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书书书 上海地方志 年第 期方志“十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方志“十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潘捷军 摘要 改革开放两轮修志期以来，在传统修志主业基础上，方志“十业”（志、鉴、馆、网、库、刊、用、会、研、史）逐渐形成，从而使全国地方志事业呈现出“一业为主，十业并举，全面发展”的繁盛局面。而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方志各业同样需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以调整、新增等方式构建事业发展新格局，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词 方志事业；发展格局；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作者简介：潘捷军，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浙江杭州 ）改革开放以来的两轮修志期（，）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
2、除传统的志书编纂外，年鉴编撰、信息化和方志馆建设等，同样已成为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完整的方志“十业”也正产生于这一时期。“十业”一般是指：志（志书）、鉴（年鉴）、馆（方志馆）、网（方志网、地情网等）、库（方志数据库）、刊（史志刊物）、用（读志用志）、会（方志学会）、研（学术研究）、史（地方史）。与历史相比，它们已成为千百年来方志发展史上一个个独特亮点和重要的里程碑，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在 新编中国方志学术史 编研基础上，对两轮修志期以来的“十业”研究情况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现简述如下。一、方志“十业”的历史发展过程首先需指出的是，自古以来，除志书编纂主业外，其他各业并
3、非一蹴而就，而是多伴随着方志事业的发展而发展，有的直到改革开放后第二轮修志期才逐步形成，因而是一个从“多业并举”（如原有“九业并举”之说等）到“十业并举，全面发展”的过程。不妨从古代、近代、现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加以考察。（一）古往今来传统修志主业的革故鼎新在中国古代，修志主业基本处于“一业独大”的独尊地位，其他各业实际多由此而生并随之发展。同时由于其涉及面很广，难以在一篇短文中全面考察梳理，因此本文仅从几个重要的理论视点来看其发展过程。而且客观上看，方志界对修志主业相对较为熟悉，故宜将更多的篇幅留给其他各业。简言之，自古至今，影响修志主业历史进程最重要的问题有：方志起源、志书性质、志书功
4、能等等。本文系浙江省社科院重点项目“近现代方志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前期成果。上海地方志 年第 期方志“十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方志起源方志起源无疑是方志学术史上关注最多与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学界向来多认同方志源头众多，渊源关系复杂，且众说纷纭，如有统计“至少有 种说法”。不过“古今学者对地方志起源的看法尽管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源说，将地方志源头追溯至古代某一种职官所掌管的某项事务，或溯源于某一本古书；另一类是多源说，认为地方志在形成过程中，融汇多种文献内容、门类而成为一种综合型志书体例。”“一源说”多以某部具体文献为发端定论，具有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在此说中，重视
5、舆地者多将地方志溯源于 禹贡 山海经；治史者多认为其起源于所记“邦国之志”“四方之志”的 周官；还有的则视 越绝书 吴越春秋 华阳国志 等为方志“鼻祖”。为此学界进行了长期研究和论辩。如有研究曾列举了先后出现的三条方志源流线索：春秋时期地方性政权的政治史 春秋 乘 杌 等；战国时期的全国地理性总志 禹贡 等；以及隋唐时政权统一形式下的 沙州图经 等图经形式的文献。“多源说”实际系汇一源各说，具体又有源于历史、源于地理等诸说。与一源说相比，它并不局限于某部具体文献，而是多着眼于某种形式，因而涉及范围更宽，内涵也更丰富，相应认识上也不像一源说那样单一绝对。影响最为广泛的仍莫过于源于史书说，如早在明
6、代就有“志与史同源，史与志异流”的认识。当今有学者也认为：“宋元以后，尤其到清代，方志中 史 的成分越来越多，方志为史书之流别，已成为共识”，“史志同义，在当时已是常谈之论了。”而从源于地理书角度看，如梁启超同样说过：“中国地理学本为历史的附庸。自汉书创设地理志，而此学始建发展也，其后衍为方志之学。”随着时间推移和修志主业的实践发展，在一源说与多源说后还出现了“共源说”，即方志与历史、地理等各种形式相容相兼，同源共生。如傅振伦、黎锦熙都有方志是“兼记史、地，而与史书、地理皆不相同”和“史地两性，兼而有之”等认识。恰如仓修良所言：“方志“是由似志非志、似史非史、似地非地的 四不像 而逐步完善起来
7、的。”这种分析显然摒弃了传统来源非此即彼的排他性，更注重各要素的历史融合性。方志性质方志性质同样涉及方志起源、史志关系等问题，但又是与它们有所不同的另一重要的研究视阈，因此一定意义上“是方志学全部理论的立足点，也是长期以来方志界争论最大的问题”。如有研究曾将新时期以来的志书性质概括为 种，包括资料性说、史书说、地理书说、百科全书说等等。各说中，源于章学诚的史书说无疑一度为主流意见，如梁启超曾在 地方的专史就是方志的变相 一文中指出：“方志，从前人不认为史，自经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渐提高”，并有“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的论断。包括白寿彝也有“方志是地方之史，各地方之史是方志”之言等等。但谭其骧的不
