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 参与式指标制定指南 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 参与式指标制定指南 作者：周舒文，安莎莎，崔博庶，张圣林 研究团队：杜馨茗，张圣林，姜冬睿，张希煜，廖曙光，李大勇，张鹏英 本研究报告的参考注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2017)，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参与 式指标开发指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北京，中国。 本研究报告以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发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竭尽全力保证两个版本内容的一致 性。在语义模糊或不一致的情况下，以报告的英文版本为准。 版权所有。在注明出处的前提下，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被引用、复制或翻译。未经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的事先书面许可，本出版
2、物的任何部分均不得用于商业目的。 免责声明：本研究报告所做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未必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观点。报告中使 用的名称不涉及联合国秘书处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领地的法律地位，或 者对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的看法。报告的建议仅代表研究者的观点，不反映任何政府或组织的看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欢迎向本研究报告提出评价和建议，联系人为：周舒文（shuwen. zhouundp.org）。 本研究报告及其他报告的电子版本均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方网站上下载，请查阅： .undp.org。 目 录 前言 1 致谢 2 第一部分 采用参与式方法开展贵阳社会治理与智慧城市研究
3、合作的基础 .3 1.1 引言3 1.2 中国语境中的“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 .4 1.2.1 智慧城市相关政策与发展4 1.2.2 社会治理 5 1.2.3 治理中的公众参与6 1.3 “自下而上”方法与“自上而下”的传统方法相结合（方法论）7 1.3.1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7 1.3.2 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评估 .7 1.3.3 自下而上的评估工具制定 .9 第二部分 贵阳市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指标10 2.1 贵阳社会治理指标体系制定方法.10 2.2 贵阳社会治理指标系统 .12 2.3 指标值生成流程 16 2.4 指标收集与算法19 2.5 指标更新与维护25 2.6
4、 贵阳指标结果 26 第三部分 贵阳指标的制定：工具与过程 28 3.1 样本社区背景情况28 3.2 社区动员 30 3.2.1 什么是社区动员？.30 3.2.2 社区动员的重要作用.30 3.2.3 社区动员的工具.30 3.2.4 社区动员需要什么？.30 3.2.5 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指标体系研究合作项目中的动员 31 3.3 社区与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协商.34 3.3.1 什么是社区与多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商？ .34 3.3.2 社区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协商的重要作用 .34 3.3.3 社区协商需要什么？.35 3.3.4 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指标体系研究合作项目的社区协商活动 36
5、3.4 给予社区反馈 42 3.4.1 什么是给予社区反馈？ 42 3.4.2 给予社区反馈的重要作用 42 3.4.3 反馈工具 .42 3.4.4 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指标体系研究合作项目中的社区反馈 43 3.5 吸取经验与教训44 参考文献.47 表格索引.50 插图索引.50 信息栏索引.50 附录 1：头脑风暴成果 51 附录 2：社区动员邀请信 53 附录 3：数据可视化地图 54 前 言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具有许多不同寻常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超过了 经济发展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依据预期寿命、教育与收入水平得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显示， 尽管中国当前仅为
6、中上收入国家，但是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 2011 年就已经进入 0.700-0.799 的高度 发达区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通过社会创新促进包容性的人类发展显 示，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除部分得益于全球化进程以外，主要归功于持续的改革与开放、 以人为本的发展策略、结合地方创新的自上而下设计规划以及吸收学习国际经验并因地制宜地加以 创新。不过，2016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也指出，尽管中国的人类发展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在 公平与包容方面还存在不足。 贵阳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指标体系研究合作采取“以人为本”的发展策略。项目设计结合自上 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方法，并对国际工具
