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录1.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党委政研课题组：“党建+网格”为企业 生产经营末端赋能 广东移动基层最小经营单元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12.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研究73.罗荣晋、王彬、陈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产业及商业银行业务机会204.中央党校党建部课题组：把“契约化”共建理念融入城市基层治理之中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深化“契约化”共建的实践245.“粮食大省的责任与担当”课题组：产粮大县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思考316.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联合课题组课题组成员罗显波、盛瑛：从惠州百年党史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智慧和力量367.中共
2、日照市委党史研究院课题组执笔邓洪友、王文杰：从日照党史中汲取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448.辽源市发改委调研组成员李东阳、曾利范、刘福春、邓捷：大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助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我市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及研究539.寇冠一：对做好企业青年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5810.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第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课题组：发挥中心城区楼宇优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6011.赣州城投集团办公室主任刘太阳：牢记嘱托再出 发奋力推进我市纺织服装产业倍增升级6312.北京金隅集团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吴东：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金隅集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思考6613.襄阳市财政局、襄阳市税务
3、局联合课题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财税政策研究 在制定财税政策时，应该围绕规范管理、提高效率、挖掘潜力、释放活力做文章7014.北京金隅集团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吴东：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金隅集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思考7715.许昌市第35期县级干部进修班第五调研组杨小贞：构筑乡村基层治理的“建安样板”8116.朔城区第八中学校党支部书记王彪：关于加强我市薄弱学校建设的思考8517.广元市广信农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光耀：关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思考8918.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刘春梅：关于提升国有企业内部监事会履职效能的思考9119.大连监管局：关于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
4、思考9520.张明理、李环霞、范清风：河南省济源示范区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调研9721.尹鸿雁、徐超：基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与经验启示 基于哈量三社区“356协商议事”工作法的调研10122.市政协专题调研组：加快实现生态经济化推动商洛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10923.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莆田管理分公司谢薇：交通运输国有企业文化品牌建设的思考11724.亳州市政协张俊宝：解决市县政协“两个薄弱”问题的思考和建议12225.荆门市水利和湖泊局宋书亭、范琼：荆门市水利补短板实践与思考12526.中共双牌县委宣传部调研组调研人员陈智秀、潘芳、袁程、刘鑫：永州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
5、报告聚焦“四个立足” 奔向全面小康双牌县上梧江村自我蝶变调研纪实13027.许昌市第38期正科级干部进修班第五调研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13328.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考以马龙区为例13729.调研组：厦航：以“红色引擎”驱动高质量发展14230.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课题组：山东省工业布局特征与发展对策研究基于第四次经济普查14831.黄静飞、邵建伟、段彩霞：商丘市返乡创业工作调研分析16032.深圳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李海宾：深圳打造人才高地的几点思考16433.基于28家机构的调研分析：太原市养老机构运营现状17034.许
