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3年9 月第4 2 卷第9 期洛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Sep.,2023Vol.42No.9杜牧经世思想略论韦统顺，朱寒冬?（1.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安徽合肥2 30 0 39；2.安徽出版集团总编室，安徽合肥2 30 0 4 1）摘要：杜牧熟读史书，多年为官，积极探求治国安邦之道，形成了以史为鉴的鉴戒意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资政思维、提倡华夷之辩的民族忧患意识。杜牧经世之言相继被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采纳，杜牧的经世思想为我们了解中晚唐时期历史提供了新思路。关键词：杜牧；经世思想；樊川文集中图分类号：K244杜牧（8 0
2、 3一8 5 3），字牧之，出身京兆杜氏，唐宰相杜佑之孙。杜牧于大和二年（8 2 8）进士及第，先后担任监察御史、内供奉、史馆修撰、司勋员外郎等中低级官职，亦曾先后出任淮南节度使掌书记、宣州团练判官及黄、池、睦诸州刺史。杜牧文采斐然，一生所作诗歌无数，故后世学者将其与李商隐合称为“小李杜”。目前学界对杜牧的研究多关注杜牧的个人经历、文学及军事等方面，缺乏对其经世思想的总括性研究。笔者拟在以往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正史、文集等资料对杜牧的经世思想进行梳理和研究。一、以史为鉴的鉴戒意识传统史学的鉴戒思维来源于儒家“六经”。“六经”中所蕴含的这种鉴戒思想最初通过“殷鉴”来阐述。“秦汉以后，先
3、秦经史著作所体现的以史为鉴思想在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它几乎成为各类历史著作撰述的一个基本旨趣。”1 5 6 杜牧自陈：“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2 1 9 并且亦曾“三直太史笔”2 序，1。这就使得杜牧很好地继承了传统经史中所蕴含的史鉴思维。唐敬宗统治期间“游戏无度，昵群小”3，对此杜牧明确说道：“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2 2 5 1 他在阿房宫赋中认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2 1 2，故其最终结局则是陈胜、吴广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9-4 9 7 0(2 0 2 3)0 9-0 0 4
4、3-0 6首举义旗，继而项、刘争锋，短短几年内，盛极一时的秦王朝便分崩离析。杜牧明确指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2 2 杜牧这里的“后人”亦指唐敬宗，他希望唐敬宗能够以秦朝治乱兴亡为鉴，去奢从俭，勤政爱民。他指出：“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2 1 2 杜牧这句话既是在批评六国及秦朝的政策，同时也是为唐敬宗提出的治国良策。杜牧希望唐敬宗能够以史为鉴，励精图治，从而使李唐王朝能够重回“商旅野次，无复盗贼”4 1 5 3的太平盛世。杜牧不仅为君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亦为臣子总结历史经验。君
5、主纳谏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历史所讨论的话题之一，君主是否善于纳谏与王朝兴衰有着直接联系。正如陈寿所言：“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5 但以往学者在讨论纳谏问题时所强调的多是君主如何善于纳谏，而杜牧则认为君主能否接受谏言，除却君主个人因素之外，与进谏者的进谏方式同样有关。故其在与人论谏书中对西汉薛广德、张猛及唐朝张权舆三人的进谏方式展开论述。汉成帝欲乘楼船渡渭水，薛广德及张猛均谏言汉成帝弃船从桥。但二人的进谏方式则截然不同。薛广德谏日：“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自勿以血污车轮。”2 1 1 9 2 其结果则是“上不悦”2 1 9 2。与薛广德相反，张猛首先夸赞汉成帝圣收稿日期：2 0 2
6、3-0 3-2 2作者简介：韦统顺（1 9 9 9 一），男，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朱寒冬（1 9 6 6 一），男，安徽含山人，编审，硕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43.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 0 2 3年第9 期明，故而有薛广德这样的直臣，进而又从汉成帝个人安危角度指出“乘船危，就桥安”2 1 9 2，而圣主不应冒险行事，因此“御史大夫言可听”2 1 9 2。对于张猛的谏言，汉成帝感慨道：“晓人不当如是耶？”2 1 2 于是“乃从桥”2 1 9 2。宝历年间，张权奥在劝阻唐敬宗勿幸骊山时，借周幽王、秦始皇、唐玄宗及唐穆宗四人来吓唐敬宗。其结局不仅适得其反，而且唐
