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43 卷 第 11 期2023 年 11 月Vol.43，No.11Nov.，2023热带地理TROPICAL GEOGRAPHY积极老龄化视阈下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融合个体空间的路径探析屈野a,b，何韶瑶a,b，彭奕妍a，陈翚a,b，张晓琳a,b（a.湖南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b.湖南省地方建筑科学与技术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基地，长沙410082）摘要：采用半结构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以古丈县为案例地，通过融合个体空间路径分析该地区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机制。研究发现，面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年轻劳动力外流和空心化，大量该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在养老多元福利供给不足、医养服务设施供应短缺和代际
2、关系转型的现实背景下，面临乡村养老结构制约与老人农业理性选择的生计异质性困境。基于脱贫地区乡村社会网络优势在“健康”“参与”“保障”3个积极老龄化维度下，根据老年农户不同生命周期的主体行为需求差异，提出多层次年龄结构与多元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下的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路径：1）在农户个体层面，根据老年农户的个体生计行为和生计资本随生命周期变化，动态调整相应的福利来源和生计方式；2）在场域空间层面，通过第六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现代要素介入，建立应对老龄化的乡村市场产业配套；3）在地域空间层面，根据乡村老年农户社会圈层结构，重构生产、生活、生态适老化生计圈。关键词：积极老龄化；脱贫乡村；养老；可持续生计；老
3、人农业转型；古丈县中图分类号：F249.2；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221(2023)11-2102-17DOI：10.13284/ki.rddl.00377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这是大多数脱贫地区乡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写照。截至2020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2.64亿，其中乡村地区达1.21 亿人，乡村老龄化率高达 23.81，预测到2028年，乡村老龄化率将突破30，提前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呈现“老龄程度更深”“未富先老更快”和“困难老人更多”的特征，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意味着应对老龄化的战略筹备期将大为缩减。与
4、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乡村青壮年劳动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地区，乡村总人口从2010年的6.7亿人下降至2020年的5.1亿人。目前，上海、天津、深圳、珠海等多地发文，禁止60岁以上的农民工从事施工现场工作，导致大量乡村低龄老年人回流。青壮年劳动力的析出和低龄老人的回流进一步助推老龄化收稿日期：2023-01-13；修回日期：2023-05-30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978250）；湖南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重点研发（2021WK2004）作者简介：屈野（1992），男，河南郑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规划与老龄化地理学，（E-mail）；通信作者：何韶瑶（1958），女，四川成都人
5、，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规划、环境行为学理论，（E-mail）。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9，贫困地区包括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80个县）和片区外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832个县。2020-11-23，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但区域空间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公共服务差异化和特殊人群内生动力不足等因素造成的相对贫困仍然是是长期性、连续性的，因此，将该片区定义为脱贫地区。受限于本研究篇幅，本研究片区指以农业（种植业）为主，辅以牧业、林业生产的脱贫山区。数据来源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21年全国两会农工党中央提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老年
