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8I+T:.IF T0分歧与共识的并行一由法国家庭政策体系的构建试论个体化团结的可能性吴真提要：伴随个体意识的崛起和社会理念的分化，如何重塑个体之间的团结成为函待探索的问题。在思想界，西方学者为这一“共同生存”的理想提出了诸多构思；而在实践界，法国以其家庭政策体系的构建使构思得以落地。在此过程中，“家庭主义一个体主义”“普遍主义一选择主义”“自由主义一于预主义”不断在政府和民间凸显分歧。但就在分歧和论争的背后，却暗含着不同阵营的互鉴和共识。一方面，各种“主义”本就内含杂的关系，尤其是在同一问题面前，它们的共通性促使各个派别搁置异见而采用相似且有效的策略；另一方面，民间对个体自主权和社会公平
2、性的理想诉求为立场的分化和拉扯提供了稳固不变的主线，令显现出的分歧与潜藏中的共识并行不悸，逐渐形成一种个体化团结的样态。对这段政策发展史的回顾，意在呈现个体化社会得以持存的可能性，也试为我国应对同样复杂多元的现实议题给予些许启迪。关键词：法国；家庭政策；个体化；团结；公平；共识一、问题的引出：个体团结何以在社会分化中实现？“我们能否共同生存？”这是阿兰图海纳二十余年前提出并试图解答的问题。当初，这一问题指涉的是全球化带来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抵触和价值冲突。但如今，它的范围已缩窄至同一个民族、国家或群体的内部，抱持不同利益和立场的个体如何达成一致，并在博奔和妥协中实现一种兼顾个体需求与共同体意志的
3、团结，这里我们且称之为“个体化团结”。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当前西方世界，在如今的中国社会，伴随人口的大量迁徙和观念的杂多变，尤其是在中西医之争都能成为考验友谊、分化族群的语境中，“共同生存”的提议越发值得再度加以审视。回溯旧时，关于如何在社会分化中重构个体间的团结，若做一简单概括，大致可有两种策略：一是以道德为聚力的由上至下之策，二是以契约为捆绑的由下至上之策。前一类策略的倡导者自然让人联想到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家庭个体化背景下法国生育反弹的理论、实践及启示研究”（2 2 BSHO49）阶段性成果?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狄玉明、李平区译，商务印书馆，2 0
4、 0 5年。129分歧与共识的并行孔德与涂尔干。在孔德眼中，个体凭借自身的力量难以生存，因而必须依靠集体。只是集体性的感召除了需要部分的物质驱力和智识驱力之外，还有赖于道德驱力。后者在“爱家”和“爱国”的情怀教育中逐渐养成，并转化为个体融人社会秩序和构建社会团结的要素。对于涂尔干来说，尽管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的过程本身便意含着个体间的分化，且这种分化极易造成无序和失范，但同样是道德教育可以重拾社会的凝聚力，毕竟“道德是社会团结之本”。相较于孔德，涂尔干的“道德”更富有世俗化的气息，但它依旧是超越个人、改造个人，并使个人组成的社会得以最终成形的“灵魂”。不同于第一类颇具形而上色彩的思路，以卢梭
5、、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第二类“契约论者”恰恰抱持着相反的逻辑，即社会的聚合来源于个体自发或自觉的构建。他们认为，当个体脱离自然状态时，出于对安全与利益的考量，他们通过放弃部分权利，相互制定规约，用以维护一种一致认可的秩序，从而形成互不侵犯又互利共赢的共同体。只是，卢梭虽与洛克一并使用了“契约”的概念，但他抹除了其中的自由主义意涵，代之以至高无上的“公意”来压制个体的私利和不服从的意愿。这种前后抵悟的论说令卢梭的“公意”其实与孔德和涂尔干的“道德”殊途同归，都成为凌驾于个体之上且致力于整合个体意志的神圣导引。而洛克开启的则是另一条路径。他的“小政府”思想直至启迪了斯密、李嘉图等一众古典经济学者，使得
6、个体化社会实现团结的方式又有了新的释义：利用个体的利已本性和理性计算，借由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价格机制，人们自然而然地会结成密不可分地受到“看不见的手”协调的利益共同体。这种立足于个体自身行为动机的阐释与讲求道德至上的“社会团结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思路异，但他们都开始着眼于为个体化团结的可能性寻找出路。然而，个体之间的各自为政和趋利本能虽在一段时期内带来过经济的繁荣和共同的价值，但萧条、战争、危机也如影随形，这便使古典经济学秉持的自由主义论调备受质疑。就在资本无限扩张、贫富持续分化的同时，个体也在不断地对既定秩序发起挑战，使社会内部愈加分崩离析。这个纷乱的年代让思想界再度回到调和“个体一