7、敬宗自骊山回宫后言道：“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2 1 9 2 为何薛广德和张权奥二人进谏失败，而张猛则成功了呢？杜牧认为，其原因就在于薛广德、张权舆二人“以诞妄之说，激怒之辞，以卑凌尊，以下干上”2 1 9 。故而杜牧直言：“礼称五谏，而直谏为下。”2 1 9 2“怒谏而激乱生祸者，累累皆是；纳谏而悔过行道者，不能百一。”2 1 9 1 他主张劝谏者应“思中道”2 1 9 ，在劝谏时“宜旁引曲释，绎绎”2 1 9 2，如此则可“使人乐去其不善，而乐行其善”2 1 9 2从上述杜牧的史鉴意识看出，他同时强调君与臣在王朝兴衰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其看来唯有君臣相辅，才可实现天下大治。“君臣本同治乱，
8、共安危。”4 1 5 9 同时，从杜牧的史鉴思想中亦可知他“已经不是简单地强调以史为鉴，而是从所处社会与时代环境出发，把历史的总结与国家的盛衰联系起来，将历史的总结与以史为鉴以及以史资治融为一体，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切实地借鉴并运用”6 ，集中体现了其历史责任感以及人文精神。二、“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资政思维“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杜牧之祖杜佑之语。杜佑本人集政治家与史学家于一身，其所撰通典乃是一部经世之作。杜牧在向其侄推荐读物时曾指出：“家籍二百篇，上下驰皇王。”2 1 0“家籍二百篇”，指的就是通典。杜牧也自陈：“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2 1 9 因此“杜氏家学源远流长，对杜牧有
9、直接影响的是其祖父杜佑的通典之学”7 。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便指出：“兵农刑政，措置当否，皆能采取前事。”2 序，？可以看出，杜牧资政思维主要体现在“兵甲”和“财赋”两个方面。(一)兵甲安史之乱后的动荡局面对杜牧的思想产生了直接冲击。此外，京兆杜氏一族有着崇尚军功的传统，杜牧先祖多以军功入仕或担任武职。故而在.44现实背景以及家族传统双重影响下杜牧在翻阅历代史书时“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2 1 5 6。因此杜牧经过多年对战争史研究之后，形成了自己的军事见解。他的这种见解主要体现在为唐廷建言献策上。中晚唐时期，安史之乱虽早已被平定，但朝廷却无力镇压在安史之乱中成长起来的节度使，以
10、至于国家“未尝五年间不战，生人日益顿委，四夷日猬炽”2 1 8 9，“焦焦然七十余年矣”2 1 8 9。在此背景下杜牧于大和八年（8 34）作罪言，杜牧在文中主张使用武力荡平山东反叛藩镇。对于山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杜牧有着异常清晰的认知。而这种认识则是在总结历朝战争经验基础上得来的。他认为“光武始于上谷，成于部”2 1 39；曹魏最终能够“三分天下有其二”2 1 8 9，其原因就在于魏武击败袁绍，占据山东地带；“隋文非宋武之敌也”2 8 9，但是隋最终却能一统天下，而刘宋却只能称霸江南，其原因就在于“宋不得山东，隋得山东”2 1 39。由此，杜牧认为“山东，王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
11、霸；猬贼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2 1 39。故其认为唐廷“不得山东，兵不可死”2 1 8。为支持唐廷平叛，杜牧在文中提出上策自治、中策取魏、下策浪战。对于杜牧所提三策，刘熙载认为“皆案切时势，见利害于未然”8 。会昌三年（8 4 3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逝，其侄刘欲效仿河朔三镇自立，唐廷打算对泽路镇用兵。在此背景下，杜牧作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杜牧在文中指出泽潞镇与淮西镇不同，淮西镇“父子相勉”2 1 7 1，“根深源阔”2 1 7 1，故其地“风俗益固，气焰已成，自以为天下之兵莫与我敌”2 1 7。而泽潞镇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建中之后，每奋忠义”2 1 7 1，且刘氏任昭义节度
12、使为时尚短，此地 风俗未改”2 1 3，“人心忠赤，习尚专二”2 1 7 2。在战略上，杜牧主张“速擒”2 1 7 4。在具体作战建议上杜牧主张切勿“征兵太杂”2 1 7 0，“以忠武、武宁两军，以青州五千精兵，宣、润二千弩手，由绛州路直东径人，不过数日，必覆其巢 2 1 7 3。史载：“俄而泽潞平，略如牧策。”9 1 5 0 9 7 杜牧除在平定叛镇杜牧先祖杜行敏因镇压齐王李佑谋反有功，获封巴州刺史、南阳郡公；杜牧曾祖杜希望曾任州都督、陇右节度使；杜牧祖父杜佑历任岭南节度使、陕虢观察使、淮南节度使兼徐泗节度使，出镇一方，同时通典兵典不记历代兵制，而是叙述用兵之道，算得上一部兵书集大成之作；杜
13、牧堂兄杜棕曾任淮南节度使、剑南东川节度使。唐代的山东指的是峄山、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为一个地域性的泛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 0 2 3年第9 期方面为唐廷建言献策外，还在如何防止江淮江贼一以权势干求 2 1 2 0 4，常常肆意禁盐商父母妻子，事上提出具体建议。中唐以来，江淮地区涌现多股勒索钱财，以至于杜牧无可奈何地感慨道：“盖以江贼，他们“劫杀商旅，婴孩不留”2 1 7 5，将所劫货江淮自废留后已来，凡有冤人，无处告诉。”2 1 2 0 4 对物带至茶山变换为茶，之后则“北归本州货此，杜牧主张重新设置江淮留后，同时“减其胥卖”2 1 7%，如此循环往复。对此，杜牧主张无需朝廷吏”2 1 2
