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丰是党史资源大县，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蕴含着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经验和智慧。这里较早地掀起大规模农民运动、举行工农武装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工农革命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方面进行大量尝试和实践。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综述。
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仍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新觉醒，是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学习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和中国的实际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新觉醒。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从1921年7月建党至1928年党的六大前后，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一直处于朦胧探索阶段。在共产国际“左”的思想影响下，党的政治路线在一段时间内被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所支配，党的一部分领导人还不懂得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看不清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只会不切实际地照搬国外的经验，坚持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否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彭湃同志和他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实践中，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基点，这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人民大革命具有举足轻重的借鉴作用。
中国农民运动的样本
彭湃1917年至1921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真理，但他并没有教条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1921年3、4月，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之前，彭湃与旅日中国共产党小组负责人施存统就入党问题有过一次谈话。根据施存统的回忆“我在日本期间，和彭湃有见过几次面，也代表留日中国共产党小组和他（彭湃）作过一次长谈，彭湃强调的主张是：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革命要依靠农民。他对党是表示支持的，但跟党的意见不完全一致。” 说明彭湃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提出：“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革命要依靠农民”的正确主张和观点。
1921年5月23日彭湃从日本学成回国，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两个月后，便回到海丰出任教育局长，着手改革旧的教育机构和教学内容，串联学生、青年教师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试图从教育宣传入手，唤醒和组织几千年来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劳苦大众。
1922年5月4日，彭湃组织师生纪念国际劳动节，学生化装游行，高举“赤化”两字大旗，唱着《“五一”劳动节歌》，高呼“劳工神圣” “减时加薪” “无产者联合起来”等革命口号，这是海丰有史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事后，地主豪绅借题大作文章，彭湃因此去职，进步教师被解聘。6月间，深感“背后绝无半个工农”的彭湃只身深入到农村组织农会。1922年7月29日，彭湃在“得趣书室”成立广东第一个农会组织“六人农会”。10月25日又建立500多名农民参加的“赤山约农会”。彭湃开始带领农民开展“同盟非耕”以反抗地主对农民任意“加租” “易佃”，反对土豪恶霸向农民索收“粪船捐” “码头捐”。还设立平民药房，农民凭农会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而大受农民欢迎。而在此时，彭湃当众烧掉自家的田契，从此，抛弃优裕生活和散尽万贯家财的彭湃得到了广大农民的高度信任。
1923年元旦，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在县城桥东天后宫宣告成立，并确定农会机构设置、会章、会旗和纲领。其政治纲领为：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并相应成立具有当代政权机构设置雏形的财政部、仲裁部、宣传部、农业部、教育部、卫生部、交际部、庶务部、文牍部等9个部门和一个药房。这些机构成立后便发挥相应的作用，如教育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便创办了20余所学校（含夜校），比官方所办学校还多。总农会成立不久，便与海丰地主阶级进行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次斗争是海陆丰农民运动发展的又一个转折点。1923年3月，海城地主朱墨对公平余坤等6家佃户无理加租“吊佃”，遭到余坤等反对，朱墨会同地主阶级组织的粮业维持会勾结官府将余坤等6人收监羁押。彭湃组织六千多农会会员到县衙请愿要求放人，县衙迫于农会的浩大声势，遂无条件放人。这次斗争的胜利，进一步扩大了农会的影响力。随着，海丰的农民运动迅速向周边的陆丰、紫金、惠阳、五华、普宁、揭阳等十县扩展。彭湃又相继组建了惠州农会和广东省农会。这是建党初期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201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21年7月—2011年6月）有这样的记载：“（1922年）7月—翌年5月，在彭湃领导下，广东海丰、陆丰、惠阳三县1500多个乡建立农会，会员达20多万人。”
1923年7、8月间，海丰10天内连续两次遭受台风袭击，狂风暴雨又兼海潮上涨，农作物几乎颗粒无收，广大农民的房屋、牲畜等财产也损失严重。但地主豪绅依旧要农民十足交租。海丰总农会召开农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并发表《为减租而告农民》公开信。8月15日，海丰总农会在龙舌埔举行2万多人参加的减租誓师大会。会场群情激愤，高呼“农民万岁”等口号，声威震撼海丰县城，县长王作新和地主豪绅震惊万分。翌日凌晨（农历七月初五日），海丰地主豪绅勾结军阀钟景棠，武装袭击海丰总农会，逮捕杨其珊等农会干部25名，关闭农会馆，解散农会。史称“七五农潮”。农会遂转入地下活动，秘密组织“十人团”，也称“贫民党”，保持着原有的力量继续与地主豪绅作斗争。
1924年至1926年，具有丰富农运经验的彭湃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和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第一届和第五届主任，并兼任历届农讲所教员，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他还把领导农运的经验写成《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作为农讲所的历届教材，该著作曾在《中国农民》杂志连载，后多次印发单行本发行时改名《海丰农民运动》，全书6万余字，陈延年亲自审校，周恩来为其题写书名，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早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论著，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本。从此，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做法传播全国。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同月27日，许崇智、蒋介石、周恩来率领的东征军及随军的谭平山、彭湃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仑两位将军抵达海城。彭湃留在海陆丰工作，建立中共海丰支部，后改称为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农会恢复公开活动，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共青团、工会、妇女解放协会、教联会、新学生社等群团组织也相继成立或恢复。在中共海陆丰党组织的领导下，农会组织更加严密、实际斗争更加深入、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为培训和造就一批能够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人才。