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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圣诞为教师节的文化依据和时代意义

董璞中

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

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的倡议已经有很多年，且有大量合情合理的论述，可惜此事至今未能成真，这对于当代的文化复兴而言不能不说是遗憾的。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种宣传、会议、文章可谓层出不穷，但是真得在文化制度上的创新以及在老百姓生活中的落实，似乎也并没有太多，尤其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这样一个具重要中华文化标识度的举措，多年未能落实，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提前需要强调的是，就今日之中国而言，上到官方，下到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看法都是积极的、支持的。然而，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的倡议为何多年不能通过，个中偶然性因素我们不便揣测。但是若综合各种社会观点，似乎也并非没有原因。简单而言，虽然主流话语对传统文化大加提倡，但是因为近百年以来的反传统思潮影响，加之教育领域并无切实的教学跟进，人们对儒学的误解还是普遍存在的。

其一、认为儒家文化为封建专制帮凶，压制人性，进而将历史上的失败尤其是近代的失败归咎于儒家。这样的认知一方面在当代的历史教育中尚有存留，一方面在网络自媒体中大量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文革期间，对儒家文化的批评可谓一浪高过一浪，然而这些批评其实都是外在的，诸如说儒学是吃人的礼教、压抑人性，儒学是专制的帮凶，实际上这些批评一方面都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一方面根本不是学理的研究，而只是基于某种政治目的宣传，现在看来也无非是文字的游戏。

这些误解多缘于不能把文化和历史厘清关系。文化所讲的是常道、是应该如何，是理想。而具体的历史轨迹到底怎么走，这是事实，是多种具体原因造成的。文化是理，历史是事，不可混为一谈。诸如孔子讲“事君以忠”，这是常理，不能视为专制的帮凶，因为君主是国家的代表，今天依然要忠于国家；诸如孔子讲“博文约礼”“克己复礼”，这也是常理，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礼，都需要文化教养，任何正面的教育都主张人要节制欲望而不是放纵欲望，不主张放纵欲望不见得就压抑了人性。诸如此类，殊不值得反驳。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儒家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刻板、专制、压抑的印象很难消除，以切身的教学经历而言，青年学子间喜欢道家者往往多于儒家。然而殊不知，孔子讲的只是常道，起到民族文化教养的功能，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能把孔子绑定于过去的哪种制度。儒家本有丰富而活泼的面孔，奈何现代人系统全面学习儒学的机会并不多。

西方社会在近代社会变革中为什么没把耶教视为传统制度的帮凶，反而经常自认为在耶教中读出新的道理来反思批评传统社会体制（诸如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观念）？因为人家是内生形态的社会革命，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得到了疏通，而社会得到了转型中国则不然，中国的近代社会变革，本来也试图从传统的经典中读出西方的现代价值，维新派基本是这么做的（例如谭嗣同以“平等”解释“仁”），但是奈何革命跑赢了改良，而社会革命最终都是援引外来的观念和制度，所以主张于本土的文化也来一个决裂。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彻底否定，是对当时把传统文化做最后避难所的顽固派以最后一击，但是问题是即便打倒了孔家店，中国也没有走上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政治的现代化之路。这只能说明，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和批评，本身就是找错了敌人——你要清理是躲在房子里的野兽，进而重新布置房间，可是后来把推倒房子本身当成了目的。这是荒谬的。推倒了房子，你住哪里？你的目的是推翻传统制度，建立新政治和新社会，不是打倒孔家店本身。打倒孔家店，偌大中国的文化载体何在？

中国五千年之文明没有中断，不是国家政权没有中断，而是文化没有中断，认识到文化作为体、作为常道的意义，也就理解了这个道理。文化可以诠释，但是不能革命。另一个方面，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本身作为权宜之计，不可长久，长久来看，必须跟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解，把自己解释为传统的延续，从传统来说明自己的合法性。只能如此。不然呢？以为文化也可以向经济、科技一样拿来主义和从无到有的创造，这就浅薄而可笑啦。

且有坊间传闻，据说有个别人认为，以孔子圣诞为教师节，民国时期国民党当局曾有此主张，故而我们不能采用，其中逻辑似是“敌人所支持者，我当反对”，若当真如此，则视国家文化战略如同儿戏。须知，若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起了这个念头，那绝无今天我们引以为傲的数千年未中断之中华文明。

其二、认定孔子和儒学只是诸子百家之一，似乎惧怕儒家一派作大，掩盖了诸子百家的文化多样性。因此，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而免谈提倡儒学和尊孔，因此也就难以接受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的倡议。实则这是多虑，也是浅见。究其原因是对孔子的文化地位、儒学的特殊意义理解不到位。根据近代以来部分学者的思想史叙述，把孔子视为诸子之一（只是创立了其中一个学派），把先秦诸子视为中国文化最辉煌灿烂、最具原创性的时代，而汉代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则走向了文化专制，原创性大减。

