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主义理论】非物质劳动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新形态探究 李昕昌1，王雨澜2（1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安顺 561000；2 贵州大学 哲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摘 要：非物质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出现的劳动新样态。数字技术的介入重构了劳动过程，也使得非物质劳动呈现出幽灵化的特性不仅劳动本身变得难以界定和捕捉，劳动背后的生产关系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异化和剥削也被遮蔽。奈格里和哈特在生命政治框架下提出非物质劳动的理论，发掘了非物质劳动的主体性力量和解放潜力。但实际上，非物质劳动并没能跳脱出资本逻辑，以平等和自由的假象掩盖了实际的不平等。我们必须重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坚持
2、唯物史观，才能更准确把握非物质性劳动并挖掘人类解放的潜能。关键词：非物质劳动；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精神生产；异化 中图分类号：F49/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2023)05-0032-07 互联网时代的极速发展推动了技术的进一步变革，云计算、大数据、信息通讯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在人们生活的各方面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各环节加速渗透，劳动组织形式也发生重构，衍化出更加隐蔽的新形式，比如非物质劳动。在新的形态中，一方面，机器从协助人发展到融入人、取代人，逐渐成为似乎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技术性假体，技术生产的过程越来越去人化使得劳动逐渐成为一种幽灵性的存在，
3、劳动者则在“幽灵化”的劳动中被隐去；另一方面，网络用户借助数字技术更积极活跃地投身于互联网的精神生产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着创造性并建构自身的主体性，数字劳工仿佛不再是资本家的奴隶，而成为自己劳动过程的主人。这正是非物质劳动的矛盾所在以数字技术发展为基础的非物质劳动似乎为人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实际上，新的劳动形式依然没有摆脱旧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只是因为隐蔽性而使得劳动者被进一 步异化、剥削而不自知。因此，我们有必要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和立场，厘清数字劳动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解蔽数字劳动背后的不平等和剥削事实，探究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的
4、实现和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一、非物质劳动作为对马克思劳动问题的回归 劳动概念可以被视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在哲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把握了劳动的内涵，但他并不满足于哲学的人道主义批判，进而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媒介，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意大利马克思自治主义也从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中汲取养分，其中，安东尼奥奈格里和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一书的出版把非物质劳动概念推到公众视野，使得劳动理论再次成为学术热点。21世纪以来，非物质劳动日益超越物质劳动成为生产领域最主要的劳动形式，也成为理解和批判数字资 收稿日期：2023-08-22 作者简介：李昕昌（1
5、972-），男，贵州贵阳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王雨澜（1998-），女，贵州遵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第25卷 第5期 铜 仁 学 院 学 报 Vol.25,No.5 2023 年 10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Oct.2023 本主义的理论支点。非物质劳动作为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形式是否已经超越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框架，在学界有着激烈的讨论。因此，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寻求答案。社会的不断发展将我们带入了更加高级的现代化社会，比如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等，这些社会形态似乎已然超越了资本
6、主义社会的基本架构，使得人们产生了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是否过时的质疑。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技术的进步，数字技术与权力共谋，化身资本积累的工具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劲动力。后世学者如法兰克福学派转而注重文化范式的研究以对抗实证主义，然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偏离又将他们引入了对人道主义的复归，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则幻化为乌托邦。依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必须回到问题的发端处而非仅有对生产导致的结果的讨论，必须回到生产领域、回到劳动中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这诸多的批判思想中，可以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和哈特坚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奈格里曾谈到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活生生
