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六、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内涵解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描绘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21年1月2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实现共同富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提出一系列要求。一起学习！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追求。
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优质时评以拓荒牛精神，开拓共同富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人民要过上美好生活，还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既定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3、，第一个奋斗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而2021年则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实现新百年的奋斗目标，“拓荒牛精神”仍然是我们迫切的需求。拓荒牛精神，曾经唱响春天的故事，激励我们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30多年前，深圳的创业者们正是发扬了“拓荒牛精神”，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将一个贫穷的边陲小镇，开垦成为一个国际性现代化城市，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亮丽窗口。“拓荒牛精神”，就是一种开拓、勤勉、奋斗、拼搏精神。假如不曾见过严冬的万物凋零，又怎会有看到春天蓓蕾绽放时惊喜！也正是“拓荒牛精神”，唱响了一曲春天的故事，让改革开放的春天，唤醒了贫穷小镇的热土，开拓创新的深圳人，走上了伟大的“拓荒”之路，实现了一位老
4、人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发扬“拓荒牛精神”，在十三五的收官之年，我们的嫦娥五号实现了首个无人月面取样返回的伟大壮举，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的战斗任务取得圆满胜利。映射出中国航天脚踏实地的精神和开拓创新的风采。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拓荒牛精神”同样激励着我国的科研人员奋力攻关，超常规“加速”推进新冠疫苗的研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得中国研制的疫苗其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获多国认可。拓荒牛精神，将会续写春天的故事，鼓舞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目标。2021年既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是新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春风正徐徐吹来，而春天的故事还需要我们继续唱响，并为之续写更多开拓创新的新
5、内容、新含义。正如身处改革热土的深圳人，发扬“拓荒牛”的特区精神，始终保持“闯”的劲头，为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开拓创新，努力拼搏。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我们实现新一轮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不断把蓝图化为现实，不断将梦想圆成现实，尽管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有许多面临的突发困局，但“拓荒牛精神”会始终鼓舞我们在各项领域顽强拼搏，攻坚克难。不断开拓共同富裕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正在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进，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是中国人民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因此，继承
6、伟大的“拓荒牛精神”，共同富裕的新百年奋斗目标一定会实现，春天的故事还会永续唱响。让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探索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推进一系列重要实践。1996年，党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殚精竭虑、倾注心血。闽宁两省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明确的路径，聚焦脱贫攻坚，加强长期协作，推动宁夏坚决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探索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共同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我们改革开放，不搞平均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不能不管其他地方，要共同富裕。”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下，福建用先行经验带动宁夏借力攀登，用发展资源激活宁夏基础资源，用创新活力释放宁夏潜在活力，把“马上就办”作风、“网格管理”模式、“精细精准”服务等先进经验植入宁夏大地，鼓励福建企业到宁夏发展菌草、葡萄酒、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群众增收致富有了源头活水，形成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走出一条东部扶西部、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要注意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展。”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注重以东部之长补
8、西部之短，以先发优势促后发赶超，推动闽宁两省区互补性、双向性、联动性发展。25年来，闽宁两省区坚持党委政府、市场企业、社会各界相结合，不断扩大“融”的领域、丰富“扶”的形式、拓展“合”的平台，通过福建技术+宁夏转化、福建市场+宁夏产品、福建企业+宁夏资源等形式，推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从单向扶贫解困到经济合作、产业对接、商贸往来互利共赢，从单一经济援助到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人文科技多领域全面合作，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已成为东西扶贫协作的典范。走出一条“多数”帮“少数”、共同进步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长期聚焦
