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 影视制作VIDEO PRODUCTION粉丝与偶像：时空对话中的角色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一般多在文学作品中探讨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像描写往往是一种形态描述，作者会把外貌、性格、事件、所在场景层层书写，最后形成一个立体化的形象。考虑到读者对于文本的记忆具有易逝性，作者将相对固定性的空间或地点与人物联系起来，所以人物存在的空间就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场所。正如龙迪勇在 空间叙事学中提出的：“空间确实是人物性格生成的具体场所及其人物形象的最佳表征。”塑造人物最重要的方式是展示人物的行为动作，与人物所在的空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人物不仅存在于现实生活空间也存在于虚拟网络空间，所以通过对人物在现实和虚拟空间中
2、的不同行动依据和人物生活中的因果关系的记录，可以表达人物对生活的感悟，从而展现全方位、立体化的人物形象。人物叙事的主线设计宋家玲在影视叙事学中提出：“人物是影视叙事文本的基础和灵魂。”剧情片作品以人物参与的事件为主要切入点，以人带事。与剧情片相比，纪录片的叙事结构具有更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创作者需在实际拍摄前初步搭建文本和作品的整体架构，并反复观看素材，从大量无规律、碎片化的影像素材中筛选出可用素材，最终形成有逻辑性的故事结构。在纪录片中，“粉丝”形象在现实生活和网络空间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具体行为融合在其参与的事件中。学生把对偶像的情感转化成激励学习的动力，工作者把对偶像的情感转换成
3、高压工作下的休闲趣味，用情感这个载体强化自己与偶像的感情黏性，从而也向不了解追星的人展现了追星女孩真实的一面，线上情感输出和线下追星现场都是她们情感的迸发点。粉丝肖像的交叉呈现对纪录片来说，不同叙述身份的确定，可呈现故事的不同范围、不同情境和不同可信度。在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践一书中，李显杰提出：“每个被摄者的所见所谈所想都能代表一种立场、一个看法、一种关系，所以故事随着不同的视点切入到不同的叙述线。”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提出：“粉丝是过度的读者，对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人物纪录片通过多线交叉叙述的方式进行人物形象建构，多条线索有情感连接点，不断深入角色内心，清
4、晰地展现人物形象，使任一单线人物的内容更加丰富，体现人物形象的多面性。实景现场的互动再现纪录片大师约翰格里尔逊在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中表述：“自弗拉哈迪以来，实地采集故事已成为一条铁律，而这个故事必须是能反映当地生活本质的故事。”所以纪录片中的时间变化、地点标志、人物故事等更能表达人物的信念和被摄者生命的延续。2015 年，中国传媒大学学生以国内某男子组合的粉丝为拍摄对象，拍摄了纪录片追星这件小事，拍摄涉及的地方有北京、广州、山东、上海等，其中还有生活在国外的粉丝的采访视频。其拍摄的主要人物有初来北京工作的熊呆、不愿出镜的公司职员木槿、山东某高中的高一学生小小、上海的一位微博小编雷雷、前北京后援
5、会负责人贤哥等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到北京看演唱会的粉丝们。纪录片中，粉丝们把该男子组合的三位成员当作自己的偶像，带着心中的热情和信念在不同地方表达着对偶像的精神寄托。导演在拍摄时秉持着实地拍摄的铁律，跨越五个地方只为拍摄第一手素材，这使粉丝们的情感信念外化到最大值。宋家玲在影视叙事学中的“时空与节奏”一节中提出：“故事最终要在时间和空间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其意义和价值。”对空间进行更细致的分析，粉丝形象纪录片个性化创作路径探讨文/秦琴荆楚理工学院55DIGITAL VIDEO TIMES场景则成为构成此空间的一个基本单位，“场景的其中一个表现形式是地点”。此类题材纪录片不仅有人物空间的跨度，还有纪实叙
