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梁韦森：重温熊彼特的创新驱动经济周期理论-文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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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梁，大连外国语大学商学院讲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自18世纪下半叶英国纺织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地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周期性波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和机制已成了经济学界一个日久常新的研究课题。在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理论解释中，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有其独特的理论见解。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熊彼特首先提出了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朱格拉中周期和基钦短周期的经济周期三分法，同时在其诸多著作中构建了纯模式经济周期分析、四阶段经济周期分析以及技术长波论，并独到地提出企业家的成批出现和创新驱动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另外，尽管熊彼特认识到货币和信贷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他并不同意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即货币增加和信用扩张是现代市场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而是提出货币和资本市场是给企业家的创新提供信贷，由此将生产要素托付给企业家去支配并进行创新发展，进而才成为经济发展要素的一种。

一、前言

自18世纪下半叶英国纺织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地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周期性波动，而这种经济波动又被经济学家们称作为“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贸易周期”（trade cycles），或“经济周期”（economic cycles）。正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不断地重复发生，尤其是经历了1873—1896年、1929—1933年和2007—2008年这三次世界性经济大衰退，经济周期已经成了近代以来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在经济学中可能没有任何一项研究专题会像经济周期及原因这样，牵涉到这么多学派的研究精力和激烈争论，且到目前为止，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和应对措施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一复杂状况使多年研究大萧条的美国经济学家曾任两届美联储主席的本·S·伯南克（Ben S. Bernanke）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解释清楚大萧条（经济周期）视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the Holy Grail）。他指出大萧条不仅导致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而且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的信念、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

伯南克也承认，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15年中，这一研究有了实质性进展，但是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根本没碰到这一圣杯的边儿”。这也说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及其产生原因，如今仍然是一个谜一样的研究课题。对此，各经济学派也没有一致观点和意见，仍然互相批评、争论或攻讦，甚至很多流派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理论解释就有多种，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说、纯货币理论说、投资过度说、成本变动说、结构失调说、负债过度说、消费不足说、企业家创新和科技革命说、心理因素说，还有农业周期说、房地产和金融周期说等等。在这些理论解释中，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可谓是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在目前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却被忽视最多。

从经济理论史的角度来看，熊彼特近40年的研究成果开创了一种新颖的阐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全新理论。其以“创新非均匀性”为核心思想的经济周期理论，在阐释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经济危机、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诸多方面都贡献颇多。即使时至今日，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经常在经济问题的时事评论中被援引为理论支撑。熊彼特提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具有不均匀性，创新行为的影响力有大小之分。

正是创新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形成并促进了经济长、中、短三个层次的经济周期相叠加。从创新对多层次经济周期形成的影响来看，熊彼特理论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从方法论角度上看，他主张将经济学方法、历史学方法和统计学方法综合起来使用，强调静态均衡分析和动态均衡分析的综合，并且其研究成果还带有很强的演化经济学色彩。在研究体系上，熊彼特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用创新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并一直希望能够用“创新活动”这一把钥匙解锁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这一宏大的经济史问题。

既然熊彼特关于经济周期和货币的理论创新在经济思想史上如此举足轻重，那我们接下来就对其理论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创新、现实启示等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回顾和分析。

二、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涉及的几个核心概念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在总体架构上来看是比较严密的。为了构建其理论框架，熊彼特考察、澄明和定义了自己经常使用的一些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包括：发明（invention）与创新（innovation）、企业与企业家、新的生产要素组合、萧条与危机，等等。这些理论概念构成了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石，也只有理解了这些概念，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其经济周期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简单版定义就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种新的生产函数涵盖了新的产品、新的组织形式（例如并购）、新的市场开放以及其他。经济生活中的一切“不同于以往工作方式”的内容都包含在创新之中，创新概念之中不仅仅含有生产行为，同时还含有生产性服务[1]