实则这是极其浅薄的认识。孔子不是诸子之一，从时间上说，《汉书·艺文志》“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诸子百家兴起应该是孔子主要弟子们谢世以后的事情，距离孔子数十年到百年左右。其次，孔子是上古文化的整理者，是后世文化的开拓者，儒学并非孔子所刻意创意的学派，而是孔子在整理华夏人文道统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学术传统。孔子以六艺为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并非是自觉创建一个叫“儒家”的学派，孔子自称自己所传者为“文”，“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天之未丧斯文也，后死者其如予何？”

“文”主要是诗书六艺之文，承载着上古文化的人文道统。孔子所传者，也是诗书六艺之文，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即诗书六艺之文，行是实践能力、品行修为，忠是内心的觉悟，信是人伦的信实和规矩。孔子整理上古文化，精华在六艺之教，而六艺之教的核心就是人文教化——其核心是孔子所倡导的仁道，仁道之两端，一是礼乐，一是伦常（梁漱溟先生说周孔之教就是礼乐和孝悌），礼乐和伦常是根据人的人文理性而成立的，不是从宗教观念来的。

延用历史的称谓，可以把儒学称为“文教”。韩愈说：“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华夏凸显的是文化意识，不是种族和地域的观念。孔子是华夏人文精神的整理者、传承者、诠释者，也可以说是真正的塑造者。由此而华夏文化有了最深厚的历史意识、最具包容性的价值观念，因此也最具生命力和创造性。

所以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传；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以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这是古代学者的共识，也为很多近代学者所倡导（如柳诒徵、牟宗三、唐君毅等等）的确，儒家学派是因孔子才有的，但是孔子本身不是以创立一个学派为目的，孔子所希望传承的是华夏人文道统。

后来形成的儒家学派，有其学派的一面，但是又有其超越学派的一面，因为儒学是主流地、积极正面地继承和弘扬了华夏人文道统。汉代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更跟文化专制没有任何关系。孔子是六艺的传承和整理者，而诸子百家无非“六艺之支与流裔”（《艺文志》）唐君毅先生说“董仲舒罢黜百家是要回归到本源的意思，不肯只讲分散的学问，而要讲本源的。因百家是后起，而六艺是本源。”（唐君毅《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的形成》）说得非常到位。

到汉武帝的年代，汉代已经建国有七十多年，经过前期的修养生息，已经有了一些经济积累，但是国家意识形态上存在严重的问题，法家余毒肆虐，社会教化缺失，这种情况靠放任自流的黄老是根本收摄不住的，偌大帝国必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这个时候只能靠提倡华夏人文道统，只有通三统，尊周孔，兴礼乐，倡导儒家的人文教化之道才能为庞大的、多民族国家提供共同的文化基础。董仲舒的学生司马迁写《史记》开篇是《五帝本纪》，司马迁希望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基础建立在儒家的圣王叙事基础上，这是有远见卓识的，也深得董子之意。所以董仲舒那个年代，只能提倡儒术，不可能提倡道家，更不可能回头用法家。

道家文化就是对华夏人文道统的反思和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主流文化的一个补充维度，但是它本身不能撑起整个文化架构；法家文化就更不用说了，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军国主义文化和斗争思想，根本无法满足和平建设时期的社会文化需要。当然“罢黜百家”不是文化专制，是说不以百家之说取士（“绝其道，勿使并进”），不令进入官方的意识形态，民间的传播则任其自然。“独尊儒术”实际上为汉帝国的统一和强盛奠定了文化基础。

所以说，要是真得明白孔子作为中国文化轴心的意义，孔子本身就是华夏人文传统的塑造者，明白了儒学作为华夏人文道统主流、积极的弘扬者，也就自然能理解儒家的人文教化精神本就是华夏文化的本体和命脉。所以弘扬传统文化，核心就是推崇孔子和儒家经学。是否喜欢儒家，是否研究儒学，都不重要，这是个人的事情。克就公共领域的文化制度而言，但凡对中华文化有常识者，都不该反对以孔子圣诞为教师节的倡议。

其三、之所以人们对儒学容易有上述误解，从根本上说往往是对文化建设尚存在理解的偏差。似乎文化建设也可以像经济、科技一样拿来主义或从无到有的“创新”。这实际上是天大的误解。文化不是现成性和工具性的存在。文化本身就是我们在回溯历史的时候，不断形成的自我价值共识。所以文化必然意味着历史诠释，必然意味着本土的本原主体性，董仲舒《天人三策》建议汉武帝“复古更化”，又说“王者有变法之名，无易道之实”。其实儒家自来反对机械“复古”（《中庸》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

