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临高县 2018 年前三季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总结2018 年一至三季度，我县认真贯彻国务院、省政府相关部署，对照临高县 2018 年“双打” 工作要点， 坚持以打击侵权假冒行为为抓手,以促创新、保民生、防风险、净化环境为目标，各项工作成效明显。截止 8 月 30 日，全县各行政执法机关共立案 58 宗，出动执法人数 2486 人次，出动执法车辆254 辆次，检查各类企业店 2878 家户次，没收侵权涂料 180桶，没收假冒艾诗牌香皂 62 块和罗曼诺香皂 101 块，没收不合格服装 47 件，假烟 9.36 万支，查处侵犯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注册商标白酒 25
2、 瓶，查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双 桥牌 ”味精 19 包，查处侵权注册商 标专用权“讧小白”酒 62 瓶，缴获各类非法出版物 168 余册，盗版光碟 80 余盘。现将 2018 年前三季度工作情况报告如下：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县委、县政府历来重视打击侵权假冒工作，今年的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做到了早动员、早布署。3 月初县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各成员单位工作会议，通报 2017 年全省的打击侵权假冒绩效考评工作，布署 2018 年的打击侵权假冒工作，明确要求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对照省政府的打击侵权假冒工作方案要求，制定部门具体实施方案，切实履行职责。二、认真履职，成效显著。全县各部门针对食品药
3、品、农资、家用电器、建筑材料、汽车配件、儿童用品等“六大重点产品 ”；围绕互联网领域，农村和城乡结合部， “秋 风行动” ，并加大力度推 动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工作;加强车 用燃油，药品和医疗器械，重点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等“四项 日常监管” ；着重关注生 产、运输、加工、消费“ 四个重点 环节 ”；从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突出 问题入手，大力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全面覆盖，不留死角，真抓实抓，维护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提高了依法监管水平和执法工作效率，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一）、县“双打” 办充分 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采取有效措施，推动重点工作落实。1、加强督查。根据年初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
4、组提出的工作要求，县“双打 ”办制定督查工作计划，组织人员深入各成员单位进行检查、采取听汇报、阅资料，查记录等形式，及时掌握各单位工作进展情况。2、加强工作通报。县“ 双打” 办根据各 单位工作进展情况，及 时向县领导小组汇报，对在开展过程中存在不积极、不主动、不落实的单位进行通报，促其采取措施，迎头赶上。3、加强指导。针对个别单位信息员调整的情况，县“双打 ”办主动联系，及时登门指导，认真向新安排的信息员传授两法平台的操作规程及细节要求，使新安排的信息员能够尽早掌握平台操作技术，独立完成部门的动态信息和案件录入工作，确保全县两法平台工作顺利开展。（二）、县工商部门以长期联动，多次开展农村和城
5、乡结合部的经营户销售食品、日用品、农资产品、车用燃油、床上用品、家电、建材、塑料袋制品等经营领域进行专项整治。一是持续开展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市场治理，二是开展打击成品油市场非法经营专项行动，三是开展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四是积极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五是强化消费者维权效能，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截至 8 月 30 日，县工商部门共检查各类企业 2089 家次，出动执法人员 489 人次，检查加油站 16 家，行政立案 12 宗，罚没款 6.51625 万元，挽回消费者经济损失 32 万元。（三）县商务部门认真开展车用燃油专项整治工作，有效净化成品油市场环境。根据省商务厅的工作要求，县商
6、务局组织力量，认真开展车用燃油专项工作。专项整治的重点为源头治理，打建结合，务求实效，以城乡结合部，海榆西线沿线和成品油零售店集中地为重点区域，以成品油零售，机动车加油站为重点环节，以遏制规模化、重复性、链条化制售假劣车用燃油违法行为，整个专项整治工作共出动 165 人次，检查加油站 21 家次。（四）、县农业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2018 年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要求，制定了临高县农业局 2018 年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规范农资生产经营秩序和保障农资产品质量安全，制定农资打假工作计划，明确工作时间、任务，以皇桐、波莲、多文、加来、南宝等冬季瓜菜为重点，主要检查了农药经营户、种子经营户
7、以及物流、快递店等，重点检查农药产品为是否有违禁农药、是否有不过标农药等，今年以来县农业局执法大队与农业种子站、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开展联合执法 2 次，对全县 75 家农药店及 65家种子店开展 2 次。截止日前共出动执法人员 65 人次，行政立案 2 宗，罚款 5.58 万元。（四）、县食药监部门紧紧围绕人民行动普遍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深入推进法制和制度建设，依法加强市场监管和集中整治，加大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力度，积极开展各种专项整治，减少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年以来，先后联合县畜牧局、县农业局、县质监局、县卫生局等部门开展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专项质量抽
