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员外郎分治。 对六部、学士院及其他机构的改革 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六部各设四司，长官为郎中，资序低的称员外郎。 吏部在唐代只主管文官，现改为通管文武官。高级官员原先由中书（政事堂）任命，现改为 三省都堂主管，仍称为“堂除”。吏部所管的实际上只是中、低级官员的任命、考核等。废审官 东院为尚书左选，主管文臣京、朝官；废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主管武臣的诸司副使以上。废流 内铨为侍郎左选，主管文臣的“选人”（幕职州县官） ；废三班院为侍郎右选，主管武臣的大、 小使臣（内殿承制以下） 。 户部：废“三司”，其中财政事务归户部尚书及左侍郎；并将变法改革期间，由司农寺主管 新法的财政事务，归户部右
2、侍郎，实际上成为“第二户部”，户部尚书不能过问其事。 礼部：废太常礼院、贡院，其事务归礼部。 兵部：保留枢密院，只管辖厢军、民兵等地方武装和军械、仪仗，以及绘制地图等事。 刑部：将“纠察在京刑狱司”及“审刑院”的职权并入。工部原属闲司，现将“三司”中侵 夺工部的职权归还。 翰林学士原是“差遣”，现定为正三品的正式官位。宋初，翰林学士定员六人，通常少于此 数，偶有第七员，号称“员外学士”，以资深者一人为承旨作学士院长官。也有带翰林学士而任 他职的，类同“贴职”。改革前的翰林学士，大多带知制诰衔，只有其寄禄官为中书舍人，则不 带知制诰，改革后的翰林学士全带知制诰衔，一般只称翰林学士。还有直学士院、
3、直翰林院，简 称“直院”； 权祗应翰林院事、 权直学士院、 权直翰林院、 学士院权直、 翰林权直， 简称“权直”； 以及权翰林学士，权学士院等。废舍人院入中书后省，并罢废代中书舍人草拟外制的知制诰、直 舍人院。 元丰改制后废谏院，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为谏官，左属门下省（后省） ， 右属中书省（后省） 。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废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流行了近 4个世纪的宰相 所带职名亦被取消，监修国史只作为修史时宰相或执政的“差遣”。其他官员罢带职名，外任官 才带直龙图阁等职名。其他如御史台、殿中省及九寺五监等，也都大体恢复相应职权。 3 .北宋后期与南宋的朝廷政制 “选人”等寄禄官称
4、的改革 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奉行元丰新制， 但也有变化与补充性改革。 由于“选人”的许多寄禄官 称与作为“差遣”的官名相同， 因而产生两者名称混淆的问题。 “有带知安州云梦县而为河东干 （勾）当公事者，有河中司录参军而监楚州盐场者，淆乱纷错，莫甚于此。谓宜造为新名，因而 制禄”。 崇宁二年（1 1 0 3 ）遂改为承直郎至将仕郎七等，称为“选人七阶”，后又有增改，连同京 朝官共 3 7阶，完成了整个文官体系阶官（寄禄官）名称的改革。政和二年（1 1 1 2 ） ，又改革武 官、内侍官和医官等寄禄官称，并都改称为阶官。从而解决了所有寄禄官名与实际官职名称的混 淆问题。 平章军国重事 元祐?（1 0
5、 8 6 ） ，四朝元老文彦博任“平章军国重事”，不处理日常政务，地位在宰相之 上。元祐?，吕公著改任“同平章军国事”，也不再处理日常政事，均属荣誉衔。 此后，南宋韩侂?（1 2 0 5 ）任平章军国事，乔行简于嘉熙三年（1 2 3 9 ） 、贾似 道于咸淳三年（1 2 6 7 ） 、王烚爚?祐?（1 2 7 5 ） ，都曾任“平章军国重事”，权位也都在宰 相之上，是实职而非荣誉衔。 公相 政和二年（1 1 1 2 ）五月，蔡京以太师任宰相，又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改称为“三 公”，由荣誉衔改为实职，“为真相之任”，号称“公相”；王黼也曾以太傅总治三省事，权位 皆在宰相之上。以后，又将三公
6、改为荣誉衔，不治政事。 宰相、执政官称的变化 政和二年（1 1 1 2 ）九月，宋徽宗认为以左、右仆射为左、右相，是“以仆臣之贱，充宰相 之任”。遂改左仆射为太宰（首相） 、右仆射为少宰（次相） ，仍分别兼任门下侍郎、中书侍郎。 又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均虚设而不任，又罢尚书令。靖康元年（1 1 2 6 ）十一月，宰 相官衔又恢复元丰官制，宰相为左、右仆射。 建炎三年（1 1 2 9 ）四月，宰相改称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相，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 章事为右相，以示左、右相通治三省事。 乾道八年（1 1 7 2 ）二月，又改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为左、右丞相，并废除侍中、中书令、 尚书令的
