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恰好在20世纪的中国过去一半的时候。如果说20世纪中国的前一半的主题是“革命”，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扫除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那么，20世纪中国的后一半的主题便是“建设”，是要在中国这块辽阔而古老的土地上一面摸索，一面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极其壮丽伟大的事业，也是一次在充满惊涛骇浪而又没有预先设好航标的大洋中进行的艰难航行。
邓小平在一段时间内主持大西南的工作，包括参加领导西藏和平解放，完成中国大陆的统一。1952年，他被调到中央，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并且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长达10年。他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调整政策纠正失误、提出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对新中国这17年工作的评价，邓小平明确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那种光明磊落的态度谈到：“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对发生错误的原因，邓小平在1985年8月29日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时还有一段概括的分析：“总的来说是‘左’。我们都想把事情搞好，想搞快一点，心情太急了。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心情过急。心情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心一急，出的主意就容易违反客观规律。”
在实践中遭受严重挫折后，邓小平的头脑是比较冷静而注重实际的。1962年，农村中有些地方为了克服困难，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做法。对这些做法，中央领导层中意见有分歧。邓小平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借用刘伯承常讲的一句话作为比喻：“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同他以后推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邓小平受到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但也给了他一次冷静地重新思考新中国前进道路的机会。当他复出并主持党、国家和军队日常工作后，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断然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试验。他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这种坚强的决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深得人心。全面整顿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使人们看到新的希望。虽然邓小平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次被撤销一切职务，但全国人民正是从这次整顿中进一步认识了邓小平，赞同他的主张，景仰他的品格，强烈地期待他复出。这为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冲破重重阻力、全面展开并不断取得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人帮”的粉碎，使中国从危难中得到拯救。但“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后果太严重了，整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堆积如山，人们思想异常混乱。中国该怎么办，发展的出路在哪里，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最关切的问题。
要摆脱困境，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实在极不容易。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又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给人们解放思想设置下严重障碍。中国依然在徘徊中前进。
新的时期，新的任务，需要有新的领导人物。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唤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央领导职务。73岁的邓小平在这次会上深情地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没有辜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他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驾驭复杂局势的领导能力，有条不紊地从混乱中打开一条新的出路。他面对千头万绪的问题，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篇划时代的讲话，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大转折。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敏锐地察觉并坚决反对那股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对中国的前进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邓小平又提出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从组织上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胜利发展。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七年的工作扼要地概括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拨乱反正，使中国终于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极端混乱和困难局面中摆脱出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全面改革必需的前提。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同时，作为新时期主要标志的改革开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也起步了。
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没有任何本本可依，也没有现成经验可搬，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摸着石头过河”。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取得成功后又推向城市。邓小平密切注视着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早在1979年11月，他就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他又将上层建筑的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提上日程，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要在改革中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来，决非轻而易举，而是充满着风险。它的艰难程度并不亚于革命时期。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坦率地说：“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
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上全面改革的道路是义无反顾的，在前进过程中坚决地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干扰和阻力，没有这样的胆略和魄力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同时，他又极为审慎，把步子走稳，因为正在做的这些事涉及亿万人民的利益和命运。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改革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逐步总结经验，否则人民会遭殃的。”他又说：“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事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就乱了。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他一再要求要及时总结经验，做对了的就坚持，做得不足的就补足，做得不对的就改。如果问中国改革的成功有什么秘诀，那么，这就是一条重要秘诀。
邓小平有着宽阔的世界眼光。他敏锐地观察到当今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观察到世界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又总结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勇敢地作出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把它确定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他说：“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
对外开放也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先是在个别省如广东实行一些特殊政策，然后设置深圳等四个特区，在取得成功后又作出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开发上海浦东新区等重大决策。在吸引外资方面，也是由低到高，由少到多，先搞来料加工，继而搞补偿贸易，再进而搞合资企业，直到允许办外国独资企业，最后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1992年初，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88岁的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对看到的一切十分兴奋，沿途发表谈话。他讲到：“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些话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使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迈出加速发展的新步伐。他再一次讲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讲话，进一步厘清了在计划和市场关系上长期存在的混乱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思想，到十三大前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再到十四大根据他的多次谈话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形成。党的十五大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一生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作者：金冲及，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5期
《党的文献》投稿邮箱：
ddwx1386@vip.sina.com
欢迎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