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毕沅、足立喜六与汉阳陵 从西安明城墙北门出城直行20多公里，跨过渭河，高大宽厚的黄土台原景观立即扑入眼帘，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座台原西起今咸阳兴平市，东连西安高陵县，北接咸阳泾阳县，南达渭河北岸，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13.5公里，地势开阔，景致优美，自古以来就是帝王们营建幽宫的理想地带。西汉十一位皇帝，除汉文帝刘恒、汉宣帝刘询分别葬在长安城东的霸陵和东南的杜陵外，其他九位皆埋葬于此，因其中的高祖刘邦长陵、惠帝刘盈安陵、景帝刘启阳陵(图1)、武帝刘彻茂陵、昭帝刘弗陵平陵等五座陵旁均建有安置豪强、守卫陵墓的陵邑，因此这里也被称为“五陵原”。 今天，随着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五陵原上的
2、汉阳陵，因建有世界上第一座全地下的现代化遗址博物馆而蜚声海内外，成为国内外游客访古寻幽、凭吊兴亡的绝佳去处。但是，这种繁荣景象也是近几年才逐步形成的，此前的景致则全然一派“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般的凄凉，今昔盛衰的巨大反差令人唏嘘。透过历史的蒙太奇，让我们先来回顾汉阳陵建设的基本历程：西汉王朝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即位的第4年（公元前153年）“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选择位于五陵原最西段的原秦弋阳乡作为陵址，并取“弋阳”两字中的“阳”字作为寿陵的名称（见马永嬴西汉陵称小议，文博2000年第3期）。“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史记孝景本纪），建造连通长安与寿陵的桥梁，并
3、以优厚待遇招募愿意日后迁徙阳陵的达官和平民，正式拉开了阳陵营建的序幕，此后便开始集中大量刑徒，营建帝陵、帝陵外藏坑以及南北区从葬坑等地下设施。汉景帝中元“四年（公元前145年）春三月，起德阳宫”，建成这一阳陵陵园中最为重要的礼制性建筑（德阳宫为景帝陵园的陵庙，因当时景帝健在，故避讳称庙而称为宫），并陆陆续续修建了多处祭祀殿堂和房舍，基本完成了汉阳陵的主体工程。后三年（公元前141年）春正月，景帝驾崩于长安未央宫，2月入葬阳陵。汉武帝元朔4年（公元前126年）景帝皇后、刘彻生母皇太后王氏驾崩，与景帝以葬在帝陵东北450米处的独立陵园中(图2)的同茔异穴方式合葬阳陵，这时阳陵的建设才全部竣工。建成
4、后的阳陵，双茔高耸，殿宇巍峨，气势森严。根据汉代礼制：天子即位的第二年便开始组织人力、物力为自己预制“寿陵”，并将天下财赋的三分之一用来承担修陵及放置陪葬品的费用。因此陵墓的规模及陪葬品的丰富豪奢都如同是皇宫在地下的再现。正因如此，这座巨大的宝库也吸引着那些虎视眈眈、跃跃欲试的盗墓贼的贪婪目光。汉光武帝建元3年（26年）伴随着赤眉军攻入长安的弥漫硝烟，汉阳陵在它建成之后的第154个年头连同所有西汉皇陵及王公大臣墓葬一起，惨遭赤眉军盗掘，所盗珍宝全部成为赤眉军的军饷。从此，汉阳陵即噩梦连连。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靠着镇压黄巾起义而独霸朝政的董卓又命人再次盗掘全部西汉陵墓。至此，汉阳陵彻底衰
5、落，一代明君倾毕生精力建设的永恒之梦化为乌有。尽管后代王朝多次下诏维护修复古代帝陵，并每三年以帝王之礼的太牢为祭品，派遣重臣前往致祭，但仍然难以挽救其颓势。至清朝建立后，清政府出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多重考虑，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谕陕西诏，首举历代帝王陵寝在秦中者，有司照例以时致祭，及名臣贤士坟墓俱严禁奸民掘毁，嗣是春秋祀事载在会典而外，举凡国家有大庆大典，特遣重臣亲齎牲帛，展事诸陵”（乾隆西安府志卷六十三古迹志下陵墓一）进行了一些保护和祭祀工作。但到200余年前的清朝乾隆时期，汉阳陵等汉唐帝陵已是“隧埏半已榛芜，封树亦多残刦”（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下文简称图志）的破败光景，当地人氏随
6、意放牧、取土、砍伐树木，加剧了古迹的损坏。面对这种景象，一位状元出身的陕西巡抚心存不忍，决心动用行政资源扭转这种颓败，因而包括汉阳陵在内的所有关中地区的汉唐帝王、贤臣陵庙的悲惨命运出现了转机，这个人便是毕沅。 毕沅（17301797），字湘蘅，一字弇庵，号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清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25年（1760年）中进士第一。历官翰林院修撰、侍读、左春坊左庶子。乾隆32年（1767年）后，出任地方官，累官陕西、河南、山东、湖广等省的巡抚、总督之职，晚年曾参与指挥镇压白莲教起义，是乾隆朝后期较为倚重的封疆大吏之一。当乾隆38年（1771年），毕沅正式升任陕西巡抚时，已是他在陕西为官的第三
