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憾地不属于这一卷范围，但哲学和政治思想这方面的历史却使我们大长见识，从而可以洞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总之，晚清对西方的反应现在开始显得只是一个次要的主题；主要的过程乃是在新条件包括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继续对它的过去所作的反应。一句话，刺激就在你发现它所存在之处，有刺激就会有反应，否则就根本不成其为刺激。例如，经大运河运送漕粮以供应北京的制度日渐败坏，这使得政府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作出恢复沿山东向北京海运公粮的努力，这是讲求实际的行政官员们在经世学派传统主张范围内实行的一项制度兴革。但只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采用轮船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地，自强运动的理论基础即借西洋技术以保卫中国可以被
2、看做是传统的经世论在新形势下的应用。只是在经过许多灾祸之后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才被夹带而纳入儒家的意识，当作维新运动的必要纲领。最后，改革家的斗争主要不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那些使帝国主义得以实现其野心的中国的传统。清末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一句古老的儒家格言：“苟齐其家，其谁敢侮之？”中国的力量必定来自内部。对于以古代经典培养出来的学者来说，鼓舞他们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它的过去。对于研究晚清史的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这就使得理解中国伟大的传统如同理解十九世纪一样重要。我们必须知道孙中山之前的一代代中国人头脑里想的确实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也不能代替
3、的。芮玛丽（19171970 年）通过她的学生和朋友以及在两本分别探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十年即本卷的起讫两个时期的书中，留下了她对晚期中华帝国史的研究成果。从哈佛大学 1952 年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 同治中兴一书全面地分析了有清一代的问题和政策这一工作不仅在她以前，而且在她以后都很少有人进行。根据她 1965 年组织并主持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成果编辑而成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 19001913年一书，是第一部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研究著作，它汇集了六、七个国家的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芮玛丽从 1945 到 1959 年为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建立了中文图书馆；从 1959
4、 年直至她不幸逝世以前她担任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 剑桥中国史本卷很多地方得力于她筚路蓝缕之功，我们特将本书奉献给她，以志永念。费正清、刘广京识1977年10月（张书生 译）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一章 1870 1911 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不属于农业部门或不与它发生密切关系的。1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应相应地对十九世纪中国农业的结构和发展以及它对其他经济成分的影响进行分析。但是在优先讨论农业时，我差不多同样注意到了手工业、近代工业、贸易和商业及财政制度。如果这些区分显然是老生常谈，那么我只能以自己的能力有限和另一个可能的借口来辩护，即除了一些值得推崇并且数量日增的例外以外
5、，我写这篇概论所必须依靠的一些中国的近代经济史著作历来都是叙述性的。对以下各部分材料的处理不可避免地是选择性的。我在各个部分中将集中论述满洲王朝最后五十年内那些在一定背景中的新的或正在变化的情况，直到 1911 年和很久以后这个背景依然是一个在经久不变的社会结构中起作用的并且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混合体。这并不意味着中华帝国在最后一个世纪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相反，意识形态的风暴和政治风暴摧毁了这个儒家的帝国。但是基本的经济变化和近代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在晚清经济制度中它们自身有这种动能。它们显然是一种新的、可能仍旧是脆弱的政治组合体的副产品，这个政治组合体本身只有经过了几十年的政治斗
6、争、外国入侵和内战以后才得以形成。人们在一开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与相当数量有启发性的地方局部材料相反，还没有一种全面的精确的计量材料，也不可能为民国以前的中国令人满意地取得这样的材料。这种情况再也没有比象国民收入这样的基本估量表现得更为明显了。表一经过修正，反映了对十九世纪中国国民总产值的估计，就我所表一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估计1本文作者感谢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经济委员会和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所在作者准备这篇文章时给予的支持。部 门 数 量（1000两） 农 业 2,229,941 66.79非 农 业 1,108,816 33.21采 矿 业 47,800 1.43制 造 业
7、* 128,000 3.77建 筑 业 30,000 0.90运 输 业 30,000 0.90贸 易 220,000 6.59金 融 74,645 2.24住 房 建 筑 164,000 4.91政 府 劳 务 164,000 4.91各种职业的、绅士 241,313 7.23的以及其他劳务国外的净收入 11,258 0.34合计 3,338,757 100.00*几乎全是手工业。材料来源：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 1962 年），第 296 页。本表估计数的主要缺点除了公认的有非难的数字问题外，是张仲礼可能夸大了绅士劳务的部分，以及过于认真地依赖 1887 年关于耕地面积的官方材料。正如我
8、在下一节所提出的那样，这些官方材料和农业部分都至少应向上调整三分之一。我这样做了，并且在不改变张仲礼的其他部分的数字的情况下，相应地重新计算了百分比。知，这是唯一的尝试。表内的个别数字常常是武断地作出的，但是否能够收集到比此更加可靠的大量材料，也值得怀疑。这些估计数字大致显示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几个经济部门的相对规模。农 业中国的农业虽然发生了细枝末节的变化，某些部分的规模或质量方面有了改变，但它的技术与组织，1911 年与 1870 年相去不远。（甚至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基本上仍保持不变。）这段时期的主要变化是：人口有了缓慢的、但是可以觉察到的增长，但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每人平
