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与旗：秋收起义时，毛泽东的队伍为什么“独树两帜”？

2024-09-08 03:09:03 | 341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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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导读

封面新闻《百年百篇》专题，推出八一特别报道《枪与旗》。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虽然秋收起义结果是失败的，但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也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面带有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工农革命军军旗由此诞生。

总结失败经验时，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各地没有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责备湖南省委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这里说的“杂色军队”，就是毛泽东为师长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特别的是，这支部队在各地秋收起义中“独树两帜”，不仅打出了镰刀斧头大红旗，还使用了另一面军旗。

毛泽东的队伍为什么“独树两帜”？一起回到那个风云变化的年代去寻找答案。

从“无血革命”转变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1923年初，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声明，为建立统一的中国，进行国共合作。1924年初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宣布改组国民党，联俄联共同时扶助农工。

这次大会后，大量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包括以善于领导工农运动，后来被称作“农运王”的毛泽东。他的家乡湖南也是当时全国农运的热点地区之一。

1926年，随着北伐取得重大进展，中共也开始深化农民运动，发展土地革命。1926年夏，北伐军首先占领湖南、湖北。北伐军所到之处，中共便立刻组织农会，开展农运。湖南的农村也掀起更猛烈的革命风暴。当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被任命为书记。

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3月他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重申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同时发表著名的论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 油画《八七会议》，沈尧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不过，毛泽东曾经并非是暴力革命的拥趸。中共建立早期，一直以进行组织宣传、引导工运农运为主，而把十月革命式的暴力夺权，当做一种不得已的手段。毛泽东一度也高呼“无血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1920年，毛泽东致蔡和森的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并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只在湖南反响比较大。但共产国际其实注意到了这份报告，并转载在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这是该杂志第一篇中国人反映自己对中国革命观点的论文。

此时，共产国际的部分领导人也意识到，中国革命现实与俄国十月革命的不同，即便是暴力革命，暴力的主体也不一样：十月革命主要依靠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在中国“农民问题或许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革命将是中国革命的新方向。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突然叛变，令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提前到来。

“枪”的论断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大革命的失败让“中国的1917”提前到来。7月15日，汪精卫也叛变分共。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共产党员被大量杀害，各地工会遭到破坏，农会被直接取缔。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立刻实行武装暴动以反抗蒋、汪的暴行。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批，抓了一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讲话）

▲ 南昌起义时官兵佩戴的徽章，上面用的是镰刀和斧头标志。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由于起义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发起，因此打的依然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南昌起义是中共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暴动，开启了后边一系列武装暴动的先河。但中共在组织上不适应军事斗争的缺点也暴露出来。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不少人在会上发言指出，中共需要一个根本的转型，“不能再作一个绅士、书生的党”，用毛泽东的话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要立刻开始武装斗争。

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不仅要武装工农，也需要职业军队，“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 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用的毛瑟手枪。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但这时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思路还停留在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上，即强调动员武装工农，军事（即职业军队）只是一种辅助力量，反对过度依赖军事。”八七”会议后的《告全党党员书》中，共产国际还批评了部分中共领导只“和（国民党军事）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

该会议最终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立刻筹划湘赣鄂粤四省秋收起义，以响应南昌起义。8月底，由中共组织的武装暴动陆续爆发，暴动遍及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河南、河北等地。

但现实情况并没有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预想的一样乐观。在白色恐怖威胁下，农民革命热情已经没有北伐时期那么高涨。在湖南参加暴动的同志回忆，“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

这支杂牌军在起义中“独树两帜”

毛泽东参加完”八七”会议，作为中央特派员返回长沙准备湘南路秋收暴动时，发现“旗帜”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方面国民党残酷打压工农和共产党时，所擎的青天白日旗给人们留下残酷的印象，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不放弃国民革命军的旗帜，试图改造国民党的政治意图，又很难让下层的农民和工人明白。

8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省委的名义去信中央，表达应该立刻易帜的想法。他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判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并与当地农民军首领袁文才会面。为感谢袁文才的帮助，毛泽东将这副骑马时使用的皮裹腿赠给袁文才。图/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尽管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湖南省委反复去信中央，强调易帜的问题，但中共中央没有采纳湖南省委的意见，称毛所说的“中国客观上早已到1917年”是不对的，并“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

最终，秋收起义结果不幸被毛泽东言中。缺乏军事斗争经验，加上对实际形势的错估，各地暴动屡次遭遇挫折。但中共中央在总结失败经验时，还是认为是各地没有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并责备湖南省委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

这里说的“杂色军队”就是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参加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作为主力，吸纳浏阳、平阳的农军以及安源工人武装，形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这支部队在各地秋收起义尤为特别，其他都是一帜，唯独它是“独树两帜”，打出了一面象征着苏维埃的镰刀斧头大红旗。时任师部参谋处长的陈树华回忆，部队打出红军旗是“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而且对外依旧用江西防军的军旗，以迷惑当地部队。

共产国际方面也终于认识到将国民党改造为“革命的党”是不可能的。9月19日，中共中央根据斯大林“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的指示，宣布“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 ”不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此时，各地起义组织都还未来得及领会中央精神，更换旗帜。

3个月后，广州起义爆发。起义前，中共中央发布了告全国同胞书，首次公开向民众宣布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12月11日广州起义当天，“红旗几乎插遍全市”。

▲ 1928年3月底至4月上旬, 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驻湖南桂东沙田村期间，在当地留下的宣传画。画上绘有第一师的军旗图案

井冈山会师，为了中华民族易帜

然而，中共中央在秋收起义后在11月14日发布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对过于依靠“外部军事力量”的湖南省委，给予了严厉的处分。毛泽东作为“湖南省委的中心”要负严重责任，并被开除出中央临时政治局。而此时毛泽东正艰难地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前往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遭遇重挫。9月29日，毛泽东部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缩编。原来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人数从5000多人下降到不足700多人。10月3日，毛泽东提出前往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休养生息，“为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发展，就是当当红色的‘山大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麓有两只“落草”武装，在毛泽东的周旋下，1928年2月被收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同年4月，井冈山迎来了另一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即由朱德和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朱德在当年2月发动的湘南起义中，将部队更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毛部队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在井冈山建立武装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