6、人年龄划分标准：6074岁为低龄老年人或年轻老年人，7589岁为高龄老年人，90岁为长寿老年人。本研究根据脱贫地区调研实际情况结合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高龄老年人和长寿老年人区间下调5岁，即7584岁为高龄老年人，85岁为长寿老年人。屈野，何韶瑶，彭奕妍，陈翚，张晓琳.2023.积极老龄化视阈下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融合个体空间的路径探析.热带地理，43（11）：2102-2118.Qu Ye,He Shaoyao,Peng Yiyan,Chen Hui,and Zhang Xiaolin.2023.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Rural Elderly Fa
7、rmer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Analysis of the Path for Integrating Individual and Spatial Perspectives.Tropical Geography,43(11):2102-2118.屈野等：积极老龄化视阈下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融合个体空间的路径探析11 期“城乡倒置”的状况，未来乡村地区将面临更大的养老负担，“未备先老”问题将更为突出。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从顶层
8、设计层面对中国实施个人养老制度做出规划。因此，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对于新时代响应积极老龄化政策，丰富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体系，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价值，促进乡村地域系统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城镇地区和已经进入乡村工业化的发达地区老年人，由于脱贫地区绝大多数位于丘陵山区（周侃 等，2015），受限于“第一自然”要素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周扬 等，2021），脱贫地区乡村老年人囿于物质资源匮乏和社会福利保障水平较低加上子女外出务工造成赡养缺位等因素，面临十分严峻养老生计问题（廖柳文 等，2018）。应对快速城镇化，年轻劳动力外流带来的房屋“空心化”和土地撂荒现象，大量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出于
9、土地情结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养老的生计需求，出现了以老年人为小农生产经营主体的“老人农业”生计方式。区别于城镇老年人退休享老的理念，乡村老年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会一直维持原有的生计方式，并把农业劳动视为保持健康的重要途径之一（Ma et al.,2021）。相关研究表明，对比城市老年人，乡村老年人有较高的概率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和更强的生活自理能力（曹荣荣 等，2018）。区别于城市高密度中心区域脑卒中（谢波 等，2021）、高血压（Xie et al.,2021）、肥胖（王文文 等，2020）等病症高发，乡村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气息更适合养老。农户作为乡村社会中最小的生计尺度单位（许汉石 等，20
10、12），只有当农户的生计方式能应对压力风险变化，并在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得到恢复乃至加强，这种生计方式才是可持续的（Chambers et al.,1992），也同新时代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战略要求相吻合。其中“人、地、业、钱”因素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何仁伟，2018），也是可持续生计环境的重要支撑。然而脱贫地区乡村的振兴路径存在以下问题：1）老龄化问题突出，文化水平偏低，市场意识相对缺乏，劳动力供给后续不足；2）耕地碎片化严重，土地利用较为粗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3）农业种植结构单一，现代化程度低，产业结构延续性较差，产业发展呈现“低端锁
11、定”的特点；4）集体经济欠缺，外来投资、扶贫资金在分配传递过程中往往呈现“精英俘获”现象（邢成举 等，2013）。这都与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不符，更不利于老年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上述造成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和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困境的原因是，在城镇化、全球化等外力作用下对原始人地和谐关系的冲击。而人地关系作为地理空间研究的核心议题，反映的是人类主体社会活动和外在客体自然环境空间的“地域”关系，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空间的“场域”关系（李扬 等，2018）。因此，老年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建立在老年个体对于变迁动态乡村空间的适应匹配能力，包括两者间的相互影响、反馈、融合的动态过程。其中，老年农户作为积极老龄化
12、的主体性内在个体，其核心在于促进老年农户的社会参与，以实现个体积极效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离不开乡村外在客体空间的支持和共同行动，从而作用于农户个体并对其生计行为产生影响，如农地流转行为（纪红 蕾 等，2017），耕 地 保 护 行 为（曲 朦 等，2018）等。目前，学界对于可持续生计研究多基于农户尺度从旅游开发（许扬 等，2022）、移民搬迁（刘毅 等，2015）、退耕还林（谢旭轩 等，2010）等非农化现象聚焦于农业转移人口，而针对老年农户个体的研究则多关注其静态视角下的多维贫困机制，缺乏基于动态生命周期的可持续生计研究和将农户养老问题与老人农业问题纳入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整体架构。且现行关
