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 9 卷第4期SHANTOU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IES&SOCIALSCIENCES MONTHLY)Vol.39.No.4 2023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考释兼论其小说观中的“区分”意识李爽，汪楷淇（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 0 0 2 3 4）摘要：董康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亦是促成续修四库全书编纂的关键人物。其在日本访书时对戏曲小说进行穷尽似的搜罗，但却在续修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又因其小说观念中的“区分意识”，遂提出了剔除章回小说的建议。这就有必要对其参与编写通俗小说类提要的历史真实进行考证。通过文献分析可知，目前
2、学界判断董康参与编写通俗小说类提要的理据存在若干问题，再结合当时编书过程中的相关史实，可推断出董康所撰写的提要应该仅为明人文集49 篇，并不包括小说类提要。关键词：董康；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书舶庸谭；通俗小说；小说观念中图分类号：G257董康（1 8 6 7-1 9 48），字授经，自号诵芬室主人，江苏常州武进人，清光绪十六年（1 8 9 0)进士。其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亦是清末民初的杰出法律学家。董康不仅酷爱诗词戏曲，撰有课花庵词，还兼治版本目录学，记录其日本访书活动的书舶庸谭，在近代文献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另外他还积极参与编纂多种提要，如其独自编纂的诵芬室丛刊，与王国维
3、、吴梅等合纂校订曲海总目提要，与缪荃孙、昊昌缓等为刘承斡编纂嘉业堂藏书志等。此外，董康更是促进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这一浩大工程的开展。在对董康的学术活动进行历时性考察时发现，他在后期，尤其是在续提要的筹备阶段，针对章回小说提出“旋辞出”的看法，与其日本访书时非常重视通俗小说的做法，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董康明确反对续提要收录章回小说的态度，加之后世对编纂通俗小说类提要人员名单的收稿日期：2 0 2 3-0 2-0 7作者简介：李爽，女，重庆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汪楷淇，男，江苏徐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1-42 2 5(2 0 2 3)
4、0 4-0 0 49-1 1模糊,其是否参与编纂的史实存在不确定性。而又因为，董康作为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关键人物，是近代传统学术思想转型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目录史、俗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这就使得考证其是否为编纂人员成为必要。一、董康是否撰写通俗小说类提要考辨光绪十五年（1 8 8 9)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上光绪皇帝的奏疏中提议续修四库全书，虽获嘉许，但因其时内忧外患，故没有实行。2 0 世纪2 0 年代初，日本退还中国“庚子赔款”7 3 0 0 万日元，并用这笔钱于1 9 2 5年创办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积极组织两国知名学者开展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工作。续提要从1 9 3 1 年7 月至
5、1 9 45年7 月间撰写、完稿。伴随着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直到197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才出版续提要的部分内容，整个撰写、出版等过程漫长而复杂。在此50过程中，编撰续提要的一些问题也变得扑朔迷离，比如，已有成果对董康是否撰写续提要小说类提要没有确切的说法，这不利于对小说类提要进行深人的研究，亦不利于人们对历史学术真实的了解。分析已有文献，可知董康为续提要撰写“通俗小说”类提要一事存疑。（一）王云五序言辨析王云五序言称董康撰写了明人小说提要的说法并不准确。1 9 7 2 年，续提要出版，王云五序云：“至于海外藏书,则分别由彼时留居各该地之我国人士担任撰写提要，例如董康与孙楷第专任日本内阁文库所藏
6、之明人小说。l王云五的序于1 9 7 2 年3 月撰写，其内容大致撮引何朋续修四库总目提要简介吴哲夫现存续修四库全书 目录整理后记两篇文章，何朋记述错误者多沿误 2。何朋文据桥川时雄1 9 42 年底所作有关续提要的计划书，开列了当时完成的提要各部类篇数及8 5名撰者名单。此8 5人名单对照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原稿,可知并不准确。其中有多人如徐鸿宝、李盛铎、邵瑞彭等并未实际参加撰写,也列名其中,而重要的撰人班书阁则脱逸失录。此名单长期以来被反复征引，一直延误未得更正 2。另外,王云五欲在序中借用名人的声望来扩大作品的影响，列举了学术界的多位名人。序称：“续修四库提要之撰人，多为知名之士，举例言
