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往往取决于其国内市场引力大小。市场引力越大，话语权越大；市场引力下降，话语权就不断丧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以增强市场引力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轨迹会更加清晰，主动驾驭经济的国家意志会更加坚强，微观经济领域的市场地位与市场机制也会更加被重视。与此相适应，中国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将会随之发生一些趋势性新变化。
中国市场活力吸引全球投资者目光
由于大型经济体内部拥有庞大的市场空间，凭借经济总量、技术垄断、货币优势，其市场行为与政策取向具有一定的国际市场影响力。培育市场战略纵深的核心是增强市场引力。一个大型经济体市场引力的大小，一方面影响着相关小型经济体的向心力，进而决定着放大或收缩纵深；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利益也使得竞争对手不敢轻易采取制裁行动。也就是说，市场引力本身就构成了市场纵深。衡量市场引力时，经济总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市场活力（经济增长保持上升势头至少是在较高水平上的稳定运行、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外资流入与民间投资增速较快、PMI处于扩张水平、经济创新能力很强等），以及外部世界能否“搭上便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增强的市场活力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位，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明显提升。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周期临近、国际经贸摩擦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引起一定程度上的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造成经济放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场引力下降是其中之一。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深化改革唤醒居民消费需求与民间投资需求，立足于激活国内市场、利用市场力量升级制造业技术水平，使经济增长尽可能保持在正常通道里运行更长时间，形成稳定的消费预期与投资预期，同时加大投资与贸易服务开放力度，增强中国市场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使之成为周边国家甚至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依托。
就经济政策预期而言，中长期经济政策的底层逻辑是可期的：大国竞争不会因为疫情缓解而缓解，决定各国地位最重要的力量是经济增长的速度（避免长期相对低速、经常剧烈波动）、经济投入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长期高于对方、避免不可持续的高投入低产出、形成对外部市场的资源依赖），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结构协调、产业链条完整且不会轻易中断），经济实力的层级（拥有比对方更多的核心技术，较少的被对方卡住脖子的薄弱环节或拥有更多制衡对方的机会）。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发生趋势性变化
首先，新的治国理政理念，会逐渐反映到收入分配结构上，相应带来整体边际消费变化，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肯定与改革开放的前40年不同。一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力不仅体现在总量上，更多地表现为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对经济升级拉动力，亦即供给侧改革动能充分释放（所谓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需求侧拉动与供给侧适时调整的有机结合）。二是建立基础消费资料的本土供应保障体系，努力巩固友好国家的辅助供应基础。三是注重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协调平衡、中东西部地区以及城乡等区域消费适度均衡，引导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和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偏好，鼓励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培训）与文化体育消费，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需求。
其次，出于加强国际竞争力基础和长远国家安全考虑，经济结构面临新一轮调整，第一产业会进一步巩固，第二产业会趋势性加强，由此引起第三产业占比会出现相应变化。其中：（1）确立更加精准的广义农业战略，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链的伸展与加强、生态改善和水旱灾害减轻，相应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建设、战略农产品储备体系建设、传统意义的农产品加工以及现代意义的农产品深度开发的工业（医药）材料化趋势、重点水利与环保工程建设、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建设（居住点建设与住房提升、道路、清洁水、污水处理、电力与通讯、医疗与教育）等等将成为清晰的战略重点；（2）重新认识探矿与采掘、坑口初选与近域工业中心精炼等第一产业的重要意义，与广义农业一同构成前所未有的大国经济总量与结构稳定支撑；（3）发挥制造业体系健全的优势，通过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重点是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填补发达国家已经丧失能力的市场空缺，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与重大技术集中攻关，缩小高科技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第二产业由体系健全优势向保持体系优势基础上的结构升级优势转变，由此将引发投资结构的相应变化；（4）第三产业中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的面临趋势性转折，生产服务领域、家居服务领域、人力资本积累领域（大健康与大教育）将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再次，在全球化发展呈现新特征的条件下，出口目标市场呈现多元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效逐渐显现，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占比稳步提升，非洲与南美的市场价值得到深度挖掘与积极拓展，北美市场占比相对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国际经济融合也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一是新的阶梯开放战略：第一阶是海南、大湾区的横琴与前海、上海的大浦东开放，在全面对接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基础上，为未来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模式进行积极探索；第二阶是京津冀与已经规划完成的既定战略区域开放，以开放市场、引进资本、提升产业、培育企业的国际适应力和国际竞争力为重心；第三阶是“一带一路”相关城市开放，以市场融合为重心，增强市场凝聚力。
二是多元进口与多元出口适当分离的外贸战略：单一世界贸易组织无法满足中国对于国际贸易稳定与安全环境的需求，未来不排除有更多的多边贸易协定与更多的双边贸易安排；在贸易协议谈判中不再强调简单意义上（或单一经济体之间）的进出口平衡，而是突出不同市场主体与中国需求和供给匹配性；不再追求贸易排名，更多地关注中国需求与中国供给优势的发挥。
三是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并不在于形式上的“双向”与否，而是强调的对外扩大开放稳定市场预期、对内顺畅循环提升运行效率、内外有机融合降低干扰波动、真诚互补共赢以期久久为功。国际国内的投资者不应该低估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远影响力及其潜在市场机遇，更不应该将其作为短期策略来对待。
最后，在外部环境日趋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应该坚持外交与经济合作两手抓。
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应广泛遵循市场规律，以积极的姿态维护既定的国际规则和秩序，以实际行动努力消除发达经济体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担忧，最大限度减轻西方经济复苏之后对于中国出口替代的压力。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对于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围绕挑战与机遇展开。在发展方向上立足于构建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最大限度减少外部极端情景下被“卡脖子”的核心经济体系；在宏观政策上立足于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实现双螺旋上升的政策体系；在技术层面重点打通跨境经济循环的若干堵点与痛点，不断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市场功能。尤其需要抓住国际经济调整的机遇，通过重点投入与积极引导相结合，推动民用技术的跨国研发并形成免受其它因素干扰的国际技术交流与交易市场，力争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可靠国际合作，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可控。
作者：黄志凌，中国建设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