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青年，广东同志——陈独秀陈延年父子在广州-文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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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0日，党的百年华诞前夕，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改扩建竣工，重新开馆。

开馆当日适逢父亲节。改陈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先后在不同章节出现了一对父子的名字——中共三大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从1920年12月到1927年4月，陈独秀、陈延年先后在广州工作，都曾担任广东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都曾在广东办过党刊，都与广东的同志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虽然父子二人并没有同时在广州工作，但他们的父子感情甚至人生轨迹却因广州而改变。可以说，回顾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陈延年在广州的革命经历，就能串起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时期广东党史的重要事件。

改扩建后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全新开馆。

青年

我们眼里的历史，他们挥洒的青春。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和陈延年父子关系的剧情发展，成为网友们热议的话题。有人说这对父子像极了不少现实中的父子：明明互相关心，却总故作冷漠；明明嘴上说不服，思想和行为却不知不觉地被影响被改变……

1920年9月，已经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相约建党”的陈独秀、李大钊，思考接下来在哪里继续建立党组织。

陈独秀把目光投向了广州。

当得知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广东籍学生谭平山、谭植棠等，正在广州筹办《广东群报》时，陈独秀第一时间高兴地回信，并嘱咐他们在广州发起成立党组织：“广州是我国重要的省城，在历史上是革命策源地，曾多次起过先驱作用，做出过重要贡献，而今更应顺应历史潮流，发挥更大作用。”

1920年10月20日，《广东群报》创刊。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向广东青年提出5点希望：“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字。我希望诸君多多结合读书会或科学实验所，勿多发言论。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我希望诸君努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

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创刊号发表的《敬告广州青年》。

恳切的言辞，让人联想起1915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那篇发刊词《敬告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对青年尤其重视，长期而广泛地接触青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一纸风行全国，被进步青年视为导师。

1920年12月，到广州工作的机会来了。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为军阀工作，去不去？陈独秀犹豫不决，李大钊很快写信表示支持，认为那样既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又可以在广东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

明面上是协助陈炯明办理教育，实际是开展建党工作的陈独秀，于1920年12月29日抵达广州。陈炯明赋予陈独秀分配广东省教育经费的决定大权，陈独秀也毫不含糊，立即创办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省立宣传员养成所，每年拨给30万元经费——而当时一个省立中学的预算经费，每年不过3万元。

陈独秀的到来，引起广东知识界一片轰动。位于太平沙回龙里的陈独秀住所“看云楼”，几乎每天都有各大高校校长、教授登门拜访，邀请陈独秀前往演讲或约稿撰文。

陈独秀确实是演讲高手、高产写手。仅在1921年1月中旬，陈独秀就到广州各类学校发表了7次大型演说，向青年学生分析和阐明了有关社会主义、教育、劳动运动等问题。第一次在广州工作的10个月内，陈独秀撰写大量的政论文，在广东各类报刊发表了40多篇署名文章。

有意思的是，陈独秀每次通常讲50-90分钟，可耗时却需要翻倍。这是因为每场演讲，陈独秀都专门安排谭平山或谭植棠现场逐句翻译，以便广东青年更好地用粤语理解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在广州市公立法政学校公开论述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主义派别时，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火力全开”：“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是何苦呢？”

实际上，陈独秀对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的挑战早已开始。早在1920年秋，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就派代表米诺尔和别斯林到广州组建了“广东共产党”。但参加这个组织的九人，除两个俄国人以外，七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这背离了共产国际的初衷。

位于广州十中的省立宣传员养成所旧址，广东早期党组织在此诞生。

陈独秀刚到广州，就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这个组织进行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与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他还通过《广东群报》，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以书信往来形式，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激烈的思想交锋后，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取名“广州共产党”。

陈独秀在法政学校对广州青年们的这番演讲，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大儿子陈延年的隔空喊话。

党刊

此时的陈延年，正经历一次思想上的转变。

1920年2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抵达法国巴黎。正如《觉醒年代》里的剧情，兄弟俩此时仍坚持无政府主义。因为家庭原因，陈延年与父亲陈独秀的关系并不友好，甚至总批评一些勤工俭学生“盲目崇拜胡适和陈独秀”。

1921年春，陈延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久后，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发生的几次争取生存和留学权益的斗争，促使陈延年进一步觉醒，让兄弟俩看清了控制华法教育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真正面目。