8、同意见此后渐成共识：“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存在的，牛润珍：中国地方志发展史，中国方志发展报告（），方志出版社 年，第 页。凌霄：方志的源流及其变化，中国地方志 年第 期。黄燕生：今日方志集旧志之大成，中国社会科学报 年 月 日第 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画报出版社 年，第 页。仓修良：再论方志的起源，杭州大学学报 年第 期。中国地方志协会 年度学术会议纪要，中国地方志 年第 期。上海地方志 年第 期方志“十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不能强求合并、统一为一种体裁。”同样，将方志视同为地理书的也不在少数，如“我国历史上大量修纂地方志始于六朝，从这个时代起，地方志就被
9、认为是一种地理书”等等。在此问题上，史念海对其变化过程的辩证分析更值得关注：“方志本是记地之书”，以往“历史地理学的资料主要是来自方志”，因而“历史地理学和方志是同源的”。其后方志又发生了从“记地之书”到“记人之书”的重大变化，且前者已不再“有所增多”，后者却“渐居主要地位”，与其自身最初的主要形式已“不复相同”，因而两者是“迥然有别的，不可混而为一”。从而既客观梳理了其相互间的历史联系，又画出了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方志的资料性文献定位，历来同样是一种主流认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典型的便是改革开放后全国首轮修志工作的主要领导人胡乔木，就有“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朴实的
10、、严谨的、科学的资料书”等重要论见，从而“成为对方志定义和方志性质研究的理论基点，深刻地影响了首轮志书的编纂”。最终因 年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制订而使“资料性文献”说尘埃落定，并被学界视为“彻底告别了 史书 地方史 乃至 地理书 等传统观念”。尽管此后仍有不同意见，但方志的“资料性文献”本质特征显然已日益成为业界共识。方志功能资政、存史、教化，历来被业界视为是方志的三个主要功能，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认识和表述方法而已，当然这“三要素”的最终形成，乃是新时期首轮修志期所做的重要贡献。长期以来业界的关注焦点并不在于是否承认“三要素”，而在于具体的排序问题，即何者为第一，且主要集中在“存史”与
11、“资政”两者之间（客观上无论是“存史”还是“资政”，“教化”功能都将贯穿始终）。如“资治、教化 都是一时的，而 存史 则是永恒的”。另如“资治是志书原生的，唯一的或直接的功能，其他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甚至“教育、存史也是为了资治”等等。表面上看，“存史为先”也好，“资治为重”也罢，这种研讨以至争议似乎无多大意义，实则不然。两轮修志期的实践表明，两说不同的立论基础，不仅会从编纂理念、选材重点和编纂方法等方面直接影响修志实践，而且在深层次上，还会不同程度影响事业的格局定位和发展方向。一方面，从哲学意义上看，事物往往存在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多重属性，而且也正因多重属性方可构成事物的完整结构，即任何一
12、个要素都不可能单独构成方志的整体功能，而且事实上研讨各方也从未有“有我无他”式的单向选择，只是排序不同而已。在此意义上看，这种研讨争议似无必要。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事物的多重属性中又有基本属性和本质属性之分，因而上述研讨争议一定意义上正以此为主旨，它们体现了不同时期业界对方志事业的不同价值认识，进而从实践、学术和行政等不同侧面展示了方志在各个时期的实际地位和各要素的不同比重，事实上又不同程度影响引领了事业发展。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载 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 年，第 页。陈桥驿：地理学与地方志，中国地方志 年第 期。史念海：方志门槛内外的徘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年第 期
13、。中国方志通鉴编年简史（上），方志出版社 年，第 页。王晖：新方志理论研究管窥，中国地方志 年第 期。邹逸麟：修志者心目中要有读者，中国地方志 年第 期。毛佩琦：方志资治，一个伟大的传统，首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 年，第 页。上海地方志 年第 期方志“十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然从不同角度还可作其他梳理和表述，但总体上看，以上几个方面基本涵盖了方志编修主业的主要问题。同时它们相互间既各有侧重，又有机一体，纵可串联中国方志事业发展进程，横可构建方志学术的整体体系，因而是支撑方志主业的关键性因素。（二）近代以来若干新业态的逐渐兴起中国方志的悠久传统代有传承，
14、绵延不断。发展到近代，修志主业不再“一业独大”，各种新兴业态陆续开始显现。研：方志学的初创“研”同样是方志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学界的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方志学的创始人、创立时间及后续发展等问题上，这既是“研”的起始点，也是其主要聚焦点。纵观方志史发展过程，无外乎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自两宋志书定型后，发展至元明之际方志学已见端倪，如“近人多以为方志学为章学诚创始，殊不知章氏的一些基本观点已为宋元明志家讨论数百年。”。二是认为由章学诚初创于清代中期，典型的便是梁启超令人耳熟能详的“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三是认为由梁启超正式创建于民国时期。而且三种观点向来各执一端，似难统一。在这一问题