7、虚名。 建炎三年四月，又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同时废除尚书左、右丞。南宋初年， 还曾设“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属执政官之列。 建炎元年（1 1 2 7 ）五月，设御营使、副使由宰相、执政分兼，统师南宋军队，枢密院形同 虚设。建炎四年六月，罢御营使、副使，职权归还枢密院，以知枢密院事为长官，由宰相兼任； 有时另设知枢密院事主持院务。绍兴七年（1 2 3 7 ）正月，重设枢密使为长官，由宰相兼任，以 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等为副长官，南宋与金、 蒙古（元）战争时期，宰相例兼枢密院长官，参知政事也与枢密院副长官互兼。 省并机构 建炎三年四月，将中书
8、、门下两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与尚书省实际上只两省，但行文及习 惯仍称为“三省”。 九寺五监 经过省并后，只保留太常、大理、太府、宗正、司农五寺及国子、将作、军器三监。鸿胪寺 废入礼部，卫尉寺、都水监、少府监废入工部，太仆寺废入兵部，光禄寺废入太常寺。除大理寺、 国子监正副长官并置外，太常、太府、宗正、太仆四寺基本上只设副长官少卿，如设长官“卿”， 常不设副长官“少卿”。 将作、军器两监，虽正副长官及属官悉置，但实际事务都由工部及首都（行在所）临安府承 担，两监“事务稀简，特为储才之所焉”。 六部除户部保留四司外，采取司级长官兼领他司事务的方式，进行省并。实际上吏部只存吏 部、司封（兼司勋） 、
9、考功三司，刑部只存刑部和都官（兼比部、司门）二司，礼、兵、工三部 都是四司实际上已合为一司，各部长官除吏、户部设尚书、侍郎外，其他四部通常都只设侍郎一 人，如设尚书则不设侍郎，各部及寺、监的属官及吏也减少很多。 4 、宋代的地方政制 路级机构 宋代实行朝廷、府州、县三级政制，在朝廷与府、州间设“路”（类似后代的“省”） ，作 为行政监察区及军区，主要机构有安抚使司（帅司） 、转运使司（漕司） 、提点刑狱司（宪司）和 提举常平司（仓司） ，合称“帅、漕、宪、仓”。其中除“帅司”为军事机构，其他漕、宪、仓 三司，都有行政监察职责，统称为“监司”。此外，还有其他路级机构。 宋初，设转运使作为征讨大军
10、的粮饷官，也是地方及新征服地区的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 后演变为路级财政长官，机构称转运使司，正副长官为转运使、副使、判官，寄禄官称高的称都 转运使。太平兴国六年（9 8 1 ） ，“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具有监察官的身份， 转运使司因而也被称为“监司”。 提点刑狱司（宪司）的职权原属转运使司，淳化三年（9 9 2 ）一度设提点刑狱官，次年罢。 景德四年 （1 0 0 7 ） ， 正式设置提点刑狱司， 成为常设的路级司法机构， 后曾一度废并入转运使司， 也有监察官吏之责，成为“监司”之一。正副长官为提点、同提点刑狱（公事） ，职权逐步扩大， 兼及治安、军器、河渠等事。 熙宁二年（1
11、 0 6 9 ）末，诸路设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且专举刺官 吏之事，成为“监司”之一。机构称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是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的 机构。元祐?（1 0 8 6 ）时罢废，绍圣元年（1 0 9 4 ）复设，遂成定制，南宋初一度并入提点刑 狱司。 政和元年（1 1 1 1 ）设提举茶盐司，南宋绍兴五年（1 1 3 5 ）将提举常平司并入，改称提举茶 盐常平司，以后分设再合并后，称提举常平茶盐司，无茶盐地区只设提举常平司。 北宋末设提举学事司，管理本路所属州（府） 、县学政。 两浙、广南、福建三路，设提举市舶司，以管理本路对外贸易及税收。 南宋时两浙路一度废提举市
12、舶司入转运使司。 北宋陕西路设“制置解盐司”，以管理解盐生产；另设有“提举出卖解盐司”，管理解盐专 卖事务。 府、州、军、监 府、州、军、监是直属朝廷的一级地方机构。 首都开封府，设尹，由亲王担任；少尹虽设而不任。其他官员任长官称“权知开封府事”， 简称权知府事、知府。陪都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尹、少尹皆设而不任，长官 称知洛阳府事等，简称知府，皆兼留守。崇宁三年（1 1 0 4 ） ，废“权知开封府事”，设牧、尹、 少尹，亲王任职称牧，一般官员称尹、少尹。南宋首都临安府称“行在所”，长官称知临安府事， 与普通府设官相同。亲王任职称尹，设少尹佐理。 宋初，各州长官为刺史，而没有节