1925年4月23日，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班，第一期共有42名学员参加培训。课程设有《革命人生观》《帝国主义》《经济学》《广东农民生活状况》《农民阶级分析》《文学理论》《海丰农民运动史》《军事学》等。经过3个月的学习训练，学员结业后，一半安排在海丰充实农运干部队伍，一半被分配到陆丰、普宁、揭阳、潮安、五华、饶平、惠来等粤东各县从事农民运动和党务工作。如颜汉章到揭阳县，后任揭阳县部委书记；何丹成到澄海县，后任澄海县部委书记、饶平县委书记；林务农到潮安县，后任潮安县部委书记；王兆周到饶平县，黄连渊到潮安县，敖琼、庄启芳到惠来县等。他们把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进一步发扬光大，为推动惠潮梅地区农民运动发展和党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强力助推下，妇女解放运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参加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的章行、高云、彭铿、陈新、张威、庄启芳、敖琼等女学员，在1925年5月1日，纪念国际劳动节巡游活动中，武装负驳壳向群众示威，发宣言唱口号，惊醒了许多海丰妇女。随后于6月7日成立“海丰妇女解放协会”，发表《海丰妇女解放协会宣言》《海丰妇女解放协会纲领和组织大纲》，号召广大妇女同胞联合起来，打开网罗，逃出苦海，促进社会进步，为人类谋幸福。在妇女解放协会的宣传发动下，许多妇女纷纷走出厨房、走出闺房、走出家门，走进社会生活，走进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会员从成立之初的70余人到11月增加至230人。为后来建立队伍庞大的妇女武装队伍奠定了基础。章行、陈新、彭铿等7人因在推动海陆丰妇女解放事业发展中的影响巨大而被誉为“七颗明星”。
海陆丰农民运动有着爆发时间早、组织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斗争比较彻底的诸多特点，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锋和榜样。据1926年5月1日广东省农民协会公布：海丰有区农民协会11个，乡农民协会660个，会员194411人；陆丰有区农民协会9个，乡农民协会510个，会员65000人，两县会员总数占广东省农会会员的41%。至1927年2月，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农会会员达100多万人，其中海丰20多万人，为全国各县份之最。这个时候，海丰已形成“一切权力归农会，工农当家做主人”的浩荡气势。县农民协会不是“第二政府”，而是唯一的政府。国民党政府委任县长要征求农会的意见，处理重大政务要征得农会的同意；地主收租子也要事先和农会商量怎么个收法，收几成合适？如1925年至1926年，陆丰还先后驱逐两任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国民党右派县长徐建行、李崇年。从而形成一套新的农民运动模式，为全国农民运动树起了一面旗帜。1926年8月7日，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300余名学员到海陆丰开展为期两周的学习实践活动，并在其主办的《农民问题丛刊》中，用大量篇幅介绍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出：“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
实行全民武装的创举
彭湃一贯强调农民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3年元旦，他在成立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时就提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然而1923年8月，在彭湃还未来得及组织农民武装时，便发生了著名的“七五”农潮，反动军阀在一夜之间就摧毁了拥有20万之众的农会组织，这让彭湃和农会同志深刻认识到组织一支属于农民自己的武装队伍的迫切性，以致彭湃要恢复农会时，农民便问彭湃：“你有无枪，别的不用说。”可见教训是何其深刻。当1925年3月彭湃随东征军进入海丰后，农民所提出的各项要求中，“尤以武装之要求为最切，”农民在斗争实践中普遍认识到“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武装不成。”直至1925年7月5日，海丰县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通过“武装全县农民”和“肃清反革命派在海丰的武装势力”的决议案。这是海陆丰实行全民武装总的思想指导方针。
1924年，彭湃出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委员长和广东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后，在领导全省开展农民运动时处处受到国民党右派勾结地主集团的武装阻挠和破坏，更让他进一步认识到组建属于我党和农民自己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年12月，彭湃在指挥广宁县农军反抗地主民团的武装斗争中，给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写道：“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从我扺广州第一天起我就对此深信不疑，而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这和当时陈独秀反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直接掌握领导权与军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表明彭湃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懂得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是最早确立武装斗争思想的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
1925年3月16日，彭湃在海丰籍东征军先遣队60余人的基础上组建海陆丰第一支武装队伍——农民自卫军，不到一个月扩充到200多人，东征军和广州国民政府分别拨给40支枪和3000发子弹作为起始装备，其余的通过收缴反动分子和敌军散落各地的武器获得补充。农民自卫军总队长李劳工（后徐成章、吴振民）、党代表林甦（后余创之）。为培训农军骨干，还创办农军教练所，招收学员80名，训练期3个月，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各区担任农民自卫军教官，组织和训练区乡农民自卫军。同年5月，彭湃又派李劳工到陆丰组织了另一支40多人枪的农民自卫军。东江各县纷纷效仿海陆丰，先后建立了农民武装。其他各界也组织武装和进行军事训练。如在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中组织军事训练，县总工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学校组织学生军，青少年组织童子军。1925年5月2日，陆安师范学校校长黎樾廷在《陆安日报》发表《我们为什么要组织学生军》文章，指出：“我们需要充实的体魄，与夫勇敢的奋斗的精神，因此非实行军事训练。不足补救以前的漫浪式的生理上体操历来之积弊。”这也许是我党最早提出对学生实行军事训练的学校。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对这支隶属于中共海陆丰党组织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寄予极大的希望，在黄埔军校先后选派了李劳工、吴振民、卢德铭（秋收起义总指挥）、徐成章等近20名得力干部到自卫军担任大、中、小队长和教官，还专门把缴获的400多枝枪支弹药拨给海陆丰自卫军。这支参照黄埔军校进行管理和建制，由该校教官负责训练的农民自卫军，其队员后来大多都成长为工农革命军各级的优秀指挥员，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49团团长彭桂便是其中之一。
1925年9月，滇桂军阀在广州叛乱，海陆丰农军主力400多人跟随东征军赴广州平叛。陈炯明残部乘虚重陷海陆丰，对农民和工人进行反攻倒算，其所过乡村鸡犬不宁，洗劫一空，大肆拘捕迫害农会干部，破坏农会组织。海陆丰农军创始人之一李劳工也在这个时候遭军阀残部杀害。刚刚组建不到半年的各地农军纷纷组织起来反抗。如10月6日，几百号军阀残部从梅陇东道岭窜回沙埔新寮桥头，对沙埔村进行打、砸、抢。梅陇地区400多名农民自卫军在梅陇农军负责人叶子新、胡汉南的率领下奋起还击，与逆军激战几个小时，但终因装备不良、子弹缺乏，导致失败，农军牺牲者多达54人，史称“沙埔战斗”。这次战斗是海陆丰农民自卫军成立之后率先发起的一次对敌大型战斗，体现了刚刚组建不久的农民自卫军的强大威力。