7、社会”“利益一道德”的方向上。只是这一次，鉴于诸多学者对个体化的社会发展方向有了越发清醒的认知，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更多地将个体的主体元素融入对团结的思考，以期借由个体自身的交往行动、主体间性和文化认同来削弱“个体诉求一社会价值”的二元对立。其中，哈贝马斯找到的出路是一种“交往理性”。他主张以合乎真实性、规范性、真诚性的语用方式和沟通行动建立个体之间及社会世界的共识。与之近似的还有存在论和互动论，只是它们更相信主体间性的作用。例如，利科通过推动“自身”与“他者”的融合，力求构建一种“共同生活的结构”；又如，米德致力于解构“主我”和“客我”的对话，意欲展现自我在自反式塑造中与他者和社会形成的联结
8、。在此基础上，图海纳又进行了拓展。他同样注重个体行动者之主体性的发挥，但为了保有这种主体性，他提议：必须以认同个体的Auguste Comte,Systeme de Politique Positive(1851-1854),Extraits des Tomes I et II,pp.25,57.http:/bibliotheque.uqac.uquebec.ca/index.htm.Emile Durkheim,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1893,pp.106-124.http:/classiques.uqac.ca/Emile Durkheim,LE
9、ducation Morale,1902-1903,p.75.http:/classiques.uqac.ca/.Emile Durkheim,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1893,p.12.http:/classiques.uqac.ca/?陈涛：道德的起源与变迁一一涂尔干宗教研究的意图，社会学研究2 0 15年第3期。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丰俊功、张玉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4年；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 0 0 3年。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16、2 4页。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0、，2 0 15年。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一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狄玉明、李平译，第2 2 页；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 0 18 年，第10 3页。VincentDescombes，“In d i v i d u a t i o n e t In d i v i d u a l i z a t i o n，”Revue Europe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Vol.41,No.127,2003,pp.17-35.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8 年，第2 7、2 4一4
11、1页。保罗。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余碧平译，商务印书馆，2 0 13年，第2 8 8 一2 8 9页。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 0 18 年，第197 一2 0 3页。1302023年第4期浙江学刊文化权利为前提。就此意义而言，图海纳的方案便是从个体维度到交往维度再到文化社会维度的一种全面性的权利重构，以此试图遏制个体化和社群化带来的社会割裂。相较于旧时，现代学人逐渐生成了兼顾个体意愿与共同体价值的新构想。然而，对于一个已然分化或正在分化的社会来说，这种构想充满着理想的意味和长远的期许，在当下巫待黏合的现实利益和急需架构的实践策略面前却显得浮泛无根。因
12、此，若要令“个体化团结”的想象继续朝着更加可行的方向推进，或许借助历史实践的经验，从已有案例中发掘引人深思的蓝本，才可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为理论上的精进给予依托和解析。为此，本文意欲由法国家庭政策体系的构建史说起，延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做此选择，恰是因为该体系生成和演变于纷繁复杂的个体化社会进程中：其间，针对特定议题不仅经历过派别分立、争执不休的阶段，也出现过不断调和、产生共识的过往，直至在不同利益群体和多元意识形态存异而并行的状态下较为成功地搭建出颇具“个体化团结”样态的家庭支援架构。对这一过程加以回顾和反思，恰能跳脱象牙塔上的思辨，而落足于“共同生存”的实际方略，为我们自身面对的相似挑
