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诺斯经济增长论对中国的启示作用陈玉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后进行两次制度改革，先是经营权的改革，包括扩权、让利和实现责任制，后是所有权的改革，包括抓大放小、调整布局和实行股份制。当前，中国各个社会群体暴力倾向的涌动，表明社会矛盾激化，其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因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各类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利益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在一个社会中由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法律制度决定的社会具体利益制度安排不合理。而作为新经济史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1993 年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格
2、拉斯诺斯的经济增长论，对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精辟地解释了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将新古典经济学中作为外生变量的制度看做内生变量，特别是他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经济现实和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可以得出诺斯的制度演化理论更注重对制度短期内的调整研究，强调连续性的变革，及制度变革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是“体制内”的致富理论，这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相适合。在今天，国人在经历了长期的贫穷后，寻求富裕的愿望日益强烈，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求富的理论
3、，成为在中国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可以得出诺斯的可借鉴之处。由于诺斯理论较强的解释力，又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现实的需要，诺斯的制度变迁思想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欢迎。吴敬琏对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了初步的介绍并就其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对于中国改革的意义作了分析。此外，还有易宪容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归结为一种合约理论，并对之特点进行介绍和分析。国外学者福格尔概括了诺斯在利用经济史发展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在于提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制度形成的交易成本对制度安排有重要影响，明确区分组织和制度，提出偶然性在制度变迁中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Back、Myers 及 Gunderson 等也用诺斯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来分
4、析不同问题。为此，笔者特撰此文，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如有不周之处，敬请提出批评和指正意见。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虽然摆脱了数千年的“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但同时，也出现了所谓的“大分流”的现象，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长期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基本上都一致认为技术变革是近代西方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理论界也一真把近代的产业革命看作欧洲经济增长的原点。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在研究经济增长原因的推动下，把制度因素纳入了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来。制度变迁理论中所讲的制度被定义为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诺斯称之为“制度安排”。所谓
5、制度安排是指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并且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接在一起，通过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段历史故事，诺斯将制度整合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分析中去，以此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转变。诺斯于 1920 年 11 月 5 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父亲是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少年时期，他随父母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加拿大的渥太华、瑞士的洛桑以及美国纽约居住过，并在这些地方读了小学和中学。后来，诺斯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并成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笃信者。1942 年，诺斯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学位。二战结束后，诺斯
6、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52 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写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美国人寿保险史方面的研究。诺斯根据自己早期对美国经济史的多方面研究，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很多相似之处，即推动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诺斯建立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通常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将制度看做成一个变量，而后者将制度看做是既定的和已知的；但两者又有着相同点，就是都以收益最大化原则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但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欧的发展也是因为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从方法论上讲，诺斯注重理论与历史的结合，制度的变迁是历史演进的源泉。诺斯
7、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穷国为什么穷，富国为什么富”这个古今中外长盛不衰的话题。他说，“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关键疑难问题是，如何解释历史变迁路径差异甚大的原因，不同的社会是怎样分叉的？怎样解释它们的绩效特征差异甚大的原因？穷国与富国之间、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比曾经存在的差距更加拉大了，怎样解释这一差距？”基于他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重新书写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按照过去的理解，人类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投资积累、专业化分工等。但是，在诺斯看来，这“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要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
8、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诺斯的这种将增长归结为“制度”的经济增长理论，在他的1600 一 1850 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得到了和很好的体现，诺斯认为，虽然 16001850 年间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多大的发展，但由于对海盗行贿，或者提供护航服务，海洋运输变得安全可靠，从而使得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因此认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诸如他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
9、入的增长必然比人口增长的更快，一旦社会上没有刺激去从事经济增长的活动，那么社会经济将处于停滞状态，并且会导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续增长。投资和合创新是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有时却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原因在于没有实施所有权制度，海盗的最终消失也是因为舰队在国际上实施所有权的结果。所有权的建立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所有权，就不会有人拿私人财产去冒险为社会谋利益。而所有权置于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之内，创造新的所有权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这些新的制度安排能使其实现规模经济，提高效率，鼓励创新，减少市场不完善。我们可以把政府看成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由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当产品增