13、度使的州，以及新征服地区，首先“分命朝臣出守列郡， 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不久，刺史成为武官的官衔，州长官称为“知州军事”， 简称“知州”。又寄禄官（阶官）在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则称判某府、州。 府、州又设通判为副长官。通判先设于新平定的地区，规定“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 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行施行”，监督其执行政事。以后在武臣任州、府 长官时，也派通判。后演变为州、府的副长官，大州、府派二员甚至三员，一般州、府只派一员， 小的州不派，小州如由武臣担任知州时也派通判，边远地区即以通判兼任知州为长官。州级军设 于军事要地，州级监设于矿区所在
14、县，通常只辖一、二县，虽与府、州同级而地位较低，长官称 知军、知监，通常不设副长官。 县、军、监、尉司在县级政权设置上，除三泉县（在今陕西略阳西南）北宋时直属朝廷外， 县都属于州、府及州级军、监，通常以京、朝官任县长官称地 方 文 化 研 究 2 0 1 5 年 第 1 期 （ 总 第 13 期 ） 宋代潮汕地区的福佬化 谢重光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350008） 摘要广东潮汕地区与福建闽南地区壤地相接，从宏观上看，这两个地区可视为一个大的自然地理区域和人文 地理区域。 但唐宋时期闽南发展较快，潮州的发展相对滞后，宋代闽南人口迅猛增长，对外移民以缓解人地矛盾便成 为历史的必
15、然。 此一时期，潮州与闽南相比，人口较少，经济落后，很自然成为闽南对外移民的最佳选择。 于是，自北 宋开始，闽南人成批成批地移居潮汕；同时，宋代大量的闽南士人出仕潮州，卸任之后，不少人卜居潮州，成为当地望 族。 在闽南移民和仕潮闽南籍官宦共同推动下，儒家正统文化和闽南民俗文化逐渐在潮汕扎根，使得潮汕在方言、风 俗、民间信仰方面都与闽南趋同。其后，闽南人建构出来的祖述光州固始的社会心理，也为潮汕人接受。因此可以说， 唐五代时在泉、漳两州形成的福佬民系，至宋代已扩展到潮汕地区，使潮汕地区福佬化。 关键词闽南；潮汕；人口输出；仕潮官宦；文化传播；福佬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16、008-7354（2015）01-0045-07 一、闽南对潮汕的人口输出 潮汕地区在粤东的东部沿海地带，因古代的潮州、潮州府和近代的汕头市而得名。 境内主要河 流有韩江、榕江和练江，都自西北向东南流入大海，沿江分布着的河谷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平原，加 上横亘其间的低矮丘陵，构成潮汕地区地理和自然环境的基本面貌。 潮汕地区与闽南地区壤地相接，地势上也连为一体，中间并无高山大河相阻隔。 所以从宏观上看， 这两个地区可视为一个大的自然地理区域，同时也是一个大的人文地理区域。 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福 建九龙江流域、汀江流域的文化与粤东韩江流域、榕江流域、练江流域的文化表现出相当大程度上的一 致性、整体性
17、：春秋以前，这一大区域的居民都属于百越族系统，并同属于浮滨文化圈。 其中闽南的漳 州，特别是漳州的梁山（今漳浦盘陀岭）以南部分，与粤东在行政上长期同属于一个大的政区，东晋建立 的义安郡，除包括整个粤东外，还辖一个绥安县，即今漳州南部地区；唐代相当长时期内，潮州与漳州在 政区隶属关系上也是一致的，或同隶于江南东道，或同隶于岭南道，直至开元二十八年（740），漳、潮二州 才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道一级政区，前者隶于江南东道，后者隶于岭南道。 即使如此，潮州“亲闽疏粤”的 文化地缘面貌依然如故，即“处于岭南文化与闽南文化之间的潮州文化，带有更多后者的烙印”。 不过，闽南和粤东在地缘和文化面貌上虽有如此密切
18、的关系，两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却并不是 同步进行的。 唐代以前，闽南的泉州发展较快，广东潮州的发展相对滞后。 唐代泉州辖四县，开元户 数达到50,754，元和时由于户口的逃亡隐漏，下降至35,571；而唐代潮州只辖三县，开元户数仅 9,329，到了元和时期，只存1,955户。 唐代泉州儒、佛、道教鼎盛，人才辈出，仅就科举一途来说，自 贞元间欧阳詹登龙虎榜，与韩愈、李观等一代英杰同科及第，随后林藻、蔡沼、陈诩、邵楚苌、许稷等 作者简介：谢重光（1947-），男，福建武平人，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 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