13、战探索抽丁拔楔的可能性。二、从集中统辖到分歧丛生：个体化进程中家庭政策的理念之争法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初建起始于1941年维希政府的两个举动：一是将诸多民间和地方性的家庭互助组织收归国有；二是颁布家庭宪章（Chartede la Famille），强调家庭及其成员理应恪守的道德与行为准则。这两个举动，一方面旨在从财政上对外省地区自主发放的家庭津贴进行统一管理；另一方面意欲从思想上巩固人们的传统家庭观念，督促他们遵从以父权为核心、以生养为职能的价值和秩序。由此可见，在贝当元帅当政的这一时期（1940 一1944)，家庭政策并非意在满足家庭的需求，而是为了将家庭资源及其所包含的人力资源纳人国家集中管辖
14、的系统，用以向纳粹德国输送给养并与后者维持不对等的“友谊”。所以，维希时代的家庭政策体系虽冠有其名且初具规模，但从公共服务的宗旨来看，该体系并未在家庭帮扶方面发挥实际效用，只是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凝聚力。在贝当的光环褪却、独裁的面目显现之后，反维希和反纳粹的抵抗运动风起云涌。1944年，戴高乐临时政府的成立使得民间团结一心、一致对外。次年，临时政府便对家庭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机构的调整上，成立了“全国家庭协会联盟”（UnionNationaledesAssociationsFamiliales，简称UNAF)和“省级家庭协会联盟”（Unions Dpartementales
15、 des Associations Familiales，简称UDAF），以便在为地方行政和自治组织赋权的同时增强国家对家庭的援助；在制度的确立上，还迅速构建了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regimedela scurit sociale），设立了“国家家庭津贴基金发放局”（CaisseNationaledAllocationsFamiliales，简称CNAF)，其目的依然是由中央政府集中管辖这部分财政支出。从1945年“家庭收支商数”（quotient familial)的出台来看，戴高乐政府延续了维希政府的某些思路，试图维系“男主外、女主内”和“多子多福”的家庭生活样态。！只是，他秉持的
16、家庭主义立场与贝当有所不同：贝当的家庭政策意在满足统治的需要，将生育和照料责任推给家庭；而戴高乐尽管同样推崇家庭的团结、成员的协作，但其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狄玉明、李平译，第199、342 页。Paul-Andr Rosental,Politique Familiale et Natalite en France:Un Siecle de Mutations dUne Question Societale,SanteSociete et Solidarite,Vol.9,No.2,2010,pp.17-25.Catherine Rollet,Vichy et l
17、a Famille,Realits et Faux-Semblants dUne Politique Publique,Revue d Histoire de la Protec-tion Sociale,Vol.9,No.2,2009,pp.132-134.注：即通过引人“家庭收支商数”，多子女家庭和单薪家庭（即鼓励男性养家、妇女居家且生养子女的家庭分工模式）会获得更多的家庭津贴。?Henri Sterdyniak,Faut-il Remettre en Cause la Politique Familiale Francaise?Reuue de IOFCE,Vol.116,No.1,pp
18、.333-366.131分歧与共识的并行初衷是为了调动公共力量来帮助家庭抵御各类风险，从而达到多生优育的目的。自那时起，家庭政策终于回归其家庭支援的本意，而这些政策所依托的中央集中管辖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步朝着体系化的方向迈进。然而，就在外敌肃清后，政府内部派别和民间不同群体的理念之争又起。这也是围绕此后如何构建家庭政策体系而产生意见分歧和社会分化的开端。（一）家庭主义还是个体主义？百余年前，涂尔干曾在伴侣家庭（LaFamilleConjugale）一文中预言，家庭生活的个体化和家庭事务的公共化将成为未来家庭变迁的两条路径。现实如他所料：一方面，现代家庭的组建和运营从制度化的统一模板逐步被个
