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伦理道德思想与公私观的关系一、中国传统公私观的历史演变公私观是对公与私的关系根本看法，是人生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公私关系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原始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没有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因而没有私有观念，也不存在公与私的对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公有制解体，出现了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由此产生私有观念，形成公私关系。1、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公私观念。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主张以道德完善和自律来灭私。儒家学派的基本社会政治主张是行“仁政”，故“仁” 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最核心的范畴。何者为“仁”？一曰“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复礼”，其一般的意义是指克制、压抑一“己”之私
2、欲，是个体的言行完全服从于“礼”即公共秩序。儒家名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j)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gun）、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fn)，女有归。货恶（w）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2， 法家。在先秦，法家最先提出尚公论。在韩非子中有“禁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 法家立公灭私的思路是以法为公，一断于法。在公私相背的视点中，韩非子强调公私对立的绝对性，坚定地否定私而倡导公，进
3、而提出解决公私冲突的原则和方法。“去私行公”、 “废私立公”是韩非提出的作为臣民应遵守的行为准则。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
4、；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韩非子3，道家。大道无私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
5、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吕氏春秋 墨者有钜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
6、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 4，墨家：兼爱、非攻、尚贤“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是其身”，从而做到“诸侯相爱”、“家主相爱”、“君臣相爱”、“父子相爱”、“兄弟相爱”，乃至“天下之人皆相爱”。 “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于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举贤不分出身门第，“不党父母，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做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家主张义利统一、德利并重，肯定国家、人民的公利就是最重要价值。墨子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也就是说，兴利除害乃是志士仁人
7、的最高价值取向。墨子的“三表法”也明确表明，追求真理也就是追求国家、人民的公共利益，这是最高的价值实现。杨朱宣扬的则是赤裸裸的自私纵欲论“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臭腐消灭，是所同也。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列子杨朱篇唐代韩愈尚“公”：“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足为以之为二则顺则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不当。” 原道，韩昌黎全集5，晚明至清中期思想家对“公”、“私”的讨论又前进了一
8、大步，他们论证、赞扬人之“私”的合理性，分析了“公”、“私”关系，认为“公”、“私”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借助、利用人之“私”而治理社会不仅得人心、展人性，也可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公”、“私”是相对的，当我们反对具体的“私”时，必须考虑到更大的“私”与更小的“私”，要用动态的比较的眼光来处理公私关系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制订一个“存公去私”的处理原则，去除一切“私”。在寻找合私成公之途径、公私统一之原则、公私易位之方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与宋明比较，晚明清初思想家更重视“私”的意义及公私的协调，而不视“私”为恶，夸大“公”、“私”的对立，既然“私”是人之情，那么“大公无私”是逆人情，是假道学；既然“公”由“私”生，那么去公存私是一不切实际的迂腐之论 到了18世纪初，由于有了较多的对外贸易，以及商业经济的发展，接踵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意识与实践大面积渗透，使商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经济自由成了近代商人的基本要求。商业的发展更加挑战了传统观念中的对私的压制，私的合理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肯定和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