1925年10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后，海陆丰常备农军在中共海陆丰地委领导下进行整编，海陆丰农民自卫军总队改称为农民自卫军大队，下设三个中队300余人，分驻海丰城、陆丰城和汕尾镇。常备农军统一制服，全部配备五响钢枪，还有一门大炮。这支装备精良的农军还先后歼灭盘踞在陆丰东山、黄塘、剑门坑、上沙等地的军阀残余势力，战绩卓著，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地主豪绅及军阀余孳的反革命行径，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1925年12月后，海陆丰农民自卫军代替国民革命军驻防海陆丰地区，与正规军一样，由广东国民政府定期供给军饷，枪支弹药和被服等。1926年8月，彭湃代表广东省农民协会慰劳海丰农民自卫军时说：“省农会以海丰农军能觉悟，能守纪律，能耐苦劳，能为农民奋斗，所以认为是全国的模范军。”同年11月，《少年先锋》记者杨白更称赞海陆丰农军为“东方的红军。”而区乡农民自卫军受区农民协会领导和指挥，其供给由区、乡农会负责。乡村不脱产农军的活动经费由农民协会在减租、收益中拨给。到1927年3月，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已有常备队伍400余人，已退伍可随时调动作战的1000人，其余以粉枪、大刀、尖串为武器的不脱产农军有2万余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革命处于转折阶段，全党都在寻找新的革命途径。但海陆丰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消极等待和观望不前，而是领导这支被誉为“东方红军”的农民自卫军于5月1日凌晨率先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两县临时政府，有力地反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海陆丰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规模小、历史影响也不大，但这次武装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它距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到20天的时间，比著名的南昌起义足足早了3个月，这充分体现了海陆丰农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秀品格。
为消灭这支队伍庞大、训练有素，且作战经验丰富的农军，蒋介石专门调动其嫡系驻惠州十八师胡谦的正规部队进行围剿。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常备队主力500多人于5月9日冲出胡谦所部的层层包围圈抵达陆丰新田，与参加普宁起义、紫金起义的农军一起组建成立2200人的惠潮梅农工救党军，总指挥吴振民，党代表余创之，并决定长途奔袭赴武汉挽救革命、挽救党，后来在湖南汝城被国民党范石生部打散，吴振民、余创之两位我党优秀干部牺牲和被捕。救党军一部分参加湘南起义后被朱德、陈毅收编上井冈山；一部分回到海陆丰继续参加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为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做出巨大贡献。
农军常备队主力北上赣湘后，海陆丰党组织紧紧依靠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农军与敌人周旋，出现了敌人占据城镇，农军据守农村、山区的相持局面。如海丰的赤石、公平、梅陇、陆丰的新田等地的农军出没无常，时不时向敌人放冷枪，骚扰敌人的驻防区，让敌人惊恐万分，无法安宁。在陆丰，抗租与武装斗争互为关系，形成了巨大的革命声势。1927年7月21日、22日，大安、金厢、博美、湖东等区先后掀起抗租暴动，数百、上千农军参加战斗。农军用粉枪、土炮、尖串、大刀等，赶跑当地的保安队、民团，击毙巡官、没收税捐站。7月29日，张威、张绍良指挥农军攻下沿海重镇碣石城。9月7日，黄雍、刘琴西、张威等率领在陆丰新田集结的农军400余人，突袭大安墟，击毙国民党大安区巡官、民团团长，没收地主当铺与粮食，分给贫苦民众，更是威震敌胆。这一时期，海陆丰农军以积少胜为大胜，充分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农军的战斗力，为第二次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
党的五大后，彭湃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8月3日至6日，“八一”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按计划南下广东，先取东江（海陆丰），占领汕头，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夺取广州，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再度北伐。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的命令，策应南昌起义部队入粤，海陆丰于1927年9月8日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两县先后成立了工农临时政府。并根据南昌起义军前委书记周恩来的指示，海丰县委用2天的时间首批征集了700名农军和筹款1万元前往潮汕支援起义军。为坚持长期斗争，还在海丰、陆丰、惠阳三县交界的黄羌、激石溪、中峒建立后方基地，设立仓库和军械制造厂，囤积数十万斤粮食和大批布匹、煤油、药品等战略物资。海陆丰后方基地的建立，表明海陆丰党组织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实践，不仅逐步形成了武装割据广大农村，包围墟镇，夺取县城的战略设想，亦有建设和巩固大后方，以作为应对出现恶劣情况时的退却之处。这便是进攻与退却的两手准备，为红色政权退守山区和开展游击战争打下坚实基础，也表明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这个时候已初步形成。9月25日，国民党军队再次进攻海陆丰，农军主动撤出两县县城。而此时广大农村已经牢牢掌握在农军手中，有些偏僻墟镇也被我方所控制。
1927年10月3日，历经征战60多天，几近弹尽粮绝，官兵极度疲惫的南昌起义部队先后进入陆丰境内。周恩来、贺龙、叶挺、彭湃、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张国焘、陶铸、郭沫若等领导人在海陆丰党组织和农军的掩护下，从海上安全转移到香港。特别是周恩来因病需要医治，与叶挺、聂荣臻在海陆丰滞留时间长达20天，到10月23日晚才从金厢渡海去香港。这次转移尽管前有叛军，后有追兵，沿途有敌军民团搜索，但转移出港的将领没有一个人掉队、被捕。海陆丰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人民群众同心向党的革命精神在这次重大转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叶挺部二十四师1200多人在董朗率领下于10月7日进入陆丰激石溪，9日，进入刚刚建立的后方基地——朝面山后得到了休整和补给，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11月，正式建立师部，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下辖第四团及由海陆丰工农革命军编成的第五团。
1927年10月底，海陆丰农军在南昌起义部队改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四团的配合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11月1日，国民党驻海丰的陈学顺团弃城向梅陇、吉隆方向逃窜，我军于同一天进占海丰县城。在陆丰方面，驻西北部农军300余人，继占大安与河口一部分之后，配合四团一营直捣陆丰县城，敌保安队200余人遂弃城向碣石溃退。我军进占海陆丰县城之后，除捷胜、碣石、河口、上沙等部分孤城为敌保安队与民团据守外，我红色区域包括海陆丰全境、惠阳县之高潭区，紫金县炮仔区和五华、普宁等县一部分，为创建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条件。
1927年秋，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11月诞生苏维埃政权。面对周围的白色统治和强大的敌人，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确保土地革命顺利进行。海陆丰党的组织着手改编工农革命军和区乡赤卫队，最早形成正规军（工农革命军）、地方部队（县常备农军）和民兵（不脱产赤卫队）的新型军事体制。
正规部队：1927年10月，由南昌起义部队余部1200人改编而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二师第四团，是最先到达海陆丰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同年12月，在海陆丰农军中挑选520人充实而成立第五团，全师约1800人。1928年1月初，从广州起义撤退出来，在花县改编而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1200多人抵达海丰。至此，从著名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两支部队改编过来的我党最早的正规部队会师海陆丰，加上海陆丰工农革命军补充的力量，总兵力达到了3000人。这两支正规部队除了保卫苏维埃政权，铲除县内反动据点外，主要负责扩大革命根据地，转战于海陆丰附近各县。
县工农革命军：县工农革命军的前身是县常备农军，1927年8月改称工农讨逆军，1927年10月，根据中共南方局和省委指示改称为工农革命军，其职责是镇压境内一切反动势力及巩固政权之武力。海丰、陆丰两县分别设立团队部，设团队长和党代表兼统率各区的常备赤卫队。其中，海丰有工农革命军650人，区常备赤卫队共计451人；陆丰有工农革命军320余人（枪），各区常备赤卫队人数不等，如陆丰新田有常备赤卫队64人。