7、的劳动是历史性存在的创造性母体，并且，随同历史性存在，它也是一切创造性的母体。”1 他们认为，西方社会正在从资本主义现代化步入后现代化或信息化，“20 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工业劳动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出现的是非物质劳动”2。非物质劳动的原初定义来自于意大利学者拉扎拉托，他将其定义为“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3，包含了信息和文化两个方面。在拉扎拉托的研究基础上，奈格里和哈特将非物质劳动定义为“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和交流”4337-338，包含了科技理性和交往感性两个方面。他们在帝国中对非物质劳动的界定主要聚焦于劳动产品的非物质形式，在大众中他
8、们进一步提炼总结得出所谓非物质是针对劳动过程和结果的某一阶段而言的，并在大同世界得以完整构建非物质劳动的概念。但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无法适用于新的劳动范式，所以，他们虽然是对马克思劳动问题的复归，却最终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跳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生产框架转而构建了生命政治的框架。奈格里通过改造福柯的生命权利理论而提出了自己控制社会的生命政治理论，意图唤醒作为反抗资本主义新主体的诸众，寻找通往自治主义解放的新道路。福克斯则沿袭了传统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质疑“非物质劳动”此类术语会造成精神层面的劳动与物质和自然的割裂。他表示：“如果精神被表现为是脱离自然与物质的，那么人们将会自然地
9、离开对社会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领域，而进入以精神为不朽实体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与宗教的领域。”5 福克斯基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给出了广义上的数字劳动的定义，即文化劳动从产品来看是生产文化内容的信息劳动，从生产过程来看又是在农业与工业劳动过程中创造信息技术的物质性文化劳动。6 数字劳动作为文化劳动的一个子系统，同样应该涵盖数字劳动生产所需要的一切物质产品。对于狭义的数字劳动，福克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分析了马克思的劳动观，认为数字劳动是物质的它基于人类大脑的物质系统。但福克斯在反对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非物质性的强调时，又矫枉过正，忽略了处于精神层面的劳动。可以说，马克思是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物质
10、劳动和精神劳动两者的关系，他的劳动观同时蕴含着有形的“物质劳动”和无形的“精神生产”。世界统一于物质，但劳动在不同层面可能折射出物质性或非物质性的性质差异。劳动样态的不断演进使得其非物质性的性质凸显出来，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劳动时代特性的焦点，但认为非物质性劳动已然超越马克思的劳动观或一味地否认数字劳动的精神性、非物质性，都是对马克思劳动学说的误读和背离。二、非物质劳动作为当代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 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定以来，劳动的形式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奈格里和哈特基于每个阶段 第 5 期 李昕昌，王雨澜：非物质劳动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新形态探究 33 主要的生产方式总结出三种经济：基于农业生产
11、的自然经济、基于工业生产的商品经济和以信息及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经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类的劳动组织形式有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分化、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工人作为活劳动，通过工具作用于生产资料赋予死劳动以灵魂，创造了新的商品价值，也使起着指导作用的一般智力外化为具体实在。最开始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并没有成为完全隔绝、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直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大规模社会分工，精神生产才逐渐发展成独立的社会部分，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方式从物质生产方式中分化脱离出来的“真实的分工”。7 后现代经济的进程是由信息生产所推动的，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和信息化。服务业包含了健
