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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遇见洛阳-中国开始的地方》英文旅游书籍项目 .doc

1、1北大向何处去?前言我对北大最早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梁效” 。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但也要不断受“评法批儒” 、 “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教育, “梁效”的大名早就耳熟能详了。开始我以为“梁效”是一个人,后来才明白是北大、清华两所学校大批判组的笔名,由此知道了北大、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上中学以后高考开始恢复,北大更是成为了无数学子无限向往的地方。记得高一时我去一位同学家里,看到墙上挂着他父亲年轻时佩戴北大校徽的大幅照片,顿时非常羡慕,似乎也憧憬过自己能否戴上北大的校徽。不过那个年代信息比较闭塞,我根本估计不出自己就读的中学和我本人的高考竞争力,北大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1981 年

2、我参加了高考,我们那时候是估分填报志愿的,我感觉考的还不错。幼年时我曾在关中农村的外祖母家生活过几年,对农村比较有感情,当时还很有些想改变农村面貌的理想,于是考虑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作为第一选择。就在交报名表的当天,父亲的一位同事有事来家里,他顺便问了一下我的高考情况,建议我第一志愿应该报北大。因为这次偶然的到访,我临时改变了志愿,分数公布后我的成绩位于陕西省文科类考生前十名之列,这样我就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考上北大的确给家人带来了荣耀,也让我异常兴奋,开学报到前几天我就没有睡好觉,带着激动和疲倦,我和几位一起考上北大的同学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北京,在火车上我和另外两位男生也没有合过

3、眼。我们是清晨不到 5 点下车的,出站后找到了北大的新生接待处,此后聚集在接待处的新生越来越多,但是一直等到早上 7 点多,才看到学校派来了两辆迎接新生的大轿车。由于车少人多,所有的新生都往上挤,混乱中我们帮同来的两位女生挤上车,把随身行李也塞进去了。我和两位男生没有挤上去,只好摇摇晃晃地乘了 2 个多小时公交车,才终于来到北大。进校后我忙着办理各种入学手续,等把托运行李都搬到老旧的宿舍后,却看到地面、桌椅、床铺上全是白灰,显然是粉刷后没有清理。我虽然疲惫的只想睡觉,也只能和室友们一起打扫,直到当天晚上才基本上收拾干净。北大简陋的物质条件让我从对大学生活的极度憧憬中感到一些失望,大概是恢复高考

4、后北大学生的数量增加很多,学校没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食堂的伙食也非常简单,记忆比较深的是大一时每天晚饭只有“肉末白菜粉”一道菜,就是把肉末、白菜和粉条炒在一起,一毛钱一份,主食只有馒头和玉2米粥,我们需要排半小时队才能打到饭菜;浴室则更为简陋,全校只有一处破旧的公共浴室,洗澡时人挤的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大讲堂那时候还没有座椅,报到时每个新生交几块钱押金领一个方凳,新生开学典礼我们就是拎着方凳去参加的。如果想看电影,也是拎着方凳到大讲堂,或者拎的更远去东操场看露天电影。虽然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我很快还是感觉到了在北大上学的优越之处。入学后没几天,我们中文系新生就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鲁迅诞辰 10

5、0 周年纪念大会,见到了除邓小平之外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聆听了胡耀邦总书记激情澎湃的讲话。尽管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实际上是去“填座位”的,但当时却让我有了一种“通天”的感觉,似乎和最高层的距离很近。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外地学生而言,如果不是上了北大,中央高层领导可能永远都是神秘和遥不可及的。至于各种名人我们见的就更多了,那时候北大整天有各种讲座,各界名流经常来北大讲演或参加活动,而且大都是学生们自己请来的。名人们一般也会给北大学生面子,很愿意来北大,很希望在北大得到认可。不过北大学生可能是见过的名人太多,名人们如果讲的不好,经常会得到鼓倒掌和嘘声的待遇,或是干脆大批地离场,让名人们很是下不来台。此外