7、加以因地制宜的创新应用。其宗旨是应对城市发展中的公平与 包容问题。项目最初的设想是利用大数据及其他智能应用评估贵阳的社会治理发展。前期工作突显 了公众参与在本地政府评估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贵阳市人民政府、贵 州翼云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合作，选取贵阳市两个街道开展社会治理评估。项目动员当地居民 参与制定社区发展优先事项，并建立了涵盖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环节，征求专家及政府官员对于 利用可用数据制定优先事项追踪指标的意见。北京城市象限科技有限公司协助了项目收集相关数据。 项目将持续更新进展并与居委会及当地居民分享，形成公民参与、政府响应及参与式政府评估的持 续反馈。 联合
8、国开发计划署在全球范围内协助政府能力建设、开展政府治理评估的经验表明，公众对评 估活动的参与有利于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与建议，建立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释放社区的社会 与经济发展潜能。本指南描述了贵阳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指标体系研究合作项目的开展过程与具体 工具，并呈现了反映社区发展优先事项的最终指标体系。尽管本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一套指标体系， 但项目采用的参与式工具与流程可以推广应用于许多领域，包括社区与城市发展规划、城市预算编制、 社会政策规划等。本指南还叙述了为参与式智慧城市建设创造有利环境的一系列国家政策。 此外，地方政府必须解决日益复杂的挑战与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有效、
9、 包容的城市治理。大数据与云计算驱动的智慧城市建设可以促使城市社会治理产生深刻变革。在理想 条件下，智慧城市建设能催生创新型治理，为城市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技术与新思路。智慧城市能利 用高科技手段收集并共享信息，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及环境可持续性，建成包容宜居的城市。 不过，仅凭智慧策略还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活跃的公众参与保障全体居民享有对城市发展、 治理方向、政府绩效的发言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很荣幸与贵阳市人民政府、贵州翼云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 城市象限科技有限公司就本指南开展合作。我谨对本项目的全体参与人员及为本项目提供宝贵建议 与协助的联合国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
10、 文霭洁 国别主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1 下载更多资料关注 ：数字化助手 湖南互联： 致 谢 感谢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先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文霭洁女士、贵阳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昊先生、贵州翼云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宁先生对本项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茅明睿先生，及其所属的北京城市象 限科技有限公司数据研究团队为本项目提供数据处理与可视化支持。 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的周舒文女士、安莎莎女士、杜馨茗女士、张玉楠女士、胡 丰睿女士在本项目的具体实施与指南撰写过程中所做的大量现场工作与研究工作。 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1、驻华代表处副国别主任何佩德先生在推动项目开展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感谢贵阳市人民政府为本项目提供资金与数据支持，并参与项目协商活动。 感谢英特尔公司的 C.Y. Yeung 和黄冰峰、芯世界集团的同事以及社会创新学习小组围绕以人为 本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讨论。 感谢刘奕勍女士对指南准确流畅的翻译。 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谷青女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地区办公室 Paavani Reddy 女士，以及陈建成先生、任珏女士作为同行评审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反馈。 我们衷心希望本指南有助于促进中国公众对政策制定的参与，推动中国以人为本智慧城市的建 设工作。 2下载更多资料关注 ：数字化助手 湖南互联
12、： 第一部分 采用参与式方法开展贵 阳社会治理与智慧城市研究合作的 基础 1.1 引言 2017 年 3 月 9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中国政府通 过多项措施促进社会发展的决心，包括支持就业与初创企业、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 盖面、增加基本医疗保险补贴、改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措施、继续提高基本养老金 标准以及加强对留守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权益的保障。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要“探 索新型社会治理”，具体而言，就是要改善群众自治、社区治理及社会组织的角色， 同时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自 2014 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因特尔、英国国家科技艺术