14、 0 5，以避免出现员问题，如此“自岭南至于增兵，“令宣、润、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宋，凡有冤人，有可控告，奸赃之辈，动而有人”2 1 7%，每30 人一船，“择少健者为之主畏”2 1 2 0 5。裴休在主持江淮漕运改革时亦主张以所将”2 1 7 6。同时在各州江岸选拔精锐士兵布置军营，过之地县令监管漕运事务，“能者奖之”1 34 5 4，不“置本判官专判其事”2 1 1 7 6，昼夜巡查。此外，在长可事归监院。对于裴休的漕运改革，陈登武认为：江南北两岸分别设置官渡，“百里率一”2 1 7 6，如此“裴休改革的方向，注意到不应专任监院，而改以则可“活江湖赋税之乡，绝杀寇盗劫杀之本 2 1 7
15、县令兼领漕事，可以说是杜牧所提意见的修正版。对于杜牧的上述建言，陈登武指出：“李德裕写请两者在精神上还是相通的。”1 0 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其中大部分防止江贼三、华夷之辩的民族忧患意识的巡江策略，就是采纳杜牧的意见。”1 0 1欧阳修曾评价杜牧“亦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观杜氏具体建言，可知欧阳氏之言非虚。历史上多对李德裕辅佐唐武宗平泽潞、抗回乞，开创“会昌中兴”溢美，但在称赞二人君臣相辅的同时，却往往忽视李德裕幕后的杜牧。正如全祖望所言：“功成而赏弗之，卫公诚过矣。”1 2 4 32(二)财赋如果说杜牧的兵战论更多的是从国家角度来思考问题，那么他对
16、于赋税役的探讨则更多涉及民生经济。在与汴州从事书中，他明确指出：“汴州境内，最弊最苦，是牵船夫。”2 1 2 0 5 故其在路过襄邑县看到一番不同景象时甚为惊奇。他指出襄邑县令李式“有吏才，条疏纤夫，甚有道理”2 1 2 0 5，每都设立一“板簿”，对于本县之民，均逐一登记，而后各都之间轮流检查。在役征派时官吏随机抽取，“不令所由欺隐”2 1 2 0 5，无法服役之人，可纳钱代役，故襄邑县在其治理下“稍似苏息”2 1 2 0 5。这种情况与之前“富豪者终年闲坐，贫下者终日牵船”2 0 5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杜牧在此实则是以汴州一州役征派情形来反映全国谣役征派情形。故其指出：“今为治，患于差役不
17、平。”2 1 2 0 他认为造成此情况的主因是“长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检”2】2 0 6，故其主张汴州从事应行李式之法，以改变当下差役不平的现状。除谣役征派之外，杜牧在盐铁漕运事务方面亦提出自己的见解。大中五年（8 5 1 年），杜牧根据以往担任刺史治理地方的经验，针对盐铁漕运问题撰写上盐铁裴侍郎书。杜牧在文中指出由于罢黜江淮留后，监院权重，而如今监院“颇不得人，皆华夷之辩思想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诸国征伐不断，同时四邻民族与诸夏之间亦争斗不断，混乱的局势使得诸夏纷纷产生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这一时期的诸子“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1 4 ，华夷之辩思想应运而生。在此
18、思想影响下，时人“将四邻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简称为蛮夷或者夷”1 0。先秦时期这种华夷之辩思想并没有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而消散于历史长河中，反而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发挥得以流传。安史之乱后，盛唐时期那种“华夷一家”的民族友好关系不复存在，代而起之的是吐蕃、回等少数民族对唐朝的不断进攻。紧张的民族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士人重提“夷夏之防”思想，而杜牧则是其中一员。第一，杜牧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大中五年（8 5 1），杜牧作贺平党项表，以此来庆贺朝廷平定党项之乱。杜牧在文中借用两汉、魏晋及唐朝史实来强调四邻民族身处内地所带来的危害。他指出西汉赵充国“纳先零于内地”2 1 2 8，东汉马援
19、“置当煎于三辅”2 1 2，然汉末羌人“侵乱关中”2 1 2，战乱历时十余年之久。魏武分匈奴五部，迁至内地，然则元海首乱华夏，以致“中原丧没，凡数百年”2 1 2 8。唐朝贞观年间攻灭东突厥，但文皇“忽文贞之成算”2 1 2 8，迁突厥于河南，其结局则是“不数十年，果残燕、赵”2 2 8，天下骚动。至于党项一族，杜牧称其为“党羌杂种”2 1 2 8，言语中充斥着对党项族的蔑视。杜牧指出党项为西戎所迫，“举种来降”2 1 2 8，故国家将其“置于内地，爱受冠带，兼伏征谣”2 1 2 8。然则大历、建中年间“逆胡余波，巨.45.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 0 2 3年第9 期盗再起”2 2 2 3，党项“
20、亦恣猬狂”2 1 2，以至杜牧斥责其 狼心枭响”，“为戎虏之耳目”2。根据以往历代史实，杜牧认为“今古夷狄处在中土，未有不为乱者”2 1 2 8。因此他主张“统华夏为一家，用夷狄为四守”2 1 2 8，不可将其内迁。观杜牧此言，不过是重谈江统“徙戎论”之类的老调。但若放在中晚唐的大背景下，杜牧重谈此论的最终目的则是“强调少数民族对中原皇朝的威胁”1 5 ，“对北方少数民族威胁汉族政权的现实有忧患意识”1 4 5 2。第二，杜牧将巩固边防和夷相结合，并针对当时的民族问题提出具体措施。对与四邻民族之间的战争，杜牧认为要抓住时机，一举将其击溃。会昌年间，盘踞在唐朝北方的回鹃汗国被其所属部落點戛斯战败