12、康、教育、金融到娱乐和广告等范围内的各种活动，所涉及的大多数是高度流动的技巧性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普遍特点在于以知识、信息、感情和交际为主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工业经济被称为一种信息化的经济。4272 而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信息化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新模式”，其本质是“灵魂生产”，这是“用信息与通讯技术自动控制的智能来代替工业机器的传统技术”的过程。8 信息与通讯技术对工业机器的取代进一步降低了生产过程的物性，计算机或通讯设备背后的数字劳工取代流水线上的工人，使得他们的物质劳动进一步隐形，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灵魂生产”。奈格里和哈特断言，在当今西方社会正步入后现代的进程中，工业劳动已经失去了
13、统治地位，代之而起的是“非物质劳动”。9137 在这一转向的过程中，劳动主体发生了从雇佣工人到数字劳工的变革。劳动主体不再是工厂雇佣制下被无偿占用剩余价值的雇佣工人，而是以数字化平台作为活动载体或活动场所的数字劳工，他们是活跃于网络社交媒体的用户、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写手、游戏产业链中的玩工，在数字劳动灵活度、自由度高的背后是工作不稳定、收入低下甚至无酬劳、缺乏安全保障的种种窘境，这一劳动主体的转变表明剥削并未消失，只是变得更为隐蔽。此外，劳动对象也有了变化，马克思所探讨的劳动对象包括自然物质和已经凝结为物质形态的“死劳动”，都是一种物质性要素。而在数字资本条件下，知识、信息、数据等非物质要素则成
14、为更为重要的资源，同时信息的传播特征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最后，数字资本主义也重构了劳动场所。在大工业时代，手工业被机器所取代，工厂成为最主要的劳动场所。今天，移动互联网无处不在，使得依托网络的数字劳动融入到人们的生活空间，并随着全球化趋势向整个社会扩散。网络和通讯技术使得资本家对劳动活动的控制和对劳动者的规训程度进一步加剧，在监控技术的加持下，福柯的“全景监狱”以“电子虚拟环形监狱”的形态重现于劳动场所中。除了空间上的延展，奈格里和哈特还认为劳动时间也扩张到生活时间，乃至整个生命过程，奈格里曾指出：“劳动时间和业余时间的界线会变得越来越不可界定。在工业劳动范式中，工人几乎都是在身处工厂的时间
15、内进行生产。但是，当生产的内容变为解决问题，或发明一种思想或撰写一个演说稿时，相关的劳动时间往往就会延伸至生活的全部。”9140 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界限被模糊，生产和生活交织在一起，这使得非物质劳动时间变得难以计量而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的价值量将不再取决于劳动时间。非物质劳动打破了劳动在时空上的限制，劳动者在弹性工作时间和办公地点不固定化的表象下看似拥有更多自由和更多自主性，实则面临的是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剥削的加剧，非物质劳动以对劳动者生命政治的控制实现对劳动者整个生存空间的全面占有。奈格里和哈特把非物质劳动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种是大脑或思维的工作，其生产平台从工厂的物质领域
16、转向了思想的符号维度。该工作形式的典型代表是文化产业中的技术部门，如公共关系、媒介生产、网站设计等。第二种特指情感的生产，也即指创造出一种轻松的、健康的、存在的、满足的、兴奋的或是激情的、感觉的劳动过程。第三种是指 3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在通讯技术与原始工业生产相互融合，并转变了原始工业生产方式的背景，具有机械化和计算机化特征的劳动形式。10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也归纳了非物质劳动的三种性质。首先，非物质劳动具有产消合一的性质。劳动与消费的界限被模糊，劳动的外延得到极大扩张，数字资本借助互联网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中，除了专门的数字化工作之外，网络上的娱乐、浏览、分享等消费活动成为资本
17、增值价值链中的一环而获得了生产性，网络用户既是内容的消费者，同时还是内容的生产者。而信息、数据具有共享增值性，对数据的消费并不会导致数据本身被消耗，相反，数据不仅在消费的过程中不断衍生新的数据从而扩增自身体量，并且反过来建构着消费者的需求，创造一种消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可以说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被重构。第二个性质是合作性。奈格里与哈特都认为：“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方面并非像以前各种劳动形式那样由外界强加或组织起来；相反，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自身。”4340 非物质劳动强调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社会交往，合作，非物质劳动本身也在生产新的社会关系。最后是情感性。奈格里和哈特把非物质劳动视为“人类交际
18、和互动的情感性劳动”，这是对其服务性、合作性性质的进一步延伸。非物质劳动涉及到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生产和交换活动8，它们的产品提供不可触碰的情感关怀。然而，非物质劳动的诸特性只是资本主义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自身剥削、扩张和自我增殖逻辑的表征，是对资本主义本性的遮蔽。三、非物质劳动作为异化劳动的新形式 马克思在对拜物教形成过程的考察中，将以商品作为形式的价值指认为“幽灵化”的存在，指出这种幽灵化的存在背后是人类的劳动时间的比较，由此，揭露了拜物教神秘学的根源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遮蔽。德里达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指认为精神性的幽灵之外的另一种幽灵说，并对幽灵说在现实语境下的意义做了直接的指认，张一兵教授
