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六卷序 剑桥中国史第六卷译名的翻译说明于下： 中文译名依然采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Wade-Gilis sys-tem），在现 有拼写法中，这是英语写作中最常使用的翻译中文文献译名的拼法。有一些 例外情况，将在下面加以说明。 日文译名依然采用赫伯恩拼写法（Hepburn system）。 蒙古文译名采用田清波创制的拼写法，见鄂尔多斯字典，卷 3，古 代蒙古书面语词汇索引（北平，1944 年）。稍有变化的是将田清波拼法中 的q改为kh，r改为gh，改为ch，改为sh，改为j。 藏文译名采用萨拉特钱达达斯藏英大词典（加尔各答，1902年） 的拼写法。 波斯文译名采用国会图书馆的拼写法（they
2、 Library of Congress system）。 突厥文译名采用 V.M.纳德里耶夫古突厥语词典（列宁格勒， 1969 年）中的拼写法，但有以下改变： r改为gh，改为ch，改为sh。 汉文和日文人名按本身的习惯，姓在名前。中国和日本学者用西方文字 发表的论著，署名按照发表时的形式，有时名放在姓的前面（如陈学霖，作 Hok-lam Chan），拼写法亦可能不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 汉文地名依然采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除了一些英文文献中惯用的尽 管拼写并不标准的地名。地名表可参见施坚雅现代中国社会：参考书目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 1 卷，导言，第 12 页。现代地名
3、不用 连字符（如Hopei即今天的河北省），古代地名用连字符（如金代的河北西 路写作Ho-Pei，Hsi-lu）。 地图主要依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的标准历史地图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上 海，中华地图学社， 19741976年版；北京，地图出版社， 19801981年版）， 第6册，宋、辽、西夏、金；第7册，元。地图23和37采自远东古代博 物馆通讯，第59期（1987年），第214、215页。 汉文官名一般采用贺凯的中国职官辞典（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 年）的译法。但是，该辞典不能完全解决本卷涉及时代的所有问题。本卷所 述各王朝官名的用法经常改变，读者应该记住，被宋、辽、西夏、金和元经 常使用
4、的同一个官名，常有完全不同的职能，所以有时需要不同的英文翻译。 本卷叙事中，皇帝在位时用他们的庙号，即位前用他们的原名。表 14 列举了各朝皇帝的各种年号。 年代采用标准的中国纪年，而不是西方纪年。读者应该知道，中国纪年 能够正常地与西方纪年相对，但是并不完全吻合。这样，如澶渊之盟，就被 按中国纪年系于1004年，尽管签约的时间实际是在1005年1月24日。 鸣谢 由于在叙事中要涉及各种语言和文化，本卷的编者们面临复杂的时代及 其史料提出的重重问题。我们在此对所有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国际学术组织 的成员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要特别感谢牟复礼教授的支 持，他仔细阅读并评审了本卷的全文
5、；还要特别感谢詹姆斯盖斯博士，他在十年中处理了本卷和剑桥中国史其他卷的琐碎学术事务。我们还要感 谢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不仅撰写了本卷中的一章，还帮助编 者们审定了蒙古语、突厥语、藏语和波斯语词汇的用法；亦要感谢金淑文 （Soo-won Kim）女士，她帮助我们解决了朝鲜语的问题。 编写本卷用了多年时间，在国家人文科学基金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慷慨支 持下，本卷才得以出版。 崔瑞德 傅海波总编辑序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 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 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
6、 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 20世纪20 年代，而自70年代以 来汇集成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 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 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 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 10 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 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 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 另作论述。我们同样知道，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