9、均田地面积的缩小，特别在华北更是如此；种植作物类型有了变化，这部分是人与地之比日趋不利所致，部分是对国外市场新出现的机会反应；作为农民手工业的纺纱业出现了绝对的和相对的衰落，以及为了应付这种衰落而出现了农村非农业收入来源的部分再组合；在发展中的条约口岸附近的内地的土地占有形式，与中国大部分农村内地的土地占有形式出现了某种差别；把各种土地使用的法定形式的差别加以消灭的那种早已在进行的过程已经完成。有关十九世纪后半期人口统计方面的有用的资料当然不可能得到。官方估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口略为超过四亿人；有人争辩说，这个估计数虽然不能说十分精确，但相对地说是可靠的。太平天国之乱和十九世纪中期的其他
10、大起义不但使人口大量减少（特别在华中），而且又造成了经过整顿的保甲制（这项制度曾经收集了 1776至 1850年期间有关人口的比较可靠的资料）的崩溃。“从 1851至 1949年这一百年期间虽然可以取得各种数字，但对人口统计学者来说实际上是个空白。” 但是，根据足够的叙述性材料，即使不能测算出增加的数字，也可以断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王朝末年人口在缓慢地增长。从各省迁到未受严重损害的帝国西部和北部的移民，逐渐又重新住到饱受内战之苦的长江流域各省来了。在满洲王朝的最后四十年中，国内是比较安定的，与十九世纪中期相比，也是繁荣的。虽然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有很大的重要性，但它们对人口并没
11、有大的影响。1877 至 1878 年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大饥荒以及 1892 至 1894 年和 1900 年的几次较小的但仍很严重的饥荒无疑会使人口暂时减少。由旱涝造成的这类危机在过去经常发生，而且在二十世纪中也反复出现（例如 1920 至 1921 年、1928 年、1931 年的几次天灾）。它们是许多“不发达”国家人口统计类型中特有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类型中高而动荡不定的死亡率和高而相对稳定的出生率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人口缓慢的、但是大量的增长。但是增长了多少？乔启明和 J.L.巴克在 1924至 1925年观察了四个省的4，216 家农户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后，估计中国的农村人口在十九世纪六
12、十年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 13681953 年，第 4764 页。内容简介 剑桥中国史共 16 卷，各卷由知名学者主编，卷内各章由研究有素的 专家撰写，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 国的历史。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两卷都有 所论述时期和课题和详尽书目；并有书目介绍，评述各章有关的资料和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出的剑桥中国史的其他中译本有秦汉卷、隋唐卷、 明代卷、晚清两卷，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卷。总编辑序 现代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 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论据和
13、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有的学识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 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 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各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在 1902至1912年间以16 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 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 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不久前已着手编写的其他剑桥史有伊斯兰 教史、阿拉伯文学史、论述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文献并影响西方文明的圣经的 历史、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
14、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 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的历史学术许多世 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 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 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术丰富传统，不 但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历史事件和制度的明细了解，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们 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利用 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
15、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现代 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 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 题。在这众多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 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 规范的可靠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 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 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 为计划出16 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 多方面以及地方史