因此，创新在此承担的是“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实施者的角色。熊彼特在阐述“创新”的概念时，实则还采用了其他同义反复的词条，例如，“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经济发展”等。但是，他却严格区分了“创新”和“发明”，原因在于创新可能与发明没有关系，且发明不一定引致创新，发明可能毫无经济效果。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发明是个非经济学概念，某一新的发明在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可以被称之为创新。在他看来，“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1）某种新产品（消费者还并不熟悉的产品）或者具备某种新特征的产品的引入；（2）某种新的生产方法的引入，也包括商业上对商品的新的处理方法。该种生产方法既没有经过有关制造部门的经验检验，也不需要建立在任何新的科学发现基础之上；（3）新的市场开放。新的市场是指一国的某一生产制造部门之前没有进入的市场，而不必在意之前这一市场是否存在；（4）掌控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而不必在意该来源之前就已存在还是首次被发掘出来；（5）任何工业实行的新组织，例如，创造出一种垄断地位（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是打破一种垄断地位。”[2]

简而言之，这五类创新情形可以总结为：创生新产品、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掌控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以及实现企业的组织创新。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可以从很多个方面进行解释，例如，从实际收益法则的角度或是从货币成本的角度。但是无论如何，创新都占据了资本主义生活的图景，也直接导致了成本的降低、新均衡的产生、充分竞争等[3]。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更准确地说明创新的方法，熊彼特给出了三点基于观察的假设：

一是重大创新以及很多小的创新都导致了新工厂的建立（或旧厂重建）或新设备的产生，且会花费较多的时间和费用；二是任何一个这里所定义的创新，都会有一家新的公司成立；三是创新都会引致新人领导力的提升。

在这三种比较具有现实基础的假设之上，可以预见的是：新的机器、新的工厂、新的管理方式或是新的组织形式都会降低生产成本、节约管理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使得旧问题迎刃而解等，这便是熊彼特所言的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在利润的激励动机之下，便会引起追随和效仿，而这一系列经济活动都会导致生产成本曲线的移动，并在经济体内引起竞相跟随的趋势，经济繁荣便出现了。

熊彼特还进一步区分了“企业”和“企业家”的概念，尤其是企业家的具体含义。实施创新行动的组织可被称之为企业，而富有冒险精神并实施创新行动的个人则被称之为企业家，这与那些仅仅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管理企业的普通企业经理有着很大的差别。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中所指的企业家，并不是指某个特定的社会阶级。从历史事实来看，企业家可以来自工人阶级、农民、农场主、贵族、自由职业者、工匠等[4]。他们既不一定是资本家，也不一定是那些实际运营公司的管理者，虽然有时企业家与实际管理者可能是相同的人，例如，在生产活动中决定采购多少羊毛用于生产的人，和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的人，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企业家是指那些“新的生产要素组合”的践行者，不应仅局限于企业所有者、企业实际运营者、企业股票所有者等，虽然这些身份是有交叉的。企业的实际管理者是指负责按照旧的生产要素组合原则组织生产的人，是一个静态概念，而企业家则是指那些创造出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并负责执行的人，是一个动态的概念[5]。企业家的概念更加强调那些实行“新的生产要素组合”的富有创新精神特征的人。然而事实上，判定一个人是不是企业家却不是那么容易的，而这一点之所以难以判断不是因为对于企业家的定义不够完备，而是很难判定到底哪些人才符合定义中所说的这些标准。新产品的发明者、行动生产方法的发明者、资本的筹措者等很容易被认定为“企业家”。显然，在熊彼特的理论框架内，资本主义具有某种制度优势，可以让不具备资本占有的人也成为企业家，显然领导力要比所有权重要的多[6]。与创新与创造的关系类似，创造者也不一定就是创新者，只有那些具有冒险精神，将自己的发明创造应用于经济活动的企业家，才可以称之为创新者。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之中，具备企业家精神的这些人借助“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或称之为一种创新）生产某种普遍使用的产品。新的生产方法必然使得其单位劳动成本低于其竞争者，销售所得而产生的利润必然高于那些“旧”企业，而这样的所得则被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利润”，并会引起“利润激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将成功的创新进行应用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原因在于创新是利润和间接生产最为重要的来源。当一大批个人竞相效仿的时候，这一过程的直接或是间接结果便是“创新是第一推进剂”，实施“创新”的新企业会使得旧企业以及产业结构都发生变化[7].所以熊彼特认为，创新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因素。

