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董仲舒“救文以质”论基于春秋繁露王道篇的经学诠释余治平（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40)摘要：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篇聚焦“救文以质”之道，专门分析春秋案例。齐桓、卫宣胥命于蒲，相互信任，是君子协定，而化繁为简、回归本真；宋伯姬“礼而信”，把人当人，尊礼而重信；齐桓征伐，有违周公东征之善质；“阳谷之会”上，齐桓公提出“四无”要求，是重申军队之为军队的本质；“泓之战”中宋襄公不乘人之危，以道义为重，以质治文；处于绝对军事优势的楚庄王对郑襄公“要其人，不要其土”，则显示了内在本质之善。唐儒啖助承续董子而明确主张“以诚断礼”“以忠道原情”，要求新王以诚心诚意对待礼乐仪轨。董仲舒面对周秦文弊而发
2、明春秋大义，力主汉德当从夏从敬，取法春秋重返质家法统。关键词：董仲舒；文质；法统；救文以质；经学诠释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0 0 1-8 6 2 X(2023)05-0096-007在论语雍也篇，孔子强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早期儒家对质、文关系最明确的表述。质大于文，质朴胜过文饰，容易像乡野粗人那样莽撞、豪直；如果文大于质，文饰胜过质朴，则一定会像庙里的祝官或衙门里的文员那样斯文、含蓄。因而，质、文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不可能具有绝对的排他性。真正的君子总能把质朴与文饰、本性与教化搭配均匀、调和得当，而符合中道原则。刘宝楠论语正义“君子者，所
3、以用中而达之天下者也”1，当以中道工夫为方法论。礼法道统能不能立、能不能行，关键在于能不能在质、文之间维持好平衡，兼顾两边，偏落则不妥当。孔子质、文之论，显然偏重君子道德论的评说，而不涉及三代改制的道统循环和历史哲学。但“文质”是公羊家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经常被汉儒热议。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集中讨论文质先后、抑文尚质以及天地质文之“四法”转移，纠结复杂，义深理奥，成为董学研究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者改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2 1 4 3 圣王所建立的正朔制度，呈现夏商道统交替轮转、质文之法循环转移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在公羊家看来,天地之道，一阴一阳;天命王道，一质
4、一文。周有文弊，礼制繁多；秦有法政,律条密,皆为文害。规避周、秦之文害，最大程度地化解亡国灭族之风险，是汉初儒学思想家所面临的一大时代课题。在春秋繁露王道篇中，董仲舒选取春秋经中的诸多生动案例，予以专门分析、评判和阐发，深化了人们对“救文以质”之道的认识和理解，足以弥补三代改制质文篇文质关系论述之本刊网址在线杂志：*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1 9 ZDA02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典诠释学基本文献整理与基本问题研究（2 1&ZD055）作者简介：余治平（1 9 6 5 一），江苏洪泽人，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董仲
5、舒研究委员会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上海领军人才，主要研究方向：儒家经学、中国哲学。97董仲舒“救文以质”论不足，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并沉人具体文本中去作有价值的挖掘和研究。一、礼之质在简而信对人类生存而言，礼在起源、本质上只是一种有意义的文饰，人们在遵礼行礼的过程中，如果陷人烦琐的仪式而不能自拔，则完全有必要反思并回归礼的原初规定。在王道篇中，董仲舒首先列举诸侯结盟之例，凸显结盟的实质在于守信，如果有信用，其实也不必在乎结盟的具体形式，干脆删繁就简，直接建立彼此信任的可靠关系。鲁桓公三年，“诸侯会同，贤为主，贤贤也。春秋记纤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贵信，结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后