16、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 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做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 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 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译者的话 剑桥中国史的第12和13 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本书是第12卷的 中译本，主要论述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前的史实。第13卷的中译本同时出版。 剑桥中国史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 方面可供我国学术界借鉴。我们对其中不少观点并不赞同，在某些问题上有 着根本分歧。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
17、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 地名有与当时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 动。有些历史词语和我们习用的有出入，由于是观点的一种反映，我们也照 原文译出。凡此也请读者注意。 书中引用的中文资料，我们尽力查对了原文。少数引文没有查到，则从 英文回译，删去了引号。请读者见谅。 本书译校分工如下： 杨品泉 译第1、3、11章 张 言 译第6、8章，书目介绍，并整理书目 孙开远 译第9、12章 黄 沫 译第2章 王 浩 译第7章 项钟圃 译第4章 张小颐 译第5章 范 磊 译第10章 谢亮生 参与张言的翻译、整理工作，并校订全书 此外，本书的译者注有的为刘敬坤所加。 我们水平有限
18、，敬请读者指正。剑桥中华民国史第 1 章 导言：中国历史中的沿海和大陆 为了有别于其前后更稳定的中央政府的时期，1912至1949年的37年被 称为中华民国时期。 这些年间的特点， 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 革命和入侵， 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的领域是变革和发展。如果我们在这第1章能够 清晰地叙述以上不同领域的重大历史问题、大事和中国的成就，那么，下面 的各章可能就几乎不需要了。但是真有这种情况，那就是大车放在马的前面 了。 我们对民国的新观点必定来自研究的几个方面。在介绍性的这一章，只 对一个方面进行探索，但这个方面看来可以用作主要的和必要的出发点。外国势力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
19、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 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由于群众坚持根深蒂固的中国方式，接受外界的“现 代”方式就更加困难了。外与内之争的问题当时就吸引了较多的人的注意， 并且作为一个界说和分析的棘手问题，仍摆在历史学家的面前。 任何人把 19121949 年的中华民国与在它之前的晚清时期及在它之后 的人民共和国作比较，都将被外国人这些年里影响中国人生活甚至参与中国 人生活的程度所打动。1901年的义和团之后的和平协定（辛丑条约），标志 着对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特权的盲目抵制的结束；学生成群结队地前往东 京，北京宣布外国式的改革，这两者都削弱了旧秩序。辛亥革命以后，外部 世界对早期民国的影
20、响太明显了，以致难以把它归类：革命者避免旷日持久 的内战，以防招来外国的干涉；他们试图在 1912年按照外国的模式开创一个 立宪的议会制共和国；袁世凯总统的外国贷款引起了争论；国外回来的学者 领导了1917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凡尔赛的强权政治激发了1919年的五四 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成立；1923年以后孙逸仙在苏 联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爱国的反帝情绪鼓动了1925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 的确，早期的民国被外国势力所推动，这种势力伸向各地，几乎像 1931年以 后日本入侵时那样。 但是，“外国”一词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可能在不必要的争论中使我们 陷入困境。它需要作出谨慎的
21、解说。例如，在上面列出的“外国势力”中， 有的是国外的事件，有的是在外国见到而在中国模仿的模式，有的是渊源于 外国并激励从海外归来的中国人的那些思想，有的是外国人或思想起一定作 用的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情况并不简单。 由于中国人生活中的“外国”因素在那个时期是如此普遍，要弄清这些 因素就需要我们作出一系列区别或阐述。首先，本文的大部分读者可能仍然 把中国看成一种坚持自己的方式而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文化。普遍的看 法支持这一假设，它产生于由启蒙运动时期耶稣会士作家传布、并由欧洲的 汉学进一步发展的“中国”这一不可分割的形象。它意味着西方把中国的形 象作为整体的社会和文化而加以接受，这个形象形成了
22、一种重要的国家神 话，并被它的有学问的统治阶级孜孜不倦地传播开来。 这种把“中国”作为 一个独特文化实体的思想，在刚进入本世纪之际，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仍占支 配地位，它使“外国”更多地成为仅仅是政治上所作的区分，即有时是指西 方国家中的事物。 其次，我们必须辨认出实际的外国的存在，中国国内有许多外国人 有数万人住在大城市中，这些城市的大部分是外国人部分地参与管理的商 埠；数百人被连续的几届中国政府所雇用；数千名传教士住在内地的驻地。 除此之外，还有外国的驻守军队和在中国内河的外国海军舰只。所以我们可 以更好地想象一直给予外国人特殊地位和特权的不平等条约之下的中国“半 殖民地”的一面。这一卷以一章
23、的篇幅专门论述“外国的存在”。不论根据关于汉学和“中国文明的自我形象”，见芮沃寿：中国文明研究，载思想史杂志，21.2（1960 年 46月），第 233255页。在发挥本文时，我大大地得益于玛丽克莱尔贝尔热、马克埃尔文、 费维恺、刘广京、孔飞力、崔瑞德和王赓武等人的评论。什么定义，它具有许多移植到中国环境中并在那里共同繁荣起来的独立自给 的亚文化群的许多特点。 根据外国人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一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 20 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中爆发的。帝国主义的存在成 了比以往更为团结的革命努力的目标。 但是这一革命努力本身却代表了其他的外国势力。革命总有外国支援
