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Working Paper No. 201814November 12, 2018本文已发表于世界知识2018年第22期 任琳：美国霸凌主义下，全球经贸体系将如何演变？1在历史上，美国本身就有着“灵活处置”国际法的传统。比如美国非常积极地在初创阶段参与了起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三次海洋大会，但等到签订在 即的最后时刻，美国却以国会没通过为由而不加入该项公约，实际情况是美国认 为该公约第十一部分有损美国经济利益。另一个例子就是根据WTO有关规则对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认定问题。按照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 15 条规定推定，到了2016年12月中国应自动获得该地位的认定，而美国却说必须经其国内认定
2、才行。其他国家或许也有对国际法虚与委蛇的行为，但没有像美国这么明目 张胆的，而且美国带头不守法给国际法治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更为严重。如此看来， 美国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打擦边球，利用模糊地带强调美国利益优先的行为，并不是新近才有的。因此，需要用一种大历史观来分析研究当下的世界，如此，很多的大国行为就变得清晰可鉴。只是，这种大历史观可能需要拉长时间线，不 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副主任、副研究员ISP2是五年、十年，而是五十年、近百年乃至更久远。 回答为什么会出现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之间打擦边球的现象，还要回到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特征上。除了上面廖凡老师说的国际
3、法的天然缺陷外，不同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所谓全球治理说的就是在这 样一个无政府社会中，没有强制税收筹集全球公共产品的情况下，进而用于治理 环境恶化、网络犯罪、金融危机等全球问题，国际社会依然需要通过规则、规制 乃至不成文规范约束以国家为代表的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克服“搭便车”，进而 避免公共产品进一步不足的问题。如此艰难的治理均衡如何才能实现？在全球治 理研究中，有一个词叫“自我实施”（Self-enforcement），就是说在国际社会这个“无政府社会”中，各行为体对国际法的遵守更多是“约定俗成”的，治理也可以是自我实现的。支撑全球经贸体系的规则能不能得到执行，更多的还是要
4、靠各行为体的自觉，用术语说就是要靠“契约精神”。美国对全球经贸治理的一 系列破坏行为中造成最为重大损害的也恰恰是这种“契约精神”。没有了这种“契 约精神”，国际法就难以产生实质性效果，其所支撑的全球规则体系也就难以实 现提供公共产品的功效，公共产品将面临严重赤字，全球治理将陷入失灵。 美国在经贸领域的霸凌主义行为之所以会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借助前面提到的大历史观去理解当下形势，“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虽然他 有自己的个性，比如说自我评价较高、比较专断、是迄今美国历史上动用总统行 政命令最多的总统等，但出现他的这种对外决策方式无疑蕴含着世界格局发展到 这个阶段所带来的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5、。回顾世界历史，一个国际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大国在发现有一个可能挑战自身权威的新兴力量出现，且新兴国家力 量的增长达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它往往都会变得非常谨慎。美国在确立了其 支配地位后就是这样对待历史上的苏联和日本的，触发这种情绪的恰恰也是这两 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迈过了美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这个点，不少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三分之二现象”。今天的中国，尽管还面临着优化经济结构、ISP3提高发展质量、提高人均GDP等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但在美国看来，论体量中国无疑已经到达了让美国警惕的“临界点”，进而被美国视为需要认真对待的“对 手”。之前，很多人都认为，中美两国深深的经济相互
6、依赖关系会保证或起码是 有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和良性发展，但现在恰恰是在这个人们普遍认为是两国关 系最好的、最有发展前景的、最值得依赖的经贸领域出了问题。这就不得不让研 究者们反思：中美两国关系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质变阶段，而在这个 阶段，传统的以经济促政治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已不再那么适用。 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中美两国都还未准备好进入这样一种新的双边关系之中，也没有想好未来要将这种新的双边关系塑造成什么样子。在中国加入 WTO之初，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想到中国能在WTO的规则框架下发展得这么好、这么快，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对美国来说，这只是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表现出 来的一个方面，更