7、之，如董康、伦明徐鸿宝、李盛铎、王式通、邵瑞彭尤其特著者也。1 2 王云五所列24人确为当时之知名学者，他们可能参加过撰稿或审定工作，但并非都参加过撰稿工作。董康名气大,故王云五将其列在第一位。1 9 9 6 年罗琳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所写的前言里面提到根据档案与现存稿本核实，提要撰稿者共7 1人，如胡玉缙、吴廷燮、罗振玉、傅增湘、余绍宋、杨树达、班书阁、孙楷第、向达、谢国摘、王重民、赵万里、罗福颐、傅振伦、傅惜华、董康、谭其骧等。前言中提要撰者表所列董康撰写“第四册第7 55页上至第四册第7 8 3 页下”，均为明集提要，并无通俗小说提要 3 1 7 5-7 3。鉴于王云五的序是根
8、据错误较多较大的何文撮引而来，故王云五称董康撰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 9 卷2023年）写了明人小说提要的看法缺乏进一步的文献考证，不可视为定论。（二）对现有相关论证的解读2005年，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第九章第一节，对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子部小说类之编撰论述道：“从目前笔者所知的资料来看，负责续提要小说类提要总体整理工作的是傅惜华先生，具体撰写者则有孙楷第、傅惜华、董康三位先生王序又云至于海外藏书，则分别由彼时留居各该地之我国人士担任撰写提要，例如董康与孙楷第专任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之明人小说。”“台湾商务版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收录的是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之部分提要，其中杂含孙
9、、傅、董三人之文字。”“王云五序称董康专写日本内阁之明代小说，但具体篇目已不可知,很难将其与傅撰篇目区分开来。42 6所以，潘建国将续提要所录通俗小说书目分成两大部分,其一为孙楷第所撰目录,其二为傅惜华、董康所撰目录。潘建国列出傅惜华与董康共撰有6 4种通俗小说提要，推测日本内阁文库藏本2 0篇为董康所撰写，傅惜华撰写44篇 43 0。但事实上，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小说并非董康所独见，孙楷第、傅惜华等人均有涉猎。首先，董康的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戏曲小说书目已于1 9 2 7 年发表在新国学刊，四卷本书舶庸谭亦于1 9 2 8出版。所以，在编续提要之前，董康所见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戏曲小说书目已经发表，当时
10、的学人都能看到,此资料并非董康所独有。然后，继董康访日之后，孙楷第和傅惜华也去过日本，孙楷第于1 9 3 1 年去日本访学时去内阁文库考察过 5,傅惜华亦于1 9 3 9 年到日本内阁文库进行过考察，两位先生均在续提要交稿前多年去过内阁文库，也看到过内阁文库所藏的书籍。另外，王亮谈及：“董康虽曾撰作部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集提要，实为旧作嘉业堂藏书志改写而成，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董康在华北伪政府中任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高官，实际上仍未能积极参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事务。”2 1 张升也认为：“续修四库全书李爽，汪楷淇其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考释第4期总目提要所收董氏所拟的四十九篇提要稿
11、，均标且多与四部重出，不过微有同异，此应仿曾明其书籍的来源为嘉业堂所藏明刻本。而且，这些糙类说集为一书，列诸杂家部之杂纂类；书董氏均拟有藏书志，并收人嘉业堂藏书志中。至佛经目录，自唐以来，有开元、贞元等录及也就是说，董氏所拟的提要稿均有藏书志作为基宋藏本单行于世，除目录、历史、音义等可摘础。”这两篇文章只说董康撰写了明集提要，都入外不宜牵混；又累朝奉敕所撰书目，惟提没有论及董康与“通俗小说”提要的编撰关系。要空前绝后，章回小说多涉淫移怪诞，不宜对比嘉业堂藏书志续提要后发现，张升所乱乾隆旧例也。旋辞出。1 8 1 3 0说的49 篇提要，的确均为明集提要。根据以上两董康乃“前清遗老”，是一位传统
12、文人，他认则材料可知：其一，董康公务繁忙，并未积极参与为“章回小说多涉淫秽怪诞”，而续修四库提要提要的撰写工作；其二，董康为续提要所撰写是一件重大而严肃的事情，如果将“不登大雅之的提要有之前的书志做基础；其三，董康撰写过堂”的章回小说收人其中，那么就与传统的正道49篇明集提要是确定无疑的。相悖,所以他主张“旋辞出”。因此,董康更加不会此外，撰修续提要时，有冒用他人之名，参与通俗小说提要的编撰。事实上，由于四库全赚取稿费的现象。施乐言及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书总目提要对通俗小说一概摒弃,未录一部,所成立之初，其撰稿人群体皆由当时中国知名学者以，修撰续提要时，通俗小说自然就被视为重组成，但在1 9 2