15、上有明显进展的仍是新时期，以下结论也已渐成学界共识：“中国方志学的创立，起始于乾嘉之际的章学诚，这点已为方志学界的同仁所共认。当然，章学诚的方志学，主要地集中在比较系统的方志编纂理论方面，从学科的角度看，章氏方志学理论还只是偏重于该门学科的主干理论，尚未构成一完整的学科结构理论体系”，“至于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结构体系意义上的方志学，则直至中国近代社会时期的民国年间才得以建立”。而民国时期方志学得以创立的重要标志，便是梁启超 年发表的 说方志 以及同年在 东方杂志 第 卷第 期发表的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方志学，故如傅振伦所言：“正式确定方志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正是梁启超，因此梁启超在中国
16、方志史上的地位同样厥功至伟。当然同时还包括“方志学的第一部完整著作”（瞿宣颖语）李泰的 方志学，恰如顾颉刚所言：“方志之本质安在，迄今罕有论述；有之，自李泰之 方志学 始。”以及“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科学性的方志专著”（黄燕生语）傅振伦的 中国方志学通论，其所构建的“体系更全面系统”，等等。当然从方志学发展史脉看，没有章学诚就没有梁启超，没有清代的基础同样也不可能有民国的发展，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鉴：年鉴的传入与发展如果考察近代其他业态的发端发展，除上述“研”（方志学研究）之外，“鉴”（年鉴）同样为典型之例。例如有研究考察了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年鉴编纂活动后认为：“我国自主编纂年鉴的历史是从这一
17、时期开始的。年可视为我国政府主持编纂年鉴活动的元年，是中国年鉴事业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开端和起点。”鉴于年鉴为近代“西风东渐”的“舶来品”，有研究还重点考察了这一传播过程：“世纪以后，随着英国及西方国家在海外进行殖民与经济扩张，年鉴开始走出英国与欧洲，在全球多国及地区得到传播应用”，其中传入日本后被定名为“年鉴”，继而又影响至中国，包括 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于上海的“通书”类综合年鉴和 上海年鉴 等，均是这种影响传播的产物。同时还肯黄燕生：元代的地方志，史学史研究 年第 期。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 年，第 页、第 页。牟国义：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年鉴编纂活动考察，中国年鉴研究 年第 期。
18、上海地方志 年第 期方志“十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定了它们在传播文化知识和促使国人开眼看世界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有学者还对中国年鉴事业的发展脉络做了总体梳理：一是北宋已现“年鉴”一词及相关文献，但多限于记录阴阳五行等现象，与后世规范年鉴并无关联。二是以 年英人出版的 上海年鉴（“通书”）等为标志，年鉴开始传入中国。三是从 年，以 江苏年鉴（未完稿）和 世界年鉴 为起始点，系中国“年鉴编纂的创始期”，如仅现国家图书馆所藏民国年鉴类文献就有近千种。四是新中国的年鉴事业“经历了一个由低谷到高潮、从中断到大踏步前进的过程”，其中 年为兴盛期，年后为繁荣期，并实现了从“依法编鉴”向“依法治鉴”的重大
19、转变。从中可见自近代以来我国年鉴事业的重大变化。（三）现代各业的渐趋繁盛进入现代即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两轮大规模修志以来，全国各地的方志事业日趋繁盛。方志文化之所以能传承不息，绵延至今，其“官书”传统和“资政”功能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体现这一传统和功能的，就是方志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用”，而且主要显现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其前提在于：首先有志可读才能有志可用。如到 年第二轮修志结束时，全国共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约 部，部门（行业、专业）志约 部，乡镇村志约 部，被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高翔视为“开创了世界文化史上的盛举”。面对如此丰盛的成果，“修志为用
20、”自然引起了方志界的高度重视，同时按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 对志书所作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五大部类，来全面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例如，对志书所记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历史考察向来是业界的关注重点。如 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学界及时撰写了 对近代方志记载中的四川地震的考察 一文，文章根据四川 种方志资料等相关史料，从“四川震灾与水旱灾害的数量统计比较”“震灾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震灾的社会影响及其赈灾措施”等几方面，并辅以“四川主要灾害数量统计表”等翔实图表，做了深度分析。特别其时围绕 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 的编纂工作，业界还开展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研讨。这都是新时期方