19、金项目“客家福佬关系史与闽粤台族群整合、社会和谐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7BN2006）阶段性成果。 蔡鸿生先生语，见其关于“海滨邹鲁”的反思一文，载潮学研究（一）（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 45 联绵登第，林蕴、林著、林荐、林应等人举明经，还有荐举而上者，一时间文星高照，蟾宫桂枝，折无 虚岁，大光州闾，天下改观。 而潮州则直至元和间韩愈任刺史，“潮人未知学”，“进士明经，百十年 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廷试于有司者。 ”韩愈虽曾在潮州采取了一些兴学措施，但他不久卸任离去， 此后潮州文化落后的面貌如故，所以到五代为止，尚未有人科举及第，直到北宋真宗时，才破天荒 地出了进士，“从
20、此方舆载人物”。 两相对照，泉、潮之间经济、文化落差之巨大，不难想见。 到了宋代，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东移和南移，地处东南的福建在经济文化上有了长足的 进步，特别是南宋之后，福建已经成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其中的闽南泉、漳二州和兴 化军（由泉州分出，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又是福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与经济发展同步，这三州 军人口的增长也是惊人的。 据官方统计数字，北宋初，泉州有户96,581，兴化军有户33,707，加起来达 130,288，比元和时增加了94,717户；漳州有户24,007，比元和时增加了22664户。及至北宋元丰间，上 距宋初仅百余年，泉州户数更增至201,4
21、06，兴化军增至55,237，漳州增至100,469。固然官方统计数字 纰漏、弊端甚多，不可全信，但可以从中看出由唐至宋闽南户口迅猛增加的发展态势。 宋代闽南人口的迅猛增长，造成了这一地区人口对土地的巨大压力，对外移民以缓解人地矛 盾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此一时期，潮州在经济文化上虽然也有很大进步，但与闽南相比已然落后许 多。 由于人口较少，技术落后，潮汕平原大片荒滩沼泽尚未得到开垦。 在这种形势下，地缘上和文化 上关系密切的潮州很自然成为闽南对外移民的最佳选择。 于是，自北宋开始，闽南人特别是泉州和 兴化人成批成批地移居潮汕，在宋、元、明三朝都曾形成移民的高潮。 有人对潮州志民族志（稿本）和澄
22、海百家姓两种资料进行统计，宋元两代移居潮汕的家 族共有62个，其中北宋时迁入的有13个，南宋时迁入的有28个，宋元间迁入的有10个，元代迁 入的有11个。 这些迁移入潮的家族大多数来自福建，特别是福建的泉州和兴化军（莆田），只有少 数家族来自江西、浙江、江苏等省。 明代福建下三州（兴化、泉州、漳州）又有大量移民迁入潮汕。 据 揭阳县计划生育办公室1985年对全县236个村寨的建村时间和迁入地进行的调查， 榕江流域明 代创建的村落有107个，其中从福建移民迁入本地的占了三分之二。 （揭阳县人口志）而地处韩 江三角洲的潮安县浮洋镇，全镇共有94个自然村，基本上建村于明代以前，其中明代建村的有61
23、个，明初至嘉靖间建村的有53个，在这53个村子中，除迁入地未明者11个之外，从福建直接迁入 的有30个，其余自本县或本州各县辗转迁入者，多数仍然是来自福建。 （浮洋镇志） 同时，宋代闽籍士人出仕潮州的情况也很突出。 郑厚凤水驿记有云：“潮居广府之极东，与闽 岭比壤。 凡游官于广者，闽士居十八九。 ”这里极言宋代广东全境闽籍官吏比例之高，验之以潮州 一隅的具体情况，其言大体可信。 今人李裕民、黄挺对于两宋潮州的知州作过详细的考证，对其中 可知籍贯者按籍贯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知州的籍贯看，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 福建籍贯占大多数。 北宋已知籍贯者31人，福建为18人，占58%。 南