13、基金会、中国 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等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理念。过 去十年来，创新技术解决方案在应对城市挑战方面的应用受到极大关注。但是，许 多智慧城市项目主要关注技术基础设施或硬件，对于项目如何满足人类需求缺乏深 刻认识。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这一理念将保障智慧城市项目以需求为动力，并符合 每个城市的具体情况。1 2015 年 11 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受因特尔邀请参与了对贵阳的专家调研考察， 旨在为贵阳的智慧城市建设提出建议。开展考察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回顾了自身 的善治理念与治理评估方法及工具。考察期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了解了以人为本 智慧城市理念的具体应用，并与贵阳市政
14、府探讨进一步开展智慧城市项目合作的可 能性。2013 年，贵阳成为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之一。贵阳市人民政 府率先倡导发展云计算产业，并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多个方面。考 察期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智慧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要进一步改善治理， 特别是改善基层治理，并介绍了关于社会治理指标的相关项目，这些项目协助中国 进一步发展了善治的理念，在公众参与提高、社会组织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衡量了中 国社会治理取得的进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助贵阳为智慧城市发展设立了新的目 标改善贵阳市整体治理。贵阳市政府邀请开发署与一家以孵化大数据初创企业 为使命的民营企业翼云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合
15、作，共同开展智慧社会治理项目， 促进公民参与城市治理 , 同时突出贵阳市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翼云大数 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2016 年 5 月 26 日 ,“贵阳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指标体系研 究合作项目”在贵阳数博会上正式启动。 贵阳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指标体系研究合作项目与社区、利益相关方以及专家 合作，共同制定一套社会治理指标，旨在协助地方政府评估工作进展，面向市民提 高社会服务透明度。社会治理指标的数据由多个智能平台收集并呈现。 本指南总结了贵阳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指标体系研究合作项目的成果与经验， 为力求促进市民参与城市发展决策及智慧城市建设的其他城市提供工具。 1. 详见联合
16、国开发计划署 （2015），重识智慧城市：以 科技推进中国基层公众参与 及新型城镇化 . http:/www. cn.undp.org/content/china/ en/home/library/democratic_ governance/Rethinking-Smart- Cities_ICT-for-New-type- Urbanization-and-Public- Participation-at-the-City- and-Community-Level-in- China.html 3 下载更多资料关注 ：数字化助手 湖南互联： 2. 详见 IBM（2008）， A smart
17、er planet: the next leadership agenda. cioleadershipexchange/us/en/ pdfs/SJP_Smarter_Planet.pdf 3.Colin Harrison, Ian Abbott Donnelly (2012). A Theory of Smart Cities. 详见 http:/www.interindustria. hu/ekonyvtar/en/Smart%20 cities%20and%20communities/ Publications/A%20theory%20 of%20smart%20cities.pdf
18、 4.Yongling Li, Yanliu Lin, Stan Geertman (2015).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ies in China. 详见 http:/ web.mit.edu/cron/project/ CUPUM2015/proceedings/ Content/pss/291_li_h.pdf 5.Ibid.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4），关于促进智慧城 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 1 页 . 详见：http:/www. W020140829409970397055.pdf 7.七部委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学技术部、公安部、财
19、政部、 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 年）. 详见：http:/ xinxingchengzhenhua (2014- 2020).pdf 本指南第一部分概述了中国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及相关政策，介绍了指 标体系的作用以及“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不同的指标体系制定方法对地 方政府的意义，阐释了贵阳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指标体系建设所采取的综合方法以 及指标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部分介绍了贵阳通过多个利益相关方参与式方法所制 定的指标体系，描述了数据来源与收集过程。第三部分阐释了为吸引社区及其他利 益相关
20、方参与指标选定过程所采用的参与式方法，提供参与式方法的相关工具，并 总结了项目经验与教训。 1.2 中国语境中的“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 1.2.1 智慧城市相关政策与发展 “智慧城市”这一理念诞生于 2007-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中。2008 年 11 月， IBM 将“智慧城市”理念纳入其“智慧星球”计划。2 到 2009 年初，这一理念已经 引发了全球各国政府、机构与民众的广泛畅想。2009 年 9 月，美国爱荷华州迪比克 市和 IBM 共同宣布，将把迪比克市建设成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3 此后，瑞士、芬兰、 新加坡、韩国等多个国家制定并出台了智慧城市战略。 2009 年，为应对全球金