7、发展为我们即将阐述 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 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 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随着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息息相 关，历史地了解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变得比以往更 加复杂。即使在史料增多和知识更加充实时，实际和理论仍是互相影响的。 单单概括所已经知道的内容就已成了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何况知识的 实际基础对历史思考来说是越来越必不可少的。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 样板，即各章均由专家在每卷编者的主持下写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8、剑 桥近代史共 16 卷，于 1902年至1912 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 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 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已被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尾声。近期在编写中的其他剑桥历史 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 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 任何单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 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 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
9、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 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其进展几乎没有 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 史学术成果，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 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 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 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 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 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革命性变
10、革的势头正在不断 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6卷本的著 作。从那时起，新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 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发展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 已经计划出15 卷，但仍将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 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 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 他们本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
11、世 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引人入胜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的第6 卷，英文原名是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直译为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于 1994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 版。按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剑桥中国史的通例和本书涉及的内容， 我们将本卷中译本的书名译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本卷分为9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其他6章专述元朝的 历史，另有导言和书目介绍分置前后，全书原文共计864页。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 本卷也不例外。导言的作者是本卷的两位主编，慕尼黑大
12、学名誉教授傅海波 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辽、金、元史研究专家，著 述颇丰，尤长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还担任第3章金朝历史的写作；后者则 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剑桥中国史秦汉、隋唐、明代等卷 的主编，在本卷中还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合写了第 1 章辽朝的历史。第 2 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学院教授邓如萍，她已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论 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 写本卷的第4章。第5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 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 历史。第6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
13、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 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 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 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 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7章元后期的历史。第8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 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 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 本卷中写作第9 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 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应该承认，本
14、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 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 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 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 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是 1014 世纪中国历史的显著特征，也 是本卷各章的作者反复强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由此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 点。他们不仅较详细地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讨 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揭示了契丹人、 党项人、女真人和
15、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 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外，来自中亚和欧洲 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重视。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颇受我国学者的注意，本书在不少方面可资借鉴。 1014 世纪中国境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卷中被视为国际关系， 宋、辽、西夏、金、元乃至吐蕃、大理之间的通使、通贡和结盟等，均被视 为外交关系。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014世纪宋、辽、金、西夏、元及吐蕃、大理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各政权、各民 族之间的关系，它们与日本、高丽、东南亚诸国乃至中亚、西亚、欧洲各国 的关系，才属于对外关
16、系。事实上，剑桥中国史的其他各卷，也采取了 同样的处理方法，对此我们是难以同意的。 民族的发展当然是本卷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对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 的来源和发展，作者都有专门的叙述，但是又不囿于各族族源和具体构成的 繁琐考证，应该说，这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在族源问题上学术界还 有不同的看法，理清主要线索，指出不同的学术观点，给予读者以清晰的印 象，是难能可贵的。 本卷注意人物特征和人物间的关系。对于重要人物，如耶律阿保机、嵬 名元昊、阿骨打、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不但叙述其本人的出身和经历，还 很注意他们的文化背景，并能认真分析促使其作出重大决策的各种因素。本 卷各章经常使用“精英”一词，