按照他的理论逻辑，企业家及其所带有的企业家精神乃是一种独立的、特殊的稀缺生产要素。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人们更愿意按照旧数据和规则来行动，所以创新不易，想突破旧势力、旧观念、旧社会环境等的阻挠更是难上加难。只有那些具备企业家精神特质的创新者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并执行它，而且为其带来具有吸引力的超额利润。在超额利润的吸引下，就会有更多的人跟从和效仿，形成成群的“企业家”。据此，熊彼特推断出企业家和企业家推行的创新都具备非连续性和“扎堆”出现的特征，具有明显的“非均匀性”。

后世的经济学研究者曾指出，熊彼特1939年发表的巨著《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之所以没有引起广泛认同，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其著作对于当时的大萧条所提甚少，但是，如果回溯考察熊彼特之前所做的研究，便不难发现这样的说法有些站不住脚。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两章，熊彼特专门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朱格拉周期，即在第14章讨论了1919—1929年的西方市场经济（主要是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繁荣，接着在最后一章第15章“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后来的发展”则专门讨论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及其影响。在熊彼特看来，危机的定性一直是有争论的。虽然危机的影响巨大，是人们热议的“重大”经济问题，但这在经济学家眼里却不是什么具有吸引力的理论问题，仅仅是周期性的某种现象而已。熊彼特曾指出，危机可能是同质的也可能是非同质的经济现象，对于危机的关注和解释都无法用于解释实际的经济情况，并且每次危机的发生原因和结果都不尽相同。基于以上原因，熊彼特认为在所有情况下都存在某种危机，该危机早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就已渗透至经济生活。不论怎么讲，即使该危机不是必要的事实，但它也是有规律的，这种危机是繁荣与衰退交替时期的波浪式运动的要素。显然，他对于危机的看法源于朱格拉。熊彼特的经济周期思想已经将危机涵盖其中，既然危机仅仅是经济周期的要素，或称之为经济系统对于繁荣的一种正常反应，那么便没有必要着重笔墨来讨论危机或是大萧条。正如熊彼特所说的那样，“无论情况如何，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产物的危机，都将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早地消亡

但对于危机的治疗药方，熊彼特也并不是完全缄默不语，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最后部分明确地说：

“应对危机最为重要的措施，也是唯一不会引起反对意见的措施，就是对经济周期预测的改进。”[8]

面对危机，由银行无系统地并且没有任何预见性地实施信贷控制，实则是让严重的结果自由地发展下去，并妄想其能用来医治灾难，这显然并不是可取的政策导向。实际上，让商人们对周期理论不断熟悉以及逐渐形成托拉斯化，才是促使危机现象逐渐减弱的良方。他同时还表示，没有任何措施能够永久地阻碍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个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和理想等，都将沉没并最终消失。在一个承认私有财产和竞争的社会环境中，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应被看做是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必要补充，也是对所有社会阶层收入不断提高的补充。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这样的过程都不应仅仅是以经济的稳定性作为研究标尺，而是应该更加看重其所反映出的整个资本主义的特征。从这一点上看，熊彼特的经济周期思想的着力点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波动现象，还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人文感。我们不难发现，像熊彼特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下没有太多的追随者和认同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想更好地理解经济周期理论，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解和诠释就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熊彼特在自己的数篇有关经济周期的论文以及著作《经济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分析》之中，都对经济周期的定义和分析方法进行了综合的理解和阐述，其中，《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分析》一书第五章对经济周期的解释最为全面。熊彼特以时间序列为主线，遵循时间变量的性质-时间序列分析的任务—趋势的不同含义—单循环运动—多种同步波动的分析路径，全面考察了有关经济周期研究的既有成果，给出了关于“趋势”和“周期”的正式定义，并指出了经济周期与其理论核心概念“创新”之间的关联。熊彼特认为在时间序列之中涉及三种变量：假设变量、随机变量和历史性变量。由此，熊彼特认为，在进行经济周期分析时应当将经济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综合起来。在强调统计学方法的同时，熊彼特还特别指出“统计学方法在我们进行经济周期分析的逻辑中并不是通用的，不是在概率框架之内的，而是从被应用的理论形式中生发出来的”。