6、成约，故日：齐侯、卫侯胥命于蒲。传日：古者不盟，结言而退。”2 1 2 7 春秋经中，诸侯之间的会同，谁德行好就尊谁为盟主，以贤为贤，借以表彰和鼓励有良好德行之人。命，即相互告诫、口头约定，不需要血盟誓。(1)上古时代，诸侯见面，口头商定时间、地点、会谈内容，彼此都很信任，而不背信弃义。公羊传日：“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话日：“盟不欲血，但以命相誓。”如果需要以自已的身家性命去发誓、担保，则应该是程序繁复、规格很高、内容非常重要的盟约了。徐彦疏日：“相誓敕，但不欲血而已，故谓之盟也。”近正，意味着非正，与“正”之间尚有距
7、离。春秋记诸侯结约，以盟为正，而胥命则显得不太正规，起码没有郑重其事，缺少仪式感和严肃性。“古者不盟而言近正,虽不血，口虽誓敕，不若古者结言而退。”3 换一个视角看，如果人们能够吐口唾沫都是钉，依靠信义维持必要的人际关系，而不依赖签订合同、协议之形式就能够实现言而有信，岂不是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文明程度吗！苏辙春秋集解日：“胥命者，约言而不盟也。”即诸侯会见只做口头协定，无须签字画押。“有以相命，故不可以言会；未尝血，故不可以言盟。”4 尽管没有欲血的仪式感，但胥命的效果显然胜于会盟。康熙春秋日讲日“二国为会，相命以言，不复刑牲血，要质于鬼神”5 ,直接把信用与信仰挂钩，从人生的根底处寻找出“胥
8、命”的终极理由，任凭内在本质自然而然地呈现，让过得硬的自身素质说话，这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更文明、更高级的契约方式。王阎运春秋公羊传笔日：“胥命一见，离不言会，书词无讥，故云近正。”6 两个诸侯见面，春秋皆不称“会”，而常日“遇”。齐公、卫宣公“胥命”于蒲邑，没有繁文节的盟誓礼仪，大家都遵守君子协定，这就很符合上古诸侯相互信任、彼此守信的朴实作风，是化繁为简、回归本真、以质救文。遵守礼制，需要一种执着的精神。把礼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的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对礼的尊重,是能够真正触及礼的本质的。据春秋经，鲁襄公三十年，宋伯姬日：“妇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2)春秋“王鲁”,以鲁国为京师，对
9、鲁国以外的夫人是不记其卒葬的；但为宋共姬书了一个“葬”字。宋共姬，鲁宣公之女，名伯姬，鲁成公的同母姊妹，嫁宋共公，谥号为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烈女。春秋公羊传解话日：“礼，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辅正其行，卫其身也。选老大夫为傅，选老大夫妻为母。”宋伯姬身为鲁宣公之女，自幼当由专人教导，知书达理，故当火灾袭来，大难当头要撤离，夫人明有逃生机会却毅然要带上师傅、保姆一起走，一个都不能少，宁可被活活烧死，也要等到他们老两口安全出来。由此可见伯姬之为人，善良、敦厚、朴实之极，不能灵活变通，也不善于见机行事。淮南子泰族训日：“宋伯姬坐烧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逾礼而行也。”7 肯定她把人当人，平等相待。
10、春秋录其“葬”，意在表彰其美好的妇德，以垂范后世。春秋繁露楚庄王称赞“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日礼而信”。董仲舒把宋伯姬与春秋霸主齐桓公相媲美，认为二人皆为天下“礼而信”之贤良表率。“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宋伯姬宁死守礼之壮举，正是春秋“抑文尚质”的内在精神诉求。她用自己的生命维护礼法的尊严，诠释了“妇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的道义价值，也重返了礼之为礼的本质规定98江淮埋2023.5二、征伐之质在正义春秋一向要求天子、国君能够爱民、养民和利民，因而厌战、反战，主张和平，对征伐之事特别慎重。战亦有道，战亦有礼，但凡发动以正义对抗非正义