13、 8 年发生“济南惨案”后，中方委员点著录的对象之一。因此，董康的这条意见并没有全体辞职，“日方独自经营，改委员制为稿酬制。被编委会采用。而且，若依据潘文所言，将董康和之后，撰稿者皆赠以“嘱托”衔,按篇取酬。了解编傅惜华所撰的6 4部小说和董康书舶庸谭对比撰内情的罗继祖在瑾户录中言及“执笔者初为发现：潘建国所说的2 0 部内阁文库藏书，在董康省宿，继则凡薄有声誉者皆得参预”“有冒名顶替书舶庸谭里面只有1 1 部。这1 1 部是醒世恒者若干人。人惠图得酬，谁复自瑞其工拙，司事者言南北两宋志传铁树记皇明英武传皇亦难细审。据我风闻,执笔者多属业余，有不读书明中兴圣烈传孙庞斗智演义承运传鼓掌人而一夕能
14、构十余篇，多摘抄前后序跋充数 7。绝尘新编剿闯通俗小说西游证道书玉娇鉴于冒用他人之名撰写提要的情况较多,故何朋、梨,其中有不少即是章回小说，又内容涉及淫秽王云五所列撰者名单有漏，不可尽信，使用名怪诞，如鼓掌绝尘在书舶庸谭的记录中就单时应进一步考证，不可直接照抄。明确标记为淫秽之书。（三）董康是否撰写通俗小说类提要的推论其次，董康无暇顾及续提要的撰写工作。首先，董康建议续提要将章回小说“旋辞书舶庸谭卷八下记载：“（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出”。清末陆续有人提议续修四库全书之事，均三日)与狩野讨论续修四库之进行。此事为余所提无果。据书舶庸谭记载，东方文化委员会有续议，本列编辑，以滥竿学校无暇兼顾。因闽中
15、黄公提要之举，当为董康首倡。董康对续提要的诸博学多闻，荐膺斯席，狩野首肯。”1 8 1 2 9 0 同书卷九事弹精竭虑，多次对编修提出具体建议，且大多亦载：“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晴，余自上年在国立被采纳。但董康对续提要录人章回小说的意北京大学担任讲座。8 J304从记载可知董康因身任见是“旋辞出”的看法却没有被采纳。书舶庸谭教职，所以无暇兼顾续修四库提要之事，而是积卷9 记载：极推荐他人参与此事。王亮称：“董康虽曾撰作部至文化会访狩野博士，并晤仓石、吉川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集提要，实为旧作二君，讨论整理四库提要体例。狩野言，有嘉业堂藏书志改写而成，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人主张敦煌古写本及佛经、
16、明末章回小说悉董康在华北伪政府中任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最数网罗入内者。余以为敦煌卷子皆断简残篇，高法院院长高官，实际上仍未能积极参与东方5152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事务。”2 类比明集提要的编写过程，董康并没有任何关于通俗小说的题解作为基础以供参考，重新撰写较为费时费力，与其实际生活状况不符。再次，田杉在论及编撰“小说类”提要时，没有提及董康。曾获孙楷第教海,并受孙楷第嘱托，辅助孙先生整理小说戏曲提要遗稿的田杉，在孙楷第与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一文中对续提要小说提要的撰写有详细说明9，田杉说：“戏曲小说正是约孙先生撰写的，这一类提要共约有3 5万字,其中有几万字是傅惜华先生写的，但也是顶孙先生之名而作，报酬
17、归傅先生。”9 田杉作为一个知道编撰详情的人，把孙楷第和傅惜华大约写的字数、傅惜华顶孙楷第的名撰写而实际取得报酬等事都记述得很清楚，如若董康参与了此类提要的撰写工作，应有客观的记录，然而文中并未提及。另外，傅惜华于1 9 3 9 年也去了日本内阁文库考察，根据田杉的说法，日本内阁文库的小说提要也可能是傅惜华写的。那么，潘建国所说载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子部小说类”，不见于小说戏曲书录解题的6 4部小说提要，可能都是傅惜华所写。笔者核查这6 4部小说提要的字数，约有4万字，这符合田杉所说“其中有几万字是傅惜华先生写的”这一说法。另外，在齐鲁书社版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罗琳的前言所列傅惜华所撰为第三册
18、第1 8 2 页上至第三册第50 3 页下，以及第三六册第59 4页上至第三六册第6 2 4页下,均为戏曲类提要。所列孙楷第所撰为第十二册第6 9 5页下至第十三册第41 5页下，有戏曲类及小说类提要。结合田杉所说，所列孙楷第所撰的小说戏曲提要里面有傅惜华所撰写的,是顶孙楷第之名而写的。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董康实际上为续提要撰写了49 篇明集提要，缺乏坚实的文献依据证明其撰写过小说类提要，小说类提要很可能是由孙楷第和傅惜华所撰写。二、董康的小说观念及其成因分析续提要加人通俗小说，是一件反映学术观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 9 卷所在”8 3 3 7董康的文学思想与其访书活动密切相关，其时