乡村赤卫队：这是一支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武器的不脱产队伍，过去称为农民自卫军，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改称赤卫队，并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海丰有赤卫队员37800人，陆丰有1万人。有的乡苏维埃还为队员置办了伙食担子，及队员随身携带的口盅等日用品，以备不时之需。这种赤卫队，直至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攻陷海陆丰后，海丰仍能在各区重新召集500至2000人，组建工农革命军独立师，下设10个营，人数1万余人。
工人赤卫队：在海城、陆城和汕尾等城镇的工人、店员组织起来的，由县总工会和区工会办事处指挥。他们也参加军训训练和战斗。1928年进攻海陆丰之敌“一入公平，县城工人竟能在一、二点钟内集合400人到公平，”“其他各地工人在每战争时，都有参加。”
妇女粉枪队：1926年5月，海丰六区（赤坑）就有40多名妇女加入妇女解放协会，参加农民自卫军训练。1927年9月8日，海陆丰第二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六区建立妇女战斗队，队员达到1000多人。赖月婵任六区妇女主任后，在这支妇女战斗队中挑选了400多名年龄18～25岁且军事素质较好的，组建了海陆丰第一支妇女武装——六区妇女粉枪队。这支妇女武装队伍曾在镇压反动派中发挥作用，在参加东江年关大暴动中表现出色。其历史可追溯到1926年的海丰六区妇女粉枪队，堪称我党领导下最早的妇女武装队伍。除海丰县六区外，其他各地也有组织妇女武装队伍。在海丰有1万人左右，陆丰亦有3000余人的组织。妇女武装在战场上牺牲者有100余人。
少年先锋队：作为工农阶级革命的后备队——劳动童子团，1925年5月便开始组织，在团海陆丰地委设立劳动童子团运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海丰、陆丰分别设立工农会劳动童子团县团部、区设区团队部，到1926年10月已达4000人。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劳动童子军改称少年先锋队，人数达到1万余人。1928年1月，陆定一以团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达海陆丰，曾协助共青团组织少年先锋队，挑选部分共青团员和青年编成4个队，称为“马克思队”“列宁队”“李卜克内西队”“卢森堡队”，一个队相当于一个营，共有1000余人，全是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其中“卢森堡队”全部是女的，其余3个队全是男的，并由红军干部负责训练，有一部分训练后还补充到红军中去。“至于少年先锋队，海陆丰各有数千组织，每县各有少年先锋队总部组织。内部编制，与普通军队相同。每与反动派斗争，少年先锋队亦很奋勇的参加，前后少年先锋队的牺牲者亦有数十人。以上海丰农妇及少年先锋队奋勇，为全中国最著优良者。”
工农海上别动队：为维持海上秩序，陆丰金厢区苏维埃成立了一支工农海上别动队。他们原是这一带海边的渔民、游民队伍，从事海上抢劫活动。通过苏维埃政府的教育改造修编，组建成50～60人的工农海上别动队，设队长和党代表各1人。负责沿海的警卫与巡逻，维护海上安全，捕捉通缉逃亡的地主劣绅、反革命分子等。
全民武装所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缺乏武器弹药。东江特委曾多次要求省委帮助均未得结果，只能依靠就地解决。苏维埃政府或收缴或购买、或是在招募志愿兵时，“农民可以携枪入伍，退伍后仍准带回”的方式征集。为解决子弹不敷的问题，还利用旧军阀遗留下来的部分军械厂设备制造枪支弹药。在海丰县城桥东准提阁、梅陇金盘围和高潭中洞等地均设立过制枪厂造弹厂。其他地方也用手工打造土枪。如陆丰新田区就从五华县请来师傅打造“土六八”。据海丰县委的一个报告材料显示，海丰拥有收缴枪械1297支，子弹3.3619万发，粉枪1.2489万支，火药1.3502万斤，尖串7.3690万支。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所组织的各种群众性武装，对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区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海陆两县仍有几个重要的城镇为敌人的保安团和民团所盘据。这些敌军凭借城寨负隅顽抗，企图待机反扑。为消灭这些反革命势力，我党组织武装力量先后攻克捷胜、碣石、昂塘、河田等据点，并平定“白旗匪”叛乱。在这些战斗中，海陆丰的农民武装动辄几千人，乃至上万人配合工农革命军参加激烈的战斗。攻打捷胜时先由海丰东南赤卫军联合大队，接着公平、梅陇100多名赤卫队加入，后来便是海丰各区男女赤卫队2000多人持粉枪、尖串等参战，把捷胜城包围了10多天，最后在红二师一个营的配合下才克复。攻打碣石城也是在赤卫队包围了一个月之后，敌军粮绝弹尽，不得不弃城逃跑。攻打昂塘先由几千赤卫队配合红二师一个营进行围困，有赤卫队员用浸水的棉被裹身向敌人发起冲锋，迫使敌人弃城投降。与此同时，还粉碎了进犯我红色区域之敌。1928年1月24（农历正月初二），盘踞在惠阳一带的国民党海陆丰守备队司令蔡腾辉率领所部、民团、包斗队（因受蒙骗，带着包斗来抢劫的群众）2500余人，打着“回海丰过年”的白旗进犯我境，占据赤石后进行抢、掠、烧、杀。1月26日，由彭桂、杨望率领的工农革命军400多人与赤石、梅陇赤卫队2000余人，在红四师第十团两个连200多人的配合下，占领马头岭等制高点，围困入侵之敌。双方激战四小时，击毙敌连长4名，敌人死伤200余人，俘敌100多人，缴获迫击炮两门、机关枪2挺、步枪500多支、子弹15担、大炮弹12箱。这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和红四师到达海丰后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也是战果最辉煌的一次大胜利。在基本肃清两县境内敌人之后，海陆丰农民武装又配合红二师、红四师发起年关大暴动，先后攻克了紫金南岭，普宁果陇、尚寮，惠来葵潭等地，促使苏维埃区域不断扩大。
创建苏维埃的先声
关于苏维埃的创建问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开始有人主张在中国组织苏维埃，中国共产党没有采纳其意见。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后，我党虽然采取武装斗争的策略来挽救革命，但并没有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不论是八一南昌起义，还是党中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和党的八七会议的决议，都没有要求组织苏维埃，只是提出组织革命委员会。如：1927年8月中旬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在现时这一阶段之中，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直到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这一重要决定指出：“八月决议案中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9月下旬，张太雷从上海经香港秘密来到汕头向周恩来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10月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流沙会议”，传达中央把“革命执行委员会”改为“苏维埃”的指示，并号令在潮汕地区的南昌起义军向海陆丰集结，与当地的农军汇合举行武装起义，创建苏维埃。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再次明确指出：“以前还是用国民党旗帜的号召，以后便不要了，改用红旗。以前只限于宣传苏维埃，以后便要真正建设工农兵代表大会。”从此，中国共产党各地方组织才彻底抛弃了国民党的旗帜，宣告中国共产党公开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朝着建立苏维埃的目标而进行斗争。
根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指示，彭湃在撰写《土地革命》一文时通过工、农、兵三位代表的发言，阐明了“一切土地归农民”“一切武装归工农”“一切政权归工农兵”的政治理念，交省委机关报《红旗》周刊创刊号发表，然后乘船回海丰领导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肩负起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要任。中共东江特委把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海陆丰暴动后最重要的职务之一”，限定5天内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由基层民主选举产生，再由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主席团，实行主席团负责制。在农村代表分配比例是农民占60%、工人占30%、士兵占10%；在海丰县城、陆丰县城、汕尾市则工人占60%，农民占30%，士兵占10%。根据部署，11月10日，汕尾市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汕尾市苏维埃政府。11月13日至16日，陆丰举行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彭湃参加，成立陆丰县苏维埃政府。11月18日至21日，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城孔庙（后改为红宫）隆重举行，出席大会代表311人，其中农民代表191人，工人代表90人，士兵代表30人。紫金、陆丰、惠来、惠阳四县代表应邀参加。为期4天的代表大会都唱响国际歌。大会最后以差额选举的办法选出杨望、黄悦成、杨其珊等13人为苏维埃政府委员，林彬、宋耀南、许择修等13人为县苏维埃政府裁判委员会委员。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案》、《没收土地案》、《取消苛捐杂税案》等10个决议案，其中《禁止米谷出口案》，保证了革命武装和人民生活供应需要；《妇女问题案》，第一次提出和规定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条款，保证了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的地位和权利，对社会是一个空前的解放。《杀尽反动派案》，以最严厉的规定，镇压一贯反革命和危害人民利益而为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大地主、土豪劣绅、反动头子、贪官污吏，扫除革命的障碍。