8、检三大行动。在食品流通领域方面，一是开展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专项检查，二是开展夏季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三是开展食用调和油专项排查；四是开展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食品安全整治行动。在药品医疗器械方面，一是开展打击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流动摊贩无证经营“三品一械” 专项活动；二是开展从非法渠道购入药品专项整治；在质量抽检领域，一是开展国抽、省抽、市县农产品等日常监督抽样工作；二是开展凤爪、米粉和畜禽脱毛点专项抽样快检工作。特别是在元旦、春节、清明、端午节等节假日的前、中、后期加强对食品流通、餐饮服务、药品流通等几个重点环节的检查、快检力度，保障人民群众节前、节后的食品药品安全。截止8 月底，全县
9、共出动执法人员 634 人次，检查食品经营户、生产小作坊、生产企业 1768 户次，药品经营户 206 户次，行政立案 17 宗。（五）、县文体部门开展印刷复制监管专项整治行动。一是加大对印刷复制生产企业的源头治理。联合县公安、消防、工商等部门开展专项行动 3 次，加强了对印刷复制各类出版物、音像制品、印刷品等企业的检查，严厉查处非法印刷复制和非法加印出售行为；二是加大对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市场的监管。集中开展对图书、音像制品市场的执法工作，切实加强中小学教材教辅的发行监管，严厉查处违规征订非法出版、盗版发行教材教辅行为，积极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文化环境，有效了遏制非法销售的行为。三是努力
10、推动我县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工作，完善工作制度，摸底排查各单位安装使用正版软件的情况，做好正版软件采购安装工作和开展软件正版化培训班，深入政府机关各单位开展软件正版化宣传，营造“ 拒绝盗版，使用正版 ”的良好氛围。截止 8月 30 日，县文体局共组织了 4 次联合检查，日常检查 12 次，出动执法人员 166 余人次，检查印刷企业、网吧娱乐、歌舞厅、音像制品和图书经营单位 220 余家次，取缔游商地摊 2个，查缴各类非法出版物 168 余册，盗版光碟 80 余盘。三、 “两法”平台建设明显成效。县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意见，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
11、司法相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并对打击侵权假冒案件信息录入和工作时间作了专门规定。截止 8 月底，我县共录入案件信息 50 宗，动态信息 88 条。在所录入的案件中各部门均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录入系统，案卷规范，格式文本完备，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四、扩大宣传，营造社会氛围。今年以来，我县各职能部门积极开展打击侵权假冒宣传活动。截止 8 月 30 日，我县共举办各类侵权假冒活动 13 场，发放宣传资料 19680 份，摆放宣传展板 20 多张，举办培训班 8 场。县宣传部积极协调临高电视台、今日临高报等县内媒体记者及时追踪“ 双打” 工作动态，今年来， 今日临高报共刊发双打新闻 11 篇，临高县广播电视
12、台共播出双打新闻 20条。在临高行动、临高广播电视台等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我县双打工作动态信息 10 余条。并加强与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海南特区报、海南新闻联播等省级主流媒体合作。今年共刊发、转载临高双打新闻 10 余条。为我县“ 双打” 工作宣传造势，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今年前三季度，通过认真谋划、精密部署、扎实推动，我县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侵权假冒行为更隐蔽，违法形式多样化。以往的违法场所从有形市场向网络销售领域扩散，重点领域从城市向城乡结合部转移，违法手段从简单向分工配合的专业化转变，从而使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比以往更加困难。下阶
13、段，我县将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做出有效整改，并在前阶段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各成员单位间的协作配合联动机制，加大检查力度，遏制消除假冒侵权违法行为的渠道，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标语等进行宣传，营造全社会参与维权的浓烈氛围，做到打击假冒伪劣不留死角。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领导小组办公室2018 年 10 月 30 日第38卷第4期 2012年7月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f Xuzhou Normal Uni(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138No4 Ju12012 1 9世纪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比较研究 张海鹏 (中国社
14、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济南250100) 关键词 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早期现代化 摘要 中国和日本两国大体上在19世纪6090年代先后迈出了早期现代化的步伐，而两国发展 的结局却大不相同。日本的维新是由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主动在全国推行，明治政府为了集中政府权力，成 立了专门负责引进、移植和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中央机构。这些中央机构，都以“激进改革派”人士执掌。而 中国只是由地方上的几个大员，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其他对洋务有兴趣的总督或者巡抚在他们 的辖区办理。洋务新政时期，未能建立任何一个推动资本主义改革、引进西方学术和技术以及机器设备的专 门机构