6、昌市第8期公务员进修班第四调研组：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17635.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耿伟：新常态下加强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18036.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局长王雪岩：新媒体法治宣传的现状及发展调研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18337.新乡市委党校、新乡先进群体教育基地调研组：新时代农村党员管理的制度创新韩董庄镇杨厂村党员管理“三要素”的做法调研18938.合肥市三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刘庆坤：新时期企业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思考19439.山西路桥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李婷：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与思考19840.山东海洋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苏艳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7、想腐的实践与思考20141.新乡先进群体教育基地调研组调研组成员周伟、王艳丽、朱兴梅：依靠群众力量建设平安乡村封丘县王村乡平安乡村建设经验与启示 20442.自治区党委政研室调研组调研组成员都红岩、王永平：用好红色资源深化党史教育推动新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20943.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第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课题组：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中全面推进一体化育人体系建设21744.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组执笔人杨阳、高正亮、姚宏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的教育大事（1921年7月-2021年6月）220“党建+网格”为企业生产经营末端赋能广东移动基层最小经营单元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
8、东有限公司党委政研课题组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通信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此形势下，如何为企业生产经营末端赋能，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公司”）以“党建+网格”为主题，积极开展公司基层最小经营单元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立足于抓好基层一线党建工作，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党建责任进网格、党建队伍进网格、党建支撑进网格、党建行动进网格，引导网格中的党员“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立足岗位作贡献。一、“三点成面”党建责任进网格综合网格是广东公司推进集团公司“大连接”战略有效落地，打好公司“格局之战”的基层最小经营单元。针对如何引领综合
9、网格党员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问题，广东公司明确了综合网格的三个责任点：政治责任点、经济责任点、社会责任点，“三点成面”，通过党建责任进网格，帮助网格党员群众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成为推进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政治责任点。广东公司通过三项举措，强化综合网格的政治责任。一是“勤学习”。经常性组织综合网格中的党团员及群众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打牢思想基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敢担当”。 截至本课题研究结题的2019年（下同），广东公司有综合网格690个。开展党建责任进网
10、格，就是要让综合网格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树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团结和带领身边的党员群众增强担当意识，做到敢担当、勤担当、能担当、善担当，致力于打造一支在关键时刻听指挥、拉得出，危急关头冲得上、打得赢的骨干队伍。三是“重廉洁”。综合网格是广东公司与外部客户接触的 最直接载体，外部诱惑压力大。党建责任进网格，就是要无盲区、零容忍地加强综合网格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引导综合网格成员拒绝触碰廉洁红线和底线，切实增强廉洁风险意识。经济责任点。在广东公司外部竞争激烈、内部体制机制转型、降本增效等压力下，综合网格将原有社区网格、渠道网格、中小企业管理的职责进行调整， 设定个人市场、家庭市场、政
11、企市场等业务指标，服务个人客户、家庭客户、中小企业客户，对个人业务、家庭业务、政企业务进行全业务销售，对渠道、社区、商企（中小企业）标准化业务进行服务支撑。广东公司将通过综合网格深化运营，实现客户价值稳步提升、家庭市场深度融合、政企市场快速突破， 最终实现公司收入增幅超行业平均水平。社会责任点。广东公司作为最大的省级通信运营商，综合网格与公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户水乳交融。为牢牢践行“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理念，公司党委组织开展“提升服务品质、连接美好生活”系列活动，以“提升服务品质书记项目”为牵引，引导综合网格着力推动解决业务资费种类繁多、宣传推广不规范、业务定制不知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
12、决打赢提升服务品质攻坚战、持久战，全面提升客户满意度，保持客户满意度行业领先。二、“双管齐下”党建队伍进网格广东公司综合网格作为基层最小经营单元，是公司生产经营的末端，是连接公司外部客户、保障公司任务落实、保证目标达成的“最后一公里”。如何通过抓党建、树正气、提士气、强能力、聚合力、激活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公司弘扬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将党建队伍建在网格上，“双管齐下”抓网格的党建队伍建设。组建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党团指导员队伍。广东公司打破综合网格属地化管理的限制，由公司党委牵头，以公司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各级党组织书记、部门中层干部以上的支委为