6、北大学生还经常能请到各类文艺团体来学校演出,国内一流的文艺团体几乎都来过北大,有的来过多次;有些热门电影的首映式也是在北大举行的,我才知道那些在银幕上光彩照人的演员,其实近距离看时往往并不起眼。那个年代北大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气氛很浓,学生们的政治热情很高,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我们入学之后,就多次听到上几届学生谈起 1980 年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盛况。区县级人大代表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直接选举,当年的北大学生投入了极高的参与热情,部分学生参加了竞选,表达了许多政治主张。1981 年春天中国男排逆转战胜韩国队后,北大学生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也令我们无限神往,很快我们就在中国女排

7、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国家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大胜科威特队时体会到了那种激情。1984 年国庆 35周年庆祝游行的队伍中,和我们同在一个方阵的 1981 级生物系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定格画面,体现了北大学生对处于个人声望最高时期的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支持。除了这些大的场面之外,北大学生平时关心政治问题的热情也很高,涉及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讲座、讨论往往会受到热烈欢迎;各种场合中的讨论和争辩更是随处可见,有一段时间 32 楼南面的院子里学生们还办过一个咖啡馆,经常可以在那里听到各种时事新闻的发布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讨论。1985 年春天我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的选择。大概

8、是我平时表现出了一3些对政治问题的兴趣,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去校党委工作。前任党委秘书哈伟就是中文系 1978 级的,他要离职深造,党委办公室希望再找一位中文系的毕业生接替。我一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明确规划,不清楚到底什么职业适合我,可供选择的其他要人单位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于是想着先留校工作也不错。这样 1985 年 8 月我就到校党委办公室报到上班,身份从大学生变成了一位党务工作者。1985 年可能是北大学生政治倾向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北大师生中也有一些对政治问题的不同看法,不过从总体上看,北大师生和中央高层是比较一致的,对改革开放是全力支持的。但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见

9、成效带来的上下一心的“蜜月”之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显现。到了 1980 年代的中后期,北大的政治气氛仍然非常浓厚,只是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学生中表现的比较明显,学潮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一条主线,先后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学潮,最后一次是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在这几年里,北大党委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学潮进行的。我作为一位亲历者和旁观者,认为在这几次学潮中,北大师生虽然和上层有不少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但是就总体和主流而言,北大师生一直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只是希望党能够改进自己的问题,做出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1989 年的政治风波对北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从根

10、本上改变了北大的走向。政治风波之后的北大校园曾经异常安静,到了学生区恢复往日的喧闹之后,听到最多的声音已不再是读书声和讨论声,而是从一大片宿舍楼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麻将牌的声音,我也是那时候学会打麻将的。北大学生关心政治的气氛不再浓厚,一种苦闷和迷茫的感觉则弥漫在校园中。此后的北大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到今天仍在持续,我虽然一直身处其中,但是也难以对它的发生发展有完整清晰的认识。我并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有多么完美,当时的北大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弊端,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学校的总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师生们的思想是比较活跃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比较浓厚的。1988 年北大 90周年

11、校庆时,北大出版社出版了精神的魅力一书,中文系谢冕教授在其中永远的校园一文充满诗意和激情地写道:“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4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谢冕教授对于北大精神的概括或许有些溢美之处,但至

12、少是体现了北大的一种传统,一种长期追求的境界。变化是逐渐开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所能感到的北大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转向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思想上的活跃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盛行。这种变化是逐步的、渐进的,甚至是身处其中的人难以明察的。北大的变化固然有政治、社会、外部环境等方面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出于趋利避害本能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来的过于彻底,已经到了让几乎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程度。对于北大的变化,几位主要领导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作用最大的则非任彦申莫属。任彦申的能力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他不是简单地执行上面的指令,而是能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

13、际,提出一系列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在任彦申还没有成为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之前,他的主张就在北大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尤其是他提出的北大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的观点,更被认为是北大当时唯一可做的选择。北大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将北大的作用局限在经济、技术领域,放弃了北大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而且应该继续发挥的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而使北大愈来愈趋向于工具化和实用化。与此同时,任彦申将北大逐步改造的适应体制需要,并建立起北大自身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意图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此后又经过许智宏、闵维方、周其凤、朱善璐等主要领导人的持续推进,其发展程度