21、融危机，中国政府宣布实施四万亿刺激计划。IBM 抓住 这一机遇，在中国举办了 22 场城市论坛，与 200 多位市长及近 2000 名城市官员进 行沟通交流。“智慧城市”这一概念在中国得到广泛接纳，南京、沈阳、成都、昆 山等许多城市开始与 IBM 开展战略合作。4 与此同时，IBM 与上海世博局于 2008 年 签署协议，成为上海世博会计算机系统与咨询服务高级赞助商。上海世博会以“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展览内容包括高级信息通讯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5 上海 世博会成功应用智能建筑与规划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有力推动了智慧城市建设。 中国政府将“智慧城市”定义为“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
22、地理信 息集成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 模式”。6 总体而言，关于智慧城市的政策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规划 与政策，包括政府长期规划、建设方案、指导意见、项目管理方法等。第二类是在 政府的国民经济社会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中专门列出的智慧城市政策。第三类是“城 市信息化建设”或“数字城市建设”的相关政策，这些项目与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类似。 第四类是由多个中央部委联合开展的试点项目，重点关注智慧城市建设或相关基础 设施。 2014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联合七部委 7 发布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作为战略政策文
23、件，为中国的智慧城市 建设确立了基本原则，包括应用智慧技术推动综合公共服务，推动数字平台的数据 收集与分享，促进执法（如通过智慧技术促进依法纳税），推动电子政务，完善群 众诉求表达和受理信访的网络平台等。意见强调，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以人为本、 务实推进；因地制宜，以城市发展需求为导向；市场为主，同时杜绝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第十八章第二节将智慧 城市建设作为重点。智慧技术在城市中的关键应用领域包括：（1）宽带信息网络；（2） 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包括政务信息共享；（3）交通、电力、给排水、管网等基础设 施智能化；（4）公共服务便捷化；（5）
24、产业发展现代化；（6）社会治理精细化。8 4下载更多资料关注 ：数字化助手 湖南互联： 截至 2015 年年底，共发布了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共 337 个城市。全部直辖 市及副省级城市、89% 的地级市及 47% 的县级市都参与建设智慧城市。9 “智慧城市”这一概念于 2015 年及 2016 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扩大智慧 城市试点也列入十三五规划目标。 此后，制造业、交通运输、医疗、旅游、地质信息（测绘）、互联网、大数据 等众多领域出台了许多与智慧城市相关的政策。总体而言，这些政策共分为五类： 技术开发、社会发展、产业发展、产业应用以及治理。10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及云 计算等新技术的兴起
25、，智慧城市的重点工作偏向技术开发。尽管如此，政府强调， 智慧城市建设应符合 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中规定的新 型城镇化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务实推进、需求驱动。 1.2.2 社会治理 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政府基本职能定义为“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首次提出了“社会管理”这一概念。2011 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 涛就社会管理创新发表重要讲话，重申社会创新管理在中国共产党治理理念中的核 心地位，这表明中国社会正在从无处不以党和政府为中心转向新组织、主体和利益 相关方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党和政府承担了更多管理智能。社会管理这一术 语在英
26、语中没有直接对应的概念，但一般来说是指政府在法治之下对社会事务、社 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监管。与社会公正、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社会服务相关的问 题往往都属于社会管理范畴之中。11 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术语概念，被视为政 府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转向参与和合作的标志。12 社会治理在“十三五”规划中具有突出地位，在第七十章“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根据规划，政府力求通过社会合作、公众参与和法治发展党的 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政府管理、社会规制和居民自治的良好互动。该章分 为六个部分，即：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包括利用科学技术和提高透