19、常会对所访之书作简要的评述。因此,对这些2023年）念转变的重大事件，董康对此事的态度，代表着过渡时期的旧时代文人对这种学术转变的态度，这就使得对其的考证既必要又具有重要意义。就董康个人而言，他支持续提要收录通俗小说，但同时，其又反对收人涉及“淫秽怪诞”的章回小说。这就反映了董康小说观中具有明显的“区分”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形成则与新旧交替的特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一）董康小说观念中的“区分”意识上文对董康是否撰写有通俗小说类提要的相关文献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梳理，而结合董康一生的学术活动来看，其在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时所提出将章回小说“旋辞出”的建议，与其在日本进行文献搜集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应收尽收的
20、态度，明显前后相。而这种前后行为上的矛盾，其原因就在于董康小说观念中对体裁有明确的“区分”意识，即依据有补于世的传统文教观念，对小说的体裁和立意进行有意识地区分。在书舶庸谭自序中，董康阐释了他收集小说的原因。他认为，西方诸国大都不轻视小说，甚至有其他国家将戏剧小说视为“国学”之一种。日本也极为重视小说，“德川幕府广开献书之路，右文致治,称盛一时。维新归政,择尤纳诸宫内省图书寮。群流汇海，典籍益宏矣”8 3 43。日本不仅收藏有诸多小说，还注重刊刻流通，如游仙窟剪灯新话等，俨如中学校之课本，可见中国小说在日本民间之普及。“顾吾国坊肆传流绝少，殆以妖妄荧听，厉以禁网也。德川氏于此类书籍搜罗富，悉储
21、于内阁文库。”8 3 43 有鉴于此，董康便著录并抄校了一些当时国内传流绝少的小说书目，如1927年初，董康抵日不久，便迅速于日本内阁文库中摘录小说戏曲1 0 0 种，并将所见书籍之卷数、撰者或编者、刻印年代、缺失卷数等信息做文献整理。胡适在其序言中称赞董康访书期间对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古小说、戏曲书籍所作的详细著录，“使将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因此知道史料的李爽，汪楷淇其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考释第4期评述进行细致的分析，便可对董康的小说观予以侧面也反映出，自己对小说文献的收集必将有益揭。董康在民国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于本国学术之继承发展。董康接下来的叙述则涉自述云：及了唐宋元明时期的小说发
22、展状况，其中有两点励学之方，径轨至繁，不宜囿于门户以较为值得注意。狭其涂。由经史诸子古今名家撰述以进者固其一，是董康注意到宋明理学对小说发展的是，小说章回亦未可概斥为非。尝游法巴黎影响。董康认为小说之文，早在唐代就已盛行，至国家大戏院，建筑几四百年，壮丽禁苑，宋代理学兴起时,则对此类通俗文学予以否定，这且以翰林掌院领之。故泰西各国大率以歌剧无疑阻碍了当时小说的发展，以至于后世所传宋小说为国学之一类。即在日本，当德川幕府之代小说文本仅见于宣和遗事通俗小说二书。时，如游仙窟剪灯新话镌刻尤多，俨如至明代，董康则引述了狩野直喜的话。有学者认为中学校之课本。汉学之不废者，赖此二书之力董康在此处引用他人话
23、语，实则是对金瓶梅的也。自敦煌石室发见古写本小说如明妃曲特别关注，在董康看来此书与心学有所关联，可视舜子至孝等，指不胜屈，可见唐时斯道大作为哲学思潮变化带给小说创作的积极影响 1 0。阳昌。追宋理学盛行，此类之书殆绝。放翁诗云：明心学作为理学的变体，其的确存在着肯定人欲“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的一面，但是否此处所举心学家读金瓶梅一事，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中郎复婚牛相就是董康认为心学对明代小说发展有所助力呢？故事始见于明初高则诚琵琶记，当时鼓其关键就在于董康对此事的评论，即“其然？岂其词几等于伯牙之琴、桓伊之笛矣。宋之小说，然乎？”单纯从字面意义来理解这句话，其表达了襄见
24、宣和遗事通俗小说二种，此外竟一种疑惑不定的态度。而董康作为清朝科举文臣，未传之梨枣。虽将罗贯中系之于宋，然其人究熟通经史，此处所言便是套用了典故。“其然？岂其属何代，亦一疑问。元时杂剧风行，始有长篇然乎？”出自论语宪问篇，全文为：小说。至明时学士文人并起提倡，极盛一时。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日：“信乎？夫子亵之作，皆出斯时。日前狩野博士谓明时理不言，不笑，不取乎？”学家甫离讲座即手握金瓶梅一编，此近公明贾对日：“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阳明一派。其然？其然乎？吾国胡适之好搜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辑小说家文字，余亦颇欲撰小说家列传，苦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于所见不多。8 1 3 6