9、西海固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群众，调动社会各方资源、集中各方力量开展帮扶，形成了汉族帮少数民族、多地帮宁夏一域、多数人帮少数人的局面。25年来，闽宁两省区坚持项目、资金、政策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倾斜，福建30多个县（市区）、85个乡镇、134个村（社区），与宁夏9个贫困县（区）、105个乡镇、129个行政村点对点、一对一开展帮扶，省级财政援宁投入19.56亿元、对口帮扶市县援助资金7.11亿元，全部投向贫困地区。走出一条外力促内力、共同奋斗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外力帮扶非常重要，但如果自身不努力、不作为，即使外力帮扶再大，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只有用好外力、激发内力，才能
10、形成合力。25年来，闽宁两省区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坚持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相结合，大力宣传福建人民“敢拼才会赢”的精神，大力弘扬宁夏人民“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大力推广脱贫致富的典型经验做法，引导贫困群众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靠勤劳双手摆脱贫困、发展致富。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抓住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经过实现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就是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现实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11、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25年来，闽宁两省区紧扣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向贫困发起总攻，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施移民吊庄，挪出“穷窝子”。宁夏西海固地区史称“苦瘠甲天下”，曾被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1997年，习近平同志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实施“移民吊庄”工程，把生活在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讯不通地区的贫困群众搬迁到靠水、靠路、靠城、靠市的地方。宁夏在福建的大力支持下，科学规划安置点，统一建设安居房，配套建设水电路网等设施，统筹抓好产业、就业、社会融入“三件事”，累计搬迁安置移民123万人，从根本上解决了“一方水土养
12、活不了一方人”的问题。习近平同志亲自命名和推动建设的闽宁村，从昔日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大力发展产业，改变“穷日子”。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伊始，习近平同志就鼓励福建企业到宁夏等中西部地区投资兴业，达到“东西合作，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目的。闽宁两省区注重发挥企业主体带动作用、政府服务保障作用、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帮助贫困群众选准产业、选对路子、选好项目，全力做好政策支持、技术供应、品种改良、市场营销等服务工作，探索出“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贫困群众”模式、海原“华润基础母牛银行”等经验做法，把“小菌菇”“小葡萄”“小菜心”发展成为大产业，实现特色产业助脱贫。坚持兴学
13、重教，拔掉“穷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教育精准脱贫，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闽宁两省区把教育作为拔穷根、管长远的民生工程，完善政策保就学，改善条件强基础，资源共享提素质。发挥福建在教育方面的优势，深化教育扶贫结对帮扶，在宁夏贫困地区援建希望小学200多所。通过“互联网+教育”联合开展教育培训，保障学生能上学上好学、劳动力学技术能就业，实现了就学培训一人、成功脱贫一户、示范带动一方。改善生态环境，摒弃“穷路子”。推动贫困群众从生态环境脆弱的地方搬出来，既有利于脱贫，也有利于生态改善修复。宁夏的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互为因果，贫困群众一度靠山吃山，过度开垦、过度砍伐、过
14、度索取，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25年来，宁夏统筹做好贫困“减法”和生态“加法”，综合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整治，大力发展经果林、特色林产业，把昔日的“秃头山”变成“花果山”、贫困村变成度假村、贫瘠区变成风景区，实现了从与自然相互抗争向与自然和谐共生转变。完善社会保障，解除“穷绊子”。住房、看病、养老支出大、负担重，是贫困群众的“绊脚石”。宁夏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啃下贫困硬骨头的重要举措，连续多年实施危房危窑改造工程，让170多万困难群众住上安全房；投资近40亿元建设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西海固地区113万人告别了苦咸水；推行贫困人口健康扶贫政策、基本医保、大
15、病保险全覆盖，减轻贫困群众看病负担；扩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综合用好低保、临时救助、高龄津贴等政策，解决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问题，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一户、不少一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提供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宝贵经验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实践历程，是一个消除贫困、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的奋斗历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积累了宝贵经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情况之复杂、任务之繁重、压力之巨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16、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推动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以坚强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充分彰显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新时代，我们走上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保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在宁夏脱贫攻坚进程中，党中央给予了大力支持，有关部委和中央企业积极开展定点帮扶，尤其是福建与宁夏真心实意结对、真金白银投入、真抓实干帮扶，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充分发挥