15、，没有一个机构来设计、制定有关推动洋务新政的方针政策。在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方向上，中日之 间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洋务新政初期引进的军事3-业，全部是官办，此后开设的民用工业项目，大多 是官督商办，民办企业极难生长。清政府没有提出促进民营企业的任何政策。日本则实行了两个并举：引进 资本主义企业与引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举，举办官办企业与鼓励民营企业并举。尽管两国都具有早期现 代化的特征，但与真正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尚有距离。洋务新政与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上的产物，难以作真切的比较。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逐渐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日本社会进行了资本 主义改造，这些改造刺激了日本
16、社会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生，推动了日本社会向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转变，从 而促进了日本产业政策向自由资本主义方向转换。这个转换，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可见，落后 国家只有转换国家体制，才可能全力推进资本主义的产业政策和文化政策，才可能赶上现代化的潮流，而中 国在19世纪内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在现代化的道路 上很难迈出大的步伐。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12)04-0081-07 中国和日本两国大体上都在19世纪6090 年代迈出了早期现代化的步伐，而两国发展的结 局却大不相同。研究这种不同产生的原
17、因，很有 意义。本文拟对此作一些宏观的探讨。 一般来说，中国在19世纪发生的早期现代化 过程，学术界称作洋务运动，或者称洋务新政、洋 务自强。日本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则称作明治维 新。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明治维新，都是一个持 续发展的过程。 据学者统计，大体上在19世纪6090年代， 在中国，洋务派总共兴办了大约60个近代企业， 总投资约5300万两银子。其中，军事工业21个， 投资3700多万两。以30年计算，平均每年2个， 每个企业投资170余万两。如果再加上在洋务派 授。 影响下和特别批准下，以官督商办名义兴办的民 族资本主义近代化企业，也不过共有120余个，合 计投资约5800万两，平均每
18、年4个，每个投资不 及200万两 J。应该说这样的数字实际上是一个 很小的数字，所以有一些人反对使用洋务运动这 个提法，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它没有发展成为一个 运动，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号令在全国兴办起 来的。 如果拿中国的洋务新政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来 作一个比较就会非常清楚。日本的明治维新比中 国的洋务运动稍晚几年，1868年明治元年才开始 宣布维新，中国从1861年就已开始。但实际上日 本的明治维新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改革，所引进的 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企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 收稿日期2012-0316 作者简介张海鹏，男，湖北汉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史哲学部副主任、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 成效显著。有人统计，从1868年到1892年，日本 总共建立了5600多个公司，总投资资本达到2 89亿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每个公司 资本差不多1100万日元，折合中国的银两大概有 700多万两 。所以在1892年前，中国在兴办洋 务企业方面的成就和日本的情况相比，中国可以 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实际上，两国的发展水平不 在一个层次上，也不在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上。 一、洋务新政与明治维新的宏观比较 明治维新在日本是由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主 动在全国推行的，而洋务运动在中国只是由地方 上的几个大员，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 其他对洋务有兴趣的总督或者巡抚在他们的辖区
20、 办理。当时中国还大量存在顽固派，他们对于建 立新式海陆军、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开办民用工矿 交通运输业，对于学习西学，无不加以反对。曾国 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给皇帝的很多奏折，另外一 些大臣多持反对意见。慈禧太后占据统治地位， 两边的意见都听，两边都支持，看两派互相攻击， 对两派皆有运用之妙，她是“居中驾驭”，重在长 期保持自己的统治权力。李鸿章在私下曾抱怨， 京城里的一些人眼光狭窄。说日本国由其君主一 人主持，臣民一心并力，财力人力不断增进，而中 国朝廷里朝议夕变，早作晚辍，前途怎样，很难预 计。不知道是否能等到“嗣皇帝(指光绪帝)亲 政”而不发生严重变故 j。这充分说明：洋务新 政不是中国