25、子日：“其然?其然乎？川董康的这段叙述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几乎可此处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对“尺度”的以视作为一段简短的小说史。其首先表明了自己把握，公叔文子并非不言不笑，而是能够在适当对小说的态度，即认为治小说亦可作为学问之一的时候做出恰如其分的行为，达到一种人与人之种,将其上升到与经史子集并列的高度。董康接下间的和谐。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思想，即发来所举泰西诸国（即今欧洲中部和南部诸国)的而有节,君子的一切行为都合乎礼义的标准。董康例子，则显示西方强国在文化上对戏剧小说的重使用此典故，恰恰正呼应了其上句所言“至明时视，这无疑透露出董康此时已经受到了西方学术学士文人并起提倡，极盛一时。
26、狠亵之作，皆出斯思想的影响，这相比四库全书编纂时摒弃小说时”。明代的学士文人并不像宋代理学家们对小说类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其接下来所述日本之国持摒弃态度，而是积极提倡，以至于到了理学人情，则认为恰恰是被本国文人为“不登大雅之士也手不离卷的地步。思想的转变固然可能会给堂”的小说，维系了中华文化在异国的发展。这就小说的发展营造了自由宽松的氛围，但董康在此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肯定了小说的重要地位，并从处所要表达却不是思想转变所带来的积极影响，5354而更准确的是一种警示。董康认为随着明代的小说兴盛，那些“狠裘”的小说作品也随之盛行。明代中后期的心学,其对人欲的存在并没有直接予以否定，甚至泰州学派更是大胆
27、肯定人欲，但这也间接地造成了“放纵的自由”，注重物质享受，缠绵于男女情事，以至于明末清初之时，对纵欲的反思成为当时学术思想转变的重心之一。因此,董康在这里使用论语的典故，实则是为了警醒人们，对待小说这类文学作品，要有一定的“尺度”。其二,是董康在此段话中所隐含的小说批评观。上文所述,董康对“尺度”的要求,对明代小说“狠亵之作，皆出斯时”的评价，皆可视为其小说批评观的思想之一。其在论述宋元小说发展时，于宋代提及弹词与南戏琵琶记在故事情节上的相似，于元代提及杂剧对长篇小说形成的促进作用，这无疑表明董康已经注意到曲艺之于小说发展的重要意义，尤其是话本和剧本对小说文本的形成、文体的变革等方面的影响。其
28、特别提及了陆游的负鼓盲童绝句，此诗描绘的是南宋弹词艺人在乡村表演的真实场景，并认为“当时鼓词几等于伯牙之琴、桓伊之笛矣”。弹词与抚琴吹笛一样，其本意就是消遣娱乐，但结合伯牙琴、桓郎笛这两个典故，在董康看来弹词并非仅仅是为了娱乐。晋书桓伊传所载桓伊吹笛事有两处，一处为王徽之于船中请桓伊吹笛，“（桓伊)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一处为孝武帝猜忌桓伊，命其于宴上吹笛，桓伊吹罢抚筝，歌怨诗以明心志，孝武帝甚有愧色。这两处关于桓伊吹笛的记载，都显示出其人能够巧用乐曲传达心志。清代徐夔闻笛有忆云：“谁将清夜桓伊笛，吹入山阳向秀心。这便是将“桓伊笛”作为对吐露心声的表达。吕氏
29、春秋卷十四孝行览本味篇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日：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日：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在这里“伯牙琴”除了含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意蕴外，伯牙能够在琴声中表达出自己的志向，这种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 9 卷2023年）以乐明志的方式与桓伊吹笛如出一辙。在此,再审视董康关于弹词的评价，其无疑是认为弹词也像伯牙琴和桓伊笛那样能够表达出某种思想，而不是纯粹的娱乐。至于弹词所表达的思想具体是什么,董康则在书舶庸谭的自序中进行了阐释：弹唱、演义亦名说书。考
30、宋时有崇政殿说书一官,以秩卑资浅,或隐逸充之。说书之名，权舆于此。一以讲述经史，一以搬演轶闻，不过朝宁与阁阎异其场所耳。陆放翁有负鼓盲童一绝，可想见尔时村氓聚听光景，故宋刊有京本通俗小说五代平话宣和遗事等。近今敦煌发见唐写本舜子大孝明妃曲若千种，则此风唐代已然。吊兴亡于古道，托惩劝于稗官，目以胡柴,诚为未允。明季斯艺尤兴，学社名流咸有撰述。长篇物语，日本称短篇小说为物语，于二拍三言俱有翻本。殊其休裁。絮儿女缠绵，则题琴划袜；摩英雄悲愤，则剑吼杯豪。顾吾国坊肆传流绝少，殆以妖妄荧听,厉以禁网也。1 8 1 3 43-4从中可以看出，董康是将短篇话本小说与长篇小说进行区分的。在其观念中，同样是通俗
31、文学，话本小说作为说话（弹词、演义)的底本，其中特别是那些讲史类和轶闻类作品，是“吊兴亡于古道，托惩劝于稗官”，视其有益于世俗教化。而相对长篇小说来看，多以情为主，或儿女缠绵即情爱题材，或英雄悲愤即侠义类，这些是属于“妖妄荧听”。这既呼应了董康“至明时学士文人并起提倡,极盛一时。狠裘之作，皆出斯时 的小说史观，又与其在谈及金瓶梅时,所暗含的对小说“尺度”的警示相互映照。且在谈及长篇小说时，表明“殊其休裁”的特点，其与话本小说的体裁差异极有可能就是指的章回体结构。因此,董康的小说观念，具有鲜明的体裁区分意识，提倡有补于世的传统文教观念。通过查阅嘉业堂藏书志子部小说类，其中董康仅撰有一篇提要，为宋
32、本续幽怪录，此书记录感应之事，纯为唐宋人小集，即属于董康所说的“搬演轶闻”题材。（二）董康小说观生成的影响因素董康对话本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区分，以及其李爽，汪楷淇其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考释第4期追求有益于世的文教观念，这些思想的形成都受作品表现出“文”与“学”相融合的倾向。如归田到了其自身身份的限制。董康作为清王朝晚期的琐记浪迹丛谈履园丛话等作品，如果仅从进士，本身就是传统学术思想的践行者，但他又“文”或“学”的某单一角度来看，它们的行文既有现代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他主持起草宪法，成不够曲折婉转,叙事也有欠简省。另外又常常引为中国近现代第一批法学家。董康的双重身份决考证、论学入小说,其文体介于
