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驹60岁了，依然是华语摇滚教父

4月24日，《声生不息》开播第一期，全体成员在最末唱起《海阔天空》。导播放出了黄家驹的原声资料，这场“合唱”由此跨越了地域和时间。

作为一档港乐综艺，《声生不息》打开观众市场的第一步，是要在粤语和国语之间建起记忆和文化的桥梁。Beyond是最好的选择——英年早逝的主唱黄家驹，成为了香港与内地、流行与摇滚的“最大公约数”，一串含混而神秘的音乐密码。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是黄家驹身上最显眼的标签，但是在《海阔天空》之外，一个更清晰、更完整的黄家驹并不为人所知。他更像是一枚顽固的石头，被投入时代的漩涡中。我们可以看到层层扩散的涟漪，但石头的内部构造却无人知晓。

6月10日是黄家驹的生日。今天，他60岁了。

回望黄家驹短暂的一生和留下的漫长足迹，我们会发现：比起用摇滚改变世界，一个人“内部的自由”更难以实现，并且值得终生追寻。

在香港，黄家驹留下的

每年6月10日和30日，是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十五段六台二十五号最“热闹”的两天。这是黄家驹出生和离世的日期。

走过14S巴士站，再步行上山，你会看到灰蓝色的墓碑，上方刻着一把吉他。2009年，墓碑曾遭人破坏，翻修后，碑上的照片换成了彩色。墓前通常有来自歌迷的花束、信件和祭品。

黄家驹的印迹不止在这里。

在香港，你经常可以看到黄家驹的巨幅海报，或者是主题为“纪念家驹”的Live演出。两岸的综艺节目中，时常会有歌手或明星在采访中提及他：“我的音乐启蒙是黄家驹”，他们通常这样说。餐馆、酒吧、发廊，一座城市的任何场所，响起《海阔天空》和《光辉岁月》都不会违和。

那么好吧，作为一个歌手，黄家驹的故事通常可以这样讲。

1962年6月10日，黄家驹生于香港苏屋邨。这是香港政府为工薪阶层提供的廉租房，类似于内地的“筒子楼”，在有限的空间里承载最多的人口。

在苏屋邨，七八口之家挤在一间小屋里是常有的事情，黄家驹也不例外。他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两年后，弟弟黄家强出生，黄家驹多了一个亲密的玩伴。

黄家驹的少年时代和香港其他劳工子弟并无不同。放课后，兄弟俩会在离家不远的猴子山玩耍，跳进山下的水库里游泳，或者去父亲所在的机械厂探险。这些成长经历赋予黄家驹一种平易与圆融，黄贯中这样形容：“他是一个活生生来自基层社会的人。”

15岁那年，黄家驹在邻居那里得到一把旧吉他。之后，他辗转于办公室助理、推销员、电视台布景员等工作之间，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琴。

彼时的香港，西方流行文化占据绝对主流。早在十二三岁，黄家驹就在大姐的派对上听过Deep Purple、Led Zeppelin，最爱在电视上收看David Bowie。他喜欢的风格前卫、多元、杂糅，以至于Beyond成立初期毫无固定风格，游走在英伦、迷幻、重金属、艺术摇滚、华丽摇滚之间，像是尝试化学配方那样，把不同元素丢入到作品中。

1983年，香港《结他》杂志举办“山叶吉他比赛”，要求参赛者以乐队形式参加。那时黄家驹21岁，他在乐器店老板的引荐下认识了叶世荣、邓炜谦和李荣潮，组成了初代Beyond。

Beyond是邓炜谦起的名字，意为“超越”。最初它的含义十分单纯：超越其它所有参赛队伍。他们也的确做到了——在“山叶”取得冠军后，Beyond正式成立，经历几轮成员更替，形成了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的经典组合。

这一时期通常被Beyond歌迷称为“二楼后座”时期——以他们的排练室位置命名——也是乐队的惨绿年华。这时，黄家驹最常展现出的品质是“倔强”：他开始全职做乐队，自费开演唱会，只唱自己创作的歌，与台下乐迷很少互动。“明知他们不听你，互动烦到他们，别人会骂你。”

按其他成员的说法，黄家驹主导着Beyond的音乐风格。黄贯中加入乐队接任吉他手时，Beyond在做Art Rock，风格前卫、激进，“对于他们那些雕琢的音乐，自问只懂皮毛。幸好家驹一直从旁指导，使我在那段困逼的时间得以进步神速。”

地下时期的Beyond不温不火。1987年，经纪人甚至告诉黄家驹：“如果专辑销量再上不去，就没必要、也没机会再发唱片了。”

第二年，《秘密警察》一炮而红，《大地》获得当年十大劲歌金曲奖和十大中文金曲奖：“患得患失的光陰/是從前的命運/奔向未來的憧憬/充滿大地。”

成为“流行摇滚”

《大地》之后，Beyond正式步入大众视野，作品延续了《秘密警察》中的流行摇滚风格。

这一度成为Beyond的最受争议之处：流行摇滚到底算不算摇滚？Beyond到底有没有“摇滚精神”？直至今日，仍旧有一半人认为黄家驹堪称港陆两地的“摇滚教父”，另一半人则认为他们不过是“打着摇滚旗号的流行歌”。