19、体化的多元意愿所取代，由此推动了整个社会对“家庭一个体”关系的重新认知；另一方面，国家以公共服务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角色越来越多地介人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家庭及其成员难以脱离公共力量的扶助和监督。正是在这两重变迁的背景下，自2 0 世纪6 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不同个体及其支持的政治派别在有关法国家庭政策的导向和侧重点上便出现了家庭和个体熟先熟后的分歧。如果说维希和戴高乐时代的家庭政策主要强调的是家庭的社会功能，即家庭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且承担人口和社会的再生产，那么196 8 年“五月风暴”之后，年轻一代对家庭的全新界定则颠覆了这种家庭至上和将家庭工具化的逻辑，转而诉诸打破个体隐匿于家庭制度的既
20、定传统，要求政策设计者在考虑家庭功能和社会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和尊重个体的自主意识与选择。还有学者指出，大革命至今，法国社会讨论的诸多权利议题其实都将个体放在优先地位，尤其是与民权相关的法律条文，它们通常注重的是个体的责权及其与其他个体的关系。所以，家庭政策理应与法律保持一致的思路，把个体视为政策设计和落实的优先考量对象。然而，无论在政界、学界，还是民间，仍有不少声浪指责个体化对传统家庭秩序和家族团结的破坏。其中，提及最多的便是个体意志的多变性所导致的离婚风险的增加和生育水平的下滑。的确，尽管1941年维希政府的家庭宪章抬高了离婚的门槛，但数据显示，自2 0 世纪50 年代起，离婚率仍在逐年攀
21、升，直至2 0 0 5年后才因结婚基数的减少而下降；同时，生育率在经历了50 6 0 年代的婴儿潮之后，也出现了急剧跌落。这两个关乎社会稳定和人口繁衍的重要问题，在“家庭优先论”者的眼中成为反驳“个体至上观”的理据，也积聚成为呼吁个体回归家庭、重塑家庭生养之责的一方立场。当家庭优先还是个体优先元一一抑或说家庭主义还是个体主义，被纳人政治光谱中时，它们立刻与右翼和左翼的执政纲领挂钩，令持守不同立场的个体呈现更加明晰的分化。若以一般认知来分辨，右翼人士多倾向于一种遵循旧礼的家庭主义观，提倡通过维护家庭稳定来推进社会的团结和繁荣。因此，通常情况下，带有该倾向的政府及其支持者往往把家庭置于个体之上，主
22、张将婚育当作社会性的事务而非个体性的选择，并利用政策帮扶来鼓励异性婚姻家庭的组建和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传承，最终达到“男性为国”“女性为家”“多生多育”的目的。戴高乐执政时期推出的“家庭收支商数”便是家庭主义政策的体现，它使得多子女家庭和女性为全职主妇的单薪家庭能够享受更丰厚的津贴和更少的税赋；随后的两任右Frederic Tristram,les Gaullistes et le Social:Histoire d Un Rendez-vous Pas si Manque,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No.1094-1095,2020,pp.7-8.htt
23、ps:/www.revuepolitique.fr/de-gaulle-les-gaullistes-et-le-social-histoire-dun-rendez-vous-pas-si-manque/.Emile Durkheim,La Famille Conjugale,Revue Philosophique,No.90,1892,pp.2-14.Martine Segalen,Sociologie de la Famille(7e edition),Armand Colin,2008,pp.28-29.Francois de Singly and Sylvie Mesure,Le L
24、ien Familial,PUF,2001,pp.167-168.?Jaques Commaille,Pierre Strobel and Michel Villac,La Politique de la Famille,La Decouverte,2002.?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https：/j e t o u r n e l a p a g e.f r/d i v o r c e-f r a n c e-i n f o r m a t i o n-u t i l e/#：t e x t=En%2 0 Fr a n c e%2 C%20le%20taux%20de%20divortial
25、it%C3%A9%20est%20d%E2%80%99environ,un%20mariage%20sur%20deux%20fini%20par%20un%20divorce.Jaques Commaille,Pierre Strobel and Michel Villac,La Politique de la Famille,La Decouverte,2002,p.90.Gerard-FrancoisDumont,De Gaulle et les Questions de Population.Le Gneral a IEcoute d Alfred Sauvy,Les Analyses