在确定了这一综合性方法论的基础上，熊彼特又进一步区分了“趋势”和“周期”的概念。他认为，如果某一完整的时间段被拆分成了若干个子时间段，这样的时间序列展示的便是“趋势”，在这些子时间段之中，时间积分的中值是单调上升或下降的，亦或相同数值的复现只出现了一次。而“周期”的时间序列是指，某给定时间序列能一直正确地周期性展示某个数值在其项中或其一阶/高阶时间导数中重复出现多次[9]。为了能够正确理解“趋势”和“周期”，熊彼特对两者进行了理论梳理和凝练。对于“趋势”，他比较了描述性趋势、实际趋势、相对趋势、特殊趋势以及康德拉季耶夫运动的异同。对于“周期”，他比较了结果趋势、二阶段周期、四阶段周期的异同，同时还进行了同步周期的考察。自此，熊彼特得出了自己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解，即：

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引致的“繁荣”是经济周期的起点，其后会依次经历衰退、萧条和复苏三个阶段。因为创新浪潮会再度出现，所以这样的四个阶段会不断地往复出现，这便构成了熊彼特式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可谓是创新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周期的波动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而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情况，即是一种“创造性破坏“[10]

三、“二阶段模式”经济周期分析、“四阶段模式”经济周期分析与技术长波论

熊彼特认为，分析经济周期可分为“纯模式”或“二阶段模式”分析和“四阶段模式”分析两个步骤，前者是排除了外来因素干扰的纯理论分析，后者的分析则是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为基础。

经济周期的“纯模式”分析可以看作是熊彼特经济周期思想的逻辑起点，属于给定环境制约下的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熊彼特认为遵循迂回生产理论，社会生产就是一个高级物品（原材料、劳动和资本品）生产低级物品（消费品）的过程。抽象来看，生产过程就是劳动、土地与资本三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假设经济处于某种均衡状态，各行业利润率相等，并且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存在着富余的情况。面对利润的驱使，部分具备创新精神特质的企业家便创造出这三种主要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并将之应用于生产活动。

简而言之，企业家会在发现了创新活动能给他带来“企业家利润”后采取创新活动，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企业也会追随和效仿，这便会形成创新浪潮，于是出现原材料和个人消费品价格上涨以及就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生产要素和个人对消费品的需求都会增加，这也必然会造成银行信用扩张和资本品需求增加，从而带来了经济繁荣。当创新拓展到更多的企业时，一方面因产品供给增加而导致价格下跌，另一方面因企业对劳动和原材料的需求增加而导致价格上涨，这一降一涨便使得创新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下降，企业投资的动力逐渐减弱，继而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也随之降低，于是出现信贷收缩、物价下跌的整体经济衰退局面。衰退的局面会一直持续到超额利润为零时而停止，此时，经济体系达到了一个新的均衡，直到下一波创新浪潮的出现，整个社会才会迎来下一波的繁荣局面。繁荣与衰退周而复始的重复出现，便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实质。因为这样的经济周期排除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因素，只含有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所以也被称之为“二阶段模式”的经济周期分析[11]