11、的战争，也要强调尽量估计黎民百姓的情绪和力量，这才是战之为战的本质规定。鲁公四年：“古者，周公东征，则西国怨。西征，则东国怨。”8 1 9 2 这句传文所针对的是齐桓公执陈大夫袁涛涂的非礼之举，因而追忆、怀念周公的善德嘉行。春秋公羊传解话引诗翻风破斧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皇。”9 2 1 4 周公东征的时候，西边国家就会产生“为什么不西征呢”的埋怨；如果西征，东边国家也会产生“为什么不东征呢”的埋怨。类似的话还见于荀子王制篇：“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日：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日：何独后我也？”1 0 他们都盼望着周公的军队能够早点来拯救和解放自己。周公用自己的真实行动赢得并折服了周边各国
12、，他是以质取胜的，不事任何粉饰，也没有口若悬河地标榜什么，这就是不言自威、实实在在的仁道力量。春秋繁露王道日：“古者，东征则四国怨。此春秋之救文以质也。”并且，“春秋虽予桓，而不以罪执，则讥从其质也”。作为诸夏霸主的齐桓公虽然征楚有功，但其师不正，未尚周公之德、未得天子之命，而失去了征伐之为征伐的本质规定。刘春秋意林从三方面指出了周公征伐之义：一方面，周公“自诚而明”，“其用师治众止于肃而已”，严正诚实；二方面，周公“养民使臣止于恕而已”，能够对臣下行恕德；三方面，周公“听讼决狱止于内自正而已”，始终能够做到自正，并且由己及人，自正以正人。周公的这三种品格皆值得诸侯学习和效法，然而齐桓公不仅对
13、郑申侯出卖袁涛涂之事不知，亦不问，显然不守“严正诚实”之道；对已师不正而疲蔽陈、郑之民也不自知，丧“自正”之德；更擅自将袁涛涂抓获，不遵“宽恕臣下”之法。故，春秋以周公东征为参照而遣责齐桓公之征伐。春秋推崇周公善行嘉德的质的光辉，要求救文以质，紧随周代之后而改其法统制度。鲁公三年，秋，春秋日：“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公羊传日：“此大会也，为末言尔？”齐桓公日：“无郭谷，无贮粟，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3)齐桓公、宋桓公、江国人、黄国人在齐邑阳谷会唔，春秋经为什么轻描淡写地只说了一个“会”字，而没有使用结盟之辞呢？春秋公羊传解话日：“末者，浅耳。但言会不言“盟”，据贯泽言盟。”9
14、2 1 0 鲁公二年秋的“贯泽之会”上，远国江、黄，近国宋，大国宋，小国江、黄，他们的诸侯都参加了，开了会、结了盟。鲁公三年秋的这次“阳谷之会”,因为齐桓公亲自出场，远近大小国家的诸侯也都会来，凭借齐桓公日益盛大的德威影响，根本用不着交代结盟事项，故经文属辞轻浅一点就可以了，足见孔子对齐桓公九合天下诸侯、凝聚中国力量以抗击外侮的实力充满信心。尽管春秋文辞精要，但很有质感，分量绝不一般，颇值得仔细玩味！但更重要的则是，齐桓公在这次会唔中向各国伐楚军队提出了“约法四章”，即公羊传所日“无障谷，无贮栗粟，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不设障碍阻断水路以自专水利，不囤积居奇而不流通货物，不擅自改换已立世子，
15、不以妾为正妻而乱嫡庶之法。春秋公羊传解话日：“此四者，皆时人所患。时桓公功德隆盛，诸侯咸日：无言不从，喝为用盟焉！故告誓而已。”齐桓公以春秋之时弊警告诸侯不以已利而委为他患，足见其霸主之力与德性之盛。齐桓公以霸主的实力号召参战诸侯遵守“四无”，以通达征伐之为征伐的本质，恰恰是“救文以质”的最好案例。王道篇引齐桓公“四无”并称“此春秋之救文以质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日：“文质有以礼言、有以政言者。孔子箍而不乐，林放问本而深赞，以礼言也。史公酷刑之说，此篇亡乱之鉴，以政言也。强暴之过谓之文，则知宽柔之过谓之质蔽，可以得其相救之用矣。”孔子笼贲见孔子家语三恕。贡卦为文饰、文明之义，夫子得贲而不悦。春
16、秋时期周文疲蔽，礼繁而质乏，董仲舒意识到当下最要紧的是救文以质。林放问礼，夫子答以“宁简，宁戚 而强调礼之质。太史公论酷刑、王道篇论亡乱，皆以政务过于烦，空有文饰而忽略实质。齐桓公“四教令”重99董仲舒“救文以质”论申了国家军队、政治的内在本质规定，旨在纠正各诸侯国有文无质之端。军队不只追求战绩，更要以军规、军法彰显正义；政治不是猛发命令，重在借助君令彰显王道。齐桓公能够为军队、政治正名，尚质救文，归正其理，故能够被公羊传表彰。三、德之质在道义春秋多记战事，中国之间、中国与四边夷狄之间，不断打仗，谁都想赢得胜利。然而，为了赢得胜利而不择手段，甚至徒增各种花式名目采取欺骗策略，工于文饰和遮蔽，则