24、宋已知籍贯88人，福建为53 人，占60%。 ”笔者对其所列籍贯进行复核，并参考其他有关史料作了增补，考得南宋潮州知州可 知籍贯者实为91人，其中福建60人，占66%。知州之外，州、郡僚佐和县级官员也多闽人。我们仅 据郭春震嘉靖潮州府志、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饶宗颐潮州志作了一 个粗略统计，北宋时见于记载的潮州通判9人，有籍贯可考者7人，闽籍3人，占43；南宋时潮州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昌黎先生集卷5外集。 宋真宗咸平年间任潮州通判的陈尧佐送王生及第归潮阳：“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 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 潮阳（即潮州）。 ”见清乾隆潮州
25、府志卷40艺文。 见黄挺潮汕文化源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60、68页。 永乐大典卷5345，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编印本，2000年，第156页。 见两氏所著：两宋潮州知州考，载潮学研究（四），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计增补者五人：黄詹、陈康年（以通判行郡事）、龚茂良、魏廷弼、吴道夫。 龚、吴籍贯不详，其余三人皆为闽人；而在李、黄文中，系 牟荣为晋江人，实为晋州人；又系赵师祈为开封人，实为兴化人。 谢 重 光 ： 宋 代 潮 汕 地 区 的 福 佬 化 46 地 方 文 化 研 究 2 0 1 5 年 第 1 期 （ 总 第 1
26、3 期 ） 通判82人，有籍贯可考者72人，闽籍53人，占74%。 而宋代闽人任潮属县令的比例也很高：海阳 县见于记载者16人，可知籍贯者10人，其中闽籍9人，占90%；潮阳县19人，可知籍贯者14人， 闽籍11人，占79；揭阳县3人，可知籍贯者2人，闽籍1人，占50%。 上述出仕潮州的闽人，当然还是闽南人居多。 如北宋闽籍潮州知州18人，其中闽南籍11人， 占61%；南宋闽籍潮州知州60人，其中闽南籍33人，占55%。 现在潮汕地区许多家族的族谱资 料，也证实“自宋以来闽人多迁潮，而仕宦占籍者尤众，以莆田为最多，蔚为望族。 ”例如： 南安林氏：林从州其先西河人，自南安（即泉州）徙潮州，（当来
27、自五代）为海阳著姓，见余 靖林从州墓碣。 晋江陈氏：陈坦，福建晋江人，元符中知海阳，占籍，为秋溪陈氏始祖（见府县志，不著出处 者，下同笔者注）。 莆田黄氏：黄詹，莆田人，建炎进士，潮州通判，后知军州事，家潮阳。 莆田郑氏：郑徽，莆田人，南渡谐子诚来潮，卜居隆井都。 莆田方氏：方骥之，莆田人，淳熙潮阳尉，侨居惠来，为惠来方氏始祖。 莆田陈氏：陈忄詹，莆田人，嘉定知潮，家于潮阳濠浦。 龙溪萧氏：萧洵，龙溪人，端平间潮阳令，卜筑南桥，为潮阳萧氏始祖。 莆田魏氏：魏廷弼，莆田人，嘉熙知潮。 占籍潮阳。 兴化蔡氏：蔡规甫，兴化人，淳祐间知潮，澄海西门蔡氏始祖。 （见济阳族谱）。 莆田丘氏：丘世乔，祖成满
28、，莆田人，咸淳中潮州安置，家海阳。 （见丘氏族谱）。 晋江洪氏：洪璞，洪适孙，绍兴中，授闽泉州晋江尉，遂家焉。 裔孙贵生，自晋江迁丰顺汤田 布心，为洪秀全先世迁粤始祖。 （见洪氏宗谱）。 上述谱志资料提供的信息是，宋代大量的闽南士人出仕潮州，他们任职其间，注重文教，卸任 之后，不少人卜居潮州，成为当地望族。 二、闽南文化在潮汕的传播 闽南移民和仕潮闽南籍官宦对于传播儒家正统文化和闽南民俗文化起了积极作用。 现就经过 闽南移民和官宦的推动，潮汕接受闽南民俗文化的情况略作分析。 先说方言。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 潮州曰：“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 ”方言是 风俗的重要部分，潮、漳风俗相同
29、，可能两地的方言十分接近。 又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曰：“土俗 熙熙，有广南闽峤之语”。 这里说潮州讲的是闽峤之语，更直接地记述了当时潮州土音采用闽语（具 体说应是闽南语）的情况。又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 风俗形胜”引图经志曰：“潮之分域隶于 广，实古闽越地。 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 惟惠 之海丰于潮为近，语音不殊。 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又与梅阳之人等。 ”按潮州旧志以图经为名 者凡三部，成书都在宋代。 可知最迟不得晚于南宋，潮州已形成了一种类似闽南方言的土音，其行 用范围除了潮汕地区外，还及于惠州的海丰，而与梅阳行用的客家话完全不同。 从这些特