24、者。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是 1905 年在日本的推动下，在东京的青年中组成 的。它由海外华侨商界资助，并利用了香港和上海的外国行政当局的保护。 后来，苏联革命的使者既推动了中共的建立，又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因此， 这场革命是利用外国人、他们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击外国创建的事业， 把它当作国内的革命目标。 但是第三点区分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而不 是由外国人来写。的确，当这个时期的历史用中文记载时，出现了一件有趣 的事外国人几乎消失了。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可能征收，甚至扣押海关 的收入。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可能起草了国民党的宪法。苏联将军布留赫尔 （加伦）可能拟订了蒋介石的作战
25、计划。他们虽然担任拥有实权的职务，但 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即使不是几乎全部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抹去，也都被贬低 了。这种在华外国人在历史上不露面的现象，不但反映了现了 50 年代初就不再提起了，这 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不能容忍在国际共运中，除他之外，还有其他的理论权威 存在。斯大林的这种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毛泽东的想法的。 毛确信，中国文化是一项伟大的、也许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历史成就。这 种成就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他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用渊源 于民族传统的思想和价值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使它成为革命转变、并最终 西方化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不是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 取代它。然而，
26、我们越来越难以确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结构究竟是中国 的还是西方的，尤其是对其晚年的思想，就更加困难了。 这便是导致他的理论出现矛盾的突出原因。人们自然可以问，在毛最后 的 15 年里，他是否仍像过去那样对这种理论问题感兴趣呢，或者只是全力以 赴地为实现他自己确定的目标而奋斗呢？但是这特别符合他的矛盾论。 毛的思想中另一个模糊的成分，是他非常重视“主观能动性”与上层建筑的 作用，这一点贯穿于他的整个革命生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普罗米 修斯式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在现代中国以前的文化中并不突出，在欧洲文 明中也不显著。决不能把它看作毛的思想中的一个传统成分。另一方面，在 一定程度上统治者品德
27、的优劣可以看作是人民幸福的首要保证，认为道德教 化是社会控制的关键手段，这与帝王统治时期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他被明确地比作秦始皇，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和运用革命暴力的大师。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延安遗产的真谛的组成 部分（尽管常常被误解），群众参与和依靠群众的思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广 泛宣传。 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拥护者，现代化进程与革命战争精神，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宿命论与主观能动性，道德救世与技术救世，独裁专制与人民 民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毛1949至1976年间反复深思而又困惑不解的 矛盾问题。 毛泽东在研讨这些或那些问题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复杂的著作。在对 此进
28、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部分按专题、部分按年月顺序讨论的方法。 就许多重要方面而言，1957 年下半年是毛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其标 志是他的观点与个性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一直伴随着他最后的19 年。因 此，关于毛泽东思想许多方面的论述都将被分为1957年以前和1957年以后 两个相等的部分。但是，我们不会生搬硬套这一模式，毛晚年的一些极为重 要的思想实际上是在1957年以后才形成的。从人民民主到人民内部矛盾 统治方式 确切地说，第一个主题是关于这样一个问题，即毛的思想在 1957年似乎 并没有决定性变化，而从井岗山到延安，从延安到 60 年代却有很大的连续 性。整个这段时期，坚持政治
29、精英的坚强领导，是他思想的显著标志。 实际上，这个特征是“群众路线”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它常常被浪漫化和感情化，用以象征允许人民自我解放，并自发地管 理他们自己。事实上，当毛泽东把政府的作用看作是教育作用的一部分时， 他并不具有斯帕克的思想，即让“学生”自己完全自由地决定他们该学什么。 相反，要正确理解“群众路线”，就必须看到，它不是列宁“民主集中制” 的否定，或与其相反的东西，它与“民主集中制”是互补的。“群众路线” 所强调的只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1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群众路线”这个思想确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理论与领导方法上的一个真实而重要的方
30、面，这种理论和方法是以党的经验 为基础的。在江西时期，就已开始非常重视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其显而易见 的原因在于，假如没有这样的联系，脆弱的根据地就难以生存。 “群众路线” 这一术语并不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明显归功于周恩来和陈 毅。 然而，这一思想在 1929年12 月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有特殊的表达，它是 毛的思想的核心，而且是毛给了这一概念明确、系统的表达。 1943年在延安， 中国共产党首次系统总结并表达了自己的经验。毛的经典定义就是在当时提 出来的。请看下面一段：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 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
