。因为我是学园艺的,七姑父问我怎样能把树墙收拾得更好,还要我消灭上面的虫子。我说需要农药,要自己配,七娘就说:“娃娃才回来,你就让她干着干那,让她休息几天吧。”七姑父有一个果园,他要我毕业后去替他管理,七娘也盼我毕业后回重庆。我想,我会回来的。七娘知道我想妈妈,住了几天后就安排我回成都看望爸爸妈妈。我在成都住了好多天才回重庆,已是快要返校的时间了。这一个暑假我的信很多,回渝后,妈妈还从成都转来我的信,并附言说:“因为不好寄,这些信我拆了放在一个信封里,我都没有看。”我笑了,想对她说:“看了也没关系。”七姑父也似有觉察

25、,问我有男朋友没有。我说没有,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别找那些学生娃,靠不住的。等以后我给你选一个,卅来岁,事业有成的。“我没有回答,心里在笑“我才不用你找哩!”对这些七娘从不表态。1949年南京解放,我们毕业。同学们大都参加西南服务团。徐豹身体不好,不能参军。我和他及一批同学到了北京,转向东北。1951年春节前,我请假回家探亲,徐豹在北京送我上车,到武汉,转船至重庆。那时,外祖父已去世,爸爸也调回重庆,在江北电力厂工作。我仍常在七娘家,带回了在北京和宝妹、徐豹的合影。七娘很高兴,将照片压在客厅的玻璃板下,有人来就说:“这是宁儿的男朋友。”我说:“徐豹的毕业照不好,穿着西服领带,像个公子哥。”她笑

26、,看得出他很喜欢照片上的徐豹。六妈走进来说:“大家注意到没有,徐豹长得很漂亮喔。”引得大家大笑。七姑父更说:“打电报把徐豹叫来,给你们办婚事。”妈妈也高兴,但比他们低调,只说:“徐豹长得蹾蹾笃笃的。”七娘将我从东北穿回去的一身黑棉衣裤换掉,用她的羔皮皮袄给我改成皮大衣,又做了一套蓝色的列宁装。惹得二哥开玩笑,说:“快把干娘皮袄拿出来吧,都是干儿子干女儿。”他也是七娘的干儿子,但七娘不是像喜欢我一样喜欢他,也是因为他大了,都已经工作多年,事业有成了。春节前,我去逛花市,重庆的花真多,茶花、腊梅都是东北没有的。腊梅真香,我太喜欢了,买了两大把。回来将客厅、饭厅、卧室所有看瓶子都装满了。七娘不做声,

27、任我摆布。前姑父回来一看,大吼:“谁卖这么多花,得花多少钱呀!”七娘说:“是宁儿买的。”“嗯“七姑父不做声了,过一会反说:“好香。”七姑父有一架顶好的相机,蔡司牌,德国产,据说很贵。是不久前才从香港带回来的,他非常喜欢。我回来后就用它拍照,给七娘照了几张很好的照片。一张是她坐在高立镜的梳妆台前,既有正面照,又有镜子里的侧面照,七娘很喜欢。临走前不久,我就打定主意想要这部相机。先给七娘透露,她说:“哎,这是你干爹最喜欢的,他新鲜还没新鲜够呢。”我不甘心,又去找七姑父,他是:“娃娃家拿去干啥,弄坏了。”我却仍然不甘心,由于我过去从未要过东西,这次又一再磨嘴,七娘心软了,她对七姑父说:“你就让她拿去

28、吧,以后多寄几张照片回来,不是什么都有了。”七姑父忍痛答应了。由于有了这部相机,我在东北的许许多多美好记忆都留存下来。三个孩子幼年的欢乐情景也都永久保存下来。当然,给他们寄去的一张张照片也给他们带去许多欢乐和安慰。后来一次七姑父生日,我们买了一个好皮夹,里面装着一张小航的照片,还写了祝词,当时小航才一岁多。寄回去后,七娘来信说:“干爹高兴极了,总带在身上,逢人就拿出来打开看照片,说:“看,这是我的小孙子送我的。”这次回东北前,七娘挑了几床漂亮的软缎绣花被面交给我,说是给我和妹妹结婚准备的。我不要,她非得让我带上,并说还有两床是送同康大姐的。离开重庆,是和二嫂的几个同事一起走的,他们刚采风回来,