19、将其概括为：幽灵性的概念对于分析我们时代的这些技术、这些新技术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11 马克思将商品指认为一种幽灵性的存在，便是要揭开商品的神秘面纱背后的东西，德里达认为：“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秘密、神秘、谜语、拜物教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形成了一个链条，一个商品关系中发生的幽灵式的链条。”12 如今，劳动也成为了这一链条中的一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不仅价值进一步抽象化，隐匿在生活空间里的生产劳动也变得不可见，这使得劳动连同作为价值对象化而存在的劳动时间都难以被“物化”。人的主体性不但无法得到保证，在自主的假象之下生产关系被进一步遮蔽，人的本真性也遭到进一步异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20、是基于对象化活动与生命的疏离，造成这种疏离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是资产阶级对工人劳动产品的剥夺，因此，对这种异化劳动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的。”13 原本应该是工人自我实现的活动，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反而成为主宰和奴役工人的力量，工人外化的生命力变成了异己的力量。实践作为自由自主的活动，本身不是造成异化的原因，而是人的类本质实现的必要条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虽然以数字劳动为主要形式的非物质劳动呈现出了比雇佣劳动更
21、自由自主的特征，似乎也超越了资本的逻辑，但实则新形式的异化劳动在生产着不平等，且遮蔽了真实的社会关系。首先，非物质劳动呈现出自我建构、消费自主的假象。自我的建构表现为对自我的理解，同时也是建立与他人关系的基础。数字技术无疑为自我建构带来了便利，数字技术的交互性使得用户更自由地表达自我、呈现自我，主体性在赛博世界中得以更充分地施展，这是数字劳动去异化倾向的体现。但数字劳动越是去异化，互联网资本剥削的触角在众多用户的网络体验中就扎根越深，也越发隐蔽14，时刻暴露在网络空间的用户也更易受到外界的影 第 5 期 李昕昌，王雨澜：非物质劳动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新形态探究 35 响，尤其是当各种消费信息被精
22、心编制、包装、传播，主体看似处于个人自由的选择，其实已经是潜移默化洗脑的结果，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消费需求所操控。主体沉溺于数字“自我”的塑造时，其实是与现实的自我越发疏远，甚至失去了对数字化自我的控制。数字网络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入侵，使得我们悄然置于被数字监控的环节中，每一步操作和每一个选择都被编码为个人的数据信息，并作为“数据产品”出售给广告商，不仅个体沦为无偿的数字劳工，他的社会关系也面临着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非物质劳动还呈现出自由的假象。今天计算机化的生产使得劳动呈现同质化的趋势。工人们从塑性对象的直接的物质劳作中解放出来，在操控符号和信息中日益远离劳动客体，但这也使得劳动主体无法通过对象
23、性的活动使自身的存在得到感性的确证，造成劳动主体的迷失。机器至今还不能完全离开人的操作实现全过程的无人化，但人的非物质劳动同样也离不开机器，尤其是第三类的非物质劳动。对大众智能的依赖使得劳动主体越来越少地凭借自身介入劳动过程，越来越少地依靠自身的直接劳作能力和劳动技艺，其脑力和体力逐渐退化，创造能力也同样会受到影响。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人，人越来越被工具化，成为智能机器的辅助和附件，这无疑使得劳动的异化的进一步加剧，也使底层的数字劳动处在更为危险的生存境况中。即使在机器生产之外更广阔的网络空间中，实质的自由仍岌岌可危。特雷伯尔肖尔茨指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围绕新型信息技术和网络平
24、台而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展开15。大多数人从事着无偿的数字劳动却意识不到自身被控制着，在资本主义的数字监牢中无处逃遁。此外，网络世界的无穷丰富性和民主假象遮蔽了实际的不平等。信息和以往的生产资料相比有很大不同，信息、数据不具有排他性，而且能够轻易传递和复制，它不会因消费而被消耗，反而具有共享增值性。信息的这一特性使其能够对抗商品化，在信息共享和数字资本主义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和矛盾。但另一方面，人们获得信息的条件存在巨大差异。企业想要获得信息产品的所有权，并通过售卖信息赚取利润，甚至实现信息的垄断。数字增殖的加速也推动了贫富和阶级的分化，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依然无法享受信息技术的种种利处，而被“数字
25、鸿沟”隔绝在外。非物质劳动比以往的劳动更加强调生产的精神性和文化特性，这一点从它的产品的非物质性就不难看出，数字劳动便热衷于塑造各种文化形象、消费意识形态，生产蕴含着社会关系的文化产品。马克思描述的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主要表现为资本通过稳定价格的机制在劳动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而自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剩余价值的获得更多依托于生产共同体的需要和欲望，其范围扩大到包括社会沟通及其最重要的内容主体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也就是说，传统的“生产逻辑”变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逻辑”16。数字劳动虽然呈现了新的生产面貌，但实质上仍是依傍资本的逻辑，并未超越资本逻辑，只是资本逻辑在后工业时代的新形式。非