31、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 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 正像画着重号部分所明确表示的，虽然群众受到革命运动领袖们的信 任，但他们最终还是要去领会和掌握别人的思想。他们自己对于构筑一个系 统化的理论体系是难有作为的。这一点与列宁的思想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所 以毛大约在提出“群众路线”的同时，也以其列宁式的严厉态度再次强调必 须接受由革命精英们集中指导的原则。“一部分同志”，他在1942年2月1 日的讲话中抱怨说： 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 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 在
32、由毛极力主张的既自下而上地主动调查和容纳，又自上而下地集中领1有关毛思想与行为中“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复杂而模糊关系的讨论，参见斯图尔特 R.施拉姆： “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毛泽东个人权力的基础和影响”，见 S.施 拉姆主编：中国国家权力 的基础与范围。 见剑桥中国史第 13卷 S.施拉姆撰写的一章，第 820822、826866页。 例见丁伟志、石仲泉：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载 1983年文献和研究第 420428 页，尤其是 421422页。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3卷，第 119页（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 3卷，第 899页。 译者）。 前引书第 3卷，第 4
33、344页。（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 3卷，第 821页。译者）导所界定的广泛范围内，存在着侧重点不断变化的余地。从延安时期开始， 毛泽东的侧重点是不断变化的。然而，至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他一直 认为集中领导归根结底比民主更为重要。 不过，虽然毛决不是一个列宁斥之为“尾巴主义”的那种人（更准确的 翻译是“落后主义”），也就是说，跟在群众后头跑而不是去领导他们的那 种人，但是，他比列宁（不用说斯大林）更注意去倾听并考虑人民的意见， 至少直到60 年代一直是这样。然而， “群众路线”的另一个方面必须注意到。 有待解决的不光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而且是党员及其支持者的性 质，特别是他们的社会
34、成分方面也不一致。 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即使列宁扩大了 运动的社会基础，给农民以相当的地位。然而，从 1927 年开始，毛在继续谈 论无产阶级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又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吸收了新的成分： 农村流氓无产者、店主、职员、小职员以及知识分子等等诸如此类，甚至还 包括“民族资本家”、“爱国绅士”和其他一些人。这些阶层中的大多数相 对说来都享有较少的社会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属于“人民”而不属于 “贵族”。虽然情况都一样，在苏联，“群众”（或“劳苦大众”）其实基 本上是工人阶级加上农民当中可靠成分的同义语，它用来替代阶级这个更为 精确的标签，以强调追随者的初期特
35、点，因而他们需要领导。对于毛来说， “群众”表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这些人最终都能推动革命。 在毛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各不同阶级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将在 后面进行探讨。然而，他必须面对的“群众”异质性这一简单事实，也蕴含 有关于他所努力创造的政治秩序中领导的本质与功能。 当毛在19441945年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提出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 的设想最终化为泡影，并为内战的硝烟取代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 维持关于党的直接政治目标的极其模糊的提法了。因此，1949年6月30日， 在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准备 在三个月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本质
36、。 实际上，早在1939年5 月，毛就已经介绍过“人民民主”的概念。在纪 念“五四”运动20 周年的讲话中，他说“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 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 到了1949年，毛指出新人民民主政 权的特征时，提出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使用过的“国体”与“政体” 的区别。 因为毛泽东及其他一些作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看待这一问 题，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他们主要是从阶级意义上去界定国 体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 1952年首次出版的一本供基层干部政治学习用的 参考书中，作者说了下面一段话： 国体是国家
37、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 支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世界上各种国家的国体可分为三种类型： （l）资本主义的国体，关于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见邹谠：“中国共产党国家形成和建设过程中 的马列主义 党、群众和公民”，载 S.施拉姆：国家权力的基础。 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 6卷除了中文原有改动以外，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243页译文 相当不确切，“人民民主制度”被简化为“人民民主”。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2卷，第 351352页。（中文版第 2卷第 677页。译者）实行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2）社会主义的国体，实行工人阶级专政；（3）
38、新民主主义国体， 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这是毛在 19391940 年间就已作出的划分。1949 年建立的国家之所以 叫人民专政，而不叫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被看作是一种混合形式，以适 合于当时从战后恢复到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环境。虽然按照马克思 主义原理来说，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取得发展的社会中，权力要么只由无产 阶级来掌握，要么由资产阶级来掌握，而不能由任何中间阶级或阶级联合体 掌握。但是，列宁在 1905 年就提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of the workers a