13、于积极老龄化的政策体系更多的是突出政府、社会等外在客体的老龄化责任和角色，有悖于发挥老年人内在主体积极性的核心价值理念。鉴于此，本文以古丈县为案例地，通过半结构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对该地区乡村老年农户生计的核心问题，即对乡村养老与老人农业的现状剖析，进而回答以下问题：乡村振兴和与新型城镇化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当人口红利消失，早已进入银发社会的脱贫地区乡村，如何在积极老龄化视阈下通过现状资源，在一定时间内充分发挥老年农户 https:/ 根据2019年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关于组织开展丘陵山区县农业机械化基础情况摸底调查工作的通知划定的全国丘陵山区县名单。210343 卷热带地理的积极人力资源和老
14、人农业生产优势，通过融合个体空间的举措对该地区的地域、场域空间进行重塑，为老年农户塑造良好的可持续生计环境，从而让该地区的老年农户能够健康的在地养老，实现生计的可持续。以期在急剧老龄化时代下为脱贫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振兴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1 研究设计 1.1案例地概述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为案例地。古丈属于全国丘陵山区县，位于14个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武陵山片区中心区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国家级深度贫困县，为湖南省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县域。根据古丈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古丈县统计局 等，2021）和湖南国调信息网统计数据，在其常住人口中，少数民
15、族人口占比 88.15，60 岁以上老年人占比21.4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3 915和10 030元，远低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 189元的标准。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067 km2，是集“九山半水半分田”和“老少边穷”于一体的地区，具备典型的脱贫地区乡村欠发达特征。1.2调研情况及研究方法课题组于 2022 年 78 月在古丈县进行调研，针对老年农户使用异质性抽样（diversity sampling）辅以滚雪球式抽样（snow-ball sampling）的调研原则（孙晓娥，2012），采用非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通过田野调查记录、访谈录音内容转译进行数据收集工作
16、，每户农户访谈时长约1560 min。访谈内容聚焦农户基本情况（家庭、健康、收入）；目前在乡村养老的情况及困难；为了应对困难做出的生计响应策略以及对于未来生活的养老规划等，调研访谈范围覆盖全县6个乡镇中的18个乡村。根据受访老年农户的情况进行提问，以深度分析老年农户生计可持续的内在机制，当访谈进行到第36户个体后，经理论饱和度检验达到信息饱和（表1），将录音转译整理为文本，共计约73 000字，运用扎根理论通过Nvivo11软件对转译文本进行梳理。扎根理论遵循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概念和范畴，并基于此建构理论的一般逻辑，具备良好的实践解释力（贾哲敏，2015），常被用作剖析复杂社会现象的研究。2
17、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生计困境 2.1乡村养老的结构制约2.1.1老年农户养老福利供给不足养老作为社会保障和老年生计的重要体现应包括家庭、市场、社会和政府多方福利供给，以避免单一来源造成的福利失灵（Edmonds-Cady,2012）（图 1）。家庭赡养作为脱贫地区乡村主要的福利来源，受传统文化与世俗伦理观念约束。其中，子女作为传统家庭最核心的资源，由于子代居业分离和经济条件限制，导致赡养行为的不延续、不稳定，使得老年农户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残缺，“女子都嫁出去了，她们自己都顾不住自己，能回来看看我们都不错了，哪里有钱补贴我们呢。”（I-2）部分脱贫地区乡村低龄农户早期投入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大潮中
18、，其打工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他养老来源不足的缺失。然而由于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的缺失和养老投资意识的不足，该地区绝大多数60岁以上的老年农户仅有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金，地方财政收入的差异，导致目前仍处于省级统筹阶段的基本养老金政策在欠发达省份的脱贫地区作用十分有限。加上年老返乡后从事的小农种养殖多为“自产自销”保障式农业，导致市场机制这一原本重要的福利来源在脱贫地区乡村缺失。区别于发达地区乡村大量外来志愿 http:/ 访谈对象基本特征Table 1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viewees样本特征性别年龄/岁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居住方式主要生计方式类属男女6074