26、 de Population&Avenir,Vol.18,No.14,2019,pp.1-14.1322023年第4期浙江学刊翼和中右翼政府也部分地秉持了相近的理念，通过为待产、产后女性和居家育儿女性增加各类补助额度，变相地鼓励女性留守其母职的角色，使她们在家庭主义的笼罩下默默地为家族的繁衍和人口的补足做出贡献，以求间接地维护既有父权社会的一致性与凝聚力。与之相反，左翼人士更加看重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尤其反对将个体没在家庭和集体中而迫使其服从既定的使命。这些人士注意到，那些被没的个体往往处在权力格局的底层，所以他们在推崇个体主义价值的同时也意欲构建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198 1年，左派社会党人弗
27、朗索瓦密特朗上台，其执政的当月便着手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力图在资源和权利分配上转变前任右翼政府的思路，使“个体优先”与“性别平等”成为家庭政策的新导向。当女性主义学者回看这段历史时，尽管对其政策的实施细则和最终效果仍有指摘，但总体而言，她们承认，女性的个人选择权，及其与男性平等的职业与亲职身份从此有了明文的法律依据，这便是个体优先于家庭而带来的一种进步。（二）选择主义还是普遍主义？然而，就在密特朗政府支持女性重塑其个体性的同时，新的意见分歧再度出现。这一分歧源于家庭津贴发放标准的改变，即在津贴数额的计算上弱化了对子女数量和单薪收人的要求，意在摒弃鼓励女性居家育儿的保守主义导向。如此一来
28、，津贴的发放范围便显著扩大，受益人群分有的数额也趋于均等，由此所需的财政资金则越发庞大。这种几乎覆盖全民的家庭扶助政策自此被冠上了“普遍主义”（universalisme）的名号。有支持者认为，忽略家庭的子女数量和单薪与否的收入状态，能够体现政府引导女性就业、尊重女性生育意愿的态度。尤其对于已育的在职女性而言，享有与家庭主妇大致等同的津贴无疑会消减她们以往必须面对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之间的艰难选择，也可使她们在是否生育和生育次数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用公共政策学家雅克高马依的话来说，家庭政策体系天然就与每个个体息息相关，而女性作为现代社会中与男性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个体，已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只因其拥有妻
29、子或母亲的身份而享有“特殊”的待遇她们的多元角色和个人意愿须在政策的普遍支持中得以呈现。此外，对于所有家庭来说，无论贫富，抚育子女都需要一笔不菲的开销和长期的时间投入，所以家庭津贴的普遍发放有其合理和公平的一面：至少从生育的目的来看，相对等额和覆盖全民的津贴，一方面能够减少贫困家庭“多生多拿”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不会削弱富裕家庭“多生多养”的意愿。因此，无论是从家庭支援的初衷来看，还是从阶段性的效果来讲，将普遍主义的思路贯彻于各项福利之中，既维护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也获得了“家家优裕 的收效。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渐趋低迷，尤其是财政负担的加重，加之人们对再分配之公平性的质疑，使得普遍主义的立场
30、逐渐被选择主义（slectionnisme)这种带有现实倾向的策略所排挤。实际上，“家庭收支商数”的设定，以及2 0 世纪7 0 年代设立的仅针对残疾儿童家庭、三孩以上家庭和单亲家庭发放的津贴项即蓬皮杜（196 9197 4）与德斯坦政府（197 4-198 1）。如1945年至2 0 世纪6 0 年代初期设立的产前津贴和产后津贴，以及二孩以上家庭才可享受的补助等。Nabila Mouhoud,La Politique Sociale en Faveur de la Famille,Carnet de Recherche Formation et Recherche en Travail So
31、-cial,No.11,2019,pp.1-14.如198 3年7 月13日法案规定女性与男性拥有同等的就业、薪资、晋升权；198 5年12 月2 3日法案强调夫妻双方拥有支配个人财产的权力、拥有自由进行职业规划的权力、对子女的抚育须承担同等的义务等。Jane Jenson and Mariette Sineau,Politique Familiale et Egalite devant IEmploi:Ambiguite et Contradictions des Annees Mit-terrand,Les Cahiers du Mage,No.3-4,1995,p.95.Sandrine