21、志事业服务于自然和现实生态环境建设的范例。又如，从政治上考察方志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战略意义，始终也是研究的重中之重。为此有研究以广东潮汕和台湾志为例，考证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重大命题。作者首先从两地志书共同记载的两岸海洋经济、文化特色、通航通商等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以及郑成功复台、刘永福及丘逢甲抗日护台、丁日昌推动台湾发展和潮籍移民开发台湾等重大历史事件，充分说明了“载入两地志书的史实，既是潮台两地对各自地情的客观表述，也是两地炎黄子孙共创历史的真实记载，是潮台同胞所特有的衷曲对诉，更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权威佐证”。与此同时，作者还以两地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相互交换志书成果等方式，充
22、分印证了“潮汕与台湾两地修志人以志书为纽带，联结两地的同胞情、爱国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一代代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样，以 年在海南海口举办的“南海主权与地方志论坛”等为标志，都在同一主题上显现了修志为用的重要政治价值和战略意义。而全国各地通过编纂新志为当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实例更是比比皆是，层出不杨永成：世纪英国年鉴的演变发展及其在世界的传播，中国年鉴研究 年第 期。牟国义：中国年鉴事业发展的回顾与总结，中国年鉴发展报告（），方志出版社 年。鲁克亮、刘琼芳：对近代方志记载中的四川地震的考察，中国地方志 年第 期。罗则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以潮汕和台湾志为证，中国地方志
23、 年第 期。上海地方志 年第 期方志“十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穷。例如，浙江省早在 年所编的 方志功能面面观 一书中，就分为城乡建设、港湾开发、传统产品恢复等 类，记载了 个方志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例。同样浙江还以 多部二轮市县志中对自然灾害的记载为题，在 中国地方志 等处发表论文，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分析。而这些着眼于“修志为用”的内容和举措之前鲜有所见，显然多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所做的独特贡献。二、各业发展的主要特点与规律纵观方志“十业”从无到有、从个别到全面的历史发展过程，主要显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一）与方兴未艾的事业发展同生共长从发展过程看，如果没有方志事业的蓬
24、勃发展，或者确切地说，如果没有社会发展大环境为方志事业创造的总体环境条件，新兴方志各业难以萌生，更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繁盛局面。其中十业之一的“馆”方志馆事业的发展就具典型意义。历来各种类型的相关场馆主要呈现为三种形式：一是自古以来未单独设置，而是与史馆、藏书楼等场所兼容合并的传统文化机构，它们分别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方志编纂、收藏等职能；二是主要源于近代，单独设置并以存放和展示纸质志书等典籍文献为主要形式兼及办公、志鉴编纂等职能，并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通志馆”（局）；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世纪后，以现代化手段展示特定行政区域历史文化和现实地情为主要形式的当代新型方志馆。即尽管从东汉兰台
25、、北齐史馆始，到宋朝九域图志局、明朝一统志馆，再到清朝以一统志馆为主体，以及包括常开、例开、阅时而开以及特开等各种史志机构，直至民国通志馆（局）的普遍设立，但它们基本仍为传统的志书编纂机构。而真正与现代意义方志馆相近的乃是出现于新中国初期的“地志博物馆”。“地志博物馆”模式最早源于苏俄。年十月革命后，苏俄即开始探索建设包括自然历史、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地情博物馆，这种模式也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年，文化部即以山东博物馆为地志博物馆建设试点，其基本陈列也包括自然、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三部分，年建成后曾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外宾还专程从北京前往参观，继而在全国拉开了地志博物馆的建设热潮
26、。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对方志工作及方志馆建设的重大推动作用。而随着 世纪 年代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地方志工作，而且直接催生了以综合地情为主要模式的新型方志馆的建设热潮。到 年即二轮修志期结束时，全国已建（或在建、立项）方志馆已有 多家，另外还有大量各地与高校、企业等单位合建以及在乡镇村所建的史志馆等各种场馆。这同样表明：如果没有各地方志事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后各地所创造的坚实物质基础和文化建设的优越条件，方志馆建设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效。（二）和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与时俱进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日新月异，中国方志事业同样呈现出前所未有