大会通过的《改良工人生活案》《改良士兵生活案》《抚恤遭难烈士及被祸工人农民家属案》，以法令形式具体维护了工人、农民、士兵的劳动和生活的权利及利益，抚恤了革命烈士及其被祸家属，从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提高了工农兵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这些法令以及随后颁布的《征兵条例》对巩固苏维埃政权、焕发革命精神，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征兵条例》规定“工人农民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身体强壮者应当兵一年。”规定农民应征入伍后，其家属无力雇工耕田者，政府应分派农户赠工耕种，如无力购买肥料农具之类，可向苏维埃劳动银行借贷；子女入学免收学费；工人应征，准其带薪入伍，退伍后由苏维埃安置相应工作。《征兵条例》和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保证了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有足够的兵源，也体现了与国民党和其他军阀根本不同的兵役制，这是全国第一部义务兵征兵条例。
大会通过的《取消苛捐杂税案》，庄严宣告：“取消一切债务，如有债主向工农讨债者枪决。”并立即对全县20余家当铺予以没收，取消所有高利贷机构。苏维埃政府成立前，海陆丰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地主阶级把高利贷作为剥削农民的重要手段，利息率高达50%至100%，相当多的农民成了高利贷的债务者。有的农民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被迫卖掉土地，甚至卖妻鬻子。高利贷的废除，把农民从千百年来封建剥削制度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农民无不扬眉吐气欢欣鼓舞。罗浮写于1927年11月25日的《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广东通信）——海陆丰工农兵大暴动》文章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除了尽兴地杀戮豪绅地主与没收其土地财产外，其次就是很彻底的勒令交出一切田地契约债务文契。并限令于三日内送至县苏维埃政府汇齐登记当众焚毁，否则一经发觉，杀无赦，于是所有田主除已逃跑者外，莫不战战兢兢的将数百年的契约送到苏维埃政府，以求免罪。对于一切债务关系亦均消灭无遗，尤其关于所有当铺，更尽量没收，所有一切金器财物，都令持票认回，免于赎取。贫苦民众，闻之狂喜，凡当铺中所有当入的衣服器具，均于数日内认回。数千年封建社会里之剥削阶级所籍作剥削的唯一利器，此次海陆丰可谓摧毁无遗，真是快事!”
与此同时，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救济金融、便利市场交易，1928年2月下旬召开的海丰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海陆丰劳动银行，着手筹足资金和印刷纸票约10万元。在这种纸币没有印好之前，暂用南丰织造厂的银票加盖“海陆丰劳动银行”的印章后发出行使。同时，禁止除金属货币（即：大洋、银毫、铜仙）以外的其他纸币的发行与流通。配套出台《海陆丰劳动银行发行条例》，规定：“此项银票计分十元、五元、一元三种，暂发行十万元”，在市场“十足通用，不折不贴”，“不得拒绝使用”，“如有拒用此项银票者，即以破坏金融论，与反革命同科”。《条例》还保证说：“此票俟换回纸币后，可随时到行兑现，必要时，再设分行，以便各地就近兑换。”但不久国民党攻陷海陆丰，这些纸币未能正式发行使用，原来发行的加盖海陆丰劳动银行印章的南丰织造厂银票，也未能如数收回。但这一系列的财政经济斗争和建设，却开了红色政权的先河。特别是创建了中国革命根据地最早的银行——海陆丰劳动银行。
陆丰、海丰两县相继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比起其他各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都要早些。如井冈山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于1927年11月28日；海南岛的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27年12月16日；湖南的宜章、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28年2月；赣东北的弋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28年5月；湘鄂赣的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28年7月；其他的如湘鄂西的鹤峰县、闽西的长汀县、赣南的兴国县、左右江的右江等苏维埃政府均成立于1929年。而海陆丰两县的苏维埃政府，均于1927年11月中旬召开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两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也标志着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而后，彭湃领导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师这两支我党早期创建的红军队伍和海陆丰工农武装转战东江、潮汕一带，连战连捷，促使苏维埃区域不断扩大。鼎盛时期，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面积近1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达150万以上，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从此，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彪炳千秋，永载史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21年7月—2011年6月）是这样记载的：“（1927）10月—11月，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配合下，在海丰、陆丰等地举行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把海陆丰列入全国十三块革命根据地之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海陆丰的论述》（1928年7月17日）指出：“没有一个被压迫的国际听不到革命中国呼吁报警的回声。上海和汉口，海陆丰和广州的范例不仅召唤人们去斗争，而且还教会人们去争取胜利。中国的革命斗争经验，已是东方全体劳动人民共同财富。”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就必须正确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也是支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和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但要实行土地革命，摧毁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不但需要极大的革命勇气，而且需要果断的革命措施。围绕土地问题，海陆丰人民从1922年农民运动开始就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为实行土地革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起初只是要求取消“三下盖”、“伙头鸡”和“伙头鸭”，进而减租和争取永佃权，进而到公开抗租和拒不交租。为打掉农民一直认为土地应归地主所有的错误见解。早在1921年，彭湃在《告同胞》一文中就提出：“譬如日光，空气，土地，三者皆非人力所能创造而成者”的观点，及至后来又提出了“土地是天成的，并不是地主制造出来的，是由于地主强力劫夺而来的，农民应以武力无条件地向地主夺回土地！”还组织农民就“田地究竟是谁底呢”展开大讨论。这些宣传和讨论，打破了长久以来封建地主阶级为维护其土地制度而制造的种种欺骗和愚弄群众的理论，为彻底深入地实行土地革命扫除了农民的思想障碍。
1927年11月18日至21日，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没收土地案》开宗明义提出“田地是天生自然”，“只有我们农民才能开垦创造，不过后来给田主霸占去罢了。所以没收土地归还农民，理由是非常正当的”。作为没收地主土地和重新分配土地的依据。就代表讨论田地怎样分配法？彭湃提出五条分田标准：一、照人数多少分；二、照人的力量（老幼强弱）分；三、照家庭经济（有无别种收入）状况分；四、照土地肥瘠分；五、田地的时期则不必限定，照俄国办法，经乡苏维埃认为要分时则分之。彭湃还对分配田地提出两个口号：一、不劳动不得田地；二、不革命不得田地。对土地分配后的若干问题也做了相应的规定，诸如：土地分配半年后，需暂抽十分之一的租息作为乡、区、县政府的办公经费；对于缺少劳力的军人家庭，准其雇工，以维持其家属生活，没有土地的士兵退伍后应给予分配土地等。并得到了大会的一致通过。