19、758485良好一般（行动受限）较差（失能/半失能）未受教育（不识字）小学初高中中专独居（丧偶或老伴进城带孙）夫妻居住与子女、父母合住半工半耕半市场经营小农生产数量/户221425832673131751111963330占比/61.138.969.522.28.372.219.58.336.147.213.92.830.652.816.68.38.383.42104屈野等：积极老龄化视阈下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融合个体空间的路径探析11 期组织和非政府福利机构的介入，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主要依靠村内的“熟人社会”进行日常社交，并给予一定的农忙互助：青壮年子女平日多在外地打工，村中
20、的邻里乡亲无形中形成相对有限，但十分重要的社会支撑网络，“年龄大了也做不得别的事情，没事就帮别家看水（水稻灌溉浇水）。”（I-11）由于该地区缺乏乡村行业协会以及农作物规模化经营，导致集体收入有限和地方社会保障不足。2.1.2医养服务设施供应短缺医养服务设施作为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随着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不断完善发展，医疗卫生资源总量呈现大幅的增长，城乡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正朝着均等化方向发展。但长期以来医疗资源配置按照千人指标进行分配，且优质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镇，较少考虑地理交通因素对卫生服务的影响。由于脱贫地区乡村大多地处偏远，其医疗服务可达性较低，造成该地区乡村
21、老年农户急危重症病抢救风险较高“路太难走，救护车都不愿意来，包车到古丈要2个小时。”（I-21）由于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特殊性，规模较大、医疗条件较好的医院基本位于县市城区，导致乡村医疗资源匮乏，“村里有医生，但不是全职的，他自己种的有地也有其他事情要忙，头疼脑热的在村里拿点药，别的（病）还是要去城里看。”（I-12）并且，脱贫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有限，乡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对个人的日常生活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表2），“吃饭电费乱七八糟的一个月也就百十块钱，吃药一个月都要三百多。”（I-15）此外，鉴于绝大多数脱贫地区乡村养老院均为兜底式的社会公益性设施，其使用主体被部分地方政府限制为少数高龄失
22、能“五保户”，相对有限的设施条件使得脱贫地区乡村养老院作为一种负面符号被问题化、对象化乃至污名化，“都是无儿无女才去那里面（养老院）住呢，正常能动去那里面住，村里人肯定认为你子女不孝顺。”（I-33）因此，政府在制定区域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地理分布和文化习俗影响，以相对弹性的政策，促进医养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空间和人口的可及性。2.1.3后乡土时代下的代际关系转型家庭作为乡村的基本社会单元和决策单位，受到生计模式转型和生育政策波动的影响，通过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居住方式以及收入来源改变子代的养老选择。从曾经“乡土中国”时期传统乡村家庭追求的多子多福，以实现生育收益最大化的“反哺模式”，到改革
23、开放后通过生育政策限制导致家庭人口结构倒置，新千禧年以来“城乡中国”时期快速城市化建设带来的乡村空心化，这些都对传统乡村养老造成颠覆性的影响。由于脱贫地区乡村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产生大量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青壮年子代居业分离，导致与年迈父母之间的亲情联络变得稀疏，背井离乡的年轻家庭受时间成本制约，造成年迈父母的养老服务需求与青壮年子代家庭生计策略存在“鸿沟”，引发子欲养而力不达，“只有一个儿子在福建打工，都快三年没回来过了，孙子我还没见过”（I-3）。不仅如此，一方面，进城打拼的青壮年子代若定居购房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上孙辈教育城镇化，将持续使老年农户为子代家庭让渡养老资源；另
24、一方面，低龄老人也要表2 20162018年不同地区卫生资源与居民医疗消费情况Table 2Health resources and residents medical consump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from 2016 to 2018年份201620172018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全国5.365.716.02脱贫地区3.633.934.15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性支出/全国7.17.37.8乡村9.29.710.2脱贫地区乡村8.79.110.3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82020）。图1脱贫地区老年农
25、户养老福利来源Fig.1Sources of pension benefits for elderly farmer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210543 卷热带地理照顾自己高龄年迈的父母，面临着代际剥削和双重养老压力。以上问题都将家庭再生产风险嫁接至留守于脱贫地区乡村的老年农户，导致可获得赡养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使得传统的“反哺模式”难以为继，最终造成家庭养老式微，“两个儿子娶媳妇都要钱，娶不起啊，彩礼至少要十万以上。像家里（村里）的房子根本就不要，要到街上（镇上城里）买屋，你看我们这个村到结婚年龄的起码有二三十户没娶媳妇。现在生女子都笑嘻嘻，生儿子就要贷款借