21、中央政府推行的一个举国一致的 行动。 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明治政府为了集中政 府权力，成立了专门负责引进、移植和发展资本主 义企业的中央机构。这些中央机构，都以“激进 改革派”人士执掌。1869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了 民部省(相当于民政部)、大藏省(相当于财政 部) 、工部省(相当于工业部)，1873年成立内 务省，1881年成立农商务省。在这些中央机构的 推动下，提出了“殖产兴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企业的方针。从1870年到1885年，这一方针连 续不断地执行了15年。在这一方针统领下，日本 全力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包括交通运输和通 信业、钢铁业、机械制造和化学工业、采矿业、纺织 业、食品
22、业、银行业；在农业方面，实施“劝农政 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农业、畜牧业，大批 引进西方专业人才，大力吸纳近代西学知识，全面 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了日本社会向 82 资本主义社会转化。 反观中国，在洋务新政时期，除了按照北京 条约要求，在中央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处 理大量外交事务外，中央和各省政府机构原封未 动，未能建立任何一个推动资本主义改革、引进西 方学术和技术以及机器设备的专门机构，没有一 个机构来设计、制定有关推动洋务新政的方针政 策。洋务新政期间，建立了一些近代化的军工企 业和民用企业，招聘若干技术人才，以求“自强”， 以求“富国强兵”，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等等，都
23、 是出自推动洋务新政的地方督抚，未能成为举国 一致的政策与指导思想。洋务新政与明治维新的 结果大异其趣，就是必然的了。 类似于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新的中央机构建 立与调整，以及推进维新事业的法律、政策的起草 颁行，清政府要到它的晚期，即20世纪初期，才逐 步提上日程，1903年起陆续建立商部(后改为农 工商部)、度支部(相当于财政部)、巡警部等中央 机构，直到1906年，中央机构改革才有了外务部、 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 农工商部、邮传部等较为完整的机构框架。1903 年以后才制定著作权律、公司律、破产 律、商会简明章程、矿产简明章程、铁路 简明章程等。这些较之日本整整
24、晚了3O年。 明治政府在1871年派出了最有影响力的大 臣(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组成庞大的代表团 (100多人)到欧西国家考察。考察时问近两年， 足迹遍及美、英、法、德、俄等十多个西方国家。这 个代表团在考察期间，除了预先设想的废除不平 等条约毫无进展外，向欧美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社 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诸方面均有很 大的收获。代表团此次考察的基本结论是：日本 必须学习和赶上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要学习 英国，建设军事要学习德国，强调以俄国和德国为 日本“文明开化”的基准 j。这个代表团回国后， 在推动日本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化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而中国呢?清政府直到三十多年后，在 19
25、05年才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一年多以 后，考察大臣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方案，这个方案不 为慈禧太后全部接受，成立内阁制搁浅。 在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方向方面，中日之间 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洋务新政初期引进 的军事工业，全部是官办，此后开设的民用工业项 目，大多是官督商办，也有官办，商办企业为数较 少，极难生长。清政府没有提出促进民营企业的 任何政策，毋宁是处处在压制它。李鸿章控制的 官督商办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一华盛纺织总厂的 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主持机器织布局的郑 观应在1881年请求李鸿章给予织布局专利权，要 求在1O一15年内，“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 得于限内另自纺织” J。
26、李鸿章依据这个请求上 奏清廷，同意“酌定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 准另行设局” 。这就是说，10年内不准各地商 人另建纺织厂，从而压制了商人建厂参与竞争的 积极性。织布局火焚后，重建了华盛纺织总厂，李 鸿章又同意主持华盛纺织总厂事务的盛宣怀在总 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要求全国“无论官办、商 办，即以现办纱机40万锭子，布机5000张为额， 十年之内，不准续添” J。李鸿章、盛宣怀主持的 官督商办企业就这样取得了垄断地位。在官督商 办企业这样的专营政策垄断下，民办企业很难在 纺织行业中一展身手了。轮船招商局与洋商签订 的“齐价合同”也同样限制了民办轮船公司的 成长。 日本则实行了两个并举：建立资
27、本主义企业 与引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举，举办官办企业与 鼓励民营企业并举。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引进、移 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企业同时，也引进、移植西方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包括公司制度、银行制度、 货币制度、公债和保险制度；明治初期为了倡导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大量举办了官办企业，其中 陆军省主办的军工企业占了主导地位，据统计，到 1884年，陆军省所属军工企业的职工人数，是工 部省所属工厂人数的9倍，马力则是35倍 J。 在开办官办企业的同时，明治政府也重视发展民 营企业。 清政府把民间资金吸引到官督商办企业里来 加以控制，设法阻止民营企业的发展。日本政府 却尽量地鼓励推动民间兴办企业。民间资