17、用来指帮助最高统治者建国或进行统治的群 体。对精英的民族构成、文化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等的分析，在各章 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样的叙述，不但使政治史的脉络清晰，而且容易解 释各次政治斗争的前因后果。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萧启庆教授撰写的第 6 章。 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本卷在辽、西夏、金三章都辟专节加 以讨论。尽管第 47 章所述元朝历史中都涉及了经济和社会问题，本卷还是 专设了两章讨论元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人口问题也引起了高度重视， 尽管资料有限，作者还是尽可能地对1014 世纪人口的发展做出了估计。这 方面的论述不乏精彩之处，当然，还大有可以探讨的余地。 与剑桥中国史其他卷
18、相同，作者很注意收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且 在“书目介绍”中，分别介绍了所写章节的主要史料来源和主要研究成果。 “书目介绍”和所附“书目”，对中国读者了解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会有很 大的帮助。需要说明的是，本卷各章成稿的时间差距较大，只有少数作者吸 收了本世纪90 年代初的成果，大多数作者使用的是较早的研究成果。特别应 该指出的是，近十余年来我国辽、西夏、金、元史研究有很大进步，研究成 果很多，但是在本卷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尽管本卷主编在导言中专门谈到了语言问题，特别指出应该注意各种文 字资料的使用，但是本卷所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资料并不充分，尤其是 西夏史部分，
19、对西夏文资料的应用显然较少；辽、金时期的历史，亦有类似 的问题。做的比较好的是蒙古国和元朝的历史，作者注意到了从波斯文、阿 拉伯文、藏文文献及欧洲文献中寻找相关资料。国内考古学家近年来对辽、 西夏、金、元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 的文物。本卷编著者曾多次提到了考古和文物资料的重要性，但是在正文叙 述中，使用考古和文物资料明显薄弱，对社会生活和科技等方面，本卷的重 视显然不够，几乎没有专门的论述，这可以说是一个缺憾。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做了以下技术处理： （一）书目重排 原书书目按作者英文名字排序，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和检索，我们将所 有西文和日文书
20、目仍按原书排序，保留原文，附以汉文译名。中文书目则从 原书书目中摘出，分编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古籍和史料，按成书时间先后 排列；第二部分为近人研究著述，按著者姓氏笔画排列。各书目录给以统一编号。 （二）注释化简 原书注释所引书目，大多注明了著作出版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所载 刊物等。为减少重复翻译，我们在注释所引书目前均加上该书目的编号，保 留作者、篇名、卷号和页码等，删去了著作出版的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 所载刊物。根据所加书目编号，读者可以从书目中查到这些内容。书目介绍 的注释，则保留著作出版的时间和地点。 （三）对原书明显错误之处的处理 本卷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有的可能是印刷错误，如年代错
21、误、数字错误 和所引书的卷数、页码错误等；有的则是史实理解错误。对这些明显的错误， 在翻译中，我们都进行了处理。原书中明显的印刷错误，尤其是数字印刷错 误，经反复核对后，由译者直接改正，不另加译者注。对翻译过程中发现的 明显史实错误，仍按原文译出，附译者注加以说明。 （四）译名 本卷作者大量使用 China 和 Chinese，这是西方学者的习惯用法，有时 指中国和中国人，更多则指中原或专指汉人、汉族，所以必须在翻译中加以 仔细斟酌，选择合适的译法。本卷作者用“满洲”指今天的东北地区，“蒙 古”主要指现在蒙古国的地区，即中国古代常说的“漠北地区”，在翻译中 一般改为东北地区和漠北。本卷作者习惯
22、使用“夏国”或“夏”的称呼，为 避免引起歧义，一律译为“西夏”。元朝皇帝在本卷中均称为汗，译文 完全照译。其他译名，采用剑桥中国史中文译本的通例。 本书的翻译，是从1996年1月开始的，翻译的分工如下： 第六卷序言、图表：史卫民 导言：马晓光 第一章：刘晓、史卫民 第二章：吴玉贵 第三章：定宜庄 第四章：刘晓、陈煜 第五章：何峻 第六章：史卫民 第七章：王湘云 第八章：王湘云 第九章：王湘云 书目介绍：史卫民 书目：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 审校：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石晓 地图：马晓光、史卫民 制图：朱力雅 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萧启庆教授，他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书目中的许多翻 译疑难问题，还审改了
23、第6章的译稿。陈学霖、陶晋生、陈得芝、杨讷、刘 迎胜、耿昇、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李玠奭、堤一昭等先生亦帮助我们订 正了大量的书目译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因为涉及的内容复杂，并包含了各种文字 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已经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各卷中翻译难度最大的一本。我们虽然得到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帮助，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无法 解决，留下了少数疑点，并且很可能出现不少翻译错误，希望批评指正。 剑 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反映9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 我们希望该书中文译本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工作。导 言 构成本卷论题的四个政权，通常受到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
