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3.10A（时政）智库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校园欺凌现象不仅屡禁不止，更有了新的演化和发展。学者研究指出，校园欺凌行为包括人身财产伤害、精神伤害与性侵害等主要形式，可分为言语性欺凌、肢体性欺凌、社交性欺凌等主要类别。大量研究揭示，普遍存在的校园欺凌可导致隐秘而严重的后果。如果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受欺凌者容易形成自卑、退缩的消极性格，造成长期的社会适应困难，欺凌者也容易形成具有攻击性、暴力倾向的非适应性人格特征，出现严重的社会化障碍；甚至在离开校园后，曾施加或遭受过欺凌的双方都将持续在建立健康、积极的社会关系这类重要课题中遇到困难。一直以来，教育工作者多认为欺凌者是校园欺凌中最关键
2、的角色，因而重视对欺凌者进行长期教育和重点转化。然而实践却表明，针对校园欺凌的惯常教育实践效果很有限。该如何更为科学地理解校园欺凌，又如何更为有效地进行干预？当下学界正日益达成一项重要的基本共识：任何社会现实，本质上都是由“人、社会与媒介”三个紧密关联的要素交互构建而成。据此，本文将基于“个体的人、社会关系网络与媒介技术”三个构筑校园欺凌这一社会现实的基本要素，系统地阐明网络社会崛起背景下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发展与作用机制，为更科学的干预方案制定与更有效的教育实践提供参考思路。一、个体的人：低自尊的欺凌者与受害者作为校园欺凌行为的发起者，欺凌者无疑是欺凌行为的责任主体，那么，受欺凌者的不幸遭遇
3、是否完全偶然发生的呢？大量研究一致地证实了，校园欺凌受害者个体的低自尊水平与被欺凌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机制。具体来说，校园欺凌的受害者通常在外貌、身材或智力等方面显著区别于大多数同龄人，因而难以充分融入所在班级的主流群体，自我评价通常更为消极，自我价值感偏低，在人际交往上更为退缩，更经常性地缺乏支持性的同伴与师生关系。基于前述原因，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在遭遇欺凌之后更经常习惯性地归因于自己的缺陷，而怯于主动寻求帮助。尤为令人担心的是，遭受欺凌的创伤经历会更进一步削弱受欺凌者原本就匮乏的安全感，最终令其陷入深度习得性无助而难以脱困。大量研究也佐证了另一个与常识相悖的事实：作为校园欺凌行为的施加
4、者，欺凌者尽管总是以强势、霸道的方式夺人耳目，但具有强攻击性的行为模式实际上正是其内在低自尊水平的一类特殊的外在表征。在校园欺凌的社会现实中，看似强势一方的欺凌者事实上在“家校”教育系统中长期处于弱势的地位。他们长期受到父母的忽视、缺乏师长的信任，大多数学业水平低下且行为习惯多有不良，几乎很难在“家校”教育环境中获得自我价值感的确认。欺凌者最终选择了同样在校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同龄人作为发起攻击的目标，通过树立自己在旁观者眼中的权威形象以博取关注，提升自己在小团体中的地位。由此看来，教育工作者需要纠正存在于常规干预方案中的两个偏差：其一，对校园欺凌中的受害者本身的低自尊、难以融入班群的适应性困难
5、相对忽对校园欺凌的系统分析：人、社会与媒介陈侠刘小炼402023.10A（时政）智库视；其二，过度重视纠正欺凌者外在表现的强势攻击行为模式，相对忽视对其内在弱势自我概念的关注。二、社会关系网络：家庭校园环境与身份污名化校园欺凌作为一项社会现实，深刻地植根于欺凌者与受害者长期生活的社会环境，包括家庭、校园及所处班群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家庭是社会系统的最基本单元。校园欺凌的行为虽然发生在学校，家庭教养方式却是提供心理根源的原生土壤。在父母给予充分关爱的家庭环境成长的孩子更容易形成人际关系互动中的安全型依恋模式，建立健康的自尊与积极的自我评价。信任鼓励型与情感温暖型这两类家庭教养方式能够显著降低青少