更加详细地说，熊彼特的“纯模式”经济周期分析是指：

根据维塞尔的继续性原则（Wieser’s principle of continuity），在“创新”尚未出现之前，社会生活中各个家庭或是生产者都是根据以往的经验给定的数据和同样由经验确定的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一旦人们注意到经验给定数据的某种变化，则就可能按照新的数据来进行生产活动，但是人们还是会倾向于遵从已习惯的生产方式和方法，只有在外界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才会改变其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方法，这为熊彼特提供了静态均衡分析经济发展的逻辑基础。接下来，他借助边际效用、选择系数、交换比率、价格水平以及供求法则等现代化的经济学概念，推演出了关于价值体系及其均衡条件的初步框架。由于摩擦和时间流逝，经济机体的运转可能并非十分迅速，但却并不会影响其价值体系。对每个人来说，每种物品的价值（其价值并非孤立，而是和其他物品的价值互为条件）就构成了他的价值体系，其中各个要素都是相互依存的，同时，该价值体系也表现出了个人全部的经济关系，包括其生活、观点、生产方法、需求以及其经济组合等。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依据经验来维持价值体系的均衡，所以可以说对每一个新的经济周期来说，已经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和给定的生产要素组合都是新的起点，也可以说是对下一步生产的一个有利预测。在交换经济的每个时期，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无数的交换行为，交换的全体构成了经济生活循环的外部形态。为了分析的简便，熊彼特假定每一时期只消费前一时期生产的物品，只生产下一时期被消费的产品，这便构成了“二阶段”的经济周期分析基础，在这种简化的经济过程中的两个周期之中也必须要进行交换。熊彼特认为，就算将价格标准和交换媒介（货币以及信用工具）引入其中，也不会影响对循环流动的描述。整个交换经济具有持续性以及在相同假设下的不变性，并且持续性和不变性涵盖整个经济过程和价值，经济关系、社会价值体系以及个人价值体系之间，通过交换来相互影响，在这个社会价值体系中，一国所有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所有的“组合”都被反映出来。社会价值体系的沉淀就是价格体系，价格是在群体评估的作用之下，对社会价值与确定价值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的反应[12]至此，熊彼特构建了一套从静态均衡观点.出发解释经济生活的框架，即经济系统的几个过程都是走向均衡位置趋势的部分现象，且这些过程还不一定会走向相同的均衡位置。经济系统中这个理想的均衡位置虽然从来没到达过，但却被不断地“追逐”。简而言之，在“纯模式”中，熊彼特假定：在“创新”之前经济处于静态均衡，企业的支出等于收入，没有利息和利润，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的重组，企业家为获得超额利润（新产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之间的价值差额）而努力创新，当创新浪潮出现时，社会上对银行信用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扩大，从而引起经济高涨。当创新扩展时，竞争使得商品价格趋于下跌、盈利机会减少、银行信用收缩，于是经济从繁荣转入衰退，如此循环往复，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

“纯模式”经济周期分析属于静态一般均衡框架下，对经济波动所进行的一种简化的、理想化的分析。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投机比比皆是，新旧企业往往同时存在且新企业取代旧企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熊彼特讨论的“纯模式”经济周期分析在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该模式的存在意义不在于复刻经济现实，而更在于能够为后续的“四阶段模式”经济周期分析框架提供抽象的理论基础。