24、的消极对待， 它们都被视为中国历史大转弯处的阻碍。每一个政权都由一个非汉族人的统 治集团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它们都统治过一个包括众多汉 族人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汉族人长期统治的广大地区。这 每一个政权，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 秩序观提出了挑战。 然而，这些政权显然都取得了成功。契丹人的辽朝比汉、唐以外任何一 个先前的中国王朝存在的时间都长。907 年唐朝覆亡后的一个多世纪内，位 于今陕西北部和甘肃境内的党项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们在晚唐时获得的地区 性权力，并进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了两个 多世纪。在契丹政权崩溃
25、两个多世纪以后，蒙古人的元朝官方史学家勉强承 认了辽的正统王朝地位，但却否认西夏具有这种资格。而在我们看来，它几 乎同样具有这种资格。这两个政权都是长期存在的稳固的政权，坚定地植根 于部分地由汉人栖息达千年之久的地区内，都面对着一个敌对的汉人政权宋 王 朝 而 长 存 ； 后 者 在 人 口 数 量 上 以 2 0 比 1 超 过 它 们 ， 其 经 济 资 源 更 是 占 有 压 倒的优势。这两个国家都通过战争而使宋停战，迫使宋承认了它们的存在以 及作为独立政权的平等地位，并以和平为条件获取了大量财物。 女真人的金王朝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在一个一向作为中国人世界的遥 远边疆的地方出现，先是征
26、服了辽，接着用强力控制了宋的整个中国北方地 区。契丹人和党项人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包括汉人在内的多种族的边疆政 权，尽管汉人可能占人口的多数并肯定是国家大量财富的生产者，但他们并 不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 而金帝国却拥有急剧膨胀的 30004000 万的汉族 人口。与契丹人和党项人相比，女真人政权极有必要去适应传统的政权方式。 它也是一个更货真价实地声称是宋的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国家另一个中 国。 蒙古人的元朝同前几个王朝完全不同。说到辽，它在中国的版图，至少 在其初期，不过是一个其政治中心始终位于它家乡草原的政权所进行的近于 附带性扩张的产物。女真人保持了他们在东北地区的部落领地，但很快他们 实质
27、上就变成了一个连其首都也建在中国的中国王朝。蒙古人推翻了西夏和 金，占据了中国北方，而这不过是他们那意图征服世界的军事力量所进行的 急速扩张的一部分，这一意图导致他们控制了从匈牙利和波兰边境直到日本 海的欧亚大陆。蒙古人关于“天下”的概念，远远超过了汉、唐、宋以及任 何其他中国政权所能梦想到的范围。一时间，中国不过成了一个大得多的政 治秩序中的一部分。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并把这整个国家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 下时，蒙古人的帝国也随之破裂成若干相互对立的汗国，但是中国此时 是整个中国，其人口超过 1 亿仍然仅是一个更大的帝国的一部分。与前 几个政权不同的是，当中国的元政权崩溃时，蒙古人仅仅是撤回到了他们
28、草 原上的家乡，在几个世纪内依然是一股较强的力量。 这些政权的每一个都有它自己成功的方式，这些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每 一个也都在展示适应性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特性。他们在几个世纪内控制了 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举例来说，北京一带就被他们牢牢地掌握了达四个多 世纪；而甘肃的西部地区，则是在外族人统治了六个世纪之后，才在明朝第一个皇帝时由汉人恢复了控制。此外，整个中国北方也被非汉人统治了两个 多世纪。 尽管中国落入外族人之手的部分在不断扩大，还是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 度来看看这些政权，把它们视为一个更为漫长的反向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一 进程中，中国式的官僚统治方式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那些汉人控制范围 以外
29、的政权和那些传统上非中国地区的政权所采纳与适应。这一发展可以追 溯到高句丽，追溯到新罗和百济的高丽王朝，追溯到7世纪以后统一的新罗 以及78 世纪的日本。作为一个稳固的东北国家的辽，是直接承自于辽东的 渤海（719926 年）的；在契丹人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对渤海的征服可能是 比在937年获得中原的十六州更为重要的步骤。渤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 有五京，有一个构造精巧的汉式的官僚政府，有一批精通书面汉语的精英， 有一种在唐帝国的边疆出现并繁荣了两个世纪的发达的文化。 1 一个多少与此 类似的南诏政权自8 世纪初建立，它占据了现今的云南。 这两个具有强烈独 立性的唐的“附属政权”，表现出大体一致的