27、的新变化。如与传统志书编纂等相比，“网”与“库”无疑是各业中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两个方面。实际它还不仅是指“网”与“库”，而是包括以此为重点的整个方志信息化事业。如到二轮修志结束时，以中国地参见潘捷军：方志馆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第 页。上海地方志 年第 期方志“十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情网、中国方志网、国家数字方志馆和“方志中国”微信公众号等国家级工程为标志和龙头，全国省市县三级共建成地情网 个，数据库（数字方志馆）个，新媒体 个可谓今非昔比，瞬息万变，充分折射出当今时代以互联网、数字技术等为标志的高度现代化为传统方志事业所带来的历史性巨变。为此有学者对全国方志信息化建设进程做了总体
28、回顾与未来展望。研究将这一过程相应分为 个阶段，并阐述了各自的重点特点：一是尝试阶段（年前；但大多研究却认为“地方志信息化建设起步于 世纪 年代末”），尽管此时已有山东等地的先行探索，但鉴于全国信息化建设都未成气候，因而“方志界大多尚未意识到地方志信息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相应存在格局小、程度弱、功能少等问题。二是全面起步阶段（年），其重要特点在于强力的行政推动。具体以 年全国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首提“方志信息化建设”为起步，以 年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通过建设资料库、网站等方式，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的明确要求为重点，以当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对“一网两库”（中国地方志网站、中国地方
29、志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年鉴出版总库）方志信息化建设工作部署为号令，全系统信息化建设方兴未艾。三是快速发展阶段（年），此时不仅网、库等常规建设已在各地全面布局，在线修志已渐趋普及，而且微博、微信和手机版网站等全新业态也已纷纷亮相。四是全面规划和繁荣阶段（年），以国务院办公厅 年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年）和 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信息化 发展规划 等为标志，全国事业发展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从而清晰勾画了新时期中国方志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三）在守正创新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经千百年发展，在守正创新中与时俱进，同样是方志界十分注重的追求
30、目标。如从“十业”的重要一业“会”即（即方志学会）看，作为“研”的重要平台，两者间既有关联又有不同侧重点。年 月，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为响应胡乔木编修新方志的倡议，会议代表随即发起筹建“中国地方史研究会”（后又分别改为“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中国地方志协会”“中国地方志学会”等）。到二轮修志后期，还在中国地方志学会下，分别成立了信息化、年鉴、方志馆和方志学等各研究分会，各地也都视情分别成立了各级方志学会等学术组织团体。同时从上到下，还通过定期举办学术年会、论坛等方式，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而大大推进了全国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十分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探索为例
31、，在章学诚、梁启超等传统创始基础上，它既具有传承历史的一脉相承性，又因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志学科的重要基石，并关系未来方志事业的根本走向，因而其研究更显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重要特征。如学界首先关注到，世纪前 年，“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早期传播有着进化史观的思想背景，进化论也在某种程度上渗入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过程中，并对其产生了微妙影响”。因而虽然此时未必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初创期，甚至连概念都不存在，但以进化史观为中介和发端，方志界已不同程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并呈现出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持续性特征，否则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首轮修志
32、期后，学界首先关注的便是新志的指导思想问题。恰如史念沈松平、汪凤娟：新中国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历史回顾、存在问题与发展建议，中国地方志 年第 期。谢辉元：进化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中国史研究 年第 期。上海地方志 年第 期方志“十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海所言：“新方志能不能写好，指导思想是个关键问题。”因为“在新编地方志之初，有过一种看法，以为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传统，不一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只要以传统的做法，用旧瓶装新酒，按旧的志书体例，装进新材料就行了”。为此黄苇率先亮明态度：“旧方志是在封建时代编成的。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即使是民国年间修成的方志