28、本不 足，明治政府设法调动资金来支持民间兴办各种 企业。1872年开始成立国立银行，到1979年这 种银行增至153家 。国家还改革货币制度，实 行公债和保险业务，银行发行货币，从而大大促进 了资金的融通。国家发放“劝业贷款”，发放“劝 业基金”和“创业基金”，为各种民间商人提供发 展资本主义企业的资金，从而大大缓解了“殖产 兴业”中的资金困难。据统计，在18701885年 间，日本政府发放的“兴业费”达到2970万日元。 同一时期，通过政府机构向私人企业和个人放款 8O万日元，向国立银行和私立银行放款2900万 日元，向旧官僚和特权商人放款310万日元。其 中向三菱公司一家就放款186万日元
29、 ，所以， 日本的资本主义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很快成长起 来。尤其是在188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改变国营 企业过多而造成财政亏损的状况，在相当程度上 改变了企业发展的方向。1880年11月，明治政 府颁布了“处理”国营企业的条例，确定了廉价 “处理”国营工矿企业的方针。除了保留部分军 工等企业外，在实施过程中，日本政府将大部分国 营企业廉价处理给各类资本家。有些企业，实际 上等于无偿转让。学者万峰认为，这些措施在相 当程度上壮大了私人资本的力量，促进了日本资 本主义的成长 12。日本学者依田熹家认为：“这 一事件对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国家的确立 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像三井、三菱、川崎等一 大
30、批“政商”，逐渐发展成为后来日本社会的大财 阀。在中国，企业大量是官办，其次是官督商办， 商人有钱，但不敢办公司，所以在官办的名义下或 者在官督商办或者官商合办的名义下来办一些公 司，力量很小。纯粹商办的企业很少，而且资金也 很少，缺乏资金融通的渠道，企业风雨飘摇。纯粹 商办的企业面对几方面的竞争，既面对洋商的竞 争，也面对官办企业的竞争，面对官督商办企业的 竞争，很难生长起来。所以，直至清末，中国未能 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未能突破前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未能出现资本主义企业蓬勃发 展的局面。 日本在明治初期，虽然推翻了幕府统治，国内 还面临许多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在岩 仓具视
31、、伊藤博文等大臣的推动下，1872年完成 “废藩置县”，彻底取消了封建领主的统治，瓦解 了封建幕藩体制下的土地所有制；旧的藩主退出 中央政权，不仅实现了全国政令统一，也实现了中 央集权专制统治体制。随着“废藩置县”的完成， 又逐步改革封建等级制度，取消了武士阶层的特 权，大体上实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1871年 制定了户籍法，1872年编制了全国统一的户 籍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方 针，1870年制定日本第一个大中小学规则， 1871年成立文部省，1872年文部省颁布学制， 全面推动教育改革，以小学为基础，普及国民教 育。1873年明治政府进行了土地租税的改革，逐 渐改变封
32、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为地主的土地所有 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的人身获得自由 15o 以上这些改革，为推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准 83 备了前提，扫除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障 碍，开拓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也为工业发展准备了 有一定知识基础的劳动力后备军。所有这些改 革，不仅涉及政治制度，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结构， 涉及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制度。通过这些改革，加 上随后的明治宪法体制的建立，日本社会已经脱 胎换骨，不仅在社会经济结构上，而且在社会政治 结构上，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发展为军 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这些改革，在中国完全没 有触及。教育制度的改革，中国在20世纪初才提 上日程。至于
33、土地制度的改革，不仅有清一代未 能提出，甚至民国时期也未能实现。 二、中国大臣的困惑 这里有一个故事，是清政府大臣面临的困惑。 1884年6月，中国驻日本公使黎庶昌给皇帝 上了一道敬陈管见折，请总理衙门转奏。总理 衙门碍于战情紧张(中法战争发生观音桥事变)， 又碍于奏折中建议有关修火车、派亲王出国考察 等事项不宜上闻，原折退回，并未送达朝廷。 黎庶昌有感于自1877年1月随郭嵩焘在伦 敦赴任以来，清廷“遣使八年，出洋诸公从未有将 中外情形统筹入告者”_l ，他自己“奉使东西两 洋，已逾八载，闻见所接，思虑所筹，何忍缄默不 言”_1 ，于是专折敬陈管见。可见，这篇折子实际 上是一个有关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的考察报告，针 对中国社会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敬陈管见 折表明一个从封闭环境中走向世界的中国人， 面对中国和世界时势所作的思考。 敬陈管见折提出了有关改革内政的六条 建议：一、水师宜急练大支，二、火车宜及早兴办， 三、京师宜修治街道，四、公使宜优赐召见，五、商 务宜重加保护，六、度支宜豫筹出入。所谓水师急 练大支，指的是建立海军部，编练海军舰队(至少 百艘)，保卫中国海疆。所谓火车宜及早兴办，是 指抓紧修建京津铁路，建成时，“鸾驾亲临一观， 是非得失自不可掩，然后明诏各省，逐渐仿行”。 折中说：他曾经“在西洋目击欧土铁路，其多类似 珠丝瓜络”，这些铁路，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