在“纯模式”经济周期分析的基础之上，熊彼特进一步提出了针对现实情况的“四阶段模式”的经济周期分析。在“四阶段模式”分析中，熊彼特认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经济周期的核心原因便是创新，创新出现引致“繁荣”，所以说熊彼特认为的经济周期起点在“繁荣”，按照时间序列的顺序才依次是“衰退”“萧条”和“复苏”。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浪潮不止一次，才导致了这四个阶段经济周期的往复不断，即经济周期的连续性“第一波浪潮”中，因为“创新”所在的生产部门往往与其他的生产部门具有紧密联系，所以“创新”所引致的繁荣也会拓展到其他生产部门。“创新”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并伴有银行信贷的扩张，同时引起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增产，这时一般又会伴随着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又会导致商品的价格水平出现上涨，在物价普遍上涨的繁荣局面下，社会上出现许多投资机会。在对生产要素需求大幅增加的局面下，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和相应的利润也大幅提升，进而会吸引更多的投资流向该生产要素的生产部门，导致了这些行业的扩张和繁荣。同时，这些生产要素的供应商也是收入的获得者，在繁荣局面下所获的收入不断增加也会刺激他们的个人消费。个人消费品需求增加会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所以繁荣的局面也会一并蔓延至个人消费领域，整个经济体系呈现一片繁荣之势。创新导致的这些间接繁荣，熊彼特称之为“二次繁荣”。根据熊彼特的分析，二次繁荣并不是一件好事，原因在于那些导致一次繁荣的因素在二次繁荣中起的却是相反的作用。在二次繁荣之中，因价格升高而获得的利润增长导致了很多应该被淘汰的旧企业再度复活或旧生产技术再度被使用，物价进一步上涨，就业机会继续增加。但是，当超额利润趋近于零时，这些旧企业、旧生产技术又会被率先废弃，造成失业的大幅增加和大量的生产资料闲置。在经济衰退之时，还会出现严重的产品积压、物价暴跌、旧企业破产等问题。当这些连锁反应出现时，衰退的局面也会波及到金融领域。大量的企业破产导致原有的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不良贷款增加且信用收缩，这也成为经济下滑的另一方面原因。也就是说，面对超额利润的刺激和信贷政策的宽松，社会上自然会出现大量的投机行为，这便形成了经济周期的“第二次浪潮”。在“第二次浪潮”中，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行为也与“创新”无关，仅仅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活动提供资金。因此，“第二次浪潮”就已包含了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投资“脱实向虚”并集聚了一定的风险。经济体系本身不可能具备自行调整至新均衡的能力，过度的信用扩张和投机便会不可避免地让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当经济出现收缩而引起“衰退”时，不仅投资活动趋于消失，而且还会引起破坏，整个经济体系在经历了衰退之后，并不会回复到均衡状态，反而会被“错误的二次繁荣”带进萧条期，即第三次浪潮。“萧条”发生后，有些旧企业和旧的生产技术被废弃或被迫进行调整（如转向其他行业或进行生产技术改进等），第二次浪潮的反应逐渐消除，随着调整所带来的就业和生产资料需求的再度增加，整个经济体系进入恢复调整阶段，直至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即第四次浪潮“复苏”。这四次浪潮发生的过程如图2所示。熊彼特指出由于创新活动使得生产效率得到明显提升，所以无论是在“纯模式”经济周期分析还是在“四阶段模式”经济周期分析之中，后一周期的均衡水平都会高于前一周期他称该过程为“创造性破坏”。从“复苏”进入“繁荣”又需要一次“创新”浪潮。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并不是平稳进行的，同时各种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创新影响巨大，有的创新影响很小，有的创新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入经济生活，因而经济周期的长短也是不一样的。

四、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的三分法：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朱格拉中周期和基钦短周期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继续挖掘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到了《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这一巨著，则可以说是熊彼特近40年对经济周期研究成果的凝练。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一般均衡理论所称的消费者需求变动，而是生产者以新的方式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进行的组合，即创新。创新会打破原有的旧均衡，继续推进新方式。这便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他指出，外部因素、增长因素以及创新是导致经济周期发生的三种主要因素。这三种因素相比，熊彼特坚持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才是根本性的，因为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导致了生产函数的变化。经济均衡被打破的主要原因在于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借助银行信用扩张的帮助来进行投资与创新。创新是指那些能够成功实现商业化的发明，可以包括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供应链创新和生产组织创新五种形式。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主要是指工业组织的变化、新材料的出现、新的市场开放、原料来源的新开放等，而繁荣正是来自工商业中这些创新的实现。这里所指的企业家是指那些具有创新使命感精神气质的社会成员，并无任何阶层的限制。熊彼特尤为强调企业家的创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发展的贡献。这一点上来看，他与哈耶克及其他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很相似，都强调企业家精神（或是说企业家的创新性）对于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哈耶克赞誉熊彼特是一位比凯恩斯更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更出色的知识分子就不足为怪了。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对于危机或是萧条应对措施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而是执着于解释经济波动的核心动因。在这一点上，他同意朱格拉的观点，即认为经济周期的波浪式波动才是需要解释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危机。同时，熊彼特还指出，创新是非均匀分布的。因为如果这里所言的创新是连续、均匀分布的，则经济发展便不会有周期出现。逻辑上来看，人类社会中只有少数人具备创新的能力，这样的企业家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都是不均匀的。而且，一旦创新在经济活动中出现，变化引致其他人追随，从而使得该创新走向常规化，这也就使得创新是无法持续的，继而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