30、政治发展非汉人对中国制 度的适应这是把邻近的人民纳入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体系的重大步骤的一 个方面。 这种发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能提到的有西夏、高句丽，还有越南 它于10世纪初最终摆脱了中国人的统治，并以中国模式建立了一个独立 的国家 这些民族有的在中国的地方行政管辖下生活了几个世纪，当他们 最终挣脱控制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时，都继续采用了熟悉的管理方式。在另 一端，日本、渤海和南诏占据着从未被中国王朝有效统治过的地区，但它们 的民族也熟悉中国及其制度，当它们自身形成独立国家时，也效仿熟悉的中 国模式。这各种不同的适应就出现在一个正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中。1关于渤海的出现，见512崔瑞德、费正清
31、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 440443 页。 关于南诏，见23查尔斯巴库斯：南诏王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界。 见495基思W.泰勒：越南的诞生。晚唐的力量平衡 传统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在涉及异族时的问题之一，就是失之于用恒久不 变的理论去硬套不断变化着的现实。古老的“五服论”观念幻想着这样一个 世界：中国，更确切些说是中国的王朝，在这个世界上受命于天去统治人类， 它是无可争议的权力的惟一合法的拥有者，这个权力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 化上的和道德上的。它周围的民族，都是“番人”，他们并没有充分参与中 国文化，应该在五服模式内心甘情愿地服从皇帝，做他的臣属；他们的国家 应该是处于皇帝的道德权威之下而又在他的
32、实际控制和他的文官直接管辖的 范围之外的一种周边地带。这一模式无视多少个世纪以来与外部世界的交 往，坚持作为世界的象征，就像中国的上流人物所想象的那样。建立在截然 划分中国人与番人的想象中的世界基础上的这些看法的残渣浮沫，在本卷所 论述的这个时期之后的几个世纪内，继续在侵蚀着中国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 基础。 这个理论在遥远的过去或许具有某种合理性，那时中国的周边被那些文 化发展水平较低、其政治组织结构松散而又不够完整的民族所环绕。但是到 了唐代，这种情况最终发生了变化。在隋朝时期，中国还只有朝鲜半岛北部 和东北地区东南部的高句丽这样一个邻居可以马马虎虎宣称为“国”，因为 它主要为定居人口并具有稳
33、定的制度。其他所有从云南直到河北边境的边疆 民族都是部落民，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过着半游牧生活，没有任何常设的大规 模的政府机构，尽管在危机时期他们可以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没有哪个民族拥有书面语言，只有高句丽是例外， 而它使用的也是中国的。到750年，这种状况被完全改变：晚唐的中国被一 些稳定的国家所包围云南的南诏，沿着四川、甘肃和今新疆的漫长边界 上的极富侵略性的吐蕃王国，位于西域的大食王朝，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汗国 及后来的回鹘汗国，东北的渤海，朝鲜半岛的新罗，还有远方的日本。所有 这些国家都有一批通晓书面语的精英，有的是以汉文作为其书面语，有的则 是使用自己的
34、书写体系。 8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局面。在安禄山 叛乱的灾难之后，唐朝军队放弃了他们远在新疆的西部保护国，也放弃了位 于今吐鲁番、哈密和河西走廊的曾在中国正规的文官机构管辖之下的广大地 区。甘肃全境被吐蕃人占领。从8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唐朝军队进入帕 米尔地区，与大食的军队在拔汗那附近的怛罗斯城作战，并进攻南诏，试图 征服东北的契丹人。763 年以后，唐完全处于守势，唐朝再也没有派出远征 军企图征服任何一个邻国。甚至当9世纪50 年代机会出现时，唐王室仍然谨 慎小心地不打算收复丧失的西北各州。 8世纪末和9 世纪初，一种新的稳定的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在此形
35、势下， 唐朝采用了外交与武力并重的方针，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其他成员也在盟约 的基础上逐渐结成了稳定的相互关系。822 年，唐朝和吐蕃在平等的基础上 最终会盟，从而也加入了这种国家间的体系。中国从此不再是国际关系环绕 的中心，尽管仍有使节和使团继续定期拜访长安。在西方，回鹘人、吐蕃人、 南诏人和阿拉伯人相互纷争不已，从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结盟与和约网络； 东北方的新罗、渤海和日本，通过把汉语作为共同语和采用从唐制中吸收的 礼节，形成了另一个外交网络。这些网络都没有唐朝的直接参与。840 年时，中国的紧邻中惟一不具备国家形态的是契丹人和奚人的部落 民族，这些人生活在今河北的北部和辽宁的西部；他们此时