17、有失于胜利之为胜利的本质规定，是不符合儒家的道义准则的。据春秋鲁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已已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襄公日：“不鼓不成列，不人。”此春秋“救文以质也”。（4)这是宋、楚“泓之战”中宋襄公看似十分愚蠢的军令，结果导致宋军大败，襄公自已也伤股，次年即死。大敌当前，对方布阵未就，本应该抓住战机迎头痛击，取得胜利，他却坚持“君子不厄人”一不使人陷入危难境地，不“乘人之危而攻之”1 1 2 4最终导致自已惨败。公羊传以为，经文书日，既标注“已已”，又附加“朔”，可谓“辞繁而不杀者，正也”,没有省略，不怕多用一个词，就是为了说明这件事符合偏战礼制的基本要求；解话关注了“朔 之月首含义，“言
18、朔亦所以起有君而无臣，惜其有王德而无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礼,所以败也”。朔，为月之首日，象征君主之位，君者有道而臣子无能，一人守道，而不知训教其民，则天下难兴。同时，也是为了表彰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大礼”、不乘人之危，肯定其君王风范，而以为即便是圣君，“文王之战 也不过如此。在董仲舒看来，春秋变周之文，从夏之质，宋襄公守信、求仁、讲义，无论是作战，还是做人，都能把持住最根本的道德底线与伦理要求。春秋繁露俞序亦日，经文“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希图用宋襄公对礼义的
19、忠贞坚守（“质”)改变天下礼崩乐坏、教化废弛的局面。在儒家看来,王道正义的维护与彰显根本上依靠的是德性与道义的力量，而不是通过武力取得显赫战绩来获得的。当面对打胜仗与守道义的两难处境时，毫不犹豫以道义为重、以战事为轻。儒家所谓的战争，一定不是为了杀人打仗,其终极目的是以诛讨不义的方式变相地坚守道义。若以追求胜仗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显然已经违背了正义之战的本质规定。司马迁也给予宋襄公充分褒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并将其视为“春秋五霸 之一。【1 2 宋襄公严守道义
20、，以正道立身立德，虽有败绩，却深得礼法之实质。正义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弘扬王化大道，而不黏附任何功利性的因素。这就是正义战争之为正义战争的本质规定，王者发动正义战争，不能被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土地疆域的利益所诱惑。据春秋鲁宣公十二年，楚庄王日：“古者杆不穿，皮不蠹(5），则不出于四方。是以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从不赦，不祥。羊。”8 1 9 5公羊传、董仲舒王道篇都不遗余力地表彰一个来自南方蛮夷之国的楚庄王之善德。处于绝对军事优势地位的楚庄王竟然答应了对手郑襄公的土地要求，“锡之不毛之地”,退避七里，以成全敌国安置长老幼小，显得有仁有义，完全是一副君子的风范。楚庄王的言行很符
21、合儒家要求，所以公羊传、董仲舒都给予了肯定。他所取法的是“古者”礼教，诸如一国财力如果不富裕到储备罐被涨破的程度，是不可以悍然发动战争而讨伐四方诸侯的。儒家君子一般都能够笃重礼义，而轻薄财利。“要其人，不要其土”一句，解话日：“本所以伐郑者，欲要其人服罪过耳，不要取其土地，犹古朝聘欲厚礼义，不顾杆皮。”9 1 3 5 2 楚国讨伐郑国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国家利益，没有占领土地的要求，而只是让他们的君王善行仁义；郑襄公既然已经服输、认罪并发出生存请求了，那就没有必要占领他们的土地、城池，也无须掳掠他们的人口，教训一下也就行了。楚庄王不被眼前的各种利益（“文”)所诱惑，真正回归了正义战争100江淮筑埋
22、2023.5的本质。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日：“征伐之事但使叛逆者服罪，非为夺取土地，以求利也。1 1 2 4 5 如果敌人已经请求归顺，却得不到赦免，那么，我方也不会得到好的结果。并且，“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无以立乎天下”。弱者面前不强，强者面前不示弱，这是君子才有的德行自觉。楚庄王的言行颇有上古朝聘之礼的风尚，他强调了礼义之实，而轻视形式之虚，重其质而简其文。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日：“春秋取大节，略小过。”尽管楚庄王有“凭陵上国，近造王都之侧”的过错，但考虑到他“于以见诛乱臣，讨贼子”，春秋依然“正大论之为重也”1 3 ,表彰其内在本质是善的，德是多于恶的。所以，我们在评价身为夷