为加强组织没收地主的田地和重新分配土地工作的领导，在海丰陆丰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土地委员会，区政府设置土地科，组织和发动群众没收地主田契、租簿，挖田界，重新插标分配土地。按照彭湃在工农兵代表大会提出的5条分田原则，海丰全县仅用20余天的时间便把没收的土地绝大部分配给农民，并由政府统一发给土地使用证。截至1928年2月止，海丰没收和分配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80%，陆丰没收和分配土地占全县的40%。这期间，还把收缴地主的田契10多担47万张、租簿58000多本放火焚毁。广大农民祖祖辈辈盼望“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由共产党领导农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伟大创举和开端。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提供了重要经验，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关于全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时间比较：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29年初党的六大后，这个时间被称作中国土地革命的初始阶段。当时，包括海陆丰在内，全国大约有8个苏维埃区域进行了土地革命。如：湘赣（井冈山）是1928年3月，在宁冈的大陇和桂东的沙田首先进行土地的没收和分配，到4至5月，根据地开始全面分配田地；海南琼崖是1928年1月，在根据地的核心地区乐会县第四区开始土地分配；鄂豫皖是1928年秋，鄂东特委提出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初步原则，同时，在紫云北部地区按照这一原则开始没收和分配土地；赣东北是1928年底，在弋阳的一部分农村开始分田运动；湘鄂赣是1928年下半年，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等县的部分乡村没收一切土地，试行“共耕制”和“分耕制”；闽西是1928年秋，在永定县溪南区进行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尝试；湘鄂西是1928年夏秋间，在鄂西部分地区没收了地主土地，但因鄂西特委不知分配的办法而未能实行分配。此外，在湘东醴陵和湘南宜章、郴县，1928年初，也实行过没收和分配土地。而且，在这8个苏区中，鄂豫皖、湘鄂赣、赣东北和湘鄂西4个苏区一开始并没有颁布土地法规，只提出了一些没收和分配土地的简易试行办法，直到1929年以后才陆续制定土地法规。另外4个苏区有制定土地法规的分别是：在琼崖，1928年4月，全琼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了《土地法》；在闽西，1928年8月，永定县溪南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了《土地法》；在湘赣（井冈山），经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于1928年12月正式颁布了《土地法》。而在海陆丰，早在1927年11月召开的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制定了《没收土地案》。它比琼崖《土地法》早半年，比井冈山《土地法》早一年提出，是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所产生的第一部土地法规。
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充分肯定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实行的土地政策和果断的分田措施，要求各地学习仿照海陆丰土地革命的经验，坚决贯彻执行党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如中共广东省向琼崖特委推荐海陆丰苏维埃土地政策时指出：“苏维埃第一个主要工作便是彻底实行土地革命。” “分配土地的标准和方法（可仿照海、陆丰苏维埃土地决议案斟酌琼崖情形办理），由县苏维埃决议，乡或区苏维埃执行。” 又如1927年12月14日颁发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广州暴动形势下党的任务》指出：“东江的农民暴动早有伟大的胜利，海陆丰一带已有五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现了党的土地革命的策略。”“农民割据的局面要立即开始，特别是湖南应立刻割据起来，使之变成海陆丰第二。” 还编印和出版了《海陆丰苏维埃》的经验介绍，作为全国各地推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理论和政策依据。1928年1月3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中指出:“各县农民暴动之中，以海陆丰的胜利为最大。” “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现土地革命的口号，第一次组织成工农兵群众的无限制的政权。” “海陆丰农民的苏维埃政权，他在广州苏维埃失败之后，仍在继续自己英勇的斗争。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之丰富的材料，他的胜利，他的经验，应当充分地运用到一切农民暴动中去。”
党在农村建设的典范
按照现有党史资料显示，海丰是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也就是1922年5月，彭湃与留日同学杨嗣震、李春涛等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海丰组织，隶属团中央，是广东3个最早成立团组织的地方之一；1925年3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后，海丰成立中共党支部，彭湃任支部书记，是海陆丰地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然而，早在1921年底，海丰至少就有彭湃、杨嗣震、黎樾廷等3名中共党员，已具备成立党小组或支部的条件。这样的话，海丰成立中共党组织的时间应往上推移。这个问题有待于新的史料考证和挖掘。
1921年至1922年间，彭湃在海丰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创办和出版《新海丰》《赤心周刊》等刊物，组织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探讨中国社会问题。他还到街区和集市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绵德堂向工人、农民报告《世界职工运动发展史》，到番薯市场向农民演讲《农民生活与地租问题》。彭湃在《新海丰》创刊号上发表了《告同胞》，系统地阐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社会主义研究社的成员也纷纷撰写文章发表。如郑志云的《敬告读者》《正确与谬误》《人的特征》《“共和”与“自治”》《实验主义的优胜和科学方法的重要》，李国珍的《我的人生观》，周大林的《余的妇女观》，蔡家邦 的《女子为什么要读书》等等。这些饱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有力地抨击了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海陆丰的传播。而1922年6月彭湃在《赤心周刊》发表的《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文章，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把工人和农民发动起来，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更加旗帜鲜明地向封建制度宣战。这些思想上的动员和宣传，为海陆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一反动文人也把这个时期说是“共产党在海陆丰之酝酿。”总之，海陆丰农民运动一开始就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结合，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彭湃在开展农民运动中较早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早在1922年彭湃在深入农村开始农民运动时，就迫切希望党组织派遣更多的同志到农村从事农民运动。如1923年6月5日，彭湃在给李春涛的信中说：“我的最憾事，即是少同志，这个问题，我差不多夜夜都梦去寻求同志。唉！同志在哪里！”还有1924年1月20日，彭湃关于东江农民运动及其经验致团中央领导人刘仁静的信中说：“中国的内乱就是我们散布种子的机会，S.Y.及C.P.还要快些设法子使多些同志到乡村来！”也正如瞿秋白在1932年为《红色海丰》写序言时说：“彭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加入了党，是广州支部的组织者之一。