26、账。”（I-27）“孙子孙女暑假才回来，平时我都去深圳、花垣、吉首轮着带小孩，哪家有困难我去哪里。”（I-6）2.2老人农业的理性选择由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经历过饥饿缺粮年代，对于土地生计有着深刻的隐性捆绑（王勇 等，2022），加上基本养老金收入难以满足正常生活就医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心理到生理都对土地和传统农业生产有高度的生计依赖性，“那时候太穷了，饭都吃不饱，现在年龄大了吃着自己种的稻谷放心，心里也踏实。”（I-22）这也构成乡村振兴过程中小农经济转型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老人农业作为实现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形式，在短期内存
27、在的现实必要。2.2.1耕地分散集约度低，机械化难以普及由于中国丘陵、山地地形占比超过国土面积的 2/3，且脱贫地区乡村自然条件的限制，导致有限的耕地呈细碎化分布，多以山地型和陡坡型耕地为主（刘玲 等，2009）。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乡村实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以后，依据地块到农宅距离和土力肥沃程度将耕地按家庭人口分配到个体农户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耕地细碎化，导致耕地集约化程度低，农机作业环境差。此外，受到传统种植习俗的影响，脱贫地区保留的特色农业品种如油茶、水果、茶叶等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产品，需要大量的人工采摘和初加工，短期内难以实现机械化。虽然从事生产的老年农户大多文化水平较低，但通过常
28、年的经验积累，能较为合理地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低技带来的低效问题，“家门口没什么菜地，我把茶叶和蔬菜套种在一起，平常吃个小菜不用在外面买。”（I-27）同时，经验习惯思维带来的惯性导致老人农业的转型面临较大的阻力，“苗（新品种油茶树苗）都是村里面发的，我也是看了邻居种了几年才种的，今年还没挂果，不晓得收成怎么样。”（I-15）上述耕地细碎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生计的可持续，而对其进行全面的现代农业转型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充分发挥老人农业优势，促进农业生产和乡村养老的协同发展。2.2.2城乡融合导致社会流动倒置，乡村空心化乡村空心化与老人农
29、业一样都是脱贫地区乡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乡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功能的衰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体制改革和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加之乡村人口的流动意愿和外部就业环境的改善提高，大量“用脚投票”的中西部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前往东部沿海地区寻求更高收入的工作，2020年离乡农民工数量高达1.7亿人，占乡村户籍人口数量的26.5（国家统计局，2021），乡村空心化率高达33.9%（刘爱梅，2021），通过笔者对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的实地调研发现，该比例在脱贫地区乡村更高，个别乡村空心化率高达70，尤其是寒暑假期开学后，随着部分女性农户进城带孙，乡村将进一步加重空心化并出现性
30、别比失衡的现象。从城镇化发展规律看，中国目前仍处于高速城镇化阶段，未来将有1.5亿2亿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王凯，2021）。对于脱贫地区而言，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乡村空心化程度仍将逐步加深，从而进一步减少乡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导致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更加弱势，未来可能面临无人愿意种地的困境。2.2.3生命周期变化与自我实现需求随着社会保障的提高和医疗科技水平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约11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等，2022），预期寿命的增加和健康情况的提升带来了更多的可劳动时长。有学者提出健康预期寿命（Robine et al.,1993），以基于“未来健康的年数”而不是“存活年