29、带了许多四川民歌去北京开会。当时,我穿着列宁装,扎着腰带,带着解放帽,胸前别着“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白底红字徽章,一看就是从老区来的。许多人问我:“你是在东北托儿所工作的吧?”一路顺利,抵达北京。徐豹来车站接我。让我忘了和同行的同志们告别,后悔不已。我想明年或后年,我还会回来看望他们。谁也没料到,这一去竟开始了我们十几年漫长的通信生涯。他们在世时,我再也没有回过重庆。1962年秋,妈妈决心回成都。七娘来信说她要来东北看我们。不久她和十娘来了。十几年不见,她老了许多。徐豹对他们很关心,但这段时间他常出差,临走前还告诉我,要我买只鸡,说:“干妈喜欢喝鸡汤。”七娘知道后很高兴,说:“徐豹这孩子嘴里

30、不那么哄人,心里倒是很关心人。”七娘很喜欢孩子,当时正是食物奇缺,价格也贵的惊人的时候。他带三个孩子上街,买5元钱一斤的点心,分给每个孩子一块,孩子们高兴极了。妹妹要接七娘、十娘去哈尔滨玩,七娘显得很高兴。他要带小扬一起去,我想让小扬陪他去吧,也能弥补一点我幼年时未能随他去上海的遗憾。小扬那时刚7岁,她亲切地叫他“扬扬”,在哈尔滨玩了好几天。回来后很高兴的对我说:“扬扬这娃娃离不开我,走到哪都要跟着我,他上厕所也要我在门口等”看得出,她多么希望得到孩子的爱。小凯暑假从成都来,家里更热闹了。照了好多相,小凯聪明、活拨又漂亮,也是七娘的干女儿。我心里祈祷,愿小凯常在七娘身边,填补我的空缺。但还是未

31、能填补。不久以后,再一次通信中,知道她心里苦闷,我在信中安慰她说:“我永远是你的好女儿”她回信说看到我的信,她哭了。七娘从来是一个坚强的人,这句话让我难过很久。我们给七姑父买了一盒装潢很漂亮的“全须参”,七娘带回去后,来信说:“干爹收到你们送给他的人参,特别高兴”因为七娘和妈妈、十娘、小凯一起回四川,大家又带了许多袋子、篮子,装着豆油、小米、苞米面等当时四川紧缺的粮食、和油,热热闹闹的一起走,临别也不觉得忧伤,只说过两年会会去看望他们,谁知这竟是一次永别。*文革中,得知她的噩耗,我捂住胸口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我低低地叫:“爹也,爹也“叫不下去了,泪如泉涌。 * 直到1979

32、年,我回重庆。光姐夫带我去临江路,远远看看她住过的房子,我的泪还是不住地流 后记9月1日收光姐信,谈及写家史及忆旧文字。电话中,光姐说无人写七娘的,我含泪说:“我写。”现在终于写完了,时间不多,从最初写至写完,仅仅8天时间。我没有刻意要写什么,只是将脑子里流动着的一件件记下来,仿佛是一副副十分清晰的画面,只需用相机将它照下来一样。这几天有病,躺在床上,每当脑子里浮出一幅画,就起来写一段,有时是两段、三段、四段,不需要想,只需要把这些画留下来,手和笔都只是工具,它机械地在动,流淌出来的是爱和欢乐,是心的忧伤和眼泪。有时每每写了几段,竟不需要改动一个字。因为,那些音容笑貌在我心里实在刻画得太深了。我并不常常想,但他们永远是那么清晰、亲切,犹如昨日一样。他们走了,走得那样突然,那样悲哀,我总是不敢去回忆。直到现在,写起来,仍泪水盈眶。 2008.9.8我之所以急急地要把这些往事写出来,是因为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了。我要在我完全看不见写字前将它写完。以免这些美好又伤心的记忆为时间所淹没。 又及 2008.9.13抄写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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