13、主力，组建一支综合网格党团指导员团队， 每人挂点1个综合网格。党团指导员作为公司党员领导干部和基层党员群众的纽带，走出办公室、会议室，走向基层一线、走到客户当中，真正低下身子、静下心来，听取真心话、了解真情况。一方面既深入了解业务开展情况，又全面了解员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情况；对于精神懈怠、信心不足的干部员工加强引导，帮助他们提信心、强决心，在精神上为一线“作战部队”赋能。另一方面围绕网格建设运营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实施“党员指导员攻坚克难项目”， 辅助网格总监定目标、下承诺、解难题，真正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入融合。打造一支政治强、懂经营、作风好、肯奉献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广东公司在开展综合网
14、格建设运营时，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将综合网格建设运营与复合型人才队伍培养相融合，侧重对三类人的培养：一是优秀网格总监培养：通过网格与总监双向选择、竞聘上岗选优配强的方式，把具备市场、网络、综合支撑等工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安排到综合网格总监岗位，提供综合网格平台，使其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带领党建联合作战团队共同推进网格建设。二是优秀网格党员培养：注重“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优秀党员的培养，引导党员树立主人翁精神， 激发无私奉献的工作热情，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投身网格建设运营工作。三是优秀业务骨干培养：充分发挥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
15、后备军的作用，引导优秀业务骨干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加强推优入党工作，重视在生产经营一线和青年职工中发展党员，把技术能手、青年专家等优秀人才及时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同时，引导业务骨干积极发挥专家人才作用，努力把自己锻造成本岗位的“行家里手”。三、“三足鼎立”党建支撑进网格俗话说，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广东公司树牢全公司“一盘棋”的思想，开展党建支撑进网格，发挥国有企业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三足鼎立”支撑态势，让综合网格放开手脚、撸起袖子加油干。政策资源支撑。党建支撑进网格，就是充分发挥高质量党建的保障作用， 体现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
16、。一是做好后勤保障。通过利旧复用和新增租赁的方式，为综合网格提供办公场地，对具备条件的营业厅场地做好融合使用，确保综合网格生产运营正常开展；制定临时租赁交通工具标准， 做好车辆租赁和交通补助工作，支撑一线人员生产运作；根据地域差异制定差异化饭餐补贴方案，解决偏远地区综合网格生产运营过程中的餐补问题。二是提供活动经费。发布党团活动经费指导意见，为综合网格的党团员开展“三会一课”组织生活和“创先争优”活动提供经费支撑。三是给予表彰激励。发布“党建+网格”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组织开展“党员示范格”争创和评选工作，对达到创建标准、创造一流实绩、作出突出贡献的“党员示范格”给予表彰激励，营造良好的“创先争
17、优”氛围。服务指导支撑。国有企业党组织要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一是党员领导干部送指导。集团公司和省公司各级领导不断深入综合网格，了解实际困难， 提供服务和指导支撑，推动问题解决。二是党团指导员送服务。各网格党团指导员牵头组织挂点的综合网格成员以“我为网格献策建议”为主题，围绕党建进网格、网格建设运营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微讨论，提出金点子。同时，结合网格自身需求，为网格提供党建类、业务类读本及工具书合计688本，提高综合网格成员理论水平及业务能力。系统流程支撑。综合网格建设运营的内部痛点来自数据信息不齐全、业务审批流程长、IT支撑不到位。这对身处市场瞬息万变、机遇稍纵即逝的外部环境下的综合网格来
18、说，无疑是致命的。2019年，在广东公司开展“党建+网格”工作中，党团指导员深入网格一线， 找准一线生产流程和系统支持等痛点难点，调动机关职能部门关注生产一线流程优化，开展流程穿越，深化推进网格化运营系统建设，实现前后台协同、人工和IT智能协同。四、“三箭齐发”党建行动进网格作为广东公司基层最小经营单元，综合网格坚定树立“责任、拼搏、争先、创新”理念，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千方百计想办法，把公司的各项部署、公司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做深、做透、做出成效。“党建和创”在行动。广东公司在集团公司指导下，开展“同心强党建，和创新未来”的“党建和创”活动，在综合网格的建设上，打造了
19、一支集综合网格、铁通工作站、社会渠道“三位一体”的“铁三角”党团联合作战团队，形成了公司基层最小经营单元的内核。综合网格作为基层“铁三角”的牵头部分，通过三个层面的“和创”，实现战斗力提升、经营收入增长、营商环境改善。一是加强“铁三角”自身建设，与铁通工作站、社会渠道“和创”，实现自身服务能力、联动合力和战斗力的提升，完成了集团公司“三力”在综合网格的落地；二是加强“铁三角”与外部集团客户客情关系的拓展和维系，通过以党建“和创”为切入点，增加互信理解和业务沟通，实现网络建设协同、合作商机协同，带动业务增收，完成了集团公司“三融”在综合网格的落地；三是加强与政府等机关事业单位的党建“和”创，积极
20、主动开展或推动所在党支部与所服务或合作的各方面、各领域的单位（部门） 的党组织开展联合共建活动，营造良好的外部营商环境。“攻坚克难”在行动。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广东公司在综合网格的建设运营中，通过“训战合一”的方式，打造一支能战斗、能吃苦、能奉献的党团员队伍，立足于综合网格自身工作职责，开展党员“攻坚克难”行动。比如：茂名分公司组织192人次集中参与“攻坚克难”行动，100%全覆盖综合网格；集中拓展业务3101笔，拓展数量全省排名第二；成功转换商机数量158 笔，全省排名第一。“先锋示范”在行动。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广东公司在综合网格中开展“党员先锋示范”行动，发挥党员的主观能动性