儒家的政治主张，乃是以人文教化作为为政之本。而强调文化建设，必然通过“复古”“崇古”的形式，即对古典做重新诠释的方式来，所谓“温故知新”“返本开新”。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价值得到了历史的合理性叙述，而古典则获得了新的生命。因此，文化建设往往都是通过以“复古”为口号而实现的，董仲舒的“复古更化”如此，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也是如此。文化既不能通过“拿来主义”，也不能抛开传统而来一个汲取百家之长“创新”。文化可以诠释，但是不能革命。文化与经济、科技不同，后者就是个工具理性，而文化本身则是主体永远无法超出其中的价值理性，文化建设只能是“温故知新”“返本开新”。

关于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的意义，很多学者已谈了很多，诸如促进举国重视教育、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改善社会风气等等，这些都是慷慨正直之公论，我们完全同意。仅就孔子诞辰适合作为教师节的理由，则略微补充或发挥。

其一，孔子之教最适合作为国民文化教育的内容，其关键的作用在于推动民族融合，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可以增进民族文化认同。如前所说，孔子之教的核心在人文教化，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我们现在讲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仅是当前的民族和睦，更要立足长远推动民族融合，发挥中华人文教化之道“文以化人”的功能，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民族、多宗教国家的文化认同。

任何民族中教师作为传承文化、教授知识的职业都是不能或缺的，而教师节作为职业教师的节日，应该被凸显其人文内涵，强化其人文理性，于此能形成最大限度的价值共识。以人文教化之祖、中华民族之人文导师孔子之诞辰为教师节是再合适不过的。相反，作为国民文化教育体制中的教师节，若定在某位宗教圣徒或先知的诞辰则是不合适。因为宗教教义多是教条的，而宗教之间往往具有相互的排他性。

梁漱溟先生说“宗教从来是教条主义者，而且其教条之所本超绝神秘，全在于信仰。信仰此者，其势与信仰彼者分家。自己有所固执便无法与旁人合得来。”儒家的人文教化则是基于“理性”（梁先生所言理性不同于西方哲学，而是强调其道德情感的意义），“随着日常行事自处待人之间启发人的情理自觉。理性主义者正是以人所自有的理性来领导人，而不是其他。”（梁漱溟《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孔子所传是人文教化非宗教，传统儒家经典包含着为人处世之常识，最具普遍的价值共识，也携带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内涵。儒家经典中的道理与任何宗教都不冲突，且儒家的人文特色可以为任何宗教提供人文理性的价值导向。且这也是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了的，唐宋以来，三教合一成为汉地文化主流趋势；明清以来，回教与儒学融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回儒”，放眼全世界，这是何等难得的文化事业！简而言之，离开华夏人文精神，谈中华民族共同体则是空的，离开孔子谈华夏人文精神，也是不可能的。

其二，孔子之教最能与当今的意识形态融合，其关键在于为政治理论创新打开新的思想视域，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可以敞开当代中国理论创新的文化空间，也可以推动当前思政课改革。以中国当前的学校课程内容来看，实际上是想以思想政治教育担任国民价值观教育的任务。但是理论更新和思政教育改革也是存在较多的压力，“第二个结合”为当前的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但是要真得推动两个思想体系的“结合”恐非几个课题和文章可以解决，而是需要再落实儒家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实现两个思想体系的“自然融合”，但是从宏观上说，儒家人文精神与当今的意识形态具有融合的可能。

中国自周孔以来，就不是以宗教立国的，而是以人文教化立国的，人文教化与宗教不同。宗教的核心价值追求寄托于彼岸世界，而人文教化的核心价值追求寄托于理想。就儒家而言，人格的理想是圣贤君子，社会的理想是大同社会。这是近百年以来社会主义何以在中国落地生根、繁荣发展的文化根基。从总体的文化价值取向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相通之处。而儒家人文教育的优势在于，其并不容易与宗教存在直接的义理冲突，且可以借鉴长期以来儒家人文教化与不同宗教融合之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教育的人文化。

其三、立孔子圣诞为教师节，是推动国民文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开端，应该以此为契机，立足当代中国现有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复兴文化传统。当代中国需要一场现代版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期更加清晰地理解当代与历史、与未来的价值关联，通过国民文教体制，诸如新的礼乐习俗、合理的读经教育等等，以期导出民众日常生活的轨道，改变社会教化长期缺失的问题。

总而言之，以孔子圣诞为教师节是好事，是契机，是切实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应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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