23、狄君王的楚庄王这个人的时候，就应该看到他在大体上还是蛮好的，质多于文，质胜于文，而不必死町着个别缺点不放，其主流值得肯定就行。除此之外，董仲舒还列出：鲁成公二年六月癸酉，鲁、晋、卫、曹四国联手与齐国展开“鞍之战”，致使齐师败绩。归国之后的齐顷公能够励精图治，善待民众，壮大齐国。鲁成公八年公羊传称“齐顷公吊死视疾，七年不饮酒，不食肉”，说明他正发奋自强。春秋繁露竹林日：“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祝起于喜也。可见，福祸相依，质文相转，但在最根底处，则还是质能救文。晋景公被齐顷公的精神所感动，进而号召各国
24、把“鞍之战”所夺齐国之田地都归还回去。鲁桓公二年春正月戊申，“宋督谋其君与夷”。公羊传日，大夫“孔父正色而立于朝，人莫过而致难乎其君”，大义凛然，震贼。春秋公羊传解话日：“内有其义，而外形见于颜色。”道义充斥着心体，则必然流露于面孔。“重道义形于色者，君子乐道人之善”，内中有仁，则能够以质救文。恰如论语尧日所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1 4 的气概，君子中秀，凭借本质、气质与素质的自然流露而赢得别人的尊重和敬畏，并非依靠花言巧语、奸心机。被王道之质、礼法之质所充塞的君子，一般都具有伟岸而卓越的人格魅力，他们会影响许多人，也会征服许多人。鲁成公二年“鞍之战 后，齐大夫国佐代表被
25、捕获的国君顷公负责善后，与四国斡旋。霸主晋国的大夫邵克提出四个条件：“与我纪侯之”，“反鲁、卫之侵地”“使耕者东亩”，“以萧同侄子为质”。【1 5 国佐当即同意前两条，而拒绝了后两条。因为东亩原属齐国，一旦归晋，就等于割地求和，是齐之大耻；萧同侄子则是国君的母亲，一国之母怎么可以送到别国去当人质呢？与其答应这种条件投降，还不如殊死再战，继续打下去。所以董仲舒称其“不辱君命，而尊齐侯”1 2 8，相当于凭借对礼义的坚持而使对方屈服,也是一种以质救文。王法之质是有力量的，它可以鼓舞人，赋予人以道德能量。这些人物与事迹都很形象、生动地诠释了孔子著春秋是如何“救文以质”的。在质、文关系中，董仲舒的公羊
26、学强调，文之极，必反质；质之极，必加文；质、文互补，质救文，文反质，以归于正。此乃天道逻辑，不可违。而对当下汉室的德运确立而言，反对虚文、淡化装饰，倡导、恢复和还原于质实、素朴之风，才是最为迫切的。四、诚、忠：“救文以质”的态度诚、忠二字，原本都是原始儒家工夫论的有机内容，将其用于质文法统的哲学研究领域,则意在强调“救文以质”必须有正确、积极而健康的态度。一旦态度不好，质文关系建构的其余都是奢谈。周代大行文德，其弊其害已经为天下人所目赌和认识了，急需得到救治。汉代流行的“救文以质”观念，对后世也是有影响的。沿着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篇的思路，唐儒啖助分析说：设教于本，其且末；设教于末，将奈何？武王
27、、周公承商之，不得已用之。周公没，莫知所以改，故其甚于二代。孔子伤之日：“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故日：“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之化，难行于季世，而夏之忠，当变而致焉。故春秋以权辅用，以诚断礼，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猬介，从宜救乱，因时陟。古语日：“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而公羊子亦言：“乐道101董仲舒“救文以质”论尧、舜之道，以拟后圣。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厉虽衰，雅未为风。逮平王之东，人习余化，苟有善恶，当以周法正之。故断自平王之季，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1 6 汉代天子
28、应当以史为鉴，要善于从历史中取经验教训。如果说夏、商朝代已经久远了，其为政之弊已难以引起警觉，但周治、秦治任文法之祸则应该记忆犹新。文德盛行于太平世，其害已经十分明显了；而如果盛行于乱世，那么其害一定更加惨烈。周代早期有武王、周公的存在，姑且还能够改制作法，以文德拯救商代之敬德；而一旦没有了武王、周公这样的圣主，周代文德之泛滥便一发不可收拾，根本刹不住车。比之夏忠之、商敬之弊，周文之有过之而无不及，文过饰非甚嚣尘上，欲行其害而假借某种合礼合法的名义冠冕堂皇，置人于死地而又使人不知不觉。所以，到了孔子著春秋的时候，便不得不痛下决心，挺忠德而加以正。唐虞之治，王道流行，非后世一般帝王所能企及。尧、