32、 Dauphin,La Politique Familiale et IEgalite Femmes-Hommes:lesAmbiguites duLi b r e Ch o i x e n M a t i e r e d e Co n c i l i a t i o n Vi e Fa m i l i a l e e t Vi e Pr o f e s s i o n n e l l e,Re g a r d s,Vo l.50.No.2,2 0 16,p p.8 5-98.?Martine Lurol,Quand les Institutions se Chargent de la Que
33、stion du Travail des Femmes 1970-1995,Travail,Genre etSocietes,Vol.1,No.1,1999,pp.179-199.Jacques Commaille et al.,Revons dUne Politique Familiale Ideale,Revue des Politiques Sociales et Familiales,No.82,2005,Pp.61-69.Jaques Commaille,Pierre Strobel and Michel Villac,La Politique de la Famille,La De
34、couverte,2002,p.92.Agnes Penasse,Politique Familiale:Entre Universalite et Ciblage,These de IUniversite Pantheon-Sorbonne2022pp.15-22.133分歧与共识的并行目本就带有选择主义的意涵。它们旨在通过精确计算不同家庭的负担水平（包括养育子女的数量、家庭总收人等指标)来筛选更需要帮扶的家庭，并通过调节给付津贴的数额将财政资源向这些家庭倾斜。2 0世纪90 年代中期，当希拉克代表的右翼党派主政之时（1995一2 0 0 7），选择主义的理念复归主流。从1995年起，个人和
35、家庭的收入情况便再度被纳人考量的指标。自此，原本面向所有产妇发放的产前和产后津贴、面向所有家庭发放的住房补助都有所调整：低收人家庭能够分到更多的津贴数额，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百分之十的富裕家庭则在1998 年法案出台之后不再享受育儿和住房补助。相较于慷慨的普遍主义政策，选择主义策略在节约财政开支的同时，似乎内含着“劫富济贫”的意味。但就在其讲求财富均分的口号下，却隐藏着精妙的“算计”。2 0 0 2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贫困群体可领取更高额度的津贴，但与此同时，富裕阶层却因其享有较优惠的减税政策而获益更多。二者之间的差距并未借由选择主义的再分配制度而消解。托马斯皮凯蒂等学者在2 0 10
36、年前后收集的统计数据依然显示，对于拥有同等数量子女的家庭来说，减税给富有阶层带来的好处大于给贫困阶层发放福利的收益。所以，自1995年以来不断改革和推行的“精准家庭支持政策在缩减贫富差距、平衡财富分配方面还有待改良。此外，女性的处境也仍需关注：一方面，有赖于单亲育儿津贴、在职母亲育儿津贴、雇佣保姆津贴和公立托幼机构的设立，大批女性可以自愿地步入劳动力市场，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仍难以找到与男性同等薪资的职位，只能接受一些低薪且临时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选择主义的政策路径将子女数量和家庭收入重新视为计算津贴数额的指标，所以部分女性，尤其是贫困阶层的女性，再次开始用多生多育的“主妇策略”获取政府更高额的
37、扶助。就此，“家庭收支商数”是否合理，右翼人士推崇的选择主义政策能否切实改善弱势个体和贫困家庭的状况，这些疑问引来广泛的争论，也不禁令左翼人士怀念和憧憬普遍主义理念的回归。（三）自由主义还是千预主义？但事实上，普遍主义的回归如空花阳焰：其一，因为财政境况不佳、失业人群激增和社保储备紧张，由此导致无法从经济条件上满足密特朗时代设定的“宏伟目标”；其二，在当前推崇自由主义的资本化社会中，“统一管理”“全民均分”常被视为其他意识形态的代名词，致使普遍主义很难再夺回其主导地位。米歇尔麦苏和皮埃尔罗桑瓦隆等政策学家曾认为，普遍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背离，因为它的初衷便源于一种强势的国家干预主义（interve
38、ntionnisme）：通过赋税及再分配的普遍化与均等化，使公共力量大规模地侵人私人生活领域，令家庭与个体越发依赖政府的支援，且无时无刻不受其辖制。于是，他们提出，家庭政策和福利体系可以演变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即在隐匿的信息收集和广泛的施舍帮扶中，无形地胁制个体的自由行动和自主意识。对于富裕群体而言，这一表述尤受认可。在他们看来，强制式和普遍化的赋税，即便换来的是等同的家庭津贴和育儿服务，但依然让他们感到自已的劳动所得被“均值化”了。当然，在富裕群体看来，违背自由主义的家庭政策体系是不公正的，但站在中产及以下阶层的角度审视，“公正”绝非来自“看不见的手”的自然调配，而是与国家的干预主义息息相
