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阶段，陈炯明与共产党的关系可从几个角度窥探一二：一是陈独秀曾加入陈炯明的执政团队。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离开上海到达广州，随即与维经斯基一起面见陈炯明。随后，陈独秀就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广东教育。陈独秀上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后，与陈炯明“约聘三事”：一、教育费拨足；二、教育独立；三、用人权省不侵越。陈独秀到了广东后，以革新精神大力改进和发展广东教育。在青年中传播科学、民主和反封建、反迷信的新思想，并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在这个新思潮的影响下，广州大中学校学生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反封建、反军阀和反宗教迷信的运动，有力地冲击了顽固势力。1921年3月，广州市面上发现攻击陈独秀的传单，3月8日，《中华新报》载文，诬蔑陈独秀散播“废德仇孝”的“禽兽学说”，“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陈炯明随即发布省长令，严行查拿派发传单者，对陈独秀给予了保护。同年8月，陈独秀提出辞职。陈炯明随即致函陈独秀：“须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不可否认，陈炯明对陈独秀的工作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广东的传播给予了大力支持。二是彭湃回国后得到了陈炯明的赏识。1921年5月，彭湃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当时的陈炯明主政广东，任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回国后，彭湃拜访了时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后又拜访了陈炯明。陈炯明对彭湃这位青年才俊十分欣赏，当即指令海丰县长翁桂清委任彭湃为县劝学所所长（后更名为教育局）。彭湃上任后，革新教学内容和方式，高举赤化大旗，深受顽固守旧分子排斥。当时，海丰地主豪绅诬陷彭湃宣传“非孝”“公妻”，多次向陈炯明提出将彭湃免职，但陈却力排众议，不为所动。单从这一点看，就足以说明陈炯明对彭湃是真心支持和拥护的。彭湃在担任海丰教育局长期间的举动和思想倾向，也为他后来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奠定基础。三是早期广州党组织的活动，得到陈炯明的默许。1921年,陈炯明“令陈独秀设宣传讲习所”。陈独秀把讲习所的宗旨定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并利用职务之便,大力扶持讲习所,在经费上给予特殊照顾。讲习所一年的经费是30万元,而一个省立中学的预算才3万元,一个专科学校也只有10万元。陈独秀委派陈公博担任所长,教员有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等人。其时，广东党组织机关报《社会主义者》（即《广东群报》）的经营，每月需要700元的运营费用，很难继续运营，是陈炯明给予了支持。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回忆录中说,陈炯明“甚至在物质上支持当时销路很广的广州共产党人的报纸《社会主义者》”。1922年7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也提到,陈炯明“就像支持罢工工人一样,他出资帮助一家日报,这家报纸的编辑是共产党员”。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成立,其经过不仅颇为顺利,而且称得上大张旗鼓。据当时报纸报道，白天开会有3000人参加，晚上举行演出又有3000人观演。若无实际掌控广东的陈炯明之庇护与允许,这种盛况的出现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叶举炮轰越秀山总统府。这是陈炯明与孙中山关系的转折点，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陈炯明与共产党关系的转折点。
其中，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是“六一六兵变”前，陈独秀曾到惠州拜访陈炯明。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陈独秀曾与陈公博等人到惠州陈炯明司令部与陈炯明会面。据陈公博回忆，到达司令部后，陈独秀看到陈炯明的桌上摆满了军用电话，墙上挂着一张张军事地图，便对陈公博说：“陈炯明不像下野样子……恐怕广东不免有事。”梁冰弦在回忆中却提到了陈独秀有劝陈炯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向。他提到“（陈独秀）劝竞存（即陈炯明）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发展”。陈炯明则“暗示他正怀疑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法则”。陈独秀此行未能劝说陈炯明，遂回到广州，后回上海。陈公博曾回忆，陈独秀从惠州回到广州后，曾对他说:“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我们应知有所适从。论道理是应当联孙，论力量是当联陈。”然后，“默然一回，说我们看罢”。这是“二陈”的最后一次见面，能在孙陈关系紧张之际赴惠州苦劝陈炯明，也就体现了陈独秀与陈炯明之间确实有良好的私人关系。
二是陈炯明从未对共产党举刀相向。“六一六兵变”后，陈独秀当即向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表示，陈炯明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中共中央立即致函广州共产党小组负责人谭平山，要他们改变拥护陈炯明的政策。其时，在广州的共产党员陈公博、谭植棠等仍违反中央精神，仍公开发报支持陈炯明。中共中央为了表明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把陈公博、谭植棠开除出党。
近年来，有部分论述指出陈炯明对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的政策十分憎恨，转而压制广州共产党小组，禁止共产党的宣传及其它一切活动，《广东群报》宣传员讲习所、注音字母教导团被迫停办。其实，这个结论来自梁复然的回忆:“陈炯明叛变后,抱怨共产党没有与他合作,于是转而成为憎恨广东党组织。他下令禁止进步书刊发行,连一向在昌兴街丁卜蚊帐店代售《响导》的发行机关也被禁闭,搬走文件书籍,只准卖蚊帐。”不过,就在同一篇回忆录中,梁复然却承认:像“群报”、“宣传员讲习所”、“注音字母教导团”这类组织,是中共主动提出停办的。除此之外，目前还未发现陈炯明及其部下在炮轰总统府事件之后武力镇压中共的证据。
三是陈炯明一度支持海陆丰农民运动。几乎与“六一六兵变”同时，彭湃在海陆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此期间，陈炯明曾多次会见彭湃，并公开表示对农会的支持。1923年，彭湃应邀赴港会见陈炯明。陈炯明不但捐了100港元给农会，并表示：“我回去海丰一定要减租，你们可努力进行”。尤其是在1923年底—1924年初是彭湃与陈炯明交集最为密切的时候。当时，彭湃经常写信向陈炯明汇报广东农会发展的情况，陈炯明也对农会的建立和工作表示赞同。应该说，从退败惠州至1924年2月，陈炯明对彭湃，对海丰农民运动的态度都是支持的。不管是别有用心，还是惺惺作态，起码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陈炯明支持默许的态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25年2月、10月，国共联手两次东征讨陈。很快，陈炯明在广东的势力彻底崩溃。陈炯明在丧失军事力量后寓居香港。由于没有军事武装和地盘，陈炯明的政治影响日益消失。
平心而论，陈炯明在主持粤政时，对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发展势力、传播和推动共产主义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即使是后来共产党与陈炯明划清界限，但陈炯明也未对中共采取报复措施，甚至一度仍容许中共地方组织在自己的地盘开展农民运动。作为后人，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来蜕变为军阀而抹杀他早期的功绩和作用。参考文献
[1]施亚利：陈炯明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初探
[2]黄岭峻：陈炯明与中共关系考 —— 兼与台湾学者吴相湘先生商榷
[3]张丽红：广东早期党团组织对陈炯明事变态度探析 ——兼论早期党团关系
[4]郭盈宏：中国共产党广州党组织早年与陈炯明的合作与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