26、物质劳动实际加深了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四、非物质劳动作为人类解放的潜在力量 非物质生产界定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形式，但同时也使得对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变革成为可能。非物质劳动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成果相比大工业时代都更具有开放性。首先，非物质生产的发展不再依靠地域性的扩张和对劳动力的集中控制，而是以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主要动力。在非物质劳动中，脑力劳动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体力劳动物化在劳动对象和物质性产品中，并最终被资本家独占，脑力劳动的消耗则对象化在人自身，它所依赖的劳动者的思想和心灵力量，本来就已经潜在地独立于资本家。非物质劳动的劳动产品通过通讯网络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数字劳工在生
27、产劳动的过程中也能够享受到自身劳动的成果。所以，非物质生产不仅依赖劳动个体的发展，也促进了劳动者自身的发展，并且通过劳动产品公 36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共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私有制的对抗。而就劳动群体而言，劳动者在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过程中不再被资本家投入到工厂中进行集体生产，但劳动者却成为了更具有社会性的生产性共同体，因为内在于劳动自身的合作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创造了劳动生活的公共性，并孕育出一种集体生命。在人与人的关系之外，非物质劳动还改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非物质劳动主要发生在网络的云空间，虽然它仍然涵盖物质生产的部分，但极大缓解了物质劳动对自然资源的无休止消耗和对土地的不断侵占，这
28、也遏制了资本无限扩张的恶循环。传统资本主义下，物质生产直接导向了商品拜物教，而非物质劳动将人类个体的创造性、情感、思维能力置于中心地位，这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追求内在满足感、自我实现和人类尊严的机会，有助于把人类从追求物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非物质劳动中生活与生产逐渐融合可能将人们引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当劳动切断与价值的联系而以人的发展为自身唯一目的时，非物质劳动创造了人类自由的活动领域；当非物质劳动依然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而扩展到人类整个生活空间时，人类便陷入了新的奴役。数字劳动本身是具有能实现劳动解放的潜能，但前提是要能够摆脱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以及资本对人的控制，如此，劳动主体便能拥有“自由发展时间”
29、，即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动时间”。整个社会物质生产效率的提升为所有人创造了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时间，但如果不能摆脱资本的控制，那么这些剩余劳动时间便会通过剩余劳动重新化为资本增值的时间，反而成为阻碍人们实现自由的最大因素。非物质劳动虽然是新的劳动形式，但它仍然没有跳脱出资本逻辑，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仍然适用且有效，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汲取养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它既可以通过为人类实现自由创造条件来造福人类，也可以同权利共谋沦为资本奴役人类、异化人类的工具，这正是数字资本主义的真实境况。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尝试构想了数字
30、共产主义的新方案，他们的方案有其合理性，但也暴露出许多局限性，要想真正扬弃数字异化劳动，必须重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指出，在工人阶级之外，大量在网络中从事着“非物质劳动”的“诸众”也遭受着资本的异化和剥削，他们寄希望于能够唤醒“诸众”，使他们能够认识自己的处境，以形成“自治联合体”。他们指出，非物质劳动中的合作是劳动者自觉形成的，而不是资本强制形成的，这种合作是主体间情感劳动的体现。“感情的劳动所产生的是社会网络、群体的形式和生物能量”4279，非物质劳动这一内在于劳动而外在于资本的合作孕育出一种集体生命。虽然奈格里和哈特试图把工人阶级扩大到“诸众”以激发解放的力量，但
31、非物质劳动实则并不能将劳动者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依然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并不具备真正独立自治的能力，就像非物质劳动也不是真正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但不可否认，非物质劳动为人类的自由开辟了领地，在那里，人们以情感为纽带展开合作的劳动超越了仅仅对物的崇拜和迷恋，在非物质劳动和精神生产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可能。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共享增值性，能够与私有财产和商品化相抗衡，营造一种公共善，可以说非物质劳动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公共财产乃是大众的化身、生产和解放，善即公共的所有。”4287 总的来说，非物质劳动是马克思劳动观在当代的推进，开辟了劳动解放理论的新路径，其解放