7、不用说全球化给美国国内带来的冲击了比如上面廖凡老师 所说的收入差距增大、就业岗位减少等。所以，在当今国际大潮下，各国面对的 内外不确定性都大大增加了。在这种背景下，会出现特朗普这样的把国内矛盾向 国外“转移”、强调“美国优先”，并试图退回“确定的过去”的政治人物，也 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未来一段时间内，在美国霸凌主义、保护主义的冲击下，国际社会无疑会出现相当程度的公共产品赤字、全球治理缺位。一些观点认为，今后中美关系可能 会持续恶化，特别是如果特朗普谋求连任成功的话，全球经济治理的乱象将会加 剧。但我个人并不是持完全悲观的态度：如果可以克服战略误判，加以积极引导，中美两国的关系不是没有走向建设
8、性发展道路的可能。中美关系完全可以演化为 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因为竞争并不必然是恶性的，也可以是互相促进自身能力 提高的、实现两国各自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 促成谈判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也要考虑中美两国的国内承受能力。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日本，1985 年其之所以会接受广场协议，也有要利用美国方面的压ISP4力倒逼国内改革的考虑。尽管当时的日本政府也预料到了这个协议会带来一定的 经济泡沫，但其没想到的是带来的泡沫太大了，结果是整个国家的经济都随着泡 沫的破灭而一蹶不振。部分东京郊区的房价跌了三分之二，足以显示泡沫破灭对 日本经济带来的冲击之大。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未来中美两国开展谈判，在力 图避免“
9、修昔底德陷阱”自我实现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两国各自的承受能力。中美两国一定要坐下来平心静气深入地谈，无论是涉及国有企业还是知识产权保 护问题，一定要细加斟酌，要考虑到塑造共识的积极目标，也要考虑到本国的实 际情况。 未来的全球经贸体系会对其他行为体、特别是中小行为体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尤其是对较弱小的行为体来讲，如果既成全球经贸体系遭受到来自美国的很大冲击，它们将很可能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因为在全球治理缺位的混乱时期， 暂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将可能趋近霍布斯式的丛林法则，越是弱小的行为体，越可能成为霸权国提高要价、重塑全球协议的牺牲品。毕竟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 要求重塑规则体系，没有顾全中国等
10、新兴国家利益，也没有顾全欧洲、日本等盟 国利益，更不用说会顾及弱小行为体的利益，甚至中小国家很可能成为其宰割的 对象。这也正是中国坚持维护现行全球多边体系基本原则不可动摇的原因，也是 由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定位所决定的。 今日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庞大，但客观讲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仍处于相对弱势，而中国也暂且尚未从操作层面设计好一套全球治理的新设想。要形成成熟 的全球治理方案，还需要艰苦的实践和探索。中国一贯是国际规则的遵守者、拥护者和改革者，也为未来完善和改革既成治理规则确立了一个好的大方向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且在货币、金融、贸易、投资等多领域也都有了一些更能代 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
11、基本想法。相信这些积极举措也会为进一步完善未来的全球 经济治理格局、改变胶着的现状做出贡献。 前面谈到中美两国都还未准备好进入一种新的双边关系之中，这里想强调在ISP5这样一种情况下，两国更有必要增进政治互信，避免战略误判带来冲突升级。有 学者认为，其实美国当前将上升中的中国定性为“Competitor”，即竞争者。在中文的语境中，却很容易将之理解为“对手”乃至“敌人”，这种解读方式包含 了很多的“冲突”含义在里面。但英文中的“竞争者”和“对手”首先是对对方 实力的一种肯定：认为其已经很强大了，成为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了。 所以，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方面当前更多的还是把中国视为需要警惕、需要重新 审视和认真对待的“对手”，不一定意味着两国已经进入你死我活的博弈中了。只是这个特殊的历史“临界点”让两国都变得很敏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形势下， 如果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冲突也可能是一触即发的。无论是特朗普的贸易霸凌 主义，还是其试图颠覆当前全球治理既成规则的行为，都有着重新审视中国的含义在里面。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自我实现，两国都应 努力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培育战略互信，而不是任不确定性蔓延乃至进一步恶 化当下形势。 I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