33、，情况也基本如此这就决定，我们的新方志绝不能用封建主义的旧思想，而必须以崭新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进行编修。所以编修新方志，对于旧方志来说，在指导思想上，不存在继承和发扬的问题，而是一个从根本上予以更新的问题。”与此同时，方志界已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建构问题。如朱士嘉、梁寒冰等首倡“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后，立即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甚至是激烈争论。例如：针对“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为时过早，不现实”以及“马克思主义方志学 提法不妥”等种种观点，不少研究旗帜鲜明给予了回应。这都真实反映了其时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同时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从产生到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实践检验成为真
34、理共识的客观进程。到二轮修志期基本结束时，特别到 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时，笔者以中共百年历史为主脉，从另一视角对这一过程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梳理分析。文章特别指出：考察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指导思想是否确立的重要标志是：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修志工作”。并认为这既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根本遵循，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志学建设的新高度，以充分显示当代方志学术研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三、未来方志“十业”发展前景的创新探索从古到今，中国方志事业经历了从“一业独大”到多业并举、再到“十业”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成果丰硕，成就卓著。当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业界也
35、应清醒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并应始终存有不懈探索的进取意识。（一）现状反思与相应举措一方面，如认真审视，就会发现现有十业格局未必规范科学，突出的是，有的相互间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重合关系，如“网”与“库”（即应系整个方志信息化事业），“会”与“研”（同样应包括研究会在内的整个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等便十分典型。当然这并不否认其相互间“同中有异”，但从总体上看，可能“同”多于“异”，故将两者加以归并应更为适当。另一方面，还应关注的是现有各业有的概括未必准确，涉及范围也较为单薄，尚不足以完整包容一业状况，仍有补充调整的空间。即既有上述不同业态因交叉重构而适度归并的问题，又有同一业内因存在缺漏而适度补
36、充扩展的问题。例如，在现有十业中，“用”还多停留在读志用志层面上。其实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也十分广泛，远非一个“用”字即能包容，即既应包括志书出版后读志用志等“利用”工作，也应包括收藏、整理到出版等完整过程的旧志整理即“开发”工作，否则，后者在“十业”中便得不到体现。因此应“利用”和“开发”并重。而且从大范围看，旧志开发同样可视为是方志利用的一个重要史念海：怎样写好地方志，史念海全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第 页。李明：新编地方志研究述略，中国地方志 年第 期。黄苇：论方志的继承和创新，中国地方志 年第 期。参见潘捷军：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历史探索，中国地方志 年第 期。习近平同志在
37、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宁地委办 号）。上海地方志 年第 期方志“十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方面，故更应将其归入此列。“旧志”一般是指 年即新中国成立前历代编纂的志书。经历代传承延续，在悠久漫长的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积累了大量旧志，业界并开展了相应的包括收藏、点校影印和出版等一系列工作。仅二轮修志期结束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方志系统共整理出版旧志约 余部。为此巴兆祥等首先以两轮修志期为界，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旧志整理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并详细列出了“全国方志整理丛书一览表（）”“年全国整理旧志之地域分布统计表”等图表，分析了各区域和方志、高校、出版等不同系统旧志整理的不同情况。同时分别通过