他在广州的无产者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不久，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海丰，从此便将自己的一切完全贡献给了农民运动。……至于潭平山，他担任领导时没有给农民运动以强有力的支持。只有彭湃，既是党的组织者，同时又是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他在得不到省委任何指示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在海丰工作，直到1924年。”这都印证了党在农民运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确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与组成形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序幕。这个时候，海丰农民运动也因“七五”农潮遭到军阀镇压转入地下活动，彭湃离开海丰。1924年1月，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通过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宣言。随着，彭湃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还先后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委、中国共产党粤区委委员，进一步密切了海丰党、团组织与省的联系，提高了海丰党、团组织的斗争水平，海丰也增加了郑志云、李劳工、林甦等中共党员。
1925年3月中旬，中共海丰支部成立，海陆丰又增加了陈振韬、陈修、杨其珊、张威、林铁史、陈魁亚、余创之、李国珍、彭名芳等党员。当时党、团组织是秘密的，以“学校”隐称党、团，“大学”指共产党，“中学”指青年团。也有用英文缩写，党为C.P、团为C.Y.。4月1日，中共海丰支部改为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由彭湃担任书记，郑志云、李国珍分别担任组织、宣传。由于彭湃担任的职务较多，奔波于广州、汕头等全省各地，6月以后，特支的工作实际上由郑志云主持。特支成立时，陆丰有5名党员，成立一个小组，张威为特支在陆丰的通讯员，陆丰小组的负责人。第二次东征后，1925年10月29日，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改为中共海陆丰地方委员会，彭湃仍任书记，郑志云、李国珍、余创之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和军事部工作。为加强党对农民自卫军的领导，还在农军设立党代表制，林甦、余创之先后担任党代表，对“党指挥枪”领导武装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提高党的威望，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地委决定李国珍个人公开共产党员身份。1925年11月7日，海丰举行纪念俄国十月革命8周年大会，李国珍代表中国共产党海陆丰地方委员会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宣传党的奋斗纲领及当时的政治主张，号召革命分子为加强国共合作，实现国民革命而努力奋斗。但海陆丰党的组织仍然没有公开。
第二次东征后，海陆丰党的组织得到更大的发展。农会、农民自卫军以及其他群团的骨干分子都先后加入共产党。相当一部分共青团员转为党员（有少数人仍保持党员和团员两重身份），海丰的陈舜仪、林道文、杨小岳等，陆丰的莫秋心、颜国藩、陈自强等都是这个时期转为党员的。郑重、庄梦祥、陈国荪 、陈子岐、梁秉刚、彭桂、黄强、林军杰、古鸿江、陈伯虎等也在这一年参加了共产党。1926年9月前，海陆丰地委的工作仍由郑志云主持，之后由张善鸣接任。地委之下，海丰设立若干个支部，陆丰则成立特别支部，由张威任书记。1926年12月，张威一度调往汕头工作，地委调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国珍到陆丰兼任陆丰特支书记（公开身份为陆丰县公署教育局长）。这个时期，惠阳高潭也建立党支部，紫金特支也归海陆丰地委领导。
1926年农民运动进入高潮，广大农民、工人更倾心于共产党，愿意加入共产党，因而党员人数大增。至同年秋，海陆丰两县的党员有700余人。而这个时期广东区委领导广东、广西、福建闽南、云南以及香港、南洋等地的党组织，拥有党员5000余人。在广东区委辖下5个地委中，海陆丰地委的党员人数居首位。为便于加强领导，地委根据中共中央1926年6月份修改通过的党章，决定在海丰各区设立部委，陆丰分别在附城、东南、西北设立3个部委，部委上隶属地委，对下领导各支部。海陆丰共产党的组织成为团结各种革命力量的核心，赢得农民和其他阶层的信赖。共产党员被称为“不要命的苦力。”
相反，海陆丰的农民对国民党的认识就不同了。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加紧夺取革命领导权，到1926年春，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逐渐尖锐化、公开化，制造了一连串的反工农，反共事件，企图改变革命的方向，一些土豪劣绅等反动分子也能轻易加入国民党。海陆丰的农民也开始认识国民党是个什么货色了，要农民加入国民党时，海陆丰农民说：“国民党是戴毡帽穿鞋袜都可以加的。”他们都不愿加入。国民党3字在海陆丰人民的心目中，已经不是革命的象征。尤其在蒋介石3月20日发动中山舰事件和5月15日提出《整理党务决议案》后，海陆丰农民说：“国民党已于3月20日寿终正寝了，5月15日是出葬的日子。” 农民更倾向于共产党，“他们都知道农会是共产党的或者以为农会就是共产党。”
面对革命形势出现的逆转，海陆丰地委以敏锐的政治嗅觉，“积极的去充实自己的力量准备未来的斗争，用全力去整理并扩大党的组织。”并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要求“党到农民中去，”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的号召，大力发展党员和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在农民运动的领导作用。到1927年3月，中共海陆丰地委下辖14个部委，党员4000余人，占广东9000余名党员的近半数，占全国中共党员57000人的7%，中共海陆丰地委成为全国同时期最多党员的地方委员会。这个时候，海陆丰党员遍及各个乡村，单海丰全县就有340个党支部，全县计有党员3000余名。在一些重要部门，党的组织发展更快，如农军、农民协会中，党员比例数都比较高。当时举办一个150人的农军训练班，党员就有90余人，党员占总人数的60%以上，可见海陆丰党组织对武装工作尤为重视。为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地委还举办几期党员训练班，出版了《陆安日刊》《农工日刊》《海丰日报》《海陆丰日报》等刊物。海陆丰党组织的普遍建立和健全，形成了一股坚强的领导力量，这就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迅速领导海陆丰人民举行三次武装起义提供了组织保证。
1927年，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的李济深也随着发动“四一五”政变，下令广州戒严，封锁交通，并电告海陆丰农军总指挥吴振民在海陆丰清党，要求其逮捕彭湃等共产党人。海陆丰和东江惠潮梅各县党组织与广东区委断绝了联系，在得不到省委的任何指示的情况下，海陆丰地委一班人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一方面采取缓兵之计。由吴振民复电李济深等表示拥护清党，假意扣押一些干部群众，以麻痹县长张治平等国民党右派分子；另一方面周密部署，伺机起义。海陆丰地委自行成立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作为海陆丰地区和东江惠潮梅各县最高领导机构，相应成立救党委员会作为公开指挥机构，领导国民党的党务、政治和军事等工作，农民自卫军改称为工农救党军并举行武装暴动，试图保卫大革命果实。
1927年10月，中央和省委同意正式成立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中共海陆丰县委改组为海丰县委和陆丰县委，彭湃任东特委书记，特委机关设置在海丰，管理海丰、陆丰、普宁、五华、惠来、紫金等县，特委下设县委、区委、支部和小组。这个时期，海陆丰的党也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壮大和健全。
1927年11月中旬，海丰全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海丰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准提阁举行，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共海丰县委员会，县委书记陈舜仪，组织委员林彬，宣传委员梁秉刚，委员还有杨望、黄娘恩、刘汉材、林覃宝、林信、杨捷芳、戴永良、刘文杰。彭湃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担当起创建苏维埃政府和土地革命的重任。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我党最早召开的县级党代会。
1928年1月22日至24日，中共海丰县委在准提阁召开海丰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30人。受“二八”事件影响，省委派杨殷、沈青、陆定一参加会议，并指示以民主化、工农化的方针改组各级党、政和群团组织的领导班子。大会改选了县委委员，实行常委制，不设书记。委员为陈治中、林守沛、林信、黄亭、罗景、刘友兰、林覃宝、陈舜仪、彭景虞、黄娘恩、戴永良、刘文杰，并在县委委员中推选黄娘恩、戴永良、林覃宝、刘文杰、林信5人为常务委员。
