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001东亚文化认同视域下董子共同体思想周边传播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当前我国对外交往的核心理念和行动指南，也是我国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和价值愿景，国际认同问题已经成为打破当前其对外传播困境的关键一环。深入挖掘董仲舒共同体思想在东亚区域的共享性价值，寻求各方认可的共通意义空间，会有效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东亚区域的跨文化阐释，得到区域国家的认同，有效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东亚周边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认同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代表着中国和世界人民一起共创和谐美好世界的愿景，但其国际认同问题已经成为打破对外传播困境的关键一环。朱玲玲（2019）指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2、困惑、疑虑、排斥乃至于对抗的心理一直存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会威胁其在全球的霸权统治；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慌和质疑，担忧中国不会走向争取世界霸权之路1。李雪婷（2020）认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问题的研究往往被当作传播研究的附属品，研究关注度还远远不够。金天栋（2021）指出，溯源“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困境，可以说其关键问题李洪良刘鑫周冀宁（衡水学院河北衡水053000）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董仲舒作为上承孔子、下启朱子的思想家，其哲学包含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共同体”理论即
3、是其中之一。通过考察董子共同体思想在东亚主要国家传播的基础上，探求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区域的共享性价值，寻求各方认可的共通意义空间，会有效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东亚区域的跨文化阐释，得到区域国家的认同，有效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东亚周边传播。关键词：董仲舒；共享性价值；东亚文化认同；周边传播作者简介：李洪良（1980-）男，河北衡水人，博士，衡水学院外语系副主任、教授，主要从事董仲舒与儒学思想、文化传播研究；刘鑫（1977-）女，河北衡水人，本科，衡水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研究；周冀宁（1982-）男，河北衡水人，博士，衡水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化传播教学研究。
4、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东亚文化认同视域下董子共同体思想周边传播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20210201105）。不是在传播策略等传播要素和技术以及结构方面，而在于国际认同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文明维度进行探讨的话，需要从文化交流、心灵沟通等层面凝聚具有全球共享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国际传播困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共享性价值的挖掘和凝聚不足而造成，具体的原因如下：第一，意识形态色彩较重，容易引起对抗。国际传播中政治传不可避免，政治传播必然会以意识形态为重点，西方在国际传播领域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传播，同时也是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设定一定的
5、“陷阱”，希望中国落入其设定的意识形态国际传播攻坚战，进而加紧构建对抗中国发展的联盟型“共同体”。第二，传播策略上，周边传播重视不够。以北京大学陆地教授为首的周边传播学者认为，中国国际传播困境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针对周边地区传播的不够，舍近求远的传播策略造成“近而不亲，亲而不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未与周边形成有效认同和传播共振；而对西方的传播未见多大起色，欧美政界和舆论界对我态度依旧，甚至更糟。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002 上，东亚地区在诸多方面都有着长期的合作基底，但是随着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东亚地区认同还未能有效达成，还不能够实现多维一体的和谐共生与协同发展。该区域的主要国
6、家日本、韩国等由于经济、军事等原因，往往摇摆不定，更有甚者会加入到反制中国的行列之中。第三，对外传播语境分析不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需要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语境，不做分析的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内传播照搬到对外传播，无法保障国际受众具有国内受众相一致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基础，无法达到国际认同，也无法得到传播效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国际、跨文化阐释还主要以语言转换为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意义空间的发掘和构建还任重道远。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应该进一步加强周边传播，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区域的共享性价值，为东亚文化认同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有效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东亚
7、周边传播效果，在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赢得和睦的周边环境的同时，其传播共振效应也会扩展到全球领域，逐步赢得普遍的国际认同，达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传播的效果。人类命运共同体东亚周边传播的共通意义空间传播内容分析是当前对外传播要素分析研究的一个热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需要摆脱强调自身特殊性的“中国话语”，逐步成为一个具有普世适用的“全球性话语”。这急切得需要塑造和扩容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共通意义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今时代发展规律相结合的产物，为推进全球合作提供理念、格局和规范上的中国式指导，是典型的中国话语，这与国际社会对未来世界进行描述的世界话语是有很多共通之处
8、的。首先，共同体构建的价值追求深入人心。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或者中国周边地区都有共同体构建思想。共同体思想在西方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早的系统性的提出了相关理念，表达了古希腊哲学家对“至善”的幸福高尚生活的一种描述，近代以来欧洲共同体以及欧洲国家联盟的形成是西方共同体构建的一种实践探索。中国的共同体思想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古代的学者多将其描述为“大同”；而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共同结成“儒家文化圈”可以说是在近代以前东亚共同体构建的一种自觉的实践。近年来，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提出的“东亚共生”理念和韩国学者白永瑞提出的“联动的东亚”理念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共通的文化基底。其次，发展共同利益、谋求
9、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与世界人民共谋发展的国际共生理念，它来源于全球化思维，全球化意味着世界格局必然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态势，多元文化客观存在，自立共生；相互交融，和而不同。一个国家、民族、地区虽然都有着其独特的文化和价值取向，但和谐和发展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基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国顺应历史潮流、尊重多元文化、共谋世界发展的历史责任感，代表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景。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来源于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入挖掘和现代化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和气生财”“兼收并蓄”“天人合一”等和谐共生思想，将这些与多元共生的世界