但对于黄家驹来说，迎合流行并不是一种“妥协”，或者一件需要挣扎的事。黄家强后来回忆，反倒是其他三位对转型有犹豫，黄家驹开解他们：“不是妥协，是适应。”他对音乐风格不太在意，更要紧的是把自己原创的音乐推广出去——一种草根式的顽强与圆融。

“流行”最终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成功：Beyond开始在港、澳、台、陆四地巡演，连发几张唱片，并获得白金唱片奖、十大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等诸多奖项。

但还流俗得不够。1988年，Beyond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开办专场演唱会，最受欢迎的曲目是国语版《大地》与翻唱的崔健《一无所有》。彼时的香港尚未回归，粤语文化圈亦受限于岭南。国语摇滚已初露头角，崔健发行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窦唯加入黑豹，但当Beyond演唱会进行到半程，观众席已走了一多半的人，理由是“听不懂粤语”。

再后来，他们开始做电影配乐，接通告，写更通俗的歌。作曲时，黄家驹开始刻意削弱器乐的表现，旋律也更加简单。前卫和实验的气息越来越淡，直至《命运派对》发布时，Beyond已经成为了彻底的流行摇滚乐团。这和他们最初的音乐理念简直背道而驰：要知道，黄家驹推崇的Pink Floyd正是以深邃漫长的演奏曲而闻名。

但在那样一个年代，正如内地需要一场香港乐队的演出，乐坛也需要一个在先锋与通俗之间游走的人，带来一些新鲜的噪音。

1991年，黄家驹从新几内亚采风归来后，写出了《光辉岁月》。对当时绝大多数人来说，曼德拉是陌生的名字，他们也不关心遥远的非洲大陆推翻了什么，又建立了什么。很多人是因为黄家驹，才记住了“在风雨中抱紧自由”这句歌词，以及背后更深远的意义。

但对作为创作者的黄家驹来说，这首歌没有超越时代的野心，甚至并非专为曼德拉而写。最初，它只是一首纪念老兵归家的歌曲，主题只有歌词的第一句——“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

黄家驹自述，在写《光辉岁月》时，偶然看到了曼德拉的故事，“老兵”才有了具象的形象，一个真的为信仰奉献一生的人。对当时的南非，黄家驹从未在公开场合探讨过那些宏大的问题，只是有着质朴而纯善的认知，“人只有人类而已，种族歧视就是不应该存在的问题”。他说起曼德拉，“好惨就将一个人牺牲在了不需要牺牲的问题上”。

也是在1991年，Beyond终于在香港红磡开办“生命接触”演唱会，这成为Beyond四人时期最经典的舞台。此时的Beyond已经成为香港最红的摇滚乐队，黄家驹也被称作“摇滚教父”。黄家驹说：“我背着吉他，像在背着一把宝剑。”

“教父”意味着，他有声誉、威望，是某种意义上的“拓荒人”——即使黄家驹本人对此无知无觉。

黄家驹，从未自由过

时间来到1993年。这一年，黄家驹写出了《海阔天空》，凭此获得“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我最喜爱的创作歌曲大奖”。从此，“自由”成为黄家驹身上最显著的标志，一个永远“追寻自我、高唱我歌”的人。

但歌里那种“自由”他从未真正得到过。

1991至1993年间，Beyond决定前往日本发展。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乐坛缺乏摇滚乐的土壤，以流行情歌为主，而且极不尊重原创。用黄家驹的话来说，“香港只有娱乐圈，没有乐坛”。

如果说流行摇滚是一种主动“迎合”，此时的香港乐坛，黄家驹只剩下被动的忍受。于是，他想要在音乐工业更为发达的日本找回一些前卫的、先锋的东西来。

《海阔天空》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写出来的：“我们要表达的就是为了理想，离开一个地方的决心。没那么悲伤，而是有一点点励志。”叶世荣说。这也符合黄家驹的一贯态度——以愤怒和反抗开始，最后却被乐观主义中和了。

彼时的世界正在被不确定性包围，但黄家驹所追寻的“自由”，最终依然指向音乐：一个只属于Beyond的舞台。“生命接触”舞台上，黄家驹在演唱《再见理想》之前说：“我们Beyond会永远夹band（做乐队），夹到手指头不会弹了为止，永远坚持我们乐队的信念。”

但在日本，黄家驹依旧不够自由。

日本的经纪公司想要把他们打造成为偶像派，黄家驹因为外形清爽被定位为“软萌大男孩”，Beyond的曲风也要因此改得更流行和柔软——最好是写出更多《喜欢你》那样的情歌。

日本时期，黄家驹的影像资料空前丰富。那时他说过很多话，譬如教歌迷谈恋爱，喜欢什么样的女生，甚至队友之间的糗事与八卦。但有关音乐的表达却一少再少。有时他提起新歌的技术细节，主持人和嘉宾会选择笑着打断。