21、，让党员成为连接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连接企业与客户、连接党组织与群众的重要关系纽带。一是鼓励岗位创新。由党员指导员牵头组织挂点网格成员，围绕“党建+网格”主题开展岗位创新，截至2019年，共提出了77个网格党建工作创新方案及78个网格建设运营创新方法，部分已转化为网格建设运营的具体举措。二是提倡志愿服务。 广东公司充分利用网格属地化管理的特点，提倡综合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社区，参与创文入户宣传，协助清理社区垃圾，参与社区建设，履行社会责任。三是助力5G推广。综合网格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社区中积极推动5G的业务传播，积极面向客户创造体验环境，让客户了解5G、走进5G，全
22、方位助力5G推广。成效“党建+网格”工作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广东公司的探索与实践，经历三个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党建考评与经营考核获“双第一”士广东公司从2018年底开始了“党建+网格”的探索与实践，实现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的有效融合，促进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2019上半年，在集团公司党建工作考核评价和集团公司经营业绩考核中，广东公司在各省（市、区）公司中均排名第一名。党建考评与经营考核的双丰收，是“党建+网格”工作模式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综合网格经营指标持续向好士自广东公司开展“党建+网格”的探索与实践以来，综合网格的各项经营指标数据呈持续向好态势。2019年19月份，综合网格总收入
23、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9月份网格收入70.1亿元，定比一季度综合网格月均收入提升7.2%，这一指标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公司总体经营业绩排名靠前，与综合网格经营指标持续向好呈正相关。客户服务满意度不断提升士作为广东公司的基层最小经营单元，截至本课题研究结题的2019年，当年综合网格客户服务满意度不断提升。与2019年年初相比，年末在家客转机服务方面，装机及时率97.87%，提升了1.32个百分点，高装机及时率催生高满意度， 装机回访满意度达98.29%，提升了0.56个百分点；在家客投诉处理方面，投诉处理及时率95.23%，提升了0.31个百分点，投诉回访满意度也持续提升，达97.46%，提升了2.6
24、7个百分点。结语实践检验证明，“党建+网格”建设工作，有效地为公司生产经营末端赋能， 通过在最末端的综合网格中注入党的建设元素，使企业组织架构的最末端充盈党的底色，发挥着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积极作用。同时，通过党的建设， 破除了综合网格建设过程的问题壁垒，提升了综合网格生产能效，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研究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引言潜在产出是指在不引起通货膨胀前提下，宏观经济能够获得的最大产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联储等主要国家央行均将潜在产出定义为：经济运行中的失业率达到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AIRU）时的产出水平。当实际产出偏离潜
25、 在产出后，价格也出现通胀或通缩偏离。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原因主要是微观主体的价格粘性和货币幻觉行为。货币政策操作的目标应该是让实际产出保持在潜在产出水平，针对通胀或通缩变动开展数量上的削峰填谷操作，以及价格上的基准利率调整，确保失业率重新回到非加速通胀失业率水平，让实际产出趋向于潜在产出水平。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新特征，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通胀和失业率的关系弱化。Blanchardetal（2015，2018）认为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降低了经 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间的相关性，应对金融危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增加了未来增长的
26、脆弱性，导致潜在产出测算准确性不断降低。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 随着全球疫情不断变化且有长期存在的趋势，主要国家潜在产出的重新测算面临更大挑战。Heimberger（2020）引入新冠疫情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劳动投入的负向冲击，通过生产函数法测算出未来5年欧元区年均潜在产出将下降0.2至0.4 个百分点。Bondaretal（2020）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测算出新冠疫情将降低2020 年欧元区潜在产出0.6个百分点，疫情冲击对人力资本中的健康资本的负向影响持续存在。考虑新冠疫情冲击的潜在产出测算具有特别紧迫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
27、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关于我国的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测算也出现了较大争论。相对乐观的测算如张立群（2019）、姚洋（2019）和余永定（2019）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长率高于6%， 当前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刘伟、范欣（2019）测算出2015年到2020年潜在增长率为7.63%，2021年到2025年潜在增长率为7.29%。相对保守测算如刘世锦（2019）等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长率低于6%，当前经济增长已接近或相对高于潜在增长率；刘世锦（2019）测算显示我国2020年到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在5%到6%之间，这种增长阶段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9