14、愈演愈烈,终于使北大形成了全面的官本位体制,各级官员成为了北大最有地位、最有身份、最有话语权的群体。在行政化、官僚化倾向的主导下,北大的学院、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逐渐演变为官本位制,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术实际上并没有多高地位。虽然北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引进和涌现了一些出色的学者,个别学科在世界上的排名有了提高,但往往只是成为官员们炫耀政绩的“面子工程” ,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筹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不断受到压制,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被边缘化,比较懂得配合的则获得了较高的推崇。还有一批善于经营、长袖善舞的“风云教授”大行其道、名利双收,活跃在学校的各个领域。尽管北大的某些学科取得了一

15、些进展,但总体上功利性比较强,在学术上、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很小。这么多年来人文社科领域没有出现新的大师级人物,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没有再产生王选级别的成果就足以说明问题,更5遑论“世界一流”了。北大的学生总体上则是实用化、工具化教育的必然产物。其实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同北大学生就没有多少直接接触,不了解学生群体的状况,但是又能从很多方面感觉到他们的变化。当然学生群体的变化也是逐步的,当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不被鼓励并受到限制之后,自然就会把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经过长期的教育引导,北大学生多数已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不再有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他们可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可以配合学校官僚

16、们的表演,可以充当表达官方意愿的工具,但却不知道北大的传统,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我曾看到过一篇署名老愚的面试研究生的文章,作者曾面试过一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研究生,从求职简历看上去个个可谓人中翘楚,博学多识,但面试的结果却让作者“不由自主地崩溃了” ,认为他们“无知识,无立场,无求真之诚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虽然作者遇到的学生可能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对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判断:现在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基本上都是大批量地培养着这种类型的学生。其实一些重要领导人对北大、对北大的学生还是寄予很大期望的。1988 年北大 90 周年校庆时,我曾去过位于台基厂的彭真同

17、志住处,取回了彭真为北大的题词。我记得题词的大意是希望北大要继承优良传统,站在历史潮头,推动历史车轮前进;2010 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来北大,当温家宝和北大学生见面时,一再表示纪念“五四”首先应该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北大学生应该懂“科学民主”四个字,他要求同学们讲真话,不要怕讲错话。在场的北大学生却无一人理解温家宝的苦心,只是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有人曾做过统计,温家宝 2010 年讲过六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也许会在北大就政治体制改革做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北大学生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温家宝失望之余,只好说一问周围的同学都是学生干部,不用说都是学校安排的。其实就是学校不做任何安

18、排,其他北大学生也不会提出有分量的问题来。评论家何三畏先生就此写了一篇让人绝望的北大学生的提问 ,对北大学生的现状进行了准确评论。不知道是对北大的失望还是出于别的考虑,温家宝离任前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重要演讲,当温家宝阐述着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时,又不知道会有多少北大、清华的学生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就在我即将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 2014年 5 月 4 日来到北大,向北大师生提出了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6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对北大学生一向是看重的,早在 1990 年暑期校

19、团委组织学生去福州市社会实践时,我曾随队前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专程来到我们驻地,同我们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的座谈交流。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以自己下乡插队等实际的经历和体会,对北大学生给予了关心和期望。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又先后 5 次来北大,他提出的价值理念无疑是有针对性的,是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实用性、功利性的教育,现在的北大学生还能否理解这些价值的内涵,能否承担起这么大的期望?我不能不对他们表示怀疑。北大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校的教学、研究工作逐步走向实用化、功利化,管理体制则实现了彻底的行政化、官僚化。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些做法

20、都完全违背了基本的教育规律,同世界高水平大学的通行规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学校行政官员的主导下,北大却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甚至还多次制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丁石孙时期就提出了,当时提出这个目标是真诚的,也是全校上下都比较认可的。但是到了任彦申主导下的北大百年校庆,再次提出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时,就已经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实际上是希望因此得到国家的重点投入。闵维方任职时期,又提出北大要“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 ,把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过程等同于“跑步” ,只能令人想起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滑稽。朱善璐上台之后, “迅跑”都嫌太慢了,他要让北大“冲刺入列” ,就是要以冲刺的速度进入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在北大这几位主要领导人中,除了任彦申还比较实际一些,以谋求一定的利益为目的之外,闵维方的“迅跑”只能让人觉得可笑,朱善璐的“冲刺入列”则更是十分荒唐。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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