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赵世炎、周恩来，十分关注陈延年、陈乔年的思想进步，积极与兄弟俩交朋友、谈思想。1922年6月18日，陈延年兄弟二人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不久后，陈延年被补选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并接替周恩来成为宣传部部长，主编少共机关刊物《少年》。

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代表在巴黎合影，前排左8陈延年、左6陈乔年、左2赵世炎，后排右6周恩来。

对于报刊编辑，陈延年并不陌生。早在1919年，年仅21岁的陈延年就在上海主编过无政府主义的《进化》杂志；到巴黎后，陈延年又主编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第一个刊物《工余》杂志。可是编辑出版具有党刊性质的机关刊物，陈延年还是第一次。

陈延年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这期间，陈延年在《少年》上发表一大批反对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文章，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群体中的传播，使许多先进分子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巧合的是，无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还是陈延年主编的《少年》，虽然创刊时间相隔7年，但都在封面上印有法语“LA JEUNESSE”的外文名。或许这就是一代青年跨越大洋的进步思想传承，更是父子之间透过党刊印证的心灵默契。

具有相同法文刊名的《新青年》和《少年》杂志。

纵观党史，党报党刊具有重要作用。1920年11月7日，在《新青年》激荡感召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的旗号。中共一大召开之际全国有约58名党员，其中55人有过党报党刊编撰工作经历；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其中有12位曾在党的创立前后办报办刊。

在广东，五四运动后广东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1919年11月11日起，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连载19天发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1年春，陈独秀改组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主要负责人后，逐步把《广东群报》作为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成为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

这年春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大事——《新青年》来广州了。1921年2月，在《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付印时，新青年社突然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新青年》何去何从？陈独秀第一时间果断决定：“南迁广州”。

在广州出版的首期《新青年》杂志和广州新青年社所在地。

1921年4月1日，封面印有“广州新青年社”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在广州顺利出版。“广州版”《新青年》仍坚持原有的风格，锋芒依旧。根据记载，广州新青年社位于昌兴街25-28号的一座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楼下是专门销售进步书刊的丁卜书店，二三楼为新青年社。从此，这本在近代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杂志便从广东走向全国，唤醒无数青年。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陈独秀虽因忙于筹办广东大学预科而缺席大会，但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中央局，由书记陈独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组成，这是我们党最早的“三人小组”。在当年中央局中，新闻工作已被列入重要工作，党管宣传的制度起点由此而来。

除了忙着筹办大学，陈独秀在这个月里还花费大量精力的另一项工作，是编撰第九卷第四号《新青年》。这期杂志，陈独秀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当期《新青年》杂志作为“讨论无政府主义”专刊，完整刊登他三次答复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上万字书信论战，并配发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重要文章。

陈独秀明确表示，“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之公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久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议决之法律，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

实际上，由于日常事务过于繁忙，陈独秀在离开上海到广州工作前，就已将《新青年》的编辑事务交给陈望道主持。新青年社匆忙南迁广州后，陈独秀重新接掌《新青年》编辑。编撰这期极富战斗性的《新青年》，让陈独秀似乎找回了当年新文化运动狂飙激进的感觉。

《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于1921年8月1日出版，将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推向高潮，引发全国关注，同时也让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这场论战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愈来愈深入人心。

由于《新青年》编者都投身政治革命，编务上就日益显得力所难及。1921年底《新青年》出版九卷五号后一度停顿，到1922年7月出版九卷六号，随后休刊。

同志

陈独秀有生之年三次到广州，第一次为1920年12月至1921年9月，前后共10个月；第二次是1922年5月，前来广州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两个重要会议；第三次为1923年3月到8月，前后6个月。

1923年3月26日，陈独秀第三次到达广州，中共中央机关随之也迁到广州。陈独秀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有两项：筹备召开中共三大、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改陈前的会议场景蜡像，站立发言者为陈独秀。

1923年4月，中共中央从上海移驻广州，在位于新河浦路的春园设立办公机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春园24号居住办公。

随着中央机关迁到广州的，还有中央机关刊《新青年》和中央机关报《向导》。1923年6月，《新青年》改为季刊，由瞿秋白任主编，并成为中央机关刊，直到1926年最后停刊一直在广州出版。《向导》则伴随革命形势变化，先后迁往北京、杭州、武汉等地出版发行。