38、成果实例，介绍了目录、提要、资料汇编、影印、校注、校点、辑佚和数字化等 种整理方式。最后还就数字化、集成化及增订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编纂 国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等问题进行了展望，提出了相应建议。同样，现有十业之一的“刊”也存在这一问题。因为“刊”本身就有两种主要意义，首先“古时是指书版雕刻，现在也指排印出版”，同时又指“刊物”。而且以杂志为主要形式的刊物也远远晚于古书雕印，故同样宜将方志出版纳入“刊”的范畴。特别随着新时期事业的快速发展，出版已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以 年方志出版社的正式成立为起点和业界龙头，到 年以中国地方志学会编辑出版研究会的成立为重要标志，再到 年即二轮
39、修志结束时，以中国首届方志编辑出版学术论坛的举办为节点，方志出版事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且亮点纷呈。为此，笔者曾对两轮修志期方志学著述出版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梳理。一是认为首轮修志期作为对前期拨乱反正的过渡初创期，因学术研究与修志实践实际共同起步，故出版成果多着眼于学科知识普及和理论宣传，不乏“摸着石子过河”的探索，也出版了一些速成式、重复性成果。不仅总体上数量有余，深度不够，而且事业发展所涉及的其他各业出版几为空白。二是二轮修志期出版成果虽仍以指导志书编纂为主，但已逐渐克服了以往较为单一重复的问题，包括馆、网、库等方志各业均不同程度有所涉及。三是着重指出了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如针对如何
40、弥补出版论著的类型短板问题，提出“既需重视相对较为 短、平、快 的志鉴成果出版，也应关注相对 高、精、尖 的学术论著出版”的建议，等等。（二）未来十业的创新发展应当指出，与方志十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随着新时代方志事业的持续发展，在现有格局中，除上述应适度归并、适当补充的内容外，还会有根据新形势发展需要而应及时增设的新业态。例如：地方史编研方志学是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志关系历来密切，而“地方史”则是新时期以来日益引起业界关注的新视阈。年，中宣部等部门针对全国地方史志工作存在的有关问题和工作大局，明确发文指出“地方史编写与地方志工作密切相关”，因此全国各地“具备条件的，可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
41、方志工作范畴，统一规范管理”，这不仅引发了学界的密集研讨，也促进了各巴兆祥、郭墨寒：旧志整理成果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中国方志发展报告（），方志出版社 年。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年，第 页。潘捷军：全国方志学论著出版研究概览 一项基于两轮修志期出版成果的初步研究，载第 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宣部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史编写出版工作的通知（“新广出办发 号”）。上海地方志 年第 期方志“十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地以地方史志部门为主开展的地方史编研工作。如叶舟的 民国以来国内地方史研究综述、张黎的 年以来中国地方史研究述评 以及陈君静的 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
42、地方史研究 等等，都从不同视角对这一问题做了研究述评。从目前来看，方志界如进一步深度介入这些工作，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地方史的准确定位问题，关键在于其与区域史的关系。如有研究认为，“区域史，又称地方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所谓区域史研究，就是专门考察、分析某一地区历史变迁的史学工作”，从而将两者混为一谈。其实，中国丰富的文字大系已为地方史的“方”和区域史的“域”划清了界限。“方”一般是指眼光向内的聚合范围，而“域”则相对是指眼光向外的边界划分。在此意义上看，地方史与地方志具有相同范畴，而区域史则不然，它“是指 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的研究。如果讨论的问题不具有区域
43、同质性或共趋性，就不应归于区域史”，“如果不是用区域史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某一区域的历史，或者是将不具有区域特征的区域历史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只能称为地方史研究”。笔者也认为：“地方史和区域史两者差异的关键在于：地方史 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范围内，视野向内聚焦并侧重于研究具有个性特征的 个体 性研究；而 区域史 则是关注若干个不相隶属的行政区域，同时又具有相互联系和共同规律的 整体 性研究。例如浙江地方史研究和长三角区域史研究就是两个不同范畴。”“当然这并不否认两者间的联系，更不能把两者割断和孤立起来”，实际上它们“既具有相对的现实稳定性，又具有历史持续变化的绝对性”。二是地方志与地方史即史志边
44、限和关系问题。如首轮修志初期，不仅谭其骧已指出地方史和地方志“不能强求合并、统一为一种体裁”，而且“新中国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各地编写的地方史比地方志还多，一般来说其成就还在新编地方志之上。所以决不能说有了地方志就可以不要地方史了，两者是完全可以、也应该相互补充的”。仓修良也早有定论：“总的来说，它（方志）虽然具有地方史的性质，但内容却比地方史来得丰富，记载的面远比地方史来得广阔，而地方史的内容又比它来得专与深，两者虽有相同之处，却并不等同。因此，地方史既不能代替地方志，地方志也代替不了地方史。”三是地方史的学科建构问题。“中国地方史研究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但至今尚未建立起与该学科发展相适应