熊彼特指出：

“在新方向上的任何一步成功，会很容易被立即跟随。……某些人会成功地创造出新事物，其他人既可以按相同的路径复制他们的行为，也会受到激励去按照不同的路径去做同样的事情。某些成功的人唤醒了其他的人，……繁荣由此而来。”[13]

由此可见，少数的具备创新能力的人，因其异质于其他人的能力基础而引致了创新行为，并因这样的创新活动而获得可观利润，才导致了追随者的跟进和效仿。创新所带来的利润会激励其他企业也开始扩大生产，而国民收入的增加使得消费者开始增加消费，甚至是通过金融机构贷款来进行提前消费，消费的增加又反过来继续刺激投资，繁荣局面显现。因此，熊彼特对于周期的分析逻辑起点于创新引致的繁荣，然后才是衰退、萧条和复苏。熊彼特通过将信用因素整合进其经济周期理论之中，旨在解释繁荣发生之后发生的周期性各阶段。在信用扩张的加持之下，创新活动往往伴生于价格上升和利率提高，经济发展便会位于原来的均衡水平之上。但是，我们知道想要维持超额利润必须同时满足产品价格不变、原材料及劳动价格不变以及使用新技术的成本更低三个条件。显然，随着时间变化，超额利润将是难以维持的。随着某创新活动被追随者效仿，由此而产生的利润便会逐渐怠尽，风险和不确定性也会增加，继而创新过程放缓并开始了一个新的下行调整阶段，直至达到一个新的均衡，且该均衡要高于之前原有的均衡水平。熊彼特认为这个过程就是衰退阶段。为了进一步解释经济周期中的萧条和复苏，熊彼特转而借助于企业家的预测错误、经济制度以及个人投机趋向等外部因素来完善其经济周期阐释。他认为，这类外部因素在繁荣时期和衰退时期都起着同向强化的作用，即繁荣时期强化通货膨胀、衰退时期强化通货紧缩。这些他所谓的外部因素在衰退阶段就会让经济表现陷入萧条。当萧条的影响消耗殆尽之时，便是经济开始复苏之时。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中所言的萧条，是“经济生活通向一种与高涨创造出来的局势相一致的均衡状态的运动”，属于一种“正常的”萧条。这与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于萧条的观点相一致，即都认为萧条并不是一件坏事，是经济系统自我调整与适应的自然和必然过程，是经济复苏前必经的风险排解与问题自愈的过程。经济周期意味着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或新的生产及经营方式对落后部门的冲击，而那些在经济高涨时期过度扩大的投资在萧条阶段的毁灭是社会经济从失衡走向新均衡的必要的且有益的过程。并且，新的均衡必然是高于原有均衡的位置，即长期来看，整个社会经济是周期性向好发展的。熊彼特指出，衰退的经济本质在于，通过力求均衡的机制，把繁荣的成果扩散到整个经济系统；而那种对于这个经济系统来说仅仅部分是必需的暂时反应掩盖了衰退的这个特征，并产生了一种可以表达为衰退的氛围，同时产生了一种反响，即那些指数所表现的形式不属于（或者说不完全属于）货币、信贷和价格的范畴，而且那些指数不仅仅反映了衰退时期自动的通货紧缩的特征[14]