39、关。Jean-Francis Pecresse,Lionel Jospin Accentue la Dimension Sociale de la Politique Familiale,Les Echos,12 Juin,1998,ht-tps:/www.lesechos.fr/1998/06/lionel-jospin-accentue-la-dimension-sociale-de-la-politique-familiale-793817.Jaques Commalle,Pierre Strobel and Michel Villac,La Politique de la Famill
40、e,La Decouverte,2002,p.95.Camille Landais,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Pour Une Revolution Fiscale,Seuil,201l,p.91.Emanuele Ferragina,LEssor Paradoxal des Politiques Familiales,LAnnee Sociologique,2018,Vol.68,No.2,pp.423-454.Christiane Marty,“Politique Familiale:Quels Objectifs et Quels Principe
41、s?Les Possibles,No.18,2018,pp.1-4.PhilippeSteck,Desir dEnfant et Politiques Publiques.LAccueil du Jeune Enfant en France et en Europe,Informations Sociales,Vol.132,No.4,2006,pp.114-125.Michel Messu,Ltat-Providence et Ses Victimes,Revue Franc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No.l,1990,pp.81-97.Pierre Ro-6san
42、vallon,La Crise de IEtat Providence,Seuil,1981.Didier Le Gall and Claude Martin,Familles et Politiques Sociales,LHarmat-tan,1996,p.266.1342023年第4期浙江学刊既然家庭政策体系是法国作为“福利国家”（Etat-providence）的重要象征，那么因其冠名，它便天然成了普通百姓的“护佑者”（即providence的原义）。因此，当左翼社会党人收获多数民众的支持时，便将家庭政策体系的构建逻辑转向了抵御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以及借由平衡“女性一男性”“儿童一
43、父母”“多子女家庭一少子女家庭”“贫困家庭一富裕家庭”之间的权益来维护社会的公平。自198 1年起，左翼政府陆续出台的各项法律与政策均意在协调这些关系。比如，在儿童与父母的关系方面，198 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InternationaledesDroits deIEnfant)推出后的第二年，密特朗便率先签署了其54项条款；根据公约，在1993年法案和2 0 16 年法案中，双亲（尤其是父亲）的抚育责任进一步得到重申，以此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针对子女数量不等的诸多家庭，密特朗政府在设立“家庭抚育津贴”（APE)和“幼儿津贴”（APJE)的时候，还未将子女数量作为参
44、照指标，但到了奥朗德（FrancoisHol-lande)时代（2 0 12 一2 0 17），家庭津贴的数额已与子女数挂钩，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为了鼓励生育而不再向一孩家庭发放补助。针对不同阶层的家庭，两代左翼政府不仅于198 8 年设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RM I），还于1995年为贫困家庭增加了住房补贴。自此，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和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便不断出现在政策和法律的调整中。它们意在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干预主义来抿除自由主义对家庭和个体生活的“侵扰”。然而，保守的经济规划难以从总体上提升千家万户的生活水平。即便左翼政府力求以现有的财力达到资源的平等分配，但无论怎样精于权衡仍不免留有疏漏，以