31、份”来重新审视老龄化。此外，尽管中国于2014年确立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区别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主要作用是“保基本”，乡村较低的养老金待遇，进一步带动了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行为，通过调研访谈发现，只要农户健康状态良好，均会从事农业生产或其他半市场经营活动，即便身体健康机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也会根据自身状况转型为低集约度的农业生产以满足日常消费需求。尽管家庭养老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但随着代际关系的转型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乡村家庭养老面临着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大、代际隔阂冲击，乡村老年农户在一定2106屈野等：积极老龄化视阈下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融合个体空间的路径探析
32、11 期程度上不过早依赖儿女，以获得经济相对独立的自我养老需求和尊严价值，从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农业劳动生产，“我不要他们送（钱），自己有手有脚的，只要不生病吃个饭肯定没问题。”（I-22）因此老人农业成为多数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维持生计的理性选择。综上，在家庭生计转型和多元福利供给不足，导致脱贫地区乡村养老保障长期不完善的情况下，该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只能选择与自己生活方式和养老传统相契合的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生计来源。虽然土地对于乡村老年农户生计养老保障贡献度逐年下降（位涛 等，2014），但脱贫地区有别于传统的粮食主产区，在短时间内难以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因而在过渡期间脱贫地区土地的社会保障
33、功能显得至关重要。3 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推力及耦合需求 3.1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推力就近城镇化上述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生计状况是家庭、社会和市场等多重合力的结果，体现以家庭为基本决策单位对现代压力和发展周期的功能性调整。从乡村小农家庭生计转型溢出的老人农业和乡村养老问题构成探索两者耦合的重要契机，需以整体的视角探讨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问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大量脱贫地区乡村年轻富余劳动力涌入城镇非农产业，使得乡村居民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幅增加，同时带来资本技术回流，理论上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并解决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问题。但事实上，受限于脱贫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34、和就业选择，回流青壮年不足以维系基本生计，从而难以实现就地乃至就近城镇化。异地城镇化行为虽然促进了子代农民就业多样化的选择和兼业收入的增加，但对于当地县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作用极其有限。同时，脱贫地区乡村受限于自然地理条件，多数地处偏远，难以享受原本就薄弱的地方县域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辐射效应。最终导致该地区老年农户当下养老福利来源供给不足和农业内卷化生产的生计困境，若想达到和城镇地区相同的养老资本，则需通过更多、更辛勤的劳动来提高土地产出。因此，考虑到小农生产方式的季节周期性和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宏观背景，推动就近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对于打通脱贫地区乡村产业循环系统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能有效促
35、进以家庭为单位的就近兼业化，提高养老福利补充性来源，推动“人、地、业、钱”因素输入，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供给和老人农业的现代转型，为老年农户创造良好的可持续生计环境，增强生计资本，进而推动老年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图2），“谁不想离家近点？在我们这里打工超过四千的工作都难找，年轻人都出去了。我大儿子在福建小儿子在浙江打工。”（I-25）3.2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生计耦合需求“民以食为天”，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和重要的国民经济基础，对其他经济建设有很大的约束力。区别于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脱贫地区乡村农业生产机械化、科学技术应用水平较低，加上耕地分散，该地区基本为产销平衡区。通过访谈发现，低龄老人平均每
36、户耕种约0.22 km2粮食作物，基本可以覆盖日常消费。“每亩地要用一袋种子（两斤约八十元），每亩地打回来一千斤左右，晒干后就八百斤左右谷子，每斤谷子卖一块五。留足自家吃的就卖出去，挣得就是个辛苦钱。”（I-22）此外，农户往往会根据自身状况耕种部分经济作物作为收入补充，“每年挂果（油茶）情况都不一样，往年最好有个三千块的收入。”（I-22）“清明节前茶叶收购会贵一点，基本上一百块一斤，之后就越来越便宜了，每亩地好的年份（收购价格高）能卖四千块。”（I-18）因此，脱贫地区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进城图注：I-产业兴旺；E-生态宜居；C-乡风文明；G-治理有效；A-生活富裕；H-人力资本；S-社会