30、点来看， 北宋闽南籍潮州知州11人为：方慎从、陈铸、方峤、吕璹、林稹、杨洙、薛利和、方蓁、许异、谢曼、吕修卿；南宋闽南籍潮州知州33 人为：方略、黄詹、蔡调、陈康年、徐渥、翁子礼、吴达老、陈孝则、李持正、林元忠、陈裕之、曾植、黄杞、徐定、陈宏规、陈忄詹、谢明 之、孙叔谨、叶观（福州人，原籍兴化军）、陈景魏、刘用行、魏廷弼、曾天麟、宋诩、刘克逊、林寿公、陈圭、蔡规甫、陈炜、薛季良、林 光世、徐明叔、洪天骥。 饶宗颐：潮州志新编第7册民族志福佬，古瀛志乘丛编本，潮州市方志办编，2005年，第30503051页。 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编印本，2000年，第23页
31、。 饶宗颐：广东潮州旧志考，载禹贡半月刊，2卷5号，北平，1934年。 最近杨宝霖未刊稿已佚的潮州古方志考则谓有明图 经志一种，成书于永乐元年至永乐五年之间。 按明行政区划，广东无梅州和循州，该两州已分别并入潮州和惠州，与这里所引 “广、惠、梅、循”及“潮、梅之间”的提法不合，故知这里所引图经志属于宋代所作，非明图经志。 47 宋代潮州的土音与今日的汉语闽南方言潮汕次方言的情况已极为近似。 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 风俗形胜”还有一段关于潮州语言的资料，曰： 郡以东，其地曰白瓷窑，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乃外操一音，俗谓之“不老”。 或曰韩公出 刺之时，以正音为郡人诲，一失其真，遂复不变。 市
32、井间六七十载以前，犹有操是音者，今不闻 矣。 惟白瓷窑、水南之人相习犹故。 吁！ 文公能一潮阳之人于诗书之习，独不能语言变哉？ 是 未可知者。 对于这段记载中的“不老”音，向来有不同的解释。 有人说它是当时的少数民族语言，是畲族 话；有人说它是中州语，是“当时的普通话”。 但不管这“不老”音的性质如何，由于移潮闽人特别是 闽南人数量极多，至南宋中后期，闽南话遂覆盖了原来的各种潮州方音，“不老”音便不复存在。 这 一事实，也有力说明，不晚于南宋中后期，闽南方言已成为潮州的通用语言或主流语言。 换句话说， 其时潮州的方言已经福佬化。 次说风俗。 古人讲风俗，无非士习、民风两端。 基于此，我们也从士
33、习、民风两个方面考察宋代 潮州风俗的变化。 宋代潮州士习的突出之处是对儒家礼乐的讲究和修习。 如前所述，这是大批的闽 籍特别是闽南人士出仕潮州影响所致。 举例来说，莆田人林霆于绍兴十四年（1144）任潮州州学教 授，大兴礼乐。 他在潮州叠经兵燹，乐器焚荡殆尽，学舍也荒陋失修，礼乐不存长达十二年的情况 下，“慨然兴起，考古制，按音律，修旧补缺，与潮士肄习。 ”另外对于乐器也按制度置备一新。 后人评 论林霆对于潮州礼乐的振兴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说“潮学一新，士知古乐，教授林霆力也。 ”在 林霆之后，继任的知州和教授对于潮州礼乐的完善也作了许多努力。 这些对宋代潮州礼乐制度作 出贡献的知州、教授，
34、除了赵思会一人之外，都是闽人，且多数是闽南人。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南 宋时期潮州的礼乐制度基本上是按照当时福建（特别是闽南）流行的礼乐制度建立起来的，也可以 说是福建（特别是闽南）礼乐制度的翻版。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福建理学名家传来的礼乐制度，无论其音律曲调，还是其乐器、祭器、服 饰，对于日后潮州雅乐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 例如潮州的所谓正音戏，或正字戏，其“正音”或“正 字”，可能就与宋代自福建传来的礼乐有渊源关系。 在民风方面，闽南移民及莅潮的闽籍官员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潮人好读书 风气在宋代的兴起。 宋孝宗曾问时任礼部尚书的潮州人王大宝：“潮风俗如何？ ”王大宝对曰
35、：“地瘦 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王大宝把崇文好学列为潮州风俗之首，虽然与他热爱家乡的感情有关，但 确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理宗淳祐三年（1267），潮州参加解试的士子超过万人，其时全州人口约70 万，平均每70人就有一人参加贡举考试，比例之高，在全广东乃至全国都可以名列前茅。 仅此一 端，可证王大宝言之不虚。 对比唐五代“潮人未知学”、“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廷试于有司者”的落后状 况，人们一定会对潮俗变化之巨惊叹不置。其实这也可以说是闽俗的移植。宋代闽南地狭人稠，务农经 商之外，多从读书仕宦方面谋出路。这种好读书的风气，尤以兴化府为盛，明代弘治兴化府志记述当 地宋代风俗，就用“家