33、志怪传奇小说与定了他无法避免新旧时代交替所带来的思想碰学术笔记之间。撞，这种碰撞无疑影响到他的戏曲小说观念的生除了小说观念的内在演变外，清朝晚期大量成和访书活动的开展。的西方文艺思想开始涌入中国，震荡文坛。在这种书舶庸谭自序中董康曾感慨自己坎珂的中西碰撞、新旧交织的环境中，“小说革命”兴起，经历：“自留甥馆，赖以成名。卜宅春明，甘于淡泊。小说的文学地位被大大提高，“小说为文学之上此后而政变（指戊成变法）。而拳祸、而光复、而复乘”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同时，在梁启超等人的辟及其他统系战争，各役皆躬历其境。可以看出，鼓动下，小说的社会功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董康是清末民初时期，一系列历史重大事件的亲
34、起来，这种小说观念的本质乃是把小说视为宣传、历者，且通过仔细品读其自叙，尤其是其用词的启蒙的工具。尤其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思潮席卷情感色彩，“政变、拳祸”凡是影响清王朝统治的事全国，政治逐渐开始影响文坛走向。洋务重臣张之件都被称为“变、祸”这样负面的字词，而民国时期洞在变法之时撰有劝学篇一文，将洋务运动与的张勋复辟等事件则被冠以“光复”的正面色彩。维新变法做了本质的划分：“知君臣之纲,则民权由此可知，在董康心中，他还是对清王朝报以怀之说不可行也。”洋务是为其君，维新是为其民，这念之情，有以遗老自居的倾向。就表明维新派诸人具有鲜明的“民本”倾向。“小说董康自光绪十六年（1 8 9 0)中进士后，
35、一直在革命”的发起者之一梁启超,其一生就矢志不渝北京为官,长期供职于刑部，管理刑名之事。后受地坚持民本思想。其变法通议主张开学校、变科维新变法影响，转而从事朝廷变法修律中的各项举、改官制，而这些政治目标的实现则以“开民智工作，并开始学习西方现代法律制度，后多次赴为第一义”。“民”成为维新者实现其社会政治改革日考察，曾参与拟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主张的主体，想要教导民，启迪民，就离不开文学，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在清王朝结束统治之时，董尤其是小说。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被康曾出任刑部正四品之官职，且久居京城，因此，视为小说界革命之标志，当时这篇文章在小说界清王朝晚期的文学观念对其产生了深远的
36、影响。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奠定小说观念中的一个1.受到晚清文坛对小说观念多种阐释的影响主导倾向：强调乃至夸张小说的社会功能。“欲新从清代小说观念的发展来看，在经历了清初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期的重“文”倾向，及受朴学和四库全书编纂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的影响,开始转向重“学”的清中期思想后,到了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清晚期，此时的文坛出现了“文”与“学”并存的人格，必新小说。”这已经是夸大了小说的社会小说观念 1 2。例如,重“文”倾向的聊斋志异就不功能，并且后世提倡新小说者比之梁氏的言论，更乏效法者，诸如咸丰年间段永元的聊斋外
37、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新世界小说报在1 9 0 6同治年间宣鼎的夜雨秋灯录、光绪年间王韬年的发刊词中就认为“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当的淞隐漫录淞隐续录等；重“学”倾向的阅时的另一部分文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小说革命微草堂笔记,其后期效法者就有光绪年间俞樾越的的本质，黄人就在中国文学史中批评：“出一耳邮右台仙馆笔记等。此时的小说创作，即使小说，必自户国民进化之功，评下小说，必大倡谣不是仿效聊斋和阅微草堂的文风，也有一大批俗改良之旨。吠声四应，学步载涂。”可以说小说5556的外在地位的确是提升了，但其内在的审美、行文等文学观念仍未得到全面更新，小说观念仍主要受到中国旧有观念的制约。因此，经历过戊戌变
38、法，且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董康，在到达日本后的访书活动中，并未像杨守敬等人那样漠视小说，而是有意识地进行了收集。这除了他在书舶庸谭中所谈到的几点原因外，本国小说地位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去关注这一长期被忽略的领域，而不是选择无视，这也间接地开启了傅增湘、孙楷第、王重民等人的访书活动。另一方面，受到小说革命的影响，董康尽管在访书时尽量做到全面收录，但在表达小说观念时，仍认为“吊兴亡于古道，托惩劝于稗官，目以胡柴，诚为未允”，突出了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且基于其传统文士的出身，董康面对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编纂时，仍是坚持纪昀在四库全书编修中表现出的文学正统观念，即仅辑录了部分文言小说，而对通俗小说