32、的潜能仍有待深入挖掘。五、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非物质劳动的实体越来越抽象化，表现出非物质性和智识性。幽灵般的非物质劳动减少了对物质性生产资料的依赖，隐匿在人们的生活之中而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但它仍然有物性的基础而非完全虚拟的存在，正如大卫哈维所言，“非物质但客观”，非物质劳动的产品所具 第 5 期 李昕昌，王雨澜：非物质劳动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新形态探究 37 有的价值正体现着社会关系，所以我们能够且必须借助生产关系来分析非物质劳动。而非物质劳动在根本上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数字劳工虽然走出了工厂，但转眼工厂正向人类的整个生活空间扩张，剥削变得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数字资本主义下
33、，劳动拥有了新的形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待得到新的发展以便更好地诠释新时代的劳动问题，但马克思原有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和核心仍行之有效，依然能揭露非物质劳动的异化和剥削事实。但我们同样看到，非物质劳动也具有一定的解放人类、实现数字共产主义的潜在力量。在物质劳动条件下，无产阶级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从属于资本，而非物质劳动的生产特性则使得劳动者并不需要物质性的生产资料，从而有效对抗了私有制，某种意义上勾画了共产主义的未来途径。但非物质劳动仍未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使得它潜在的解放力量无法成为现实的解放力量，所以我们仍需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辨明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探求人类解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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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在场马克思的幽灵 的文本学解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86-92 12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06 1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0 14 黄再胜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拓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4-27（04）15 Trebor Scholz.Digital Labour: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M.New York:Routledge,2012.16 李厚羿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当代辨析J哲学研究，2023（4）：34-43
37、Immaterial Labor:A New Form of Labor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 LI Xinchang1,WANG Yulan2(1.Anshu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Anshun 561000,Guizhou,China;2.School of Philosophy,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Guizhou,China)Abstract:Non-material labor is a new form of lab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38、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The interven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reconstructed the labor process,and also made non-material labor appear as specters-not only labor itself has become difficult to define and capture,but also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behind labor as well as the alienation an
39、d exploitation of labor by capital have been obscured.Negri and Hardt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non-material labor under the framework of life politics,and explored the subjective power and liberation potential of non-material labor.But in fact,immaterial labor does not escape the logic of capital,a
40、nd covers up real inequality with the illusion of equality and freedom.We must return to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and adhe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so as to grasp immaterial labor more accurately and tap the potential of human liberation.Key words:non-material labor,digital capitalism,digital labor,spiritual production,alienation（责任编辑 马俊锋）（责任校对 李昌礼）（英文编辑 田兴斌）38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