27、明度）； 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包括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和加强社会组织与志愿者的作用）；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包括明确界定角色和责任）；增强社会自我调节功能（通过改 善道德准则、法律规范、家庭责任和社会行为）；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包括保障居 民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健全权益保障和矛盾化解机制。 社会治理的含义不断演进发展。本项目以 2012 年 -201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共同开展的“支持制定中国社会治理评估框架” 项目为基础。该项目确定了人类发展、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 以及社会参与等社会治理的关键领域。本项目还借鉴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8、促进中 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研究项目，该项目回顾了中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 发展历程，并突出了公众高效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八个案例研究。本项目意识到， 尽管公众系统地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仍然存在阻碍（如许多地方政府官员质疑公 众进行公正客观评估的能力），仍有越来越多的城镇认识到公众参与能够将公众需 求纳入绩效管理体系，从而改善政府绩效，实施有效的外部监督，并为政府服务的改 善指明了方向。公众参与有利于政府获得更广泛的公众支持，促进政府绩效管理体系 从“以效率为基础”向“以责任为基础”转型，13 从而巩固政府活动的法律基础。14 除此之外，本项目还参考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全球开展的治理评估
29、15 与地方 治理 16 相关工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全球范围内协助政府开展公共部门评估能力 建设的经验表明，此类评估中的公众参与能促进公众表达意见，推动政府与公民间 9. 萧琉（2015），高度信息化 社会将引领我国迈入转型发展新 时代 2015 年中国信息化十大 趋势 . 市场观察，Z1，51-53 10. 孙建军，裴雷，周兆韬，仇 鹏飞（2016），中国智慧城市 政策理念多元解读及质性分析 . 图书与情报 , (6):25-32。 11. 俞可平（2012），中国社会 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 中国治理 评论。 12. 林定龙（2014），中国社 会治理概览研究报告 . 详见： https:
30、/www.cscollege.gov. sg/Knowledge/Pages/Overview- of-Social-Governance-in- China.aspx 13.Dusenbury, Patricia J., Blaine Liner, and Elisa Vinson (2000). States, Citizens, and Loc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Urban Institute. 14. 王锡锌，公众参与、专业知 识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模式探 寻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的一个分析 框架 . 法制与社会发展，第 14 页。 15. 详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31、治理 评估项目快报： http:/www.undp.org/ content/dam/undp/library/ Democratic%20Governance/ DG%20Fast%20Facts/Fast_ Facts_Governance%20 Assessments_Draft%203-BDP- SB.pdf 16. 详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地方 治理与发展框架：http:/www. undp.org/content/undp/en/ home/librarypage/democratic- governance/local_governance/ integrated-framework
32、-to- support-local-governance- and-local-devel.html 5 下载更多资料关注 ：数字化助手 湖南互联： 的对话，从而形成对社会发展的统一愿景。政府通过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充分释 放社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潜力。社区通过与政府更好的沟通及强有力的服务交付， 能集中力量推动地方生产性发展，获得政府支持，而非受繁文缛节的掣肘。同时， 联合国人居署关于权力下放和为所有人提供基本服务的国际准则也规定了地方 治理的普遍原则，其中强调了需要确保地方政府让公民和各利益相关方更广泛地参与 到地方治理中，为他们赋予更多权利，并提高数据收集能力、透明度和信息共享。17 鉴
33、于上述工作，贵阳市社会治理和智慧城市项目在此前项目的基础上将重点转 向制定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指标体系。下一节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在此之前， 首先回顾中国近来支持公众更广泛参与治理的相关政策。 1.2.3 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现了村级选举和公众听证等广泛多样的公众参与形式， 协商活动也作为其中一种公众参与形式得到推广，公众参与决策的重要性由此不断 提高，与改善社会治理具有密切联系。中国实行了多种改革措施，以提高公民在立 法和行政决策方面的参与水平，包括“召开公开听证会、开展协商民意调查、赋予 公民起诉国家的权利、公开政府信息、增强人大的议政职能，和接受某些自治民间 团体和