28、） 的测算表明，2019年到2023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为5.7%；徐忠、贾彦东（2019） 通过滤波法等多种方法综合测算出我国2019年到2024年潜在增长率为5.5%， 2025年到2029年为4.6%。上述两类测算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投入的趋势变化判断存在差异。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充分考虑新冠疫情对我国潜在产出的冲击，运用较新的多元滤波法和经典的生产函数法等多种方法对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进行全面测算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 将增长动力进一步细分至行业层面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特别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制定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因此，本文尝试对“十
29、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进行测算。一、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方法（一）生产函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构建参考CBO（2001），郭庆旺等（2004）、徐忠等（2019）构建生产函数测算 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本文也采用Cobb-Douglas形式的生产函数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现有文献一般认为测算潜在产出的总生产函数中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相互替代，同时主要经济体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征，经济中的技术进步符合希克斯中性条件，因此本文将总生产函数设置如下：Yt=AtK（HtLt） （1）其中，Yt为总产出，Kt为资本投入，HtLt为劳动投入，劳动投入包含了人力资本质量Ht和数量投入L
30、t两部分，At代表全要素生产率。为资本产出弹性，为劳动产出弹性，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下+=1。一些测算潜在产出的文献认为，总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不仅限于资本和劳动，王小鲁和樊纲（2009）尝试在总生产函数中增加市场化程度等其他变量，认为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影响要素配置效率，因此需要在生产函数中考虑其影响。Jones（2002）也发现拓展后的生产函数可以反映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等因素对潜在产出的影响。但ChowandL（i2002）认为在总生产函数中，过度增加变量会带来模型设定缺乏理论基础、过度拟合和自由度丧失、增加测算误差等问题，反而导致潜在产出的估计精度较基准生产函数有所下降
31、。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的结构转换特征，本文出于审慎考虑将基准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设置为资本和劳动。通过多元滤波法得到潜在产出，再结合潜在劳动投入，就可以结合生产函数进一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二）多元滤波法测算潜在产出模型设定Benesetal（2010）提出运用多元滤波法（Multi CvariateFilter）可以更准确地测算一个国家的潜在产出。和HP滤波法等传统滤波方法相比，多元滤波法首先根据产出、通胀和就业的宏观经济关系构建结构化方程组，通过贝叶斯估计相关参数并进一步测算潜在产出。通过引入产出增长的前瞻预期值，多元滤波法还可以有效避免传统滤波方法的尾部样本（ Endo
32、fSample） 问题。Patricketal（2015）构建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多元滤波潜在产出估计模型，并应用于16个国家，发现2008年以后潜在产出的测算较传统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更为准确。本文在Patricketal（2015）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宏观经济特征构建多元滤波模型如下：首先是产出缺口方程，y=Y-。其中y是产出缺口，Y是实际产出，是潜在产出。实际产出Y的变化受到潜在产出了和产出缺口y的变动影响，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受到随机冲击的影响，具体形式如下：7=7-1+G+s7，G：=86S+（1-0）G-1+sf（2）yi=py-1+ei（3）其中，（2）式是潜在产出随机冲击方程。潜在产出
33、取决于上一期潜在产出-1、潜在产出增长G和随机扰动e/。潜在产出的增长取决于潜在产出的稳态增长水平GS、上一期潜在产出增长G-1和随机扰动ef。（3）式是产出缺口随机冲击方程，产出缺口y：受到上一期产出缺口y.-1和随机扰动e的影响。因此，测算潜在产出的关键在于识别产出缺口及相关冲击项。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和奥肯定律方程可以引入通胀和就业数据识别产出缺口。本文构建方程如下：T：=ATi-1+By：+e？（4）ei=Ger-1+py.+ef（5）其中，（4）式是非利普斯曲线方程。当期通胀T，取决于上一期通胀T-1、当期产出缺口y，和随机扰动s。（5）式是奥肯定律方程。考虑到中国就业数据可得性，本
34、文并未构建基于失业率的奥肯定律方程，而是采用就业增长构建奥肯定律方程。当期就业增长e.取决于上一期就业增长e-1、产出缺口y，和随机扰动ei。就业增长e.=E，-E1，即新增就业目标值减去实际新增就业。此外，为了避免尾部样本问题，本文还引入了前瞻预期方程Y4；=Y，+ef-， j=0，1。Y，是t时期对未来i期实际产出增速的预测，e，是预测随机扰动。本文采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对GDP增速的预期值作为Y，的值。在构建多元滤波方程组后，本文通过实际GDP、通胀和新增就业数据，并参考Patricketal（2015）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参数赋值确定相关参数值和随机冲击 的分布，对模型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并进