36、尚是回鹘可汗的 藩属，尽管也仍然与中国的朝廷维持着紧密和正常的关系。 840 年左右，亚洲北部的稳定开始发生动摇。首先，吐蕃王国骤然崩溃， 能令人满意的解释是其国内原因所致。紧跟其后，回鹘帝国也土崩瓦解，回 鹘人放弃了他们的都城哈剌巴剌哈孙，把他们在漠北的家迁到了新疆东部的 吐鲁番、哈密以及河西走廊。他们的藩属契丹人和奚人转而效忠唐王朝。 到这个世纪末，中央权力的崩溃像疫病那样在东亚蔓延：唐帝国被黄巢 叛乱摧毁，从880年以后，这个帝国只是保留着一个名号而已。在907年唐 朝正式覆亡前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实际上被众多独立的地方政权所分裂，它 们互相争霸，战争频仍。907 年以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
37、的时间里，中国被 分为10 个之多的地区性国家。到 9 世纪的最后几年，日本的中央权力也开始 坍塌；在朝鲜，新罗王国分裂成三个地区性的军阀国家；在东北地区，渤海 走向衰落；远在西南的南诏也在分崩离析。五代期间中国的支离破碎与东亚 各地此时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 与这一背景形成对照的是契丹人的辽国的出现。就像人们有时指出的那 样，在唐朝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并非突然间被打破。那一秩序在 8 世纪末已然不见踪迹，它被改变成了某种全新的东西，被一种新颖的国际 关系框架取而代之。但是这一框架也在后来被打破，公元10 世纪时，国际形 势在长达60 年的时间里变幻无常，到处都在发生政权的崩溃。在这种近
38、于无 政府的混乱状态下，契丹人渐渐地、几乎是意外地成了中国北方以及草原世 界上那场军阀政治争斗的参加者，主宰这场争斗是他们的首要目标。此外， 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延续了很多年。就中国本身来说，政治分裂持续了将近 一个世纪，从公元880年黄巢攻陷长安起，直到979年宋军最终征服北汉。 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被多达 9个或10 个地区性国家所割裂；在 960 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稳固的、短命的军事政权所统治。正是在 这一时期，军事力量决定着政治状态，并继续成为宋初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 因素。 10 世纪初不仅是中国北方军事首领居于支配地位的时期，还是有很多地 方军阀为非汉人军事首领尤其是
39、沙陀突厥人的时期。李克用在这批 人中最为强大，他曾经充当镇压黄巢的工具，在907年唐朝正式灭亡前的很 长时间内他一直是山西北部实际上的统治者；在9世纪80至90年代使摇摇 欲坠的唐王朝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持续不断的内战中，他是政权的竞争者之 一。唐亡后，他的国家（号称晋）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921 年，李克用的 继承人灭梁，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恢复旧名的后唐朝（923937 年），自称帝。 在1/4世纪中，整个中国北方都处于沙陀人统治之下，先是后唐，接着 是其继任者后晋（937946 年）。早在905 年，李克用就已经与契丹人结成 过一次短暂的联盟。到10世纪20年代，契丹人被吸收为具有充分
40、资格的中 国北方政治的参加者：后晋成了契丹人的傀儡并将边境的16个州连同其汉人 人口都割让给了契丹人。就连中国南方各个独立的朝廷也都乞求与契丹人结 盟。944947 年，契丹人尝试入侵中原，他们攻入后晋的国都，灭了后晋， 并草草建立了一个他们的政权；但他们明智地认为风险太大而决定撤军，把 中国北方留给了另一个沙陀军事王朝后汉（947950 年）去掌握。尽管作为一个王朝，这个政权不久就覆亡了，但它的继任者却在山西的沙陀人老家将 独立地位一直保持到了979年。 中国北方的大片地区就这样多年处于沙陀人的统治之下；至于山西北 部，则长达一个世纪。但是沙陀人并不是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地方政 权中惟一
41、的外族首领。西北地区在9世纪40 年代前曾是吐蕃人的占领区，而 此时，它则被形形色色的地方军阀所割裂：敦煌的汉人，吐鲁番、甘州和肃 州的回鹘人，凉州的吐蕃人，鄂尔多斯南部边界的党项人。就像沙陀人那样， 党项人也一直居住在被唐朝作为边境要塞的地区内，并且在整个10世纪初的 动荡不安的岁月中牢牢地掌握着他们的地方权力。他们后来作为一个强大的 多种族帝国的创建者而出现，这个帝国就是西夏，它在11世纪初收拾了自己 控制下的西北地区的所有割据性地方政权，同沙陀人一样，党项人也不是入 侵中国领土的外来者，而是在深谋远虑的管理方针下定居在唐朝版图以内的 非汉族人，他们长期以来就已是唐朝地方体制和军事体制的一
42、部分。 由此我们所论述的主要政权中的两个辽和西夏的根基都可以追溯到 9世纪末和10 世纪初的政治与军事动乱中去。看看它们在唐代创建的边疆秩 序中是如何扎根的，这一点同样重要。边 界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把契丹、女真和蒙古人描述为闯入“中国人”领土的 “外人”。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简单化认识，应当将其永远根除。 无论现 代的历史地图集是如何标示的，唐人同其前人一样，从未对北部边界作出过 任何明确的界定。虽然人们有时也提到“长城”和一些仍然存在的早期城堡 的遗迹，但这种说法只是用来表达关于中国边界的一种含糊不清的看法。 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串设防的 边疆州和县，战