34、组织”18。2006 年公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政治工作的意见将公众参与明确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立法法、价格法、价 格听证办法和相关行政法规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保障。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影 响尤为深远，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和环 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2014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八次会议通过了对 1989 年环境保护法的修订，体现出对公众参与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态度。环保法 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间长达三年半，收到了 14000 多条来自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历经四次审议最终通过。主要修订内容是放宽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
35、17. 联合国人居署 （2009）， 关于权力下放和为所有人提供基 本服务的国际准则 . 详见： https:/unhabitat.org/books/ international-guidelines-on- decentralization-and-access- to-basic-services-for-all/ 18.He, B., Warren, M. (2011). 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The Deliberative Turn in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36、, 9(2), p. 269.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http:/ xinxingchengzhenhua (2014- 2020).pdf。详见第十九 章“加强和创新城市社会治理”。 2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5)， 重识智慧城市：以科技推进 中国基层公众参与及新型城 镇化 . 详见：http:/www. cn.undp.org/content/china/ en/home/library/democratic_ governance/Rethinking-Smart- Cities_ICT-for-New-ty
37、pe- Urbanization-and-Public- Participation-at-the-City- and-Community-Level-in- China.html 此外，2014 年9 月，环境保护部召开了有关环境保护领域公众参与的全国研讨会。 2015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其 中包括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保护人们获取信息的权利和鼓励公众参与的规定。2015 年 7 月 2 日，环境保护部颁布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于 2015 年 9 月生效， 旨在促进公众参与，加快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中央政府也在推动公众参与成为应对中国城镇
38、化挑战的创新手段。2008 年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首次将公众参与写入法律。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突出了公众参与和公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在改善城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19 许多地方政府已建立多种制度，在决策过程中采 纳更多公众意见。例如，黑龙江哈尔滨与江苏无锡规定，政府的部分预算必须通过 参与式预算进行项目决策与资源分配；浙江温岭 70的预算是通过公开征求意见决 定的。另外，自 2006 年起，上海一些区人大和公众共同参与制定公共服务预算，同 时在预算决策过程中征询大量的政策专家意见。以上城市都采用宣传、财务信息披 露、在线投票和社区公
39、众参与等形式，让社区预算制定过程更加民主、公开、透明。 信息通信平台越来越多地用于征询公众反馈意见、加强政府问责和透明度、改善公 共服务以及为社区建设提供生活信息和平台。20 6下载更多资料关注 ：数字化助手 湖南互联： 1.3 “自下而上”方法与“自上而下”的传统方法相 结合（方法论） 1.3.1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自上而下”是许多国家、地区和城市制定政策和分配资源的主流模式。长期 以来，决策过程被视为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需要“理性和全面”的评估和设计，非“专 家”、学者、政治领导人不可胜任。进入这一领域的门槛相当高，必须满足诸多条件。 中国尤其强调以“科学”方法制定良好政策，进
40、行合理的资源分配。21 然而，自上而下的决策方法即便是“理性而全面”的，也时常会造成事与愿违 的结果。专家可能并不熟悉当地情况及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由专家制定政策往往 会导致政策执行中出现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和冲突，而且结果偏好往往偏倾向于既得 利益。 为了弥补自上而下模式的缺点，自下而上的方法应运而生，更加重视因权力关 系不平衡而往往受到政策制定结果不利影响的普通群众和社区的作用。自下而上方 法的倡导者认为，公众应当有表达意见的空间，应被赋予分析工具以便提出想法并 引导政策制定。政策规划者的角色应该转化为协调者。从“无参与”到“象征性参与” 再到“公民权力”22，参与程度越来越高，群众可以在决策
41、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共同建立更公正的社会。 政府下放权力的浪潮席卷全球，为推广自下而上的方法提供了机遇。然而，自 下而上的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往往由于过于关注当前需求、社区的期望不切实际、 项目周期长、成本高昂而遭到批评。 表 1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方法对比 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实现扬长避短。 1.3.2 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评估 指标能够帮助人们监督政府和社区承担起落实可持续目标的责任。指标还能提 供指导政策制定的数据，并在不同城市、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比较。此外，指标还可 作为沟通工具，提高透明度，动员群众发表意见。与原始数据不同的是，指标能够 21.