保留至今的《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封面，正是瞿秋白亲自设计的。封面的中心是监狱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中间伸出，手中握着鲜红的绸带。铁窗下写着一句话，“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

在这期《新青年》上，还首次刊登了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精通俄文、熟悉音律的瞿秋白，不仅把歌词译为中文，还配上了简谱，使之成为鼓舞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之歌，传唱至今。

瞿秋白设计封面的《新青年》季刊以及中央机关办公地址——春园。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召开。大会统一了对加入国民党的认识，确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与组织形式，确定以国民革命为党的中心工作，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序幕。

中共三大极富开创精神，通过的13个文件和决议中，很多都是党史上的首次：首次修订党的章程；首次制定《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首次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通过党史上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首次在党代会闭幕式上唱《国际歌》；中共三大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唯一一次共同出席的党代会；是李大钊唯一一次参加过的党代会；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中共三大闭幕当天，全体代表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举行悼念活动，由瞿秋白、张太雷教唱《国际歌》。从此，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奏唱《国际歌》成为延续至今的传统。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后，广州成为大革命的中心。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陈独秀认为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必须不断加强，急需向各地补充一批年轻干部。1924年7月，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委派，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陈延年，与赵世炎、任弼时等一批共产党员，接到了党中央的回国工作命令。

1924年9月，陈延年等人回到上海。在中央机关，大家一起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这是陈独秀陈延年父子五年多来第一次见面。父子俩没有过多的寒暄，没有特殊的喜悦，更没有出国前那种对立的状态，反而变得更“同志化”了。陈独秀向大家宣布了中央的决定，陈延年被派往革命工作如火如荼的广州，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特派员，不久后又兼任广东区委组织部部长。

工作确定后，陈延年没有在上海逗留，立即启程。到革命的中心去，打开一片新局面！这是父亲对儿子寄予的殷切厚望，也是儿子向父亲立下的壮志豪言。

在广州，陈延年见到了自己在欧洲的老朋友——周恩来。周恩来比陈延年更早接到回国工作的通知，但辗转直到1924年10月才抵达广州，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陈延年和周恩来同龄，都生于1898年，两人在法国时就曾一起办过杂志，如今回国又成为搭档，成为真正的“广东同志”。

不仅和区委同事成为同志，还要和工人群众成为同志。广州手车工人多，陈延年经常和周文雍等人，到万福路、大南路等手车工人聚居的地方，和工人拉家常、交朋友，还学拉黄包车。陈延年身材魁梧结实，皮肤黝黑，总是穿着工人的衣服，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刚留学归来的共产党领导，工友们都亲切地称他“老陈”，乐意向他敞开心扉。

在陈延年等人的发动下，手车工人们觉悟迅速提高，很快就发起成立了广州手车工会，会员达到数千人。不久后，铁路、海员、码头、兵工厂，越来越多的工人兄弟被团结起来。这些工人群众，在后来的省港罢工和广州起义中都发挥了骨干的作用。

1925年春，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政治部参加东征。27岁的陈延年接替周恩来任广东区委书记，并继续兼任组织部部长。

位于广州市文明路的中共广东区委旧址纪念馆。

组织

陈延年担任广东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的这几年，是广东党员人数增长最快、组织建设发展最迅猛的几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中，展示着一组数据，清晰记录了从1922年6月到1927年4月，广东党组织党员人数从32人，发展到几百人、上千人，再到9027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约1/6的变化情况。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内的广东党组织党员人数表（1922年-1927年）。

这一时期，广东党员人数不断增多，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中心。广东区委领导广东全省各地以及广西、闽南、云南的各级党组织，并在香港、南洋发展党员，是大革命时期全国辖区最广、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党组织。

在陈延年和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广东区委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4年冬，广东区委军事部（后称军事运动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作机构，对“党指挥枪”领导武装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5年上半年，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纪律监察机构，为中共五大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积累宝贵的经验；

1925年6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公开指挥下，历时16个月、参与工人总数多达25万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在中国和世界工运史上产生空前的影响；

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农民协会。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全省各地农民运动空前高涨，一年内成立66个县级农会，会员达62万人。

为了加强组织领导，陈延年担任书记后，立即成立了区委主席团（常委会）。1926年7月改设共15人的委员会，每周开会两次，区委领导机构进一步得到健全。同时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展各条战线的积极分子入党，领导广东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开展。