10、长快于人口增长时，就会出现经济增长，当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有利时，也会出现经济增长。1973 年，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经济史出版，这是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形成完整体系的里程碑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诺斯指出，市场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确立了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按照这个逻辑，英国之所以爆发工业革命，就有了制度的必然性。早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英国无论在现代财政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还是金融制度层面都已经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扫除着种种的障碍。无论是 1215 年限制王权的大宪
11、章，还是 1624 年出现的人类最早的专利制度，包括 1694 年全球第一个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 1773 年成立的伦敦证券交易所。这些保护技术产权，并且能够为技术的发展提供金融环境的制度都出现在英国。诺斯的解读，也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印证，在希克斯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本质上不是技术革命，而是金融革命。因为工业革命时期那些技术其实早已经出现，而只是在有了股份公司、现代证券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之后，技术才成了最重要的生产力。诺斯认为，社会需要技术进步是一回事，人们是否愿意投身于技术创新以及由此决定的技术进步率是否加速则是另一回事。诺斯异常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对经济增长的见解，这就是：“除非现行经
12、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而他认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为此，中国绿色经济陈玉荣博士认为，诺斯的国家理论，将马克思和契约论学者的思想综合起来，他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基于一种“暴力潜能的分配”。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诺斯认为，契约论解释了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但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其后的最大化行为，而掠夺论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然而，两种理论都是不全面的，正是“暴力潜能”的分配理论使两者统
13、一起来。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的平等分配，而掠夺论假定不平等的分配。然而，国家的存在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为国家在产权的界定中起决定性作用。诺斯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国家模型，博弈的基本规则是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租金得到最大化。第二个是降低交易费用的基本规则，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该模型提出了竞争约束与交易费用约束。这两种约束往往会造成产权的无效率，但统治者有势力的选民的反对，认可了这样的产权结构，不考虑对效率的负面影响。有效率的产权与无效率的产权相比，交易费用减少了，有可能会使国家的税收增加，但却导致了更加
14、激烈竞争的产权结构。一个国家的增长过程是内在不稳定的，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也就是说，要想建立高效率的，稳定的经济结构，离不开对其起支持作用的政治制度。国家是诺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使经济增长或衰退的产权结构都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诺斯认为，国家的权利无限大，国家对制度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不仅可用于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更可以解释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崛起和经济奇迹。按照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过去 30 多年中国的高增长无疑是因为制度变迁导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从联产承包，到自发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从公司制度
15、的引进到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建立，以及在金融、劳动力市场等等方面的变迁，都成为过去中国经济过去增长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自 1978 年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断前进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企业改革经历了艰难的历程，走了一条渐进演变的道路。诺斯西方世界兴起一书中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增长必然要求形成一种制度安排来激励人们增加劳务活动，减少闲暇时间，做出更多的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进步与技术进步，增加相应的报酬，提高经济效益。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与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建立密切关联，在从产权变革的角度看，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营权的改革，
16、主要是探索搞活国有企业的各种经营方式，采取了放权、让利、实行责任制等改革办法。第二阶段是所有权的改革，主要是探索发挥国有经济作用的战略定位，采取抓大放小、行业布局调整、推行股份制的改革措施。中国的改革经营权，明确所有权，完善各类法规制度及加强制度实施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无不充分证实了诺斯所强调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斯早期的制度变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下面具体阐述一下中国两个阶段的经济制度改革：第一阶段的经营权的改革，是指以经营权为主的国有企业，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围绕着责、权、利三个方面进行的，突出特征是扩权、让利和实行责任制。在改革初期，从行政分权到对国企
17、放权，是改革的一大进步，有利于企业发挥主体作用，是国有企业向正确路径迈出的第一步，随后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过程中，首先下放企业内部管理权，增强企业内部活力，但由于改革不配套，出现了企业生产与管理不协调的问题，政府减少对企业的管理权，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逐渐实现了政企分开。调整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是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实行责任制以后，企业的经营状况明显好转。第二阶段的所有权的改革，与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经过 1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市场供求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短缺经济转变为买方市场，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体制上有缺陷的国有企业不适应这种形式
18、的竞争，经营上陷入了困境。由于形式所迫，必须进行所有权的改革，有的小型国企实行了股份合作制，将企业净资产卖给职工，国有资本全部退出。也有的小国企可以实行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但必须发展一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大型企业集团，这就是抓大放小的思想。针对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等情况，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关于发展股份制的政策也是渐进的，初期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受到排斥，但后期股份制的可适用性得到人们的认可，成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一种选择。回顾中国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年所采取的基本制度改革思路，联系诺斯早期的制度变迁理论思想，证明了诺斯的产权
19、清晰，降低交易费用可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以及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并且在中国的改革中得到了证实。中国绿色经济陈玉荣博士认为，诺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诠释英国式的制度变迁。但是，即使在英国式的连续性制度变迁中，也会有林肯废奴、罗斯福新政这样的改变国家旧制度的剧烈变革。而对于实行其他现代化模式的国家来说，虽然国家依然是那个国家，但是政治制度却可能因为非连续性的巨变而完全不同。因此不研究新的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就不能理解很多国家的制度变迁。另外，我们也不同意诺斯关于非连续性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因为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很多非连续性变迁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引发的，比如苏联的解体，一些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中断，甚至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失败。这样，我们在此提出制度变迁中的常规时期和关键时刻，很多国家的常规的制度变迁样式都是由关键时刻所确立的制度而决定的。在常规时期，确实如诺斯说政治制度决定一系列制度安排上的变革，“政治制度（无论是正规的或是非正规）可以为演进性变迁提供一个周密的框架。如果这一制度框架的没有演进，参与交易的双方就没有一个解决争端的框架，从交易中获取潜在收益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但是当国家失败即旧制度无法正常运转而需要政治转型以建立新制度时，或者当制度结构中的一部分如经济制度失效而政治制度依然正常运转时，新制度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重要国家经历了这样的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