29、舜、禹之道只适用于治世，但治世难遇，其时历史长河中更多的是乱世。既然身处乱世，便应该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只有谋求礼法度制的变革，适应时代之需要，才是唯一的出路。武王、周公既没，世事早已沧海桑田，后来的新王如果再不锐意进取，则无疑坐视文德泛滥，贻害天下百姓。其实，眼下君王的当务之急就是不被礼法教化的繁文节所遮蔽，取法忠德，弥补文德之不足。这便充分体现了公羊家权变、改制、更化的一贯精神了。经义决狱、经文断案，是公羊家的又一文化传统。助这里的“以诚断礼”“以忠道原情”就是要求新王应该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去判别人们是否遵守和服从礼乐仪轨，而不为外表假像、虚伪的繁文节所蒙蔽和欺骗。忠、诚互释，态度决定一切，
30、而成守礼、执法之灵魂关键，皆可视为对董仲舒“救文以质 理念的积极继承和有效发展。不必空守既有的德运名号，不应该满足于君王个人的洁身自好，而应该面对当下的现实状况，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讲求政策的针对性、方法的可行性(“从宜救乱”“因时陟)和目标的可通达性。这才是礼法之为礼法的实质。五、结语纵观春秋繁露王道篇，董仲舒从公羊传强调的“古者不盟，结言而退”，宋伯姬的“尊礼而重信”，霸主齐桓公伐楚并严正约定“四无”，到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大礼”，守信、求仁、讲义而能够把持住最根本的道德底线与伦理要求，再到楚庄王“锡之不毛之地而有仁有义，以及啖助承续董仲舒意旨、反对周弊之文过饰非而明确提出“以诚断礼”“以忠
31、道原情”思想命题，以质救文的要求和关系脉络清楚明晰，看似松散，实则有机相连，环环相扣，论证也精当到位，都可以视为对文弊的纠正和弥补，极有益于加深对文质之道的哲学理解。公羊家颇识时务，而不至迁腐不堪。原则是死的、礼法是死的，当下的活人，其现实需要才是第一位的。文有必要，值得提倡,尤其是在人类生活刚刚起步之时，没有文饰，就没有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政府组织建构和社会基本存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则又不能让文德泛滥，而以文侵害质，这是一条底线，过了范围、超出界限则必须谋求下一步的拯救方案。“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很明显，孔子著春秋，变革了周制，“以夏为本而“不壹守周典”；到了汉初，董仲舒面对周秦礼
32、制千疮百孔之毛病，发明孔子春秋学的微言大义，力主汉德当从夏，敬则近质，取法春秋而重建新王一脉，以返回质道法统。周幽王、周厉王在位的时候，虽然王权衰微，但整个天下也没有沦落为乱世一片，因为王权还在、礼乐还在,还能够发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平王东征之时，姑且还勉强能够用礼法度制去规范或约束天下人尤其是诸侯的行为，但其后，特别是从春秋时代的鲁隐公元年开始，周文之弊已使周室王权丧失殆尽，政出诸侯、政出大夫、政出家臣，上下相凌，普遍臀越，天下百姓所受之苦无以复加。所以，孔子才另立一个以质为本的春秋法统，鼓呼王道，以图回归秩序治理，虽不能马上奏效，但实属必须，也是一种努力方向。而这就为汉德的建构奠定了必要的
33、思想基础。注释：（1)胥，指相互、共同。周礼秋官士师日：“以比追102吴勇责任编辑江淮2023.5之事。”相互配合追击外寇与内贼。诗小雅角弓日：“兄弟昏姻，无胥远矣。兄弟姻亲一家人，相互关爱不疏远。命，指言辞告令，而不付诸书面文字。论语宪问日：“为命，裨谌草创之。”邢疏日：“命谓政命，盟会之辞也。胥命，春秋时诸侯之间的一种盟约形式，即以言相约，或以命相约，不需欲血，也不需誓言仪式，却能够彼此信任，类似后世的君子协定，口头承诺即可。尔雅释话郭注引作“胥盟者，何相盟也”。(2）公羊传日：宋灾，伯姬卒焉。其称谥，何？贤也。何贤尔？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复日：“火至矣，请出！”伯姬日“不可！吾闻之也：妇
34、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速乎火而死。见 汉何休，唐陆德明，唐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襄公三十年（下），刁小龙整理，张岂之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4 年版，第8 9 4 页。（3）“阳谷之会 是鲁公二年秋九月四国“贯泽之盟”的后续，目的是联合攻伐楚国。【宋 高阅春秋集注日：“齐将伐楚，既得江、黄二国共角，乃为此会以谕诸侯。”可见，齐桓公利用这次会唔而让天下诸侯都知晓伐楚之事。（4)鲁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已已，据公羊传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泓之阳。楚人济泓而来，有司复日：“请其未毕济而击之。”宋公日“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圖之余，寡人不忍行