17、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整体与个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合理调配各种政策、资源、要素、力量，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不断完善政策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起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责任体系，精准识别、精准脱贫的工作体系，上下联动、统一协调的政策体系，保障资金、强化人力的投入体系，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的帮扶体系，广泛参与、合力攻坚的社会动员体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福建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鼓励和引导闽籍企业、科技人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宁
18、夏脱贫攻坚事业，宁夏也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措施，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撬动、聚合作用，促进公平与效率相统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切实做到精准施策。贫有百样、困有千种，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一个方子包治百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为攻克贫困堡垒开出了良方。在推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闽宁两省区做好精准文章、下足绣花功夫，精准确定扶持对象，精准安排扶贫项目，精准使用扶贫资金，精准制定到户措施，精准选派帮扶干部，确保脱真贫、真脱贫。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
19、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民族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一个样本套到底，必须贯彻落实精准方略，坚持精准施策，务求见到实效。发展式扶贫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在“精准脱贫”阶段，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贫困治理模式发展式扶贫。发展式扶贫的本质是共同富裕，是一种全民福利，运用财政资金、通过市场化机制，将经济活动所得以福利形式惠及贫困人口。这种以福利分配为目标的贫困治理，超越了西方的“福利国家”模式。对西方“福利国家”的一种误读向公民提供基本的福利计划，诸如贫困救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补助等，已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广泛地介入民众社会权利的保护过程，以此形成的公共政策构成了现
20、代国家的核心制度。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也被称作“福利国家”。人们习惯于认为，发达国家的公民普遍享有社会权利，因此其社会福利的分配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这种认识是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一种误读。实际上，西方“福利国家”没有一个是基于公民的社会权利而分享普遍福利的。相反，政府常常利用福利政策，迎合那些能够为选举作出更大贡献的中产阶级，而不是那些分散的、缺少资源的底层人口。福利分配的政治化、功利化不仅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广大第三世界也十分盛行。福利分配的政治功利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福利分配是国家实施社会控制的手段。政治精英始终面临着来自底层社会的挑战，作为应对策略，需要对社会做出让步。统
21、治者同样意识到，社会福利能够抑制关键群体给政治带来的潜在威胁，比如产业工人。福利分配的社会控制功能还通过国家推行的免费教育得以实现，因为统一的教育标准与内容能够在年轻一代中培养政治认同。其次，福利分配能够提高政治合法性。民众社会权利的法治化对政治合法性建设能够产生积极效果。政治家常常以福利分配动员社会支持，公民对国家的政治信任也因此得到维护与提高。发展中国家也接受福利分配对合法性建设的价值。为满足人们对新制度的期待，政府优先考虑社会福利的再分配，以此提高合法性，实现政治巩固。最后，福利分配能够帮助政治精英稳定和扩大选民基础。那些教育水平较高、相对富有、职业更加重要的城市人口，如工人、知识分子、
22、基层官僚等，是社会福利优先覆盖的对象。拉丁美洲的政治精英擅长此道，以福利供给争取城市工人阶级或农民对选举的政治支持。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会承诺增加社会开支、改善公共福利，以此吸引更多选票。1988年，墨西哥总统大选，在任总统推出“国家团结计划”的福利政策主张，确保了选举的胜利。中国贫困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中国的贫困治理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无论是扶贫内容还是扶贫形式，都在持续追求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福利分配为导向的贫困治理模式，正是建立在一系列先进的思想观念基础之上的。第一，实行一个没有自身利益的强大政党的全面领导。西方发达国家的选举机制使得福利政策深受政党轮替的影响，政
23、策缺乏连续性与稳定性。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度，中国的福利分配是通过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推动和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人民的普遍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由此才能确保福利政策的持久性与连续性。第二，贫困治理需要建立在强大的中央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国家的财政能力决定了福利的再分配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原则。通过系统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国社会释放出强大的经济活力，中央与地方政府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发挥中央优势、调动地方积极性，国家运用财税杠杆，合理划分央地财政支出的范围与责任，建立起强化中央财力、尊重地方自主权的集-分结合的财政关