35、一步测算出潜在产出。（三）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设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是通过生产前沿面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的方法。Batteseetal（1995）认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可以考虑多个投入视角下的产出效 率分析，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结构做先验假定，因此适用微观企业和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本文构建行业层面的全要生产率估计方程如下：Y：=Bo+B1Ku+B（H，Lu）+Va-Uu（6）其中，Y.是行业i产出，K.是行业i固定资本投入，H.是行业i认力质量投入，L.是行业i人力数量投入，V.-U.是行业i估计残差，服从正态和半正态分 布。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得到Bo，即行业i的全要素生产
36、率估计值。二、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数据说明（一）总产出的测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潜在产出测算中使用的总产出 指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一直以生产法为主，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部门GDP之间使用生产法核算的名义产出增长速度和价格变动幅度有偏差，导致各部门实际GDP的不变价绝对值和增速也出现较大核算差异。消除核算差异需要谨慎选择GDP核算的基期，不同的基期选择对测算历年GDP的增速影响较大。目前我国GDP核算相关文献中，主要有1952年、1978年、2000年和2015年四种基期设置方法，选择基期时间越靠后，则对近期的实际GDP核算相对较准。考虑到本文潜产出核算研究重点是2012年后，因此参
37、考Changetal（2016）选择2015年作为中 国宏观时间序列数据的结构平稳突变点能够如实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变化的考虑，本文选择以2015年为基期计算GDP的不变价绝对值，并进一步测算GDP增速。（二）固定资本存量的测算使用生产函数法对固定资本核算通常采用永续盘存法，其基本公式为： K.=K-1+l+D.。其中，K为第1年的资本存量，K-1为第t-1年的资本存量，I为第1 年的投资，D.为第1年的总折旧额。在确定资本存量初始值以及历年投资额、折旧额后，便可相应计算出各年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的估计关键在于初始资本存量的估计。若估计期限较短，则初始资本存量估计会放大对潜在产出测算偏差。现有
38、文献关于我国初始固定资本存量值的估计存在一定差异，Youngeta（l2000）指出基年选择的时间和估计时 间跨度相对越大，初始固定资本的估计偏差就相对越小。本文测算重点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资本存量变化，若选择1978年为初始资本存量的估计年份，那么估计偏差相对较大。为了尽可能消除初始资本估计偏差对固定资本投入测算的影响，本文选择1952年作为初始资本存量估计年份。此外，现有文献中关于我国1952年初始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在623亿元至1252亿元之间。较小估计值如Maddison（1998）通过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初始资本存量特征，以及二战后相关国家的资本本存量为623亿元。较为适中的估计如You
39、ngetal（2003）认为初始年份的投资用途主要满足产出增长和弥补资本折旧，并通过估计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产出增长和资本折旧率，最终估计出我国1952年的初始资本存量为815亿元。较大的估计值如Chow（1993）使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出1952年我国资本存量为1752亿元，其中不仅包括对生产性资本存量的估计，也包括对720亿元的土地资本存量估计值。本文出于审慎考虑，采用Chow（1993）对生产性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但相应剔除土地资本存量的估计值，确定我国1952年初始固定资本存量为1032亿元。并进一步利用永续盘存法，结合历年投资和折旧数据计算得到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8524亿元。投
40、资数据的测算分为两部分。首先是测算总名义投资额。现有文献选取的总名义投资额指标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在现有统计口径下通过测算各行业资本“积累”最终计算出名义投资额。如Chow（1993）通过计算三次行业的资本“积累”推算出历年的总名义投资额。第二种是直接使用全社会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如王小鲁（2000）使用全社会名义 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总名义投资额进行近似替代，但Changetal（2016）认为我国 全社会名义固定投资和最终转化为资本存量的总名义投资额之间存在较大缺 口。第三种是近期研究常用的资本形成总额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刘世锦（2019）、徐忠等（2019）均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总名义投
41、资额的指标。 本文也使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总名义投资指标。其中19782000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2001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依据2019年末固定资产存量结合202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行估算。其次是测算投资价格指数。投资价格指数的选择决定了最终实际投资额的大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投资品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直接使用投资价格指数计算实际投资会导致较大偏差，对投资价格指数进行适当折减可以提高实际投资测算精度。本文在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实际投资额时， 参考Changetal（2016）的方法，使用2015年为基年选择固