39、则一概摒弃,对或涉及淫怪诞以“情”为主的长篇章回小说更是持否定态度。2.受到清代中后期小说禁毁政策的影响董康在日本的访书活动，以全面收集为宗旨，其中包括了大量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乃其自序中的“吾国坊肆传流绝少，殆以妖妄荧听，厉以禁网也”。清朝的小说禁毁政策也对董康的访书活动产生了影响。据清代禁书总述记载，在乾隆年间已经明确规定了禁毁小说的书目 1 3。乾隆四十五年朝廷下令除野史诗文之外，对于演戏的曲本亦要严格审查，将文网扩展到俗文学领域，兼及通俗小说。于是乾隆时期的小说观念强调小说中的“实录”与“考证”，强化对忠孝节义之伦常观念的宣传。受当时的思想文化政策所鼓励、引导的小说的序跋、评点、杂论也
40、更为关注小说“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大谈所论小说与“忠孝节义”之关系。到嘉庆、道光年间，政府逐渐加大对“淫词”小说的禁毁力度。嘉庆十五年，御史伯依保奏禁小说所列书目，基本上还是灯草和尚如意君传浓情快史株林野史等典型“淫书”。至道光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 9 卷的范围。董康认为长篇小说“絮儿女缠绵，则题琴划袜；摩英雄悲愤，则剑吼杯豪”，其所提及的情爱与侠义类小说则正是清朝中后期所大力禁毁的书籍。政府的禁毁政策影响了董康对长篇小说,或者是长篇章回小说的看法，以至于在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时，他坚持认为“章回小说多涉淫秽怪诞,不宜乱乾隆旧例也”。三、对董康与续提要的关系及其小说观进行分析的意义2
41、0世纪初，伴随着动荡的社会环境，文化思潮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西方小说观念的介入，我国传统小说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并发生了转变。对这一时期的董康与续提要的关系及其小说观进行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有利于促进对续提要编纂过程的研究、有利于展示当时的文人心态、有利于展现他对小说文献及小说观所做的贡献。第一方面，对董康与续提要的关系进行2023年）十八年，江苏按察史裕谦主张“凡一应淫同小说，永远不许刊刻贩卖租赁，及与外来书贾私相兑换销售”,并开列“淫书目单”。此单除少量戏文、弹词、唱本之外，共查禁小说1 1 6 种，甚至连红楼梦及其续书续红楼梦后红楼梦补红楼梦红楼圆梦红楼复梦连带金石缘鸳鸯影等才子
42、佳人小说，连无甚淫秽内容、不过稍涉香艳的文言小说艳异编娇红传都被冠以“淫书”之名而禁毁，可见禁“淫词”之严。除禁毁“淫词”外，由于嘉庆即位伊始就爆发了波及全国的白莲教起义，道光以后诸朝更是内忧外患不断，政府便把小说禁毁的重点放在消除“犯上作乱”观念方面。律令中所声称“愚民之好勇斗狠者，溺于邪，转相慕效，纠伙结盟，肆行淫暴”“刑讼之日繁，奸盗之日炽”皆因小说所致。水浒传龙图公案等皆在禁书目录中。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小说的禁毁在思想文化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限制作用。该时期关于小说的评论与康乾时期相比说教性更强，更不敢超出忠孝、节义之伦理纲常李爽，汪楷淇其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考释第4期研究，有利于促
43、进对续提要编纂过程的研究。清末学界将“小说”视为社会改革与民族国家建续提要是2 0 世纪初用日本人退还的“庚子赔构之利器，严复、夏曾佑等倡言“闻欧、美、东瀛，款”为资金来源，集结了一批知名的中国学者（撰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1 4。梁启超亦说稿者共7 1 人 3 1 9），为了增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1 5。而纂修的集大成目录。学界对董康是否撰写了续此时鼓吹小说者，大多认为其有改良社会、教化提要通俗小说类提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以王人心的作用，且深信欧美日本等国，即所谓西洋云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他写了，以田杉为代表的东洋之地皆因重视小说而兴盛，实则忽视了
44、各国学者说通俗小说类提要是孙楷第和傅惜华所写。之具体国情。夏志清在论及清末民初的小说改制对此进行探析，发现董康实际上只为续提要撰时认为，小说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确起到了推写了49 篇明集提要，缺乏坚实的文献依据证明他动作用，而清末众人谈及欧美小说时所用“开化”撰写过小说类提要，这无疑还原了学术史的真实一词,实则是不知所云 1 6。也就是说对于清末的小面貌。续提要是民国时期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说提倡者而言，所谓“开化”“教化”的具体内容里程碑，但由于修书活动是在日方操纵下进行的，并不重要，甚至他们可能对此并无确切的认识和当时参与纂修提要的中国学者于之多有避讳 6,了解，其之所以将小说与欧、美、日等