这一时期，广东大地群星璀璨，工农运动如火如荼。杨殷、苏兆征、林伟民、罗登贤等工人运动领袖，彭湃、阮啸仙、黄学增、周其鉴等农民运动领袖，一大批“广东同志”与陈延年并肩作战，在南粤大地点燃工农革命的熊熊烈火。

在广东，陈延年不忘利用自己曾经办过刊物的经验，通过办党刊来发动群众、教育党员。在陈延年任职期间，广东区委出版过两种党刊：一是由陈延年审稿、区委宣传部部长张太雷主编，于1926年2月7日创刊，公开发行的《人民周刊》；一是由陈延年亲自主编，1926年9月28日创刊的内部刊物《我们的生活》。

《人民周刊》是广东党组织的第一本机关刊，前后共出版50期，每期销量“达二万余份”，是大革命后期广东颇为畅销的刊物之一。陈独秀、周恩来、陈延年、张太雷、邓中夏、阮啸仙、恽代英，都曾在这里发表文章。《人民周刊》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生动、态度鲜明，作为广东省委机关刊的红色起点，办刊思想一直延续至今。

广东区委机关刊《人民周刊》以及张太雷的办公室。

在为《我们的生活》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中，陈延年写到：“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中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从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起来的。”“广东党部过去虽然做了不少的革命斗争，多少也得了一点苦的经验，然而现在我们还是非常之幼稚，客观事实的表现，革命潮流的高涨，往往超过我们党的主观力量。”

斗争

陈延年这番话，显然意有所指。“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这包含了陈延年对共产国际“遥控指挥”中国革命，以及对维经斯基等人向中共中央发号施令的忧虑和不满。

“老头子糊涂极了！”这是1926年4月2日，在广东区委的一次会议上，陈延年激烈地对当时中央作出妥协退让政策的批评。“老头子”，指的就是陈延年的父亲陈独秀。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加紧夺取革命领导权。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陈延年等广东区委领导人，力主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策略。然而把意见上报中央后，陈独秀和维经斯基都不同意这个计划，坚持认为应实行让步政策，使得革命形势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发生了很大变化。

果然，1926年3月，蒋介石指使发动了“中山舰事件”。这是国民党右派发出反革命的强烈信号，陈延年和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等都认为要用武装反击蒋介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却向广东区委发来电报，要求他们暂且忍让，不要破坏国共合作，继续鼎力支持和团结蒋介石。

这让陈延年非常的不理解，他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政策：“老头子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只有工农群众才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所以他才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和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激烈的斗争。要是总是这样畏首畏尾的话迟早会把革命断送掉。”

这是陈延年在区委会议上首次激烈批评自己的父亲陈独秀，也促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开始思考如何独立自主地确定党的方针政策。多年以后，毛泽东曾经发自肺腑地赞叹他说：“延年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都能看出他不同寻常的一面。”

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广东区委的部分领导人，左起依次为冯菊坡、刘尔崧、陈延年、阮啸仙。

陈延年等人的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广东区委的“调查”，并在调查报告中认定陈延年“犯了错误”。后来各地连续不断发生反革命事件，证明了陈延年等主张反击蒋介石的判断是正确的，追究陈延年“错误”的呼声也逐渐被淹没。

1927年4月，在一篇笼罩中华大地的白色恐怖中，陈延年率领广东区委代表团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握别广东区委同志们的手，陈延年离开了工作近两年半的广州。

4月10日，瞿秋白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会议，通过《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决定任命陈延年为中共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将陈延年派到最艰险的环境下开展工作，这是中央对陈延年工作能力的肯定，不仅考虑到陈延年有在广东领导全党最大的区委的经验，更考虑到陈延年对蒋介石一贯的警惕和强硬态度。

就在这天，陈独秀抵达武汉。听说陈延年被安排到上海工作，陈独秀的心里“咯噔”了一下，然而作为中共中央书记，支持儿子去最危险的地方领导开展革命，是义无反顾的。陈延年心里又何尝不知道，此时去上海恐怕凶多吉少。两年前，廖仲恺遇刺后，陈延年曾经在广东区委大会上说，“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残酷的斗争环境早已磨砺了陈延年坚强的革命斗志，他早已准备好随时为革命牺牲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