24、系。第三，福利分配不光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而且致力于扩展个人实现自由的“可行能力”。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的贫困治理没有局限于传统的福利计划，如公共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中国以福利分配为导向的贫困治理，致力于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一种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中国的公共福利不是简单的社会救济，而是通过产业扶贫，将产业发展的实惠回馈给贫困人口，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共享改革成果。第四，福利分配必须坚持均等化原则。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福利分配的等级制，在公民中实施不平等的福利分配政策。以人人平等、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重视通过福利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在福利分配过程中，不
25、以公民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来区别对待，为所有公民提供普遍平等的财富分享机会。第五，贫困治理需要依靠国有资本的再分配。私有制不利于公共福利的发展，公有制则超越了私有制的局限，国有资本能够以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方式参与贫困治理。国有资本的参与既壮大了扶贫的资金力量，又能够发挥专业扶贫的优势。第六，贫困治理需要实现精准化。既然扶贫的目标是改变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状况，实现共同富裕，扶贫资金和项目就必须能够尽可能准确地惠及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口。“精准脱贫”正是在总结多年扶贫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科学的扶贫观念。中国贫困治理的运行机制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通过具有可操作性的关键机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展示
26、了立体化的行动策略。第一，中央对财政资源配置的理性化。分税制改革以来，为落实国家的民生政策、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中央对扶贫财政资金集中配置，扶贫资金支出特别是大规模的产业扶贫、异地搬迁的项目投资，实行中央统一预决算管理。这种财政上的“双轨制”一方面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地创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有效地减轻了落后地区在贫困治理方面的财政负担。扶贫资金配置的权力集中化，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决心。第二，贫困治理的责任化。扶贫是否成为政府与干部的刚性责任，是决定贫困治理绩效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方面，政府之间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强调政府优先执行上述政策，从而
27、有力地保障了地方政府忠实地执行中央重大政策。行政责任考核制度也被引入到贫困治理中。从行政的角度而言，贫困治理的责任化是落实“精准脱贫”的保障机制；从政治的角度而言，贫困治理的责任化能够驱使地方政府不折不扣地落实党中央要求的“执政为民”的理念，将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放在工作首位。贫困治理的责任化在强调约束作用的同时，也引入了激励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在贫困治理方面大胆创新，带领贫困人口成功地走出一条产业扶贫的新路子。第三，在基层社会拓展政治网络。党中央要求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各级政府和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思想，将扶贫工作扎根每一个贫困户，为脱贫致富出谋划策、排忧解难。贫困治理当中的“结对子”“驻
28、村干部”“第一书记”等实践真正地落实了党中央倡导的“群众路线”精神。在“精准脱贫”阶段，党中央加大了联系贫困群众的力度，动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发挥各自优势，为贫困治理作出贡献。党中央也倡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贫困治理，听取贫困群众的意见，以实际行动为贫困户提供帮助。中国贫困治理超越了西方的“福利国家”模式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在根本上有别于西方福利国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本质。首先，中国以贫困治理为抓手的福利分配是一种“人民福利”，而不是“少数人福利”。宪法赋予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权利，显然也包括福利权利。其次，中国的福利分配是一种国家目标，是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
29、康社会”原则的福利分配。资本主义的福利分配是一种政治统治手段，是安抚选民的政党竞争的策略，福利政策经常随着政党竞争而发生波动。再次，中国的公共福利是一种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不是简单的社会救济，而是通过产业扶贫，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的能力，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资本主义的福利分配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托底式”的救济扶贫，是为了确保市场秩序和政治秩序而实施的功利性政策。这些国家不可能通过公共投资与产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富裕问题。以福利分配为导向的中国贫困治理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只有超越党争与自身利益的局限，才能使贫困人口获得稳定并持续的福利改善；盲目仿效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民主化实现社会富裕的第三世界国家，难免会陷入理论贫乏与制度枯竭的困境。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实现有效的贫困治理，必须在国家层面形成共识，将“共同富裕”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制定大政方针的基本原则；经济发展是贫困治理的“硬道理”，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贫困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通过改革，强化中央政府的制度权威，福利分配的财政资金必须实行中央集权；扩大与丰富福利分配的内涵与外延，转变传统的社会救济式扶贫的弊端，从被动、保守式福利分配向主动、开放式福利分配转变；公共福利实行全民均等化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8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