45、国的社会进后又因诸多因素影响，书稿又有所散，以至于步相联系，不过是为提倡小说充当佐证。此风气学界对此事颇难道其详。随着2 0 世纪7 0 年代台一开，清末文人便逐渐接受“小说”作为重要文湾商务印书局本续提要的出版,海内外学者对类。因此约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出版机构、图书馆、于续提要的研究开始兴起，但由于台湾商务本藏书家、学者等，开始将目光转向小说、戏曲等俗提要中各篇的撰稿人多数未明确标出，因此对续文学,及其文献的整理。此时，一些藏书家与目录提要的研究仍不免存在局限性。因此在自2 0 世学家对俗文学不再持对立态度。纪7 0 年代末始，一直至今日的续提要研究史在人们不断地大力呼吁提升小说社会地位中,
46、对于原稿中存在的谬误，如书名问题、作者及的环境中，以董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致力于俗文生平、版本以及提要撰写等，均是研究重点。董康学文献的保存和利用，董康也开始注重通俗小说之于续提要有重要的意义，其人不仅是推动修的访书、藏书。但是尽管小说的地位有所提升,加书活动得以成立的倡导者之一，还直接影响到图之译书活动繁荣，“小说革命”兴起，人们在接受新书的编纂。其所提出的具体编修建议，大多被委员事物的同时，如何去看待中国古典小说，此时并会所采纳,并且身列编辑的同时还积极推荐他人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另一方面清末民初之时，受参修。由于董康在修书活动中的突出贡献,对其所海外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日本所著的中撰
47、续提要篇目的考证，既是续提要研究的应国文学史类著作的传人，国内学界也开始进行有有之意，又对展现续提要全貌、还原修书活动意识地总结文学发展规律，并且创作本土的中国的历史真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进而对推动续文学史书写。就古典小说而言，由于传统小说观念提要的研究有所裨益。还没有完成现代转换，此时著文学史者的小说观第二方面，对董康小说观进行分析，有利于念在整体上显得既陈旧又保守。林传甲作为中国展示当时的文人心态。紧扣董康的访书活动，可知文学史的较早编纂者之一,在书作序言中就曾批他很关注通俗小说类书籍，这与他对续提要所评川种郎所作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其：“况其提出的将章回小说“旋辞出”的主张相悖。对其相胪列
48、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悖原因的探讨，可以管窥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而近日无下，中国文学思潮的曲折发展。受维新思潮影响，识文人，乃译新小说以海淫盗，有王者起，必将戮基于对欧美日等国近代化经验的认识与借鉴，其人而火其书乎！不究科学，而究科学小说，果能5758禅益名智乎？是犹买模而还珠者耳。”1 7 林传甲认为筐川种郎将小说写入中国文学史中是“识见污下”“不究科学，而究科学小说”似是对清末小说革命之批评，却也极为中肯。又钱玄同身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其论中国古典小说云：“至于小说，非海淫海盗之作，海淫之作，纵略不举，海盗之作，如七侠五义之类是。
49、红楼梦断非海淫，实足写骄侈家庭，浇漓薄俗，腐败官僚，公子耳。水浒尤其海盗之作，其全书主胜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义。施耐庵实有社会党人之思想也。)即神怪不经之谈（如西游记封神传之类)。”1 8 即使是如红楼梦水浒传等经典之作亦不过海盗、神异之谈。董康视涉及淫乱内容的章回小说的，主张在官修的大型目录书续提要中将章回小说“旋辞出”，这正体现了当时学界对于古典小说观念的陈旧与保守。有学者认为：“新小说 兴起前，中国说部的变动已不能等闲视之。西方的冲击并没有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 1 9。所谓“对话过程实则就是西方影响与本土因素之间的复杂
50、互动关系。清末民初，尽管诸多学人对古今小说观念之不同均有深切认识，但亦不乏有人试图由探寻历史演变之轨迹而发掘其互通之处，如蒋瑞藻小说考证云：“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来甚古，然体例不与今同。今之小说，非古之所谓小说也。今之小说，其殆出于宋天圣、嘉祐间乎？传言仁宗御宇,国家闲暇,朝臣日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平话日出，海宇风靡元明而降，分道扬镀，作者如林，附庸蔚为大国。虽所言未必可信，所记未必皆实，而其佳者，颇足以娱乐心目，增广见闻，或则寓庄于谐，棒喝痴顽，其有功于世道人心，盖视高文典册无多让也。”2 0 蒋氏在“今之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之间建立联系，其所述与董康“吊兴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