6、事形式在记述事件时的时间跨度。“空间是社会产品”是亨利列斐伏尔在 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的一个命题，他把空间分为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互联网则是一个没有清晰界线的社会空间，可以容纳多个事件同时发生，也包含同一事件连续经历的空间。人物形象在所处的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网络空间就是粉丝与粉丝之间的社会空间，网络给粉丝群体开拓了一个新的交流环境，在社交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缩短了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粉丝群体在社交网络中盘根错节，社交媒体也成了粉丝之间依赖的沟通渠道。粉丝与粉丝，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基本是通过社交媒体来维系，在接触不到偶像本人的情况下，所有信息内容均来源于社交
7、媒体。以粉丝活动区域较为集中的社交媒体“微博”为例，其一直以来都是集聚各个偶像信息的“追星胜地”，无论是主动搜索还是被动接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与偶像相关的信息。社会空间需要人物外化的行为和语言来实现，这不仅刻画了人物形象的细节，还表现了人物的细腻情感。“粉丝社群在偶像的内容生产中进行着多维度的互动，粉丝之间相互抱团，在网络上完成情感沟通，网络世界与物理空间的结合再生成新的社会空间。”群像与个体：虚实空间中的粉丝画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信息接受方式的转变，直接影响到粉丝群体线上线下的交流空间和交流方式，创作“粉丝”题材纪实影像作品的目的不是把粉丝当作主流之外的边缘人物，而是把粉
8、丝接受行为看作是一种非普遍的对当下盛行文娱作品的反馈，并归纳出特点和弊端。王玉玊在“盗猎者”与“虔信者”：在粉丝文化的“两幅面孔”之间一文中提到：“粉丝既是过度消费者，又是积极意义的生产者。”因此，人与人的偶然聚集不能构成群像，只有一种思想、一个共同爱好或一个共同目标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才能组成一个或多个内在同质的群体单位。集体幻想：为“爱”狂热的集体形象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形容了群体的一般特征：“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一种集体心理。”粉丝同样具有这种心理，但这种心理是暂时的，群体是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在粉丝群体中，
9、这类行为常常表现为强调“一切为了偶像”的思想、合作制作与偶像相关的物料用于宣传、非理性的应援活动、盲目拥护不顾是非的反黑、“集资”为偶像撑排面等行为。粉丝饭制视频内容的过程是幻想的过程，是现实和欲望的缝合，在幻想中随着被压抑的欲望得到满足，这种情感同时也具有两面性。由中央电视台历时一年拍摄制作的五集励志纪录片加油男孩第五集我们共同的舞台中，通过对周边物料、应援物品分发、凭票领取周边、粉丝互相编发、应援横幅展示、偶像近景照片等六个特写镜头的剪接来初步建构粉丝人物形象，并以解说词的形式介绍各家粉丝站在演出举办场所附近都有分发应援物的站点，且每件应援物都是粉丝精心设计制作的。由此可见，每位粉丝都是潜
10、在的内容制作者，与内容产出有联系的粉丝社群就构成了一个有序的粉丝团队，而粉丝团队里的每位粉丝都有一个共同的偶像。情感归属：“虚拟”与想象的粉圈认同亨利詹金斯在 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中写道：“粉丝们认同于这个有共同兴趣且面临共同问题的社群，并视作力量和勇气的源泉。”所以成为粉丝的第一步就是获得情感上的认同，更真实地表现为对自身情感的渴望几乎寄托到偶像身上，并以此作为自己进步的虚拟动力，转化到现实生活中赋予现实意义。在 追星这件小事和加油男孩两部纪录片中不难发现，形成粉丝群体需要具备以下四点：第一，有一定数量的粉丝；第二，有一个为粉丝共同接受的人；第三，有一定的组织结构，一般指粉丝后援