6、年施加或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在缺少健康关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则可能形成不安全的依恋模式，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得过分害羞或具有攻击性。遭受或实施校园欺凌的青少年通常来自缺乏情感温暖、家庭地位不平等、亲子关系不良的家庭。父母常以粗暴的方式惩罚孩子，或因为工作忙碌而长期忽视对孩子的关怀，亲子之间的信任度很低。人们常意外地发现，校园欺凌中的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双方父母在孩子引发的危机爆发之前通常都完全不知情。欺凌者对父母隐瞒自己的反社会行为或尚可理解，无辜遭受欺凌的孩子竟然也拒绝向父母求助，其根源恰恰在于两者都不信任父母能够给予所需的关怀与帮助。校园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青少年从家庭延伸到校园的人际交往模式
7、，会继而形塑其在校园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证实，在专制型、忽视型、溺爱型这三类家庭教养方式中成长的青少年更可能形成自卑、退缩、焦虑等消极的性格，阻碍其建立能支持个体健康成长的同伴与师生关系网络，从而更容易卷入校园欺凌。对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而言，家校社会网络与同伴关系都很重要，支持性关系越多青少年越不容易成为校园欺凌的目标。其中，来自同伴的支持与信任尤其能大幅降低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而对欺凌者来说，亲子关系的质量尤其会影响其实施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家庭中可获得的情感温暖或社会支持越少，青少年实施校园欺凌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身份污名化的社会心理机制内嵌于家庭、校园及班群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校园欺
8、凌的发生与强化机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身份污名化是指社会对具有某项特征的个体或群体蓄意贴上带有贬低、侮辱性质的标签，意在使其受到主流群体的排斥和贬低、遭受不公正对待乃至社会隔离。刘芳与吕鹏在 污名化与身份抗争：校园欺凌发生的机制研究基于四个典型欺凌案例的分析 中指出：校园欺凌过程包含了“识别弱势身份、试探实施污名化、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深度耦合而持续”三个阶段。具体来说，第一阶段：欺凌者在校园中识别出具有鲜明弱势身份符号的“离群者”，锁定欺凌的目标对象；第二阶段：欺凌者制造负面舆论、施加身体欺凌等，试探性地对目标对象进行身份污名化；第三阶段：受欺凌者采用消极防御（单靠自身有限力量抵抗欺凌
9、）或极为有限的求助等方式进行抗争，而一旦抗争失败，受欺凌者所面临的身份污名化与歧视进一步加深，甚至被迫启动自我污名的心理防御机制，认同并内化欺凌者对自己施加的恶意、偏见与歧视。抵达第三阶段的校园欺凌行为模式将得以长期存续，并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可见，教育工作者亟须在干预方案中纠正两类偏见：其一，认为校园欺凌行为既然发生在学校，就表明问题出在学校的教育，与家庭的教养无关；其二，认为校园欺凌只关系到欺凌者与受害者，不必对校园文化与班群氛围进行反思与改进。教育工作者应当充分强化健康社会关系网络的功能：其一，联合家长创建“家校”联动机制，纠正不当的家庭教养方式，改善乃至重塑不良的亲子关系；其二，在校园
10、和班级环境中创建更具包容性、开放、平等的社群氛围，倡导对离群的少数者、沉默者给予主动关怀，弱化校园欺凌得以发生的群体心理基础。三、媒介技术：心理环境与行为空间网络信息技术正从根本上重构宏观的社会结构要素与微观的人际交互模式，社会也随之而日益深入数字化的进程，媒介技术在对校园欺凌的心理412023.10A（时政）智库环境与行为空间的建构与演变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日益频发的校园欺凌内嵌于特定的社会心理环境，也存在于具体的行为空间。研究者江界华与江帆在 校园霸凌心理形成机制及预防研究 中明确指出校园欺凌的群体心理模式包含了三个基本环节：暗示模仿传染。这一群体心理模式普遍存在于校园环境。校园欺凌