37、资本；N-自然资本；P-物质资本；F-金融资本。图2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推力作用框架Fig.2The thrust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rural elderly farmer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210743 卷热带地理不适且无法在外打工的老年农户提供最基本的生计保障，并为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稳定发展起一定的补充效用。区别于机械化普及的发达地区乡村以追求产量经济效益为目的，从而对农药化肥保持高增长态势使用的“理性小农”，脱贫地区乡村“道义小农”从事的农业生产所追求的是降低分配风险与提高生存
38、保障间的平衡。根据乡村行动伦理，“道义小农”农业行为往往在满足家庭消费和农业辛苦之间寻求成本和收成的平衡，“我们种的稻谷等它一出穗就不打药了，自己吃的你打农药它也不好（不健康）。”（I-22）因此，农药化肥的有限使用保证了农田作为一个同时提供农产品和生态服务的高效半人工多功能生态系统，对于乡村景观提升、生物多样性维持、降碳增汇调节等均起重要作用。同时，在现阶段医疗资源供给短缺的脱贫地区乡村，如何实现在地健康老龄化至关重要。相关研究表明，提高老年农户劳动参加的频率有利于身心健康，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保障压力和医疗资源负担（田艳芳，2010；Harada et al.,2021）。农业劳作也是脱
39、贫地区老年农户保持户外体力活动的重要方式，对于促进个体健康，传承农耕文化遗产，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维系乡愁，建设乡风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综上，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的核心问题养老需求和农业供给形成一种内生联系：即以乡村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为载体，以在地家庭养老为基础，依托县域地区医疗、经济优势，通过城乡资源双要素流动实现老人农业和乡村养老的耦合。老人农业在保证基本生存供养的前提下，同时满足生态涵养、传承农耕文明并延续个体身心健康的养老和农业高层次需求，而县域地区则通过资本技术下乡，进一步推动老人农业的现代转型和可持续供给并为高龄农户提供可靠医疗保障（图3）。4 脱贫地区乡村老年
40、农户可持续生计作用机制及实现路径 4.1积极老龄化视阈下可持续生计作用机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国务院，2022）指出人口老龄化常态时期老年人需求结构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上述政策皆为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然结果（胡湛 等，2018）。脱贫地区乡村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即老年农户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主要源于人口结构调整与地域、场域空间信息不对称，从而打破了“乡土中国”时期相对和谐的人地关系，而起重要中介作用的“业”（丁建军 等，2018），即老人农业和老年农户生计重要补充的家庭养老
41、，由于人地关系失衡造成内卷化、原子化的困境。现阶段老人农业多为迫于养老压力和代际剥削的被动式参与，其粗放碎片化和无组织发展在老年农户高龄阶段导致生计的不可持续。由于部分研究受限于乡村发展的内生主体对象，将老年群体视为乡村振兴的阻力因素。此外，传统文化理念还习惯将“老”认同为“衰弱”，这既缺乏对生命伦理和生命周期的现代解读，也不利于老年人在其健康余寿内对于自身能力的发挥。因此，需要在积极老龄化视阈下，融合不同年龄的个体和更大的空间范围，对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进行研究，即结合不同生命周期老年农户的生理需求特点，重塑地域、场域空间，进而提升老年农户日常农业生产、社交生活、绿色生态的接触机会
42、，这是实现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的有效路径。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003）中提出“健康”“参与”“保障”3个积极老龄化战略维度，包括行为健康、身心健康、公共服务、社会参与、环境适老、就业保障共6组指标，从以往“基于需求的索取者”的老龄观转向“基于“理性小农”出自波普金的理性的小农，“道义小农”出自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图3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耦合关系Fig.3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rural elderly farmers in poverty alleviati
43、on areas2108屈野等：积极老龄化视阈下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融合个体空间的路径探析11 期权利的创造者”，认同老年个体的社会价值，根据生命周期历程进行主动干预，并积极营造适老化的空间环境。区别于城市地区应对老龄化提出以无障碍建设优化流动性为主导的“老年友好城市”理念，对于脱贫地区乡村，需要为老年农户营造低阻力的地域、场域空间，以提供更多参与接触机会的可持续生计环境支持，促进长期健康独立在地养老，进而提升乡村空间活力和社会稳定。鉴于国家层面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宏观政策背景，并考虑到脱贫地区发展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在老龄常态化时期，需充分发挥该地区乡村社会网络优势，调动老年农户