这期间，省委还指示海陆丰党组织，“尽量公开党的宣传，将农民群众中之勇敢分子吸收入党。”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积极宣传和公开发展党员，要求“各区委及各支部在一星期中必须发展若干数量的同志，又利用各种民众大会宣传吸收同志。”如在海丰全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传“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和敌人斗争的唯一指挥机关，所以我们要一致加入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和敌人奋斗。”至1928年2月，海丰全县党员从原有的3000人猛增至18000人，支部也从340个增至460余个。其中，海丰县六区（赤坑）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4个月中发展党员最多，但1928年3月国民党攻陷海陆丰后，六区遭受的白色恐怖最严重，刘汉材、蔡敬群等区委领导相继牺牲，尤其是刘汉材同志被敌人抓捕后，受尽“野禽兽”的虐刑，他被敌人架在火盆上烘烤，烤到全身滴油，然后又用锋利的刀刃一片片割其身上的肉，但刘汉材同志始终视死如归。陆丰的党员也从10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而中共东江特委辖下的海丰、陆丰、惠来、潮阳、普宁、揭阳6县的党员人数达到3万人以上。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将近一年里，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经受了严峻考验，党员人数迅速锐减。但海陆丰的党组织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无不彰显了党在海陆丰人民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党指挥枪”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原则也在海陆丰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初到海丰时仅有中共党员100多人，后发展到600多人；第四师初时有党员300名，后来也发展到党员占全师总人数的一半。中共东江特委专门设立军事委员会，统一对工农武装的领导。师设立党委会，由师党代表任党委书记；团、营、连均建立党支部，由支部书记和干事等组成，支部成员士兵占三分之二，营以上设党代表，专司党务及政治思想工作。这与著名的“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都处在同一时间节点上。
党组织的建设不仅仅是党员数量的扩充和机构设置的庞大，还包括党内各级组织的严密和健全，党内生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新入党的党员必须参加所在区委的训练班学习，各支部的书记和干事等骨干成员则由县委组织培训。规定党员必须按时交纳党费。各支部要制订各个时期的工作大纲，规定每周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并向区委做情况汇报。县委还定期不定期开展党务巡视，或由各区互相派人考察党务，督促支部建设，工作落实情况，党员履行义务等。做到对工作上的失误和党员的错误，决不掩过饰非，以高标准严格要求党内同志。
为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政治思想觉悟。海丰县委在这一时期出版了报纸《暴动日报》《红报》，刊物《出路》；陆丰出版了报纸《工农兵》，刊物《暴动周刊》《县委通讯》等。特别是党内刊物《出路》，多以刊载有关组织生活的指导性和批评性文章，及时反映群众呼声，纠正一些工作上存在的问题，使党的政策更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如1927年12月，土地革命在海陆丰两县深入开展，由于没有经验，也没有上级的政策依据，在执行中，出现一些过激的做法，枪毙人多了一些，敌人借此造谣，说世上18种人，共产党要杀17种，只留青壮年，搞得人心惶惶。尤其是陆丰，“白旗会”就是利用这种谣言来煽惑不明真相的群众，一时间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海陆丰党组织及时吸取教训，严申镇压土豪劣绅要经过审判程序，不许乱杀人。东江特委书记彭湃亲自到陆丰召开敬老会，向老人讲明真相，亲自送柑桔毛巾，以示慰问，使群众深受感动，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消除了不安定因素，为顺利开展土地革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为“选出继续领导农民暴动的人才，”健全各县党的组织，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从1928年1月21日起，东江特委在海丰举办过两期党校，每期学员100人，时间为1个月。学员由东江特委所辖各县选派，入学条件是年纪在18岁以上，高级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强壮。学员入学考试应进行有关政治方面的文字测试和速记能力测验，并按入学考试分级授课。对考试不及格的，退回并再派员补充。授课内容有世界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党的组织和政策问题、农民与土地革命、军事学、侦探术、暴动术和宣传技术等。东江党校具有办学思路明确、教学内容丰富、组织制度严密等特点，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开办的第一所党校，为东江地区培养了不少人才，对东江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海陆丰党在当时党中央、广东省委领导下，带领海陆丰和东江各县人民高举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两面大旗，创立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这都是海陆丰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说明海陆丰党的各项建设搞得好，得到了工农群众的高度信任，“他们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保障已得的胜利不致失坠，亦只有共产党才能完全地解放他们。”1929年，刘立道在《海陆丰党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任务》中说：“广东的党，可以说是中国一个先进的有基础的党。海陆的党，可以说是广东党最有基础的一部分。而海陆丰一般同志坚决勇敢忍苦耐劳，积极不悲观的奋斗精神，尤足以深入群众，群众对党的信仰和始终极力拥护，这是其他各地所少见的。”相比较全国最早建立的另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当时还是尚未具备的。毛泽东在1928年《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道：“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10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60支坏枪在井冈山附近。”众所周知，袁文才和王佐的武装，是在后来才接受党的领导的。周恩来曾评价说：“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都比井冈山好。”可见，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一开始就有了党的坚强领导。
鲁迅先生曾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条路，既无先例可借鉴，又无成功的经验可遵循；这条路，不是仅仅迈出一两步，或是由一两个人就可以走出来的，它必然是一个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长期的探索过程。彭湃同志和他领导的3万多名在海陆丰牺牲的战友和革命群众以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革命气概，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用鲜血率先蹚出了一片红色的区域——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他们自始至终都把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工农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全国各地农村革命的经验和实践，后来由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加以总结和升华，提出了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创造性地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人民正是遵循毛泽东所揭示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彭湃和他的战友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行者、实践者、示范者，他们的英名及功勋与他们创建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一起，已被铭刻在中国革命的不朽丰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