36、贫子读书”来概括。 宋代兴化人和泉州人大量移居潮州，自然把好读书的风气带 到潮州。 另外，仕潮闽籍官员兴学重教，不遗余力，也有力推动潮俗向崇文好学方面转变。 其次要谈到的是潮州旧俗的改革。 闽人曾噩嘉定间任潮州知州时，看到妇女尚有好高髻的“椎 结遗风”，“下令谕之，旧俗为之一变”。 这是闽籍官员禁革潮州蛮俗的典型事例。 又如，莆田人郑 徽，曾中举做官，宋室南渡后，“谐子诚来潮，卜隆井都神山而家焉，即为潮阳人。 居恒以礼教训人。 ” 另一莆田人丘诚满，谪居潮州时，“讲学枫山，明孝弟忠信之意，乡里化之。 ”这些都是福建移民在 黄挺：潮汕文化源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62-
37、63页。 陈香白：潮州三阳志辑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0、19页。 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风俗形胜，2000年，第25页。 乾隆潮州府志卷33侨寓。 谢 重 光 ： 宋 代 潮 汕 地 区 的 福 佬 化 48 地 方 文 化 研 究 2 0 1 5 年 第 1 期 （ 总 第 13 期 ） 潮州移风易俗的事例。 究其实质，就是革除潮州旧有陋俗，易以他们老家习见的进步风俗。 最后谈谈民间信仰。 宋代福建造神运动掀起高潮，许多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人物纷纷被塑造 成神，而且受到朝廷的敕封，在民间信仰圈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此类民间信仰，有不少借助商人或 移民的媒介，传播到潮州。 其
38、中比较典型者盖为妈祖信仰和陈元光信仰。 妈祖的原型是莆田湄洲岛上的一位林氏巫女，传说她靠法术为渔民解决种种困难，而受到人 民的信奉、崇拜，逐渐被神化为能够助顺安澜的海上女神。 据说林氏女生活的时代约在五代宋初， 她被崇拜为神则在北宋末年。 令人惊异的是，潮州最早的妈祖庙也出现在宋代，饶宗颐潮州志 丛 谈志“异部天后庙”载：“深澳天后宫，宋时番舶建”，说明南澳岛是宋代（应为南宋）福建对外贸易 船只的停靠点，信奉妈祖的福建海商（番舶）在他们出洋往来必经之地的南澳建起了妈祖庙。 另外， 南宋修成的临汀志“祠庙三圣妃宫”条记载包括妈祖在内的三圣妃宫“嘉熙间创（12371240）， 今州县吏运盐纲必祷焉
39、。 ”记载中还提到“及潮州祖庙”，寻绎其意，应是说这座三圣妃庙是由往来 汀江、韩江上的运盐船工从潮州祖庙分香建造，或是仿照潮州祖庙的形式建造的。 说明南宋时潮州 除南澳有妈祖庙外，州城附近韩江之滨最少还有一座妈祖庙，此庙始建的时间肯定在嘉熙之前。 由 此亦可见，妈祖信仰先由福建沿海一带传到潮州，再由潮州传到闽西山区。 漳州地方保护神陈元光信仰在潮州的传播更为迅速。 陈元光在北宋成为漳州的地方保护神。 神宗熙宁八年（1075），陈元光被朝廷封为忠应侯，自此屡有加封，直至南宋初封为灵著王，地位极 为崇高。 按宋廷对于陈元光的追封属于封神的性质。 说明至迟到北宋中叶，漳州民间对陈元光的 信仰已获得官
40、方的认可，由此推动了陈元光崇拜的对外传播。 潮州本是陈元光的根据地，粤东的另 一区域循州也是当年陈元光征战之地，所以对于陈元光的崇拜很快就传播到粤东潮、循二州。 至今 潮州西湖留有赵希蓬重修威惠庙题记石刻，而循州在宋代也有威惠庙，王象之舆地纪胜卷91 在循州 古迹篇中著录了威惠庙，并记载“有纪功碑、灵应录见于庙”。 潮州赵希蓬重修威惠庙题 记石刻文曰：“威惠庙日就圯坏，邦人无有身其职者。 玉牒赵希蓬毕力就事，以嘉定壬申（1212）三 月朔兴役，逾年春告成。敬书以志岁月，六弟希禾道书。”说明嘉定壬申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潮州 就有威惠庙了，至嘉定壬申重修过一次。 按漳州陈元光祖庙北宋徽宗政和三年（
41、1113）始获赐“威 惠”庙额，不几十年间，潮州就建起了威惠庙，这是宋代漳、潮文化一体化的表现，也是漳人移民潮 州及漳、潮文化交流频繁的结果。 三、社会心理趋同与潮汕福佬化的完成 闽南文化对于潮汕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闽南与潮汕社会心理的趋同，最突出的标志是潮州人也 接受了祖籍光州固始的集体记忆。 据饶宗颐潮州志 民族志：“唐时其成群而南下者，厥为陈政 元光父子承领戍卒今潮之望族，若许氏、李氏、卢氏，皆当日随从之胤，寇平以后，占籍漳、潮，福佬 之民，即以此为主干。 ”该志还在夹注中举出具体例证，如：“许陶随元光平寇，封昭应侯，见韩江许 谱；李伯瑶助平蓝雷，封辅胜侯，见李氏谱，卢震助李诱蓝雷。”这
42、些是潮州望族认同唐初随陈元光来 自光州固始之例。另外，也有认同唐末光启之固始者，亦见饶宗颐潮州志 民族志之记载：“唐末王潮 入漳，从来者，多中州之民，后辗转入潮。 其为王室之胤者，如潮安汤头王氏，即其一例。 ” 在上述这段记载的夹注中，也举出了具体例证，如“宋史 王大宝传：其先由温陵（即泉州）徙潮 参见谢重光：闽西客家地区的妈祖信仰，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4期。 宋会要辑稿第20册礼20陈元光祠。 石刻在潮州西湖山北岩活人洞石刻旁，今存，笔者亲见。 饶宗颐：潮州志新编第7册民族志福佬，第3049页。 49 饶宗颐：潮州志新编第7册民族志福佬，第3050、3052页。 饶宗颐：潮州志新编第7册