44、个体作为乡村人力资源的重要构成，以多层次年龄结构为主体，基于权利的乡村参与式养老体系建设和保障老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第六产业的引入，才是解决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的根本出路。区别于城镇地区住房市场化诞生的“以房养老”，本文提出脱贫地区乡村“在地可持续生计”的可能性：1）在“互助养老”和“时间银行”的基础上，老年农户根据生命周期历程，在低龄阶段从事健康生产型农业并对邻里高龄老年人给予一定的生计资本补充，而在其高龄阶段与低龄老年农户衔接形成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互助接力式养老闭环；2）通过县域就近城镇化和第六产业发展，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促进以家庭为单位的就近兼业化和城镇化，重塑血缘纽
45、带；3）通过乡村空间适老化重构，从而协调传统老人农业的内生性发展短板和后乡土时期乡村养老结构制约的生计异质性矛盾。考虑到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和老年农户的群体特殊性，其可持续生计的实现需要在人地关系变化和地域分异下，结合个体行为对社会经济、空间格局的多要素适老化重构。因此，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需融合个体（人）、场域（业）和地域（地）3个维度，实现积极老龄观的建构：1）需要结合老年农户个体随生命周期的生计资本和养老需求动态变化，以行为嬗变的方式延续老年农户机能健康，并为空间层面适老化重构奠定个体行为差异与生计需求的微观尺度基础；2）通过场域空间适老化转型，逐步引入现代化多元生产要素，协调
46、老年农户生计的参与机制可持续；3）通过地域空间适老化重构，结合老年农户生命周期动态生计资本差异，支撑老年农户生计的物质保障可持续，综合响应积极老龄化中“健康”“参与”“保障”3个维度。从而实现基于权利的积极老龄观，使得老年农户个体能真正融入到适老化的乡村空间环境中，形成个体行为适老、场域空间适老、地域空 间 适 老 的 可 持 续 生 计 整 体 格 局 与 研 究 范式（图4）。4.2融合个体空间的可持续生计路径个体行为是在客观条件下对空间的感知反应（周洁 等，2013），而空间的关系基础往往是建立在个体层面的因果驱动，因此每一个空间重构的设定都要建立在相关行动者的假设上，从而让设定更加充分
47、（李文钊，2018）。单一尺度研究视角下乡村地域、场域空间客观指标不能准确反映不同生计资本差异的农户在日常活动、生计行为过程中的“实际接触空间”。且单独基于空间的研究视角是假设个体作为空间结构的被动接受者，忽略了个体差异面对大尺度空间的适应调整策略（刘志林 等，2022）。即便生活在同一乡村，不同生计资本的农户面临不同的空间阻力，其日常活动和时空特征也呈现显著差异。老年农户个体相比中青年农户，因身体机能随生命周期下降，导致生计行为多样性受限，生计策略也由基于现状静态家庭总收入最大化的结果导向，转为随生命周期变化以在地健康养老为目标的动态稳健过程（图5）。因此，需要关注老年个体主体要素具有能动性
48、的特征，即老年农户在不同生命周期对于空间的适应协调能力，进而通过对地域、场域空间的适老化重构与转型，化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在保障健康的基础上提高老年农户的主动参与性，从而构建脱贫地区乡村在积极老龄化视阈下的可持续生计路径。4.2.1个体生计行为嬗变以人地关系为纽带，引导老年农户全生命周期身心健康可持续鉴于农业核心地位，小农经济时期传统乡村人地空间格局是基于耕地的空间分布，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高度融合的土地利用模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迎来大规模增长，人地关系出现失衡，造成脱贫地区乡村低龄老年农户的生活状态基本呈现“稳而过劳”的无休特征，到高龄阶段呈现“病而不休”的生计困境，“一天到晚干活
49、，闲不住，尤其是三四月份插秧，八月份收稻谷的时候一天基本十小时干活”（I-12），“我儿子低钾血病，现在干不了重活，她（妻子）乳腺癌17年做了手术花了两万多，我自己也有高血压，现在也消停不下来，像是我们农村就怕得病。”（I-13）农户的生计可持续与其自身健康状况密切相关，为充分发挥不同生命周210943 卷热带地理图4积极老龄化视阈下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作用机制Fig.4The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rural elderly farmer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from the persp
50、ective of active aging图5农户个体可持续生计的代际转换过程Fig.5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farmers individu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2110屈野等：积极老龄化视阈下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融合个体空间的路径探析11 期期老年农户在积极老龄化视阈下的个体健康参与行为，使其与地域、场域空间产生良性互动关系，从而精准刻画微观农户尺度对外部空间的适应匹配过程，满足不同年龄时期、不同生计资本差异的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需求。既往研究多从静态脆弱性角度出发，从而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