35、也。既济，未毕阵，有司复日“请其未毕陈而击之。宋公日：“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及至摆好阵势，然后襄公鼓之，可惜宋师大败。故春秋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并且认为，“有君而无臣”，国君襄公没有错，错在手下跟不上。(5）“杆不穿、皮不蠹”，解话日：“杆，饮水器。穿，败也。皮，裘也。蠹，坏也。”此言“杆穿皮蠹乃出四方”。古者“出四方朝聘征伐，皆当多少图有所丧费，然后乃行尔。喻已出征伐，士卒死伤，固其宜也，不当以是故灭有郑，耻不能早服也。”儒家又仁心，一向反战、慎战。盘孟不到破败、裘皮不到损坏的程度，则绝不轻易征战四方。战争就是烧钱，一旦开打，则损伤无数、破费无数。即便国库积富足充
36、盈，也经不起战争的折腾。郑襄公既然已经求饶，就不应该将其消灭。楚庄王愧疚于没能够趁早以德行感化他。参考文献：1清 刘宝楠.论语正义雍也第六 M.北京：中华书局,1 9 9 0:2 3 3.2汉 董仲舒.春秋繁露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乾隆三十八年聚珍本影印，1 9 8 9.3汉 何休，【唐 陆德明，【唐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桓公三年（上)M.刁小龙，整理.张岂之，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32.4宋 苏辙.春秋集解桓公三年 M/舒大刚,李文泽，主编.三苏经解集校（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 0 1 8:6 5 2.5清 康熙帝，钦定.库勒纳，李光地，编
37、撰.日讲春秋讲义桓公三年（上）M.北京：中国书店，2 0 1 9：91.6清王阎运.春秋公羊传笔桓公三年 M.长沙：岳麓书社,2 0 0 9：1 8 2.7杨坚，点校.淮南子泰族训 M.长沙：岳麓书社，1988:264.8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公羊传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3.9汉 何休，【唐 徐彦,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 M/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9 9.10清 王先谦.苟子集解王制 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2:1 7 1.11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王道(校补本)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5.12汉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卷三十八)M.长沙：岳麓书社，1 9 8 8：3 0 2.13宋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宣公十二年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1 0:2 8 0,2 8 1.14钱穆.论语新解尧日第二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0 2：5 0 9.15汉 何休，【唐】陆德明，唐 徐彦,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成公二年 M/张岂之，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4：706.16宋 欧阳修，宋祁,范镇，等.新唐书儒学下（卷二百 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5：5 7 0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