42、2004 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 会首先提出了政府的科学决策。 会上，中共中央讨论建立能令政 府充分了解人民情况、反映人民 意愿、凝聚人民智慧和重视人民 资源的健全决策机制，将决策建 立在更科学、更民主的基础上。 2007 年召开的十六届七中全会 提出要把“科学发展观”首次写 入党章，成为中国立法和政策制 定的基本指导思想。科学决策与 科学发展观并驾齐驱，成为中国 政府治国理政的实践与理念。 22.Arnstein, Sherry R. (1969).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
43、ciation, 35: 4, 216 224 23.The term Desired effect indicates ideal results, that is, the results that are expected by the policy makers. 24.Matland (2005). Synthes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Literature: The Ambiguity-Conflict Model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44、 Theory, 5, pp. 145-174. 25.Petermann, T & Troell, J. (2007). African Regional Workshop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Management. 7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特征- 精英主导 - 特殊利益 - 社区主导 - 公共利益 优点- 政策目标明确 - 以实现理想效果为目标 23 24 - 以社区为中心 - 实效性更强（Smith，2013） - 实施过程中出现冲突的几率更小 - 有利于提高公众意识和知识 （Ferguson & Low，2015
45、） - 为地方社区赋权 25 缺点- 以客户为中心 - 从现有条件出发制定政策与规划 - 缺乏复杂性 - 决策过程耗时耗资较高 - 目光短浅 - 容易让社区陷入不切实际的期待 - 参与疲劳 下载更多资料关注 ：数字化助手 湖南互联： 26.Sarah Hozapfel (2014). The Role of Indicators 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hapter 8. 详见 http:/www. oecd.org/dac/peer-reviews/ The-role-of-indicators-in- development-cooperation.pdf
46、2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奥斯陆治 理中心（2009），衡量地方治理 的用户指南 . 28.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2016 年四川可持 续城市发展报告（即将发布） 通过基准、阀值、基线和目标等形式提供参考价值。参考价值的功能多种多样，其 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将无意义的数据转化为有意义的信息。决策者可以利用指 标来确定目标，并将大目标分解为一个个小目标。指标还能从多种目标出发为绩效 评估提供量化标准结果，以供进一步比较和排名。 与此同时，指标体系必须简化复杂的社会问题以方便衡量，因此过度依赖指标 作为评价体系可能造成过度泛化或某一问题不同方面之间的重点错位。还有可能存 在“利用
47、体指标体系”或是“追求排名”的危险，即一味追求排名上升而不考虑负 面后果，或是将一切资源投入到容易改善指标的领域。26 例如，饱受非议的 GDP 指 标被指将经济增长放在人类福祉之上。长期以来，已有一些其他指标用于衡量比 GDP 更广泛的人类发展，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及不丹国民幸福指数 等。一些指标为更好地反映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不断涵盖更多领域，对数据收集、 解读与沟通提出了挑战。尽管指标能提供有价值的工具，但是最好还是将指标纳入 更加综合的评估过程之中，鼓励开展对话与合作，改善评估结果。 国内外有许多指标体系和评估工具，从可持续性、经济运行和/ 或贫困状况、环境、 科技、创新以及
48、治理等各种不同组合的不同角度评估地方政府的工作。地方治理评 估不应视为国家治理评估的子集，因为地方政府评估能提供“地方层面具体问题的 重要信息，比如关于权力下放、参与程度和地方问责的政策等地方政府每天都 与公民进行密切接触。因此，地方评估需要更加关注对利益相关群体和地方社区特 定群体的具体需求。”27 中国的智慧城市评估 腾讯等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在中国推出了智慧城市评估，但这些评估往往侧重于 民营企业的产品。2016 年，国家发改委和网信办共同发布了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报 告 2015-2016，这是第一份以智慧城市为主题的综合性年度报告。国家发改委、网 信办和国家标准委员会还联合发布了关于智慧城市
49、标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及应用实施指导意见，11 月又发布了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2016）。国家 发改委正在制定适用于全国的标准指标体系，计划于 2019 年前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应 用。在发改委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下，共有九项一级指标，其中包括四项指标旨在 评估城市规划能力、建设能力和治理能力，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 理信息等创新技术。这四项指标下的二级指标涉及信息透明与共享、网络安全和技 术创新等方面的水平。另有五项一级指标旨在评估城市的便利性、宜居性、舒适性、 安全性和幸福感，相应的二级指标包括基础设施智能程度、公共服务便利程度、社 会管理精细度、生态环境宜居程度和工业体系现代化程度等。 此前，国家社科院和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2 年发布了智慧城市指数。尽管工业 和信息化部的指数是以智慧科技、智慧治理和智慧服务三个类别为基础制定的，这 些指标体系大多关注的是智慧城市的硬件和科技。而治理方面的指数主要考察的是 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例如对城市建设进程的管理能力。 中国社会治理评估 尽管包括四川省社科院和联合国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