42、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减，可以提高近年来的实际投资测算精度。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自1993年国家统计年鉴才开始公布，因此本文使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发展速度，结合1993年以后的固定资产价格投资指数对1993年之前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近似测算。最后是折旧的估计。现有文献通常采用固定折旧率或可变折旧率对折旧率进行估计。固定折旧率相对简单，如Young（2000）假定我国历年折旧率为6%。 固定折旧率难以反映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特征。张军等（2004）、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9）在固定折旧率测算基础上，考虑我国分行业各类
43、资本品不同寿命，计算得到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折旧率为9.6%。可变折旧率可以分为多期限可变和时变折旧率两种。多期限时变率如王小鲁和樊纲（2009）测算出19521977年折旧率大致为5%，改革开放以后折旧率 有所加快并于2007年达到8%；Wu（2011）测算的多期限可变折旧率为1978年之前约5%，19781992年上升至6%，1993年以后进一步提高至7%。本文参考徐忠等（2019）的方法，使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固定资产折旧序列对资本存量进行相应折减计算得到时变折旧率。折旧率测算的数据来源和投资数据测算来源相同。（三）劳动投入的测算劳动投入的测算包括劳动投入数量和劳动力质量两部分。首先
44、是劳动投入数量的测算。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结构相对稳定，对劳动力数量投入测算往往通过劳动时间来衡量。考虑到我国缺乏相应的劳动时间基础统计数据，本文参照谢保嵩等（2013）的方法，使用就业人数来衡量我国劳动投入数量。由于我国就业人数数据在1990前后因口径调整存在异常波动，因此本文参考Changeta（l2016）的方法结合适龄劳动人口数据对就业人数数据进行调整。对就业人口 变化比较大的1982年至1990年，本文使用1982年、199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数据，测算相应就业人数缺口分别为6859万人和8009万人。进一步使用就业人数平均增速对其他年份就业人数缺口进行相应折算，并将数据前溯进
45、一步计算出1978年至1982年期间各年份的就业人数缺口。通过结合就业人数数据和就业人口缺口数据，本文构建了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数量投入数据序列，并相应计算其增长率。其次是劳动力质量的测算。现有文献通常将劳动力质量视为劳动力技能， 并选取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劳动力整体的技能水平，因此大多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劳动力质量水平的替代变量。由于我国仅在1982年、1990 年和2000年、2010年的人口普查年度以及1987年、1995年的抽样调查年度公布了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调查结果，因此本文参考Holz（2005）的方法对历年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进行估计。Holz（2005）研究发现根
46、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教育水平需要考虑抽样自身的偏差，因此，本文使用人口普查中就业人口分年龄受教育水平的统计特征，估计我国1978年至2010年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预测20112025年的趋势值。这种估计充分考虑了统计抽样的偏差，因此Changetal（2016）认为使用该方法估计的劳动力质量水平是相对稳健的。（四）通胀率核算Patricketal（2015）认为新兴市场国家GDP平减指数相比于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更能反映整体经济变化。本文也采用GDP平减指数作为通胀率核算变量。考虑到我国并未公布以上一年不变价为基准的实际GDP数据，本文使用GDP名义增速减去实际GDP增速近似得到GDP平减
47、指数。其中，19782000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2001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年鉴。2020年名义GDP和实际GDP增速来自于2021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布数据。（五）全要素生产率核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首先需要确定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弹性系 数。若生产函数保持规模报酬不变，那么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下，劳动报酬总额与资本报酬总额分别为（1-）Y和Y。在实际国民收入核算中，资本投入弹性即为资本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劳动投入弹性为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三种国民收入核算数据。一是通过投入产出表测算。投入产出表可以相应计
48、算出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二是通过资金流量表核算中的实物表进行测算。资金流量表可以 计算出按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要素分配收入。三是通过分省的收入法GDP测 算。分省收入法GDP可以通过劳动者报酬等科目计算劳动力和资本报酬。分省的收入法GDP从1995年国家统计年鉴开始对外公布，本文进一步通过省际收入法GDP测算历史资料将分省收入法GDP计算回溯至1978年。余永定（2019）发现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和分省收入法GDP测算的资本和劳动报酬差异较小。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采用分省收入法GDP对资本和劳动报酬进行测算。其中19782004年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 料1952-2004计算，2005年以后的数据来自于历年统计数据。2020年的比例和2019年保持一致。收入法GDP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