39、nd the peasants）”的方案， 用来表示在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前政治制度的特征，在这种政治制度 下，俄国可以推行某些改革。毛的“人民民主专政”直接承继了列宁主义的 概念。在二、三十年代，列宁的概念曾被共产国际应用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 家。 1949 年，毛泽东将中国的统治权描述为一个同心圆，也可以比作一个原 子或葱头。其核心由工人阶级所组成，他们将通过假定能代表其利益的政党 来进行统治。围绕核心的是农民，据说他们构成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接着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主要的追随者。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具有二 重性。他们是爱国者，但同时也是剥削者。所以，他们踌躇于“人民”的边 缘，
40、永远存在着滑入“非人民”的阵营、敌视革命的危险。 这四个阶级（当然，这相当于斯大林 20年代的“四个阶级集团”）行使 “人民民主专政”。既然“国体”不仅包括国家的阶级本质，而且也包括统 治（专政）的方式，那么，剩下“政体”所能涵盖的意义是什么呢？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早期 大多数关于政体的定义都是引用毛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的 说法，在这里毛写道：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 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 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 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 国体各革
41、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当然，这段话是毛泽东在1940 年写成的。当时他仍然在与国民党结成的 统一战线内进行活动，而且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比较弱的地位，到了1949 年，他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思想强调的是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的需 要，而不再强调在普选基础上的直接选举，而这正是真正民主的关键。另一 方面，“民主集中制”的命题作为新国家基本的组织原则，继续原封不动地陈北鸥编：人民学习词典第 2版，第 288289页。 毛关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发展，见剑桥中国史第 13 卷。 参见人民大宪章学习手册第 1
42、35页，及人民大宪章学习资料第 31页。 在初版中，此词为“政权”，而不叫“政体”，但后者被用在下一段的第一句中，从而对这一 段的内涵 产生根本的影响。（见毛泽东集第 7卷，第 165166页。）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2卷，第 352页。（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 2版，第 2卷，第 677页。译者）存在下去。 但是，在1949年6月30日的文章（指“论人民民主专政”译者） 中，毛泽东坚持诸如民主集中制等列宁主义的关键口号，以此来显示他对苏 联榜样的忠诚。同时也使用了一些指示范围不同的概念和术语。例如他使用 了旧式的词语“独裁”作为“专政”的同义词。固然，在过去，当马克思主 义的表达
43、方式在汉语里还没有完全规范相同的表达时，作为对“专政”的翻 译，这种混和使用曾不时出现。然而，毛泽东未曾意识到“独裁”这种翻译 方式对其读者来说产生的传统联想就像他没意识到中国古代术语“大同”的 涵义一样。“大同”一词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被康有为改写。毛泽东将它当 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词。 1953 年，以毛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时有 人作了一首八行押韵诗，归纳了这一政治制度的正确功能： 大权独揽， 小权分散； 党委决定， 各方去办； 办也有诀， 不离原则； 工作检查， 党委有责。 换句话说，应该有公民和基层干部的参与，但必须牢牢保持在集中控制 之下。 1956年 4 月
44、 25 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论十大关系 为题所作的讲话，无疑是他1949 年以后所发表的六个最主要讲话之一，而且 是他有关行政哲学的两三项最富权威的论述之一。以我之见，即使毛在报告 中所阐述的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起草者的报告中引伸出来的，也始终 是真实的。这点下文还要谈到。 对讲话第五部分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解，必须放在全文中，从全文 看来，他最重要的主张是，任何政策目标的片面和教条地追求都属自我拆台。 因此，如果你真的想发展重工业的话，你就不能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而要在 内地建设新的工业中心，你就应该合理利用沿海地区现有的工业。对于我们 这里所要关心的问题，毛以类似辩证法的
45、推理方式说： 一领导的前提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需要 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眼下地方的权力太有限，这不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归根结底，毛继续强调的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内聚力与效率的极端重 要性，而且重视在规定范围内的分散和基层的积极性。在总结论十大关系 第五部分的内容时，他声明： 工作方法六十条，载于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 34页（S.施拉姆译；也可见杰罗 姆陈编： 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 6869页）。 这里的引文来自 19671969年红卫兵整理的毛讲话版本，见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 谈话：谈话 和信件（19561971 ）第 7172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5卷，1977年版， 第 275 页。译者） 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所引用的是非官方文本，官方的版本中对集权的强调更加强烈。关于 这一点，新的文本增加了这样的话：“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