43、民族志福佬，第3049页。 在这段论述中，饶宗颐先生将郡望混同于祖籍，小有不足。 杨际平：从看陈元光的籍贯家世兼谈如何利用族谱研究地方史，福建史志1995年第1期。 州。汤头王氏谱：其先世自闽王审知，其玄孙坦始由泉州徙漳浦，移饶平黄冈，复迁海阳登瀛，又四传 而至大宝。 ” 以上追述的两批成群的移民，一批唐初随陈元光来，一批唐末随王潮来，在民间，都认为是来 自光州固始，而“其他自固始迁来者”，也往往牵附这两批移民，特别是牵附随陈元光来的移民。 如 东津薛氏，饶宗颐在潮州志民族志据盛端明薛亹墓志，说其远祖“垂拱间，有参寇事于闽漳 者，遂家于漳”，显然就是上述唐初随陈元光迁来的第一批成群的移民之一员
44、。 饶宗颐先生是严谨 的学者，他根据元和姓纂、朱翌威惠庙记等文献记载，论断陈元光是河东人，“其部曲亦然，如 许天正亦太原人”，其不认同陈元光及其部属是光州固始人，观点是很明确的。 但是面对具体的族 谱资料，他仍然不能指出薛氏祖述光州固始之伪托，足见潮人祖述光州固始集体记忆影响之深。 又如柳岗陈氏，潮州志民族志说他们是宋时迁潮的光州固始移民后裔，“始迁祖陈汤征，河 南固始人，淳祐（12411253）潮阳令，家于潮之直浦都”。 按南宋时光州固始早沦为金国疆土，如果 陈汤征是南宋理宗时光州固始人，那他根本不可能出仕潮州。 但陈汤征确实是淳祐间的潮阳令，这 是怎么回事呢？ 考云霄山美手抄本颍川陈氏开漳
45、族谱，原来陈汤征是南宋漳州云霄人，他是从云 霄通过科举出仕潮阳的。 山美颍川陈氏开漳族谱说陈汤征是陈元光后裔，作为陈汤征后裔的潮 阳柳岗陈氏因而说陈汤征是光州固始人。 山美颍川陈氏开漳族谱列举的陈元光至陈汤征的世系为： 元光珦酆泳章甫(以上注记略)岳(字嵩伯，号，谥英毅，会昌元年进士)羽(字 士凤，号西麓，谥忠顺，乾符二年进士)夷行(字道周，号徽斋，谥严毅，乾化四年进士)陶(字 学潜，号柳州，登进士，官左仆射，任平章事)重(一名童，号景山，举明经，宁州刺史)云(字庆 祥，号匡吾，谥正直，隐居不仕)希亮(字期达，号我山，谥忠蹇，天圣五年进士)恪(字尧钦，号 顺轩，谥仁德，特奏进士，滑州推官舜俞(
46、字令举，号东湖，谥端庄，庆历进士)禹议汤征。 上述世系中，许多人正史有传。 唐史学者杨际平据此考证，这许多人都不是光州固始人，因而 无法证明陈汤征确为陈元光后人，也无法证明陈汤征必定为固始人后裔。 但不管学者如何考证， 柳岗陈氏还是坚持本族始迁祖陈汤征是固始人，自己是光州固始人后裔。 东津薛氏也一样，其光州 固始人后裔的家族记忆是不可动摇的。 说明潮汕人不但自宋代以来接受了大量闽南移民，还一并 接受了闽南人共同追根光州固始的集体历史记忆。 宋代闽南移民成为潮汕居民的主要成分，潮汕语言、风俗包括祖述光州固始的社会心理也与 闽南类同，因此可以说宋代潮汕地区已经完全福佬化了。 换句话说，唐五代时在泉
47、、漳两州形成的 福佬民系，在宋代已扩展到地区了。 关于潮汕福佬民系，饶宗颐先生认为： 或谓福佬有新旧之分，其来自莆田者为旧族，来自漳泉者为新族，今亦不能辨，约而论之， 福佬族之构成，不出如下四者： （一）隋唐以前，福建区域之旧潮人。 （二）陈元光所领之戍卒。 （三）随唐末王潮南来之中州仕族，及宋末从宋室南迁之赣闽士民。 （四）谪宦之占籍。 我们的观点与饶先生之见略有不同。 我们认为，潮汕地区的福佬人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参加 融合的人群，也包括潮汕土著（属于百越系统）、外来蛮族（以盘瓠蛮、莫瑶为主）和各个时期迁入潮 谢 重 光 ： 宋 代 潮 汕 地 区 的 福 佬 化 50 地 方 文 化 研
48、 究 2 0 1 5 年 第 1 期 （ 总 第 13 期 ） The Study of Henan Silk Pongees Development and Local Economic Social Evolotion in the Modern Time WU Qiang （The Center for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475001） 【Abstract】Because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world market, Henan Silk Pongees became one part of the main foreign trade goods, affected Hen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roduction of Silk Pongees reconstructed the city and town system, improved the l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