11、会和个人粉丝站，各个粉丝群都有设置入群准则和行为规范；第四，粉丝心理之间有情感联系和圈子认同感。基于心理认同，粉丝之间交流时会挑选与自家爱豆相关的词语作为粉丝群的专属群名，方便与其他爱豆的粉丝进行区分，也方便粉丝用来辨认“你”是否是个合格的真爱粉。这个专属群名相当于交流密码，有区别和辨别粉丝的作用，对于自家粉丝来说增加了群体归属感和粉丝凝聚力。研究“粉丝”不可避免地要从有组织的粉丝文化社交群体中了解。粉丝的社会化生产不是私人的生产过程，需要粉丝齐心协力赋予生产内容社会化意义。观看表演时，粉丝圈默许大家在活动过程中互相分享交流观后感，这种共享交流会使粉丝的个人行为转化为集体行为。当一个人的分享欲
12、得到回馈时，会更容易达到共情和互相感知，进而得到身份认同。粉丝认同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在线下演唱会或公益活动等活动中，组织者发布详情和安排任务，极大地提高粉丝之间的感情黏度和认同感。每次线下集体活动获得的肯定都会使粉丝们在接下来的群体活动中更有“表现欲”。在粉丝题材纪录片追星这件小事中，主人公之一杂志编辑熊呆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录制剪辑某男子团体的粉丝电台节目，每周二更新播出，其中电台的主播、编稿和管理都是粉丝。这是具有极强表现欲的集体认同行为。换言之，社群网络的成员维系社群稳定，需要积极组织对内容意义的生产，进一步强化群体认同。反观现状：正视与深思非理性的场面近年来，粉丝群体对偶像的崇拜逐步
13、趋向于盲目及狂热模仿，出现了各种破坏网络生态环境和干扰公共场所治安的不良行为。在聚焦此类被摄群体时，应理性面对“粉丝文化”，积极响应“清朗”专项行动，倡导大家文明上网、和谐讨论，遵纪守法、理智追星。纪录片追星这件小事56 影视制作VIDEO PRODUCTION的前五分钟，导演有意使用交叉蒙太奇的手法将路人街采画面和粉丝围堵接机的场面剪辑在一起，路人用“脑残粉”形容粉丝，由此引发我们对追星行为的思考。整顿娱乐圈的不良风气需要正确的引导，饭圈问题的治理刻不容缓。2021 年 5 月 8 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网络“清朗”系列专题行动新闻发布会，会议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14、网络生态治理工作，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依法管网治网，建设良好网络生态。”粉丝群体应该正视在追星过程中的不理智行为：是否存在过分崇拜明星的行为？在评价偶像价值的时候有没有不理性的情感判断？粉丝本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寄托是对偶像展示的“人设”，然而这种“人设”并非其真实形象？此外，粉丝群体还应反思追星时付出的时间、金钱和行动的价值。人不可能永远活在青春期，身体和认知都在不断成长，粉丝群体要学会辨析自己的偶像，明确偶像崇拜不是精神图腾，审视粉丝文化对成长的影响。在场与实录：视听叙事中的形象表现纪录片场面调度的不同在于摄影机的介入程度，强调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场面调度对影片的人物
15、、空间、场景关系、摄影风格的设置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创作者介入后，纪录片所展现的客观和真实其实是创作者视角下的客观和真实，所以“场面调度是一种构成美学”。手持摄影：跟拍调度的“狂欢”与“呼吸感”手持摄影是指摄影师不用三脚架而用手持机器拍摄。手持方式能保证现场的运镜自由，不受拍摄工具的限制，摄影师可以将自己与拍摄环境完美融合，有更多的施展空间。纪录片在跟拍的过程中，摄影师不确定每个时刻与被摄者的距离远近，画面的景别也随着被摄者的任意运动而不断变化。在手持摄影的拍摄中，无论是空间上还是距离上，摄影师都会离被摄者很近，离事件发生很近，这也是“贴近原则”。在电影春潮的创作现场，导演杨荔娜和摄影师包轩