45、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理论建树较为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地方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当然这有其历史原因，如“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真正独具形态的地方史、专门史是不存在的，上升到理论高度对地方史进行有意识的探讨和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可见地方史编研同样任重道远且大有可为。谱牒编撰谱牒编撰同样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形式，但至今方志“十业”中并未包含在内。随着谱牒编撰和方志事业的持续发展，业界日益关注到两者的相互关系，如同 年中央宣传部等有关部门发文将地方史编研管理工作归属全国方志系统一样，将其纳入方志“十业”的呼声渐李玉：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综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年第 期。徐
46、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 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学术月刊 年第 期。潘捷军：走出地方史与区域史的认识误区，社会科学报 年 月 日第 版。谭其骧：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区别，江海学刊 年第 期。仓修良：论章学诚的方志学，中国地方志协会编 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 年，第 页。张黎：年以来中国地方史研究述评，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年第 期。陈野：地方志即中国式的地方史，浙江学刊 年第 期。上海地方志 年第 期方志“十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高，并相应开展了大量研究。“家谱”（或称族谱、宗谱、世谱等）一般是指同宗共祖的男性血亲群体，以特殊形式记载本族世系的历史图籍，其内容常包括姓氏源流、家
47、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等等，其中又以历代先祖名录为重，这也是确认家谱的重要标志。以至明清时期，还曾出现史载“既无无谱之族，亦无无谱之人”和“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盛景。同时因“年一小修，年一大修”的传统和历代曾设有“谱局”等原因，经历史积累，“谱学”已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其实学界对谱志关系问题早有关注。如顾颉刚就曾说过：“而今我国史学领域尚待开发的两个 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当今学界则认为，中华民族正是由分散的姓氏宗族共同体开始，再到以文化凝聚的各民族阶层共同体，直到炎黄子孙共同认同的大一统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三个共同体既各有特征，又是有机整体，更是逻辑递进关系。进一步分析，就
48、方志界而言，要将谱牒编撰纳入事业范畴，这不仅仅是出于单纯的方志工作意愿甚至“拉郎配”式的行政干预，关键是两者间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内在的有机联系所致。恰如章学诚早有所言：“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在此意义上看，也应是先有谱，后有志，再有史，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应当从这样的新视域来认识新时期的谱牒文化。还应看到，谱志间的密切联系不仅日益为学界所关注，而且在方志编修以至谱牒编撰中早有应用，并渐成普及之势。例如，有研究以浙江永嘉县为例，详细介绍了传统谱牒对新时期志书编修的重要价值。如因该县人口多由外地迁徙而来，且行政区划数度变动，故县志“姓氏、人口篇”相关资料在档案馆等处很难找
49、到，“只能依赖于民间宗谱”，同时因“谱牒中对于古代名人记载非常详细往往是正史所不可能具备的”，从而弥补了正史的缺憾，等等。上述研究其实相当程度上可归结为一点，即与地方史志尤其是具有“官书”性质的正史和区域志相比，宗谱的性质决定了其记述往往更微观更具体，自然会成为地方史志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系，这也应是史、志、谱之所以能成为有机一体格局最重要的客观基础。其实，不仅是方志编修与谱牒编撰似乎须臾不可分离，反过来看，谱牒编撰同样也离不开志书。如有学者就曾“反弹琵琶”，论证了志书在名人年谱编撰中的价值意义：“由于地方志与正史等其他文献资料具有互补性，在关键问题上往往能够发挥其独特学术作用，因此，在名人年谱
50、的编撰过程中，学会充分运用地方志资料，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还以朱彝尊等清初著名学者年谱为例，从决疑、纠谬、补缺、印证、列同存异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志书对名人年谱编撰的价值意义。以上从不同历史时期和研究视野，分别对两轮修志期以来业界方志十业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分析。如果未必追求“十业”的形式格局，那么经充实调整后方志“多业并举”的新格局可建构为：志（志书）、鉴（年鉴）、馆（方志馆）、网（以互联网为载体纽带，包括方志数据库等在内的方志信息化建设）、刊（包括史志刊物编辑及方志出版）、用（包括开发、利用两个方面）、学（包括原“研”与“会”两个方面）、史（地方史）、谱（谱牒编撰）。当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