21、，回部落向南迁移。在此背景下杜牧于会昌四年（8 4 4）作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说德裕不如遂取之”9 1 5 0 9 7。杜牧在文章中系统总结了两汉反击匈奴以及北魏反击柔然的成败得失。杜牧认为两汉反击匈奴失败的原因就是“两汉伐虏，皆是秋冬”2 1 4 3，而这一季节“匈奴劲弓折胶”，“力全气盛”2 1 2 4 3，故汉军胜少败多；北魏时期，盘踞在今蒙古高原的柔然汗国“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暄，南来寇抄”2 1 2 4 3。太武帝采纳崔浩建议，于六月出兵柔然，其结果则是魏军“凡所俘虏及获畜产，弥漫山泽”2 1 2 3，“归降者三十余万落，虏遂散乱”2 1 2 4 3。杜牧根据两朝反击北方
22、少数民族的成败得失，主张“以幽、并突阵之骑，酒泉教射之兵”2 1 2 4 3，“仲夏潜发”2 2 4 3，中土五月虽热，但 到阴山尚寒，中国之兵足以施展”2 1 2 4 3，如此则可“玩寇于掌股之间”2 1 2 4 3。同时杜牧否决时人主张北连點戛斯进攻回纶的建议，他预料待回亡后，點戛斯必为唐朝北方边患，此时如向其示弱，则“必为所轻”2 1 2 4，后患无穷。对于杜牧的建议，史载“德裕善之”9 5 0 9 7第三，杜牧认为只有实行“内重外轻”的政策，才能再次防止安史之乱的发生。大和八年（8 34）杜牧作原十六卫，认为唐廷所实行的节度使制度是藩镇叛乱此起彼伏的制度性因素。杜牧认为节度使制度使得“
23、戎臣兵伍，奔矢往，内无一人矣”2 1 9。进而引发边将叛乱，“近者禄山、仆固是也”2 1 9 3，以至他无可奈何地感慨：“近代以来，于其将也，复为甚”2 1 9。杜牧认为消除这种弊端的最好办法则是恢复府兵制，正如其在文中所说：“使外不叛，内.46不篡，兵不离伍，无自焚之患，将保颈领，无烹狗之谕，古今已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2 9 3杜牧认为府兵制下的唐朝军队由兵府掌管，“三时耕稼”2 1 9 2，“一时治武”2 1 9 2，当外地发生战乱时，“戎臣当提兵居外”2 1 9 2，“至如天下平一”2 1 9 2，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官为将军，绶有朱紫，章有金银”2 1 9 2，如此则“虽
24、有盅尤为师，雅亦不可使为乱耳”2 1 9 2。对于此制度的废除，杜牧感到甚为可惜，以至他将提议废除府兵制之人称为“愚儒”。其实杜牧关于府兵制的看法有偏颇。他没有看到府兵制是一种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军制，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府兵制必然会走向终结，故而杜牧主张在中晚唐时期恢复府兵制的提议只能是空中楼阁。需要指出的是，杜牧关于安史之乱的看法及解决措施应当受了其祖父影响。汪高鑫就曾指出：“通典提出要杜绝安史之乱的再度发生，就必须要实行内重外轻的政策。对于安史之乱的发生，杜佑认为主要是由于内轻外重的军事格局所致。”1 4 5 8 但在具体解决措施上，祖孙二人却有着不同的见解。与杜牧主张恢复府兵制不同，“在杜佑
25、看来，汉朝制度可以作为借鉴 2 4 5 8。从上述言论可知，杜牧有着较为狭隘的民族观。这种狭隘的民族观是中晚唐时期日益紧张的民族关系在时人思想中的真实反映，表现了杜牧对于唐朝前途命运的无比担忧。正如他在罪言中写道：“国家大事，牧不当官，言之实有罪，故作罪言。”2 1 8 可以看出，杜牧为国家大事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希望唐廷能够“壮中夏起塞之雄，夺西戎理弓之地”2 1 2 31，从而重回贞观、开元年间那种“天下泰宁”2 2 3 的辉煌盛世。四、杜牧经世思想的影响杜牧的经世思想对唐朝军政方针的制定产生了较大影响，自两宋时期开始就引发了历代学者的广泛议论。这些议论或存于官方纂修的史书中，或见于文人
26、私撰笔记、文集中。在官修史书方面主要以新唐书资治通鉴为代表。与旧唐书不同，新唐书不仅将杜牧所作罪言全文誉录，同时将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及上李司徒论用兵书中的具体作战建议编入。此外，在藩镇魏博传中也通过引用守论来阐述“河北三镇”之危害。在对杜牧的评价上，欧阳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 0 2 3年第9 期修等人认为杜牧“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外患激发了杜牧的经世思想，杜牧的家学传承亦对至”9 5 0 9 7。在其后的“赞日”中更是直接评价道：其经世思想的产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观杜牧经“牧论天下兵日：上策莫如自治。贤矣哉！9 1 5 1 0 4世思想的内容可知，他的鉴戒意识体现了他对明君而与新唐书相比，
27、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并没贤臣的渴望；他的资政思维说明了他对于天下大同有关于杜牧的直接评价，而是大量录用杜牧著作。的期待；他的民族忧患意识则反映出他对于收复失资治通鉴则是几乎将原十六卫战论及守地的希冀。深入研究杜牧经世思想，既深化了学界论全文录用。除此之外，司马光同样在资治通对杜牧个人的研究，又有助于梳理中晚唐经世思想鉴中将杜牧孙子注序文予以收录。凡此种种，发展的脉络。对杜牧的上疏建言及后世学者对杜牧均表明司马光同样是肯定杜牧以兵战论为代表的经经世思想的梳理，有助于为研究中晚唐历史提供新世思想。纪昀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杜牧文的思路。章做出概括性评价。他指出樊川文集“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