16、鸣就手持摄影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包轩鸣认为，应该尽量把“摄影师的态度减到最少，只做一个观察者”。摄影师在拍摄空间里处于一个特殊地位，是现场的第一个观众，现场情绪首先影响到摄影师。跟拍时的场面调度具有太多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摄影师具有大量的实拍经验。在纪录片实拍时，摄影师手持机器随着身边粉丝的热情来回涌动着。即使摄影师想尽可能地保证画面的稳定，也控制不了身边粉丝在面对偶像出场“狂欢”时的身体晃动。“有节奏的运动”也是手持摄影“呼吸感”的灵魂。有限介入：影像记录的“狂热”与距离在创作过程中，摄影师与被拍摄者之间究竟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绝对的“旁观”是不存在的，选择拍摄时创作者就已经在“介入”了。因
17、此，介入是对事件进行干预，记录的同时尽可能地隐藏自己。摄影机完全处于画框之外且不被被摄者察觉时，摄影师才能保持相对的客观性，才能被称作“观察”。由此可见，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绝对意义的零介入是不现实的。由此推论：摄影师或创作者要不要在拍摄时给出回应？笔者认为，在不影响拍摄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同时也要保证不会影响这部分的叙事进程，摄影师也要保证对主人公作出回应的参与度降到最低。结合梁桂军、邵雯艳在是接近，而不是干预简析传统观察式纪录片低介入创作手法中提出的“介入是接近，并不是干预，降低介入的程度”，当纪录片主体的意识渗透到了前期、中期、后期的每一个环节，再呈现的内容则不是直接表现主体的思想，而是把
18、主体思想隐藏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声音魅力：现场同期声的偶像图谱与空间呈现姜燕在论纪录片声音元素的艺术表现力中提到：“声音在纪录片中的介入和电影的整体发展一样，从无到有，最终使声音成为重要的艺术元素、叙事元素、审美元素。”与镜头创造的画面隐喻一样，声音也可以暗示听觉隐喻，而不只是功能作用。同期声的录制在纪录片的整体声音中尤为重要，纪录片“真实”的情感都隐藏在现场声音中。周传基在再论电影电视广播中声音空间中反问：“为什么没有人提出电影声音的空间感这些问题，电影电视的空间可是用光和声音来塑造的啊，后期配音与同期录音是一个有关电影本性的基础理论之争。”影视作品中，声音并不是画面的附属品，而是通过画面
19、转换、空间的变化、录音质感的判断和音乐的节奏等方式与镜头融合，给观众营造置身其中的现场感。纪录片追星这件小事通过现场不同的同期声来展现粉丝形象，如通过演出前夕粉丝线下应援活动中的口号“三人同行”“永远的”等，直接刻画出粉丝人物形象。口号声可以抒发粉丝内心对偶像的情感，呈现出网络世界无法替代的现场感，使观众可以感受身临其境的氛围。用声音表达将此时的人物情感推向高潮，丰富了场域空间内影像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感，让人物形象更有立体感和多面性。结语文章结合纪录片作品，从粉丝与偶像、群像与个体、在场与实录的角度进行分析，以粉丝形象的类型特征及塑造手法展开研究。其主要特征是记录和表现社会中某一特定的群体，从
20、粉丝形象塑造、虚实空间中的粉丝画像、视听叙事中的粉丝形象表现等方面进行剖析，建立人们对粉丝形象的多面了解，多角度看待粉丝群体，探讨创作人物纪录片过程中的难点，探寻在纪实影像中建构人物的路径。在创作粉丝题材纪录片时，要注意到部分粉丝群体存在许多社会问题。譬如，近年来，通过互联网联系的粉丝在自己的粉丝圈里过度“狂欢化”，不恰当地引导粉丝对偶像的“爱的支持”，道德绑架粉丝的情感选择，扰乱网络秩序。基于此，“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重拳出击解决“饭圈”乱象问题，着力规范“饭圈”参与主体的网上行为，在引导青少年理性追星上协同发力，推动“饭圈”文化实现健康、良性、稳定的发展，共同营造文明健康的网上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