7、个年头。其间，他修整河道，赈济灾民，恢复关中农业水利设施，也算得上是一位能吏。由于他能诗文，善金石，对经史、训诂、地理等学科都有涉猎，加之此时又在陕西任职，崇尚风雅的毕沅便将维护陕西所存历代遗迹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进行： 自莅任以后，每因公经过各府、州、县，凡有陵墓所在，必为下车，瞻拜谘访。与省僚集议令各守土者即其丘陇茔兆，料量四至，先定封域，安立界石，并祝土墙。墙外各拓余地，守陵人照户给单，资其口食，春秋享祀，庶古迹不就湮芜。（图志卷八郊邑） 在任陕西巡抚期间，毕沅利用公务之余的闲暇时间遍访古迹，尽可能地给予保护和维修，并安定陵户、划分祭田，使这些早已无人祭祀的陵墓重新享受烟火。清乾隆41年丙
8、申（1776年）孟秋，时任“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陕西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级”的毕沅用隶书题写“汉景帝阳陵”5字，成为今天在汉景帝阳陵封土南面空地上依然耸立着的3块明清石碑中最高的一块。也是在这一年，毕沅集中为陕西地区留存下来的周秦汉唐帝王陵墓和名人祠墓以及大量古代建筑等题写并树立了正名碑石，对陕西古代遗迹的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一位有很高文化素养，并视保护文化遗产为己任的封疆大吏，毕沅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位热衷于出资延聘名士修书校书，然后再统统冠以自己名字刊刻流传的巡抚，其历史地理学功底却令人不敢恭维，经他认定立碑的古代陵墓，其正确性也是差强人意。 仅以汉阳陵为例，
9、阳陵作为西汉帝王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其地望、规模等信息，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后代史书中都有较为细致的记载。如东汉末曹魏初成书的三辅黄图记载阳陵曰“景帝阳陵，在长安城东北四十五里。按景帝五年作阳陵。起邑。阳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言明了汉阳陵的道里方位、建造时间与规模等，是研究汉阳陵基本信息的重要资料。其后，例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以及清代乾隆年间西安府志、关中胜迹图志等历史地理类著作及地方志等对汉阳陵的记载不绝于书，但是由于毕沅片面理解史记、汉书等古籍关于景帝与王皇后合葬阳陵的记载，错误认为“合葬阳陵”就是皇帝与皇后埋葬在同一座墓室中，从而把位于景帝陵东北的那座规模略逊
10、的王皇后陵误认为汉惠帝的安陵，混淆了人们对西汉帝陵制度与汉阳陵真实情况的认识。 其实汉景帝和王皇后是按照“同茔异穴”的陵寝制度埋葬的，这样做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严格的规范礼仪。礼记檀弓上第三之一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据大量考古实例表明，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夫妇异穴合葬已非常盛行，成为王公贵族竞相采取的丧葬形式。而到了西汉，这种葬制作为当时丧葬制度的主流，广泛运用于贵族的墓葬建设中。如1968年河北满城发现的与汉景帝阳陵几乎同时建造的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陵墓，刘胜墓墓门向东，其妻窦绾墓距离刘胜墓120米。1972年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1号墓墓主为利苍之妻辛追，2号墓男主人为轪侯利苍，3号墓墓主为二人之子，三座墓之间相隔20米。位于徐州市北部九里区的西汉楚王刘注墓，也是由两座相互连通的墓葬组成，而这两座墓中分别葬着刘注与其夫人。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加之受到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事死如事生”的传统观念影响，以帝后生前的生活场景来设置陵寝就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据史记高帝本纪载：汉高祖7年（公元前200年）2月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修建长乐宫，同年始建未央宫。自汉高祖崩逝后，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