11、的相关信息基于各类现存媒介技术在群体中进行传播，为校园欺凌的反社会行为展演提供必要的旁观者，建构校园欺凌在校园环境中传染与传播的心理环境。关于校园欺凌发生的特定行为空间，学界曾明确限定为大中小学、幼儿园及其合理辐射的物理空间区域。但随着互联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校园欺凌发生、发展并造成伤害的行为空间，事实上已经从物理现实意义上的校园，辐射到了无远弗届的虚拟网络空间。网络媒介信息技术极速发展，从多个维度改变了与校园欺凌有关的心理环境与行为空间。首先，网络媒介信息技术扩展了校园欺凌的行为空间。受物理空间的限定，在传统的校园欺凌模式中，欺凌者常采用身体欺凌的方式。随着互联网媒介信息技术不断加速发展，搜
12、寻一个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并加以攻击变得极为便捷，发布侮辱、诋毁的信息，实施对受害者的身份污名化等欺凌行为的成本大幅降低，欺凌者开始频繁运用信息技术引发针对受害者的网络暴力。原本局限于校园围墙内的欺凌与攻击突破了物理意义上的校园边界，受害者所经历的伤害也随之急剧放大，乃至时常有受害者在网络暴力之下采取极端的自残甚至自毁行为。同时，扩展到网络空间的校园欺凌行为模式也更为多样化。如，未经受害者同意就擅自发布关于受害者个人、家人、朋友的负面信息或蓄意捏造的谣言，甚至偷拍受害者的照片或恶意视频等。在网络空间实施并传播的欺凌行为，因网络媒介的匿名技术而具备了更广阔却也更隐蔽的行为空间，相较于传统的校园欺凌形
13、式更难以得到及时的监管或干预。同时，网络媒介信息技术强化了校园欺凌的心理环境。网络技术的匿名性特征助长了欺凌者产生无须承担责任的错觉，隐藏真实身份，以一种更为随意甚至游戏的心态对受害者实施欺凌，发表欺凌言论或发布具有伤害性的图片、视频等信息，降低了欺凌者实施欺凌行为的社会与心理成本，强化了欺凌者实施欺凌行为的主观意愿与动机。另一方面，网络媒介信息技术的匿名性使旁观者的群体范围从有限的校园人群，极速扩展到网络平台上庞大、陌生且身份未知的人群，极大增强了校园欺凌行为的“暗示模仿传染”这一群体心理基础。不仅如此，因为所发布内容难以删除，广泛而长期的网络转帖和评论进一步导致受害者反复、持续地经历二次乃
14、至多次心理创伤。简言之，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信息技术不仅扩展了校园欺凌的行为空间，更强化了校园欺凌的心理环境，进而放大了欺凌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权力不均等，加剧了受害者承受的身心创伤，增大了对校园欺凌行为监管与干预的技术难度。因此，教育工作者应当提升新媒介素养，充分重视网络媒介信息技术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机制：其一，联合有关网络安全机构，共建网络防火墙，及时阻断校园欺凌的行为空间无限制地扩展；其二，普及网络媒介技术使用中的伦理与法规，引导青少年以积极健康的方式运用网络媒介技术，有效消除校园欺凌在网络空间得以病毒式传播的群体心理基础。综上所论，网络社会背景下校园欺凌的发生、发展与作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系统，欺凌者并非唯一的关键责任主体。当前的教育工作者需要重视考察个体心理、社会环境、传播媒介三大要素之间的互动规律，深入分析基于网络媒介技术极速发展的校园欺凌行为何以发生、如何持续并造成危害，从而建立起更为切实有效的系统性干预方案。（本文系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2.0研究课题“本科生研究生学习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021207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陈侠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刘小炼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