28、”1 。在士人私撰笔记文集中对杜牧经世思想的议论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类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杜牧做出概括性议论；其二则是对杜牧某一作品发出议论。有关前者，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指出杜牧“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兵法戎机，平昔尽意”1 7 。辛文房不仅指出杜牧刚直有节气，亦肯定其经邦济世之才。胡震亨则直言杜牧“有相才”1 8 。与辛文房、胡震亨二人不同，全祖望对于杜牧经世思想并无直接评价，而是指出“卫公讨泽、潞，牧之上方略，卫公颇用其言”1 2 1 4 32，以此来烘托杜牧的济世之才。今人冯海荣则认为“杜牧还是唐代独一无二的诗人兼军事理论家”，他的“政论和军事论文，敢于针砭时弊，具有很强的现
29、实意义”1 9 。有关后者，例如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道：“杜牧尝著孙武子，又作守论战论、原十六卫皆有经济只略。”2 0 李慈铭亦对杜牧军事才能阐发议论，他认为杜牧所注孙子“证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真用世之才，其罪言原十六卫等篇，不虚作也”2 1 。今人张国刚在杜牧对藩镇分类的基础之上著成唐代藩镇研究一书。旧唐书作者评价杜牧：“尝自负经纬才略。”1 39%但杜牧并非自负，其所上谏言均切中时弊，对唐王朝军政方针均产生较大影响。后世学者亦多评价其有“王佐之才”2 2 五、结语杜牧生活在中晚唐时期，此时的唐王朝外受吐蕃、回等少数民族攻击，丧失了西域等大片领土，内有宦官干政、藩镇叛乱等一系列问题。内忧参
30、考 文 献1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史新论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2 2.2杜牧.樊川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2 0.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3：8 0 6 7.4吴.贞观政要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1.5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1：1 4 5 6.6庞天佑.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盛衰论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 0 1 1：4 4.7 王笑梅.从兵战论述看杜牧知识结构调整 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 0 1 5(6);5 3-5 7.8】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7:2 7.9欧阳修,宋祁
31、.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5.10陈登武.杜牧的地方治理与法律思想 J.法律史译评，2017(1):119-141.1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1：6 0 6.12全祖望.墙亭文集选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3刘煦.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5.1 4 胡适.胡适文存：1 M.北京：华文出版社,2 0 1 3：1 8 0.15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8 9:1 4.16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 9 9 7:2 0 2 0.17辛文房.唐才子传 M.北京：中华书局,2 0
32、 2 0：4 4 2.18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 9 5 8：225.19冯海荣.杜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9 1:2.20杨慎.升庵诗话笔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杜牧在战论中对于唐代藩镇的划分，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一书中将中晚唐藩镇分为四大类：其一为“河朔割据型”，主要由安史降将构成。其二为“中原防遏型”，其主要功能是防御“河朔型”藩镇，另有保护漕运之功能。其三为“边疆御边型”，主要功能是抵御边疆少数民族进攻。其四为“东南财源型”，为唐王朝提供财赋。47.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 0 2 3年第9 期1987:385.21】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北京：中