1993年，黄家驹在录制一档游戏综艺时，不幸从3米的高台上坠落。经历长达6天的抢救后，宣告不治身亡。他给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疼，保重”，而那档综艺的名字叫《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想要的那种自由还没有到来，Beyond就此戛然而止在它的黄金时代。

黄家驹身亡后，罗大佑在香港报纸上撰文《谁害死了家驹》。文章里写：“在毫不讲究基本尊严，而只知道如何去讨好媒介，讨好歌迷的香港歌坛， Beyond乐队肯定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只是做原创音乐，就起码要消耗乐队一半以上的时间与精力。别人只要抄抄歌，张嘴唱唱就得咯。这种完全不公平的竞争之下，Beyond如何在香港歌坛生存？

家驹说，他不要当歌舞团，不要演马戏，不要被包装至没有自我。”

与时代的浪潮相比，唱歌的自由那么微弱、那么温和，却也那么难以实现。就连《海阔天空》这首歌，黄家驹也只来得及唱了四次，其中三次是小型的不插电演出。最初发布时，它甚至被香港电台从5分40秒删减到4分钟，理由是“无法瞬间抓住观众的耳朵”。

更讽刺的是，这首歌翻红并非因为“不羁放纵爱自由”，而是因为“也怕有天会跌倒”——6月30日，黄家驹宣布救治无效身亡后，香港的电台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首歌表示纪念。

就连黄家强也说，“跌倒”二字一语成谶，像是预示了哥哥的死亡。后来再唱《海阔天空》，“它像一种发泄，就好像能将一口恶气吐出来的感觉”。

“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让我们回到一个更真实的黄家驹吧：他没那么“不羁”，也不够反叛，而是温和、积极，对世界抱有一种近乎天真的理解。

在其他三位成员的讲述里，黄家驹像是所有人的兄长，对Beyond尽到引导、调和的责任。黄贯中透露，私下里，三人会叫他“黄伯”，因为他最圆滑、最健谈，而且有种市井的幽默。

《秘密警察》发布后一段时间，因为反复地演奏流行乐，黄家强产生过强烈的反感：“来来去去就是《大地》《冲开一切》和《喜欢你》，如是者重复数十次，闷得我大发脾气。”也是由家驹开解，教他收敛情绪。

虽然十几岁就接触摇滚，但黄家驹从未把“街角青年”的愤怒与抵抗带到自己的音乐中来。苏屋邨不是国王大道，黄家驹的性格把摇滚中的愤怒、压抑与反叛中和了，使它成为更易被这个社会接受的文化。

在“二楼后座”时期，黄家驹反复强调自己绝非“地下乐队”，因为Beyond的音乐不曾触碰违禁、敏感的地带：“我们不介意别人怎么看我们自己。我不觉得我自己反叛，我觉得自己很正常。”

走入地上，他更加强调“贡献”“责任”，在讲述愤怒与不公时，要说：“你向社会需要一点东西的时候，第一个步骤，要先问自己给了什么给社会，我给到了音乐。”他将上一个时代的噪音转译，由此取得了最大的共鸣。

关于理想，关于自由，黄家驹全部的叙事都有关音乐，一种个人的、向内的自由。

《光辉岁月》充满宏大叙事，但黄家驹后来谈起创作灵感，说曼德拉激励到他的是“为某件事奉献一生的那种信念”：“Beyond做摇滚乐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

黄家驹最激烈的一次公开表达，是在“生命接触”演唱会上：“我在想，如果没有音乐我会死的，我真的会死的，不可能没有的。”

在Beyond如日中天的时代，台湾文学圈迎来了“内向世代”转向：小说家们不再执着于探索外部世界，而是转向描绘内心，寻找“密室里的自我”。黄锦树解读说，“这是不断深化的现代化、都市化招致的人的危机的延伸。”当世界变幻到个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人就会回到自我的迷宫，寻找一种更为狭窄与清晰的自由。

无论在此岸，在彼岸，在任何时代，皆是如此。

只是，黄家驹多做了一步：他将那些属于个人的自由放进音乐里、舞台上，将它书写为更普世的价值。于是中文音乐有了《海阔天空》，它出现在全国各地的KTV里，出现在汶川震后的赈灾晚会上，出现在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家驹的可贵，在于把“自由”与“理想”，变成一件所有人都能理解、能拥有的事物。

这之中有时代的阴差阳错，有无法解释的命运。但当我们回到演出现场，就可以看到，一定有什么是确定的——一定有什么是确定的，比如1991年，“接触生命”演唱会的最末，家驹赤着膊，弹起《光辉岁月》。那时他还那么年轻，永远都那么年轻，说起来“自由”“理想”“音乐”一类的词，话语尾调总有种愉悦的上扬。

鼓点和吉他响起，或许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遥远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我们甚至无法知道自己正处在时代的哪个位置。但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我们或许会想起自己人生中某些彷徨的，凄楚的风雨，以及一些真正自由的时刻。摇滚乐的魅力就是，摇滚乐怎样都可以。

黄家驹，60岁生日快乐，我们永远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