10、格局相结合并进行现代化阐释，形成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多维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而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再次，弱利他主义下的共同体构建心理。每一个国家的发展肯定会考虑到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国际交往对于他国利益只可能体现出弱利他性，不可能体现强利他。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下的“义利观”是在肯定本国利益的基础上“让利”其他国家，同时不会盲目的扩大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追求的是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大国更多的发挥自身的担当和责任，大国要有大国的风范，适度让利给发展中国家。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它共同体一致性在于，认同个体利益的重要性，并以追求
11、国际交往中的平等性。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义利平衡。破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认同困境在传播策略上需要进一步加强周边传播。以北京大学陆地教授为主的学者提出了周边传播理论，重点考察中国文化的周边传播问题。在周边传播框架内，文化传播既是核心，也是重要手段（刘源，2019）。秦亚青（2019）指出，文化塑造了社会科学理论，文化是一个社会理论的共同背景知识，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为认知和诠释世界提供了框架和依据。共同背景知识不是现实和即时的知识能力，而是在历史和实践中形成的意义体，任何现实和即时的事物，只有通过背景知识才能产生意义2。中日韩三国的东亚共生理念虽然都有着各自的地方性特点，但
12、是也具备着共同的背景知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东亚周边传播存在着构建共通意义空间的可能。基于此，本文认为，共生必是双方或多方的相互作用，是矛盾冲突后的融合共生，而共生的基础之一是具有内部密切联系的区域文化的相互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东亚周边传播需要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东北文化认同中的共享性价值，建构共通的意义空间，获得周边认同。003董子共同体思想及其东亚认同的共享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董仲舒作为上承孔子、下启朱子的思想家，其哲学包含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共同体”理论即是其中之一。历史上，东亚地区受到儒家文化圈的深厚
13、影响，不难在其文化中找寻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基底，有效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第一，董仲舒对儒家核心观念“三纲五常”进行了论证，并赋予其与“君权天授”一样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先秦时期的“三纲”描述的是当时社会的重要人伦关系，其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由“君臣、父子、兄弟”衍变为“君臣、父子、夫妇”。虽然已经带有封建宗法制的特点，但因为规范此类关系的道德学说庞杂、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不具备神圣性和权威性，也就无法对社会形成普遍的约束力，进而导致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兄弟相残等现象层出不穷。到了汉代，为了扭转秦大一统时期法家治国对“纲常”的消弱，董仲舒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奉天法古”为“三纲”做了新的理论论
14、证。如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将“三纲”置于君权神授等同的地位，赋予了其神圣性和权威性。正如金春峰（2019）明确指出，经过董仲舒的理论论证，“三纲五常”具有了神圣性和权威性，为“社会共同体”奠定了理论基础3。第二、董仲舒对王者以仁义治天下理念的不断完善。董仲舒继承孔子所说的“君主施仁政可以获得天下人的拥戴，远方的人也会来臣服”的天下观念，进而提出以仁义治天下的王者要区分“内治”与“外治”，强调“内治”要“反理以正身”“外治”则“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虽然董仲舒在提出这些理念时主要是站在王者的角度谈论如何治理天下，但同时也关注到了天下的形塑，他认为王者的天下需
15、要王者用心教化，以其德行征服四方，引万民来朝。“天下”才算真正形成。宽外严内的天下治理原则在实质上是将治理天下看成国际交往事件，和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义利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外又对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关系，可以说董仲舒正是利用阴阳的辩证关系建立了天下命运共同体的图式。第三、董仲舒对“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深层动因进行了解析。董仲舒认为，“生命共同体”包含人与自然、君与民两个层面和一个基本的协调原则。董仲舒以他的“天人三策”与“天人感应论”最为人所熟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追求的是天道与人伦的相互作用和和谐发展，将二者看为是自然的因果关系。君与民层面的“生命共同体”如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所述，君民同为天生
16、地所载，因此君民实为一体。君主施以仁政、以德教化，则臣民拥戴君主，反之亦然。正是“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所以考虑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二次分配时，应该坚持适度原则，在以社会地位为标准的利益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还应该考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对“生命共同体”进行协调的基本原则，正是董仲舒所建构的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式4。在这样的宇宙图式中，为了达到天人合一，必须将仁与义作为处理与人交往过程中的基本准则，仁需要具有内在仁爱之心，对他人仁爱宽容；而义是基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则规范自身，严于律己。自古以来，东亚区域都属于儒家文化圈，这一点
17、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东亚区域国家虽然接触儒家文化的先后有别，侧重点不同，但毋庸置疑，儒家文化在当前东亚区域文化认同构建过程中可以发挥文化基底和共享价值作用，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的共同体思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东亚周边传播过程中自然发挥着得天独厚的共享性价值理念。可以说，董仲舒共同体思想从东亚共生关系的主体性、纽带、共生性底线和拘束性四个方面为东亚文化认同提供了共享性价值。在董仲舒的话语中，施以仁政的王者可以引万邦来朝，即国家或者地区的治理者在内外治理上符合规律，一方面满足国家的基本利益，一方面又保持和谐的对外交往，自然会得到国内和国际的认可，在和睦的周边环境中得以发展，因而东亚共
18、生的主体是施以仁政的各国治理者；而维系东亚共生的纽带，则是儒家的“义利观”，虽然国际社会更加关注的是弱利他性，但是可以在国际交往中让利给他者，正是儒家义利观所提倡的“推恩以广施”的一种体现；共生性底线和拘束性则体现在董仲舒对社会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的论述当中，纲常伦理作为社会基本的道德规矩可以扩展到国际社会，这个在东亚区域也有着先天的文化底蕴，而生命共同体则明示“仁”和“义”在东亚区域国际交往的道德遵循。参考文献1朱玲玲，蒋正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释与国际传播J.党政研究，2019,(01)：11-19.2秦亚青.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基于理性和关系性的比较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04)：35-45.3金春峰.从建构“社会共同体”看“三纲五常”的批判继承J.衡水学院学报，2019（3）：21-28.4刘燕.“生命共同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格局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9（1）：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