33、华书局，1 9 6 3：505.22】王定保.唐遮言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2：4 1.责任编辑湛贵成A Brief Discussion on Du Mu s Pragmatism Thought of StatecraftWei Tongshun,Zhu Handong(1.School of History,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2.Editor-in-chief s Office,Anhui Publishing Group,Hefei 230041,China)Abstract:Du Mu read a wealth
34、of history books and held the official post for many years.He actively ex-plored the means to govern the country.He formed the awareness of drawing lessons from history,the governancethinking of“attaching attention to laws and applying them rationally to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and the nationalsens
35、e of unexpected development that advocat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nations and other nationalities.Du Mus pragmatism thought of statecraft was adopted in history books such as New Book of the Tang Dynasty and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ance.Du Mu s pragmatism thought of statecr
36、aft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for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Key Words:Du Mu;pragmatism thought of statecraft;Anthology of Fanchuan(上接第39 页）Research on the Profit Model and Comprehensive BenefitExpansion of Red Tourism under“Non-ticket EconomyZhaibuchang Villag
37、e as an ExampleLu Yanzhao,Tian Yuwei(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China)Abstract:Red tour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and the research hotspot of domestic tourism in recentyears.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n
38、on-ticket economy becomes an issue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view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of tourist attraction tickets,the decreasing trend ofticke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pidemic and the“public welfare value orientation of red tourism.The research-ers conduct field research on Zhaibuch
39、ang village in Jiaozuo City,and they explain the profit model of red tourismfeatured by theme experi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non-ticket economy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literaturecollation and other methods.The researchers also explore the effective path for comprehensive benefit expansion ofred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non-ticket economy from three aspec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circular econ-omy and management consciousness.Key Words:non-ticket economy;red tourism;profit model;Zhaibuchang village4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