43、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 所散布在各处。这是一个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 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只有在与吐蕃接壤的地区，才迫使唐朝维 持着一个庞大而固定的防御体系；也只有在这一地区，才经常通过相互协商 对有争议的地区作出划定。但是在北方，唐朝的控制是由边疆各州的权限来 明确的，它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 这样的“边界”被唐初军事政策的另一方面弄得更加模糊不定。边疆地 区的部落民在一定程度上被一种复杂的契约和协定体系带上了中国的政治轨 道。通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纳入一种间接统治的制度中，在这一制度下，他 们的酋长受到唐朝政府“羁縻”制的任命，被赐
44、予封号、官爵、品级和俸禄。 为这些部落集团设置了羁縻州和都督府，受唐朝边疆长官的监管。他们事实 上并没有加入唐朝的政治体系；更确切地说，他们的酋长是根据民族习惯来 统治他们的人民。这种赐予他们中国封号的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中 国的术语对当时的部落组织结构的正式认定，它能稳定地持续下去，不论是 对那些部落酋长还是对唐朝政府说来，同样都是一种既得利益。这些部落酋 长们还不时被赐予新的封号，并得到礼物和钱财以确保他们继续效忠。 较大和较强的边疆民族及其他们的最高首领甚至通过下列方式正式步入 了唐朝的组织体系：赐他们以唐室的姓，这意味着他们已被接纳为皇室的亲 族；他们的统治者与唐朝的公主通婚，建
45、立同朝廷的姻亲关系；他们未来的 统治者作为“质子”到中原来接受教育，通常是在皇帝的卫队中担任一个较 长时期的侍卫官。派往中原的使团，除了正式使节以外，常常包括大批显赫 的部落成员，这些人也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中国通。这些措施当然都不能使汉 人对部落酋长们有多深的了解，但它们却成功地使部落酋长们获得了关于首 都与朝廷、中国制度与管理方法的第一手知识，帮他们造就了少数通晓中国 语言和习俗的有影响的人物。唐代中国的紧邻中，没有哪一个实际上是不了 解中国的，总而言之，它们都选择了中国模式去模仿。 由此看来，唐代中国的“边界”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有一个外 部环状地带，那里的人民因为加入了纳贡体系而成为
46、“中国世界”的一部分； 有一个在羁縻制间接统治下的部落民的内部环状地带；还有唐朝军事防御体 系的外界和有效的文官管理的外界。 在宜于从事长久性的农业与只能支撑游牧经济的地区之间，当然还存在 关于游牧民与其定居邻人间关系的一项有意义的新分析，见248 阿纳托尔M . 卡扎诺夫： 游牧民与外 部 世 界 。 关 于 汉 代 以 来 中 国 与 其 草 原 邻 人 关 系 的 一 个 新 解 释 ， 见 26 托马斯J. 巴菲尔德： 危险的边界： 游牧帝国与中国。 关于这个问题，见533 阿瑟N. 沃尔德伦：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着一条恒久不变的“生态学边界”，它限制了汉族农业人口扩张的可能性。 最后
47、，还有一条有时极偶然地起到与生态学界线作用相同的边界：即在那些 多少同源的汉族人地区与其他人居住的地区之间的边界。在唐代，不论是军 事防御体系的界线还是文官管理的界线，都不能代表种族的或文化的边界。 大量非汉族人在这些边界以内生活了许多个世纪，汉族人与其他种族集团杂 居和通婚，其中一些人已经部分地或完全地融合。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 少在东汉时期当成千上万的羌人、匈奴人、鲜卑人和其他边疆民族大规模定 居时就开始了。在 45 世纪，又有大批非汉族入侵者蜂拥而至。人们习惯上 认为这些民族迅速地向汉人的生活方式同化，但是在6世纪，他们中的很多 人仍然保持了他们自身强有力的种族的和文化的同一性，而居住
48、在边疆地带 的一些汉人却在某些方面采用了非汉族生活方式。 初唐政府还让一些较大的非汉族集团羌、党项、吐谷浑、吐蕃、突 厥、回纥、契丹，甚至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定居在北部边界的一些州中。 这些民族的人数多达几十万。它们有的愿意融合进来并选择了农民的定居生 活，尽管汉人强迫定居的尝试遭到了另一些集团的激烈抵抗。有一些人仍主 要是牧民。但他们对于唐政府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负责看管着巨大的政府牧 场，可以为骑兵生产马匹，并能生产其他家畜。在这些少数民族集团中，有 很多仍保留着自己的部落结构和自己的部落酋长。他们中的很多男人被编入 唐朝军队，主要是充任骑兵，他们自己的酋长就是他们的指挥官。 在今甘肃省，青海东
49、部的边疆地区，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当时形 成了一条由少数汉族居民和多数非汉族人杂居的宽广的地带，他们大多能和 平相处；那里还有一些从事屯田的驻军，既有汉人也有非汉人，其居住地与 当地的农民和半游牧的牧民相邻。通婚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就这些民族 的特征而言，远未达到相互间的一致，有些人以视自己为唐朝的子民为要， 另一些人则强烈地信守着他们的部落传统。 由此看来，即便是唐王朝权力的巅峰时期，企图为它的北部边界设想出 一条现代意义上的截然划分的国境线，明确地为主权地区作出界定并将不同 的民族区分开来，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相反，那是一条宽阔的过渡地带， 在这个地带内，所谓同一性、忠诚和权力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与冲击着新的平 衡。 880907 年间唐帝国的崩溃和各个新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