45、至于民众依然有所抱怨：1992 年的调查显示，7 6%的法国人认为，广大中产家庭在家庭政策中的收益过少；十年后的数据仍旧反映，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感到，较之中产家庭，贫困家庭享受了过多的优待。可见，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乏争议，这在一个众口难调的个体化社会中无法避免。于是，“左一右”频繁更迭、轮流执政便成为常态：它一方面明示着不同理念的支持者处于不合或针锋相对的状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整个社会伴随着个体化的愈演愈烈似乎也在不断地生出隙。三、在分歧中求同：有关家庭政策体系的外在共识与内隐共识如同一些后现代学者所观察到的，当前社会中的个体已无法辩识它们的集群属性，只能个别地把握其散乱的取向和杂多的立场。
46、在以何种理念来构建家庭政策体系的争持中，这种“散乱”和“杂多”的景象借由各个派别的支持者之间的撕扯而体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如果我们细致梳理这段历史，却又能不时发掘出一些反例：尽管不同个体所声援的政府推举着看似截然割裂的理念，但就在这些理念的对垒和翻新中，他们也在分歧和求同之间辗转，乃至常常通过相互鉴戒来面对相同的现实问题（一）外在共识：理念分异中的互鉴与通融倘若考虑到法国历任政府的上台取决于多数民众的意愿，那么这种异中求同的民间倾向便投射在“左一右”政府各自执政时期对对方施政纲领和价值观念的借鉴中。通过彼此的借鉴，人们至少在政策层面逐渐磨合出某些外在的共识尽管右翼人士理应将家庭主义而非个体主义
47、奉为圭桌，但是在蓬皮杜（196 9一197 4）和德斯坦（197 4一198 1)时代出台的一些法律与政策，却并未固守右翼的传统，而是侧面地承认了家庭的个体化变即198 11995年密特朗和2 0 12 2 0 17 年奥朗德当政时期。法案原文参见：https：/w w w.l e g i f r a n c e.g o u v.f r/l o d a/i d/JO RFT EXT 0 0 0 0 0 0 36 1918/?i s Su g g e s t=t r u e.2法案原文参见：https：/w w w.l e g i f r a n c e.g o u v.f r/l o d a/
48、i d/JO RFT EXT 0 0 0 0 32 2 0 52 34/?i s Su g g e s t=t r u e.Nelly Guisse and Sandra Hoibian,Lvolution du Regard des Francais sur les Politiques Familiales depuis Trente Ans,InformationsSociales,Vol.189,No.3,2015,pp.91-99.135分歧与共识的并行迁。197 0 年蓬皮杜政府推出的两项法案标志着：一方面，父权制度的合法性被同等地位的亲权制度取代，这意味着女性在家庭与育儿中的话语
49、权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单亲家庭及其子女的抚育问题备受重视，表明了除传统双亲家庭之外，法律与政策也开始关注其他家庭类型的生存和发展。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作为右翼领导人的德斯坦启用西蒙娜韦伊为卫生部长，后者于197 5年推动了包括“堕胎合法化”“协议离婚合法化”等一系列为女性争取自主权的改革。次年，该政府又增设了单亲家庭津贴；第三年，再将之前只以家庭为单位发放的住房补助增加了个人的选项，从此使单人家庭也可获得补贴（APL）。这些法律政策一改旧时右翼保守主义者推崇的“女性为家庭奉献”的价值理念，在字里行间反而透露出一种对个体优先和性别平等的认可。同样，对于左翼人士而言，他们所倡导的个体自由和财富均分不
50、断面临现实经济环境的挑战。为此，历任左翼政府推出和实施的政策有时也会向右翼靠拢。比如在生育情况不容乐观的时期，密特朗在任数年后密集地出台了不同类型的育儿津贴，其中甚至包括面向三岁以下幼儿父母发放的颇具家庭主义意味的“居家抚育津贴”（AGED）。此外，迫于财政压力的持续加大，左翼社会党人不得不向右翼反对党学习：1995年，右翼总理阿兰朱佩（1995一1997）主张以选择主义的思路强化家庭收人在津贴额度计算方式中的权重；此后，左翼总理洛斯潘（1997 一2 0 0 2)竟然沿用了这一思路，并以减少财政亏空为由，一改前辈同僚的普遍主义立场。近二十年来，这种互鉴的实例更加常见。右翼总统希拉克执政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