1939年，熊彼特在《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一书的第四章再次综合勾勒了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周期框架，并对经济演化的框架进行了三次渐进性的综合估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该章节的三个重要特点：第一，这一章实际上是整合了熊彼特过去提出的“纯模式”和“四阶段模式”的经济周期，利用演化经济的逻辑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演化框架”；第二，熊彼特还增加了对经济周期长短划分的历史性理论考察。基于“创新驱动型”经济周期模型的需要，他认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是相对合理的划分标准；第三，为了让其经济周期理论更加完整，熊彼特还考察了引起经济波动的其他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引起的周期波动（如战争、金矿的新发现、谷物周期等）、适应或是震荡引起的周期波动（如斯勒茨基效应、累积和自我强化等）、宏观总量波动、替代周期等[15]

下面让我们较详细地考察熊彼特对经济周期的这三次综合估计。在第一次的估计中，熊彼特假设完全竞争市场、完美均衡状态、没有储蓄且人口恒定，继而以企业家实施创新活动（即新的生产要素组合）为起点，一步步推演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是如何增加的，相关价格水平上升以后其他企业又是如何追随形成“创新浪潮”的。在此基础上，熊彼特又继续引入信用和资本。在利润的驱使下，旧企业自然会对新的形势作出反应，于是投机行为大量出现。第一次的估计基本等同于熊彼特之前提出的“纯模式”经济周期分析。实际上，第一次的估计就是在简化的经济中实施“创新”活动时，对交换行为、成本和总产出的逻辑分析，以及推断旧企业会如何应对和转换。

熊彼特所进行的第二次经济周期估计实际上是对其提出的“四阶段模式”经济周期分析的深化。在第一次经济周期估计的分析基础上，熊彼特继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并认为这一基本过程引致的第二轮结果便是萧条以及之前提及的“四阶段”。在第二次的估计中，熊彼特从萧条的“异常情况”入手，过渡至复苏拐点的理论探讨。在这两点的讨论基础上，将周期单元和对应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各阶段进行了演化分析。旨在让第二次的综合估计更加完整，熊彼特还将均衡、增长、信用创造、创新金融、新的投资机会的开放、企业家精神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冲击等引入其综合估计中，结论仍跟熊彼特之前所估计的情形无异。

熊彼特所进行的第三次综合估计在性质上属于对经济周期波段划分标准的一次历史性考察。通过对周期问题理论发展脉络的考察，熊彼特充分回顾和分析了朱格拉周期中的单循环假设、长周期的发现以及短周期理论。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熊彼特权衡利弊，认为将经济周期波长的标准划定为长、中、短三个周期是科学合理的。

根据《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前五章的理论铺垫，熊彼特进一步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中，同时存在着三种经济周期的论点。这三种周期按照间隔长短分别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Business Cycle，也称长周期）、朱格拉周期（Juglar Business Cycle，也称中周期）和基钦周期（Kitchin Business Cycle，也称短周期）。

在美、英、法等国的36种产品价格、价值额和产品生产量的时间序列基础上，依据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对外贸易情况、煤炭和生铁的生产量和消费量、铅的产量和消费量等情况，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三个长周期实际上是两个完整的长周期加上一个四分之三的长周期，具体见图3。

（1）第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First Kondratieff）：从1787年到1842年，波峰出现在1800年前后，是产业革命发展时期，纺织工业的创新活动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中心国为英国，主要产业为纺织业；

（2）第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Second Kondratieff）：从1843年到1897年，波峰出现在1857年前后，蒸汽和钢铁工业的创新活动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中心国为英国，主要产业为钢铁和采煤；

（3）第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Third Kondratieff）：从1898年到1938年左右，波峰出现在1911年前后，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的创新活动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中心国为德国、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主要产业为电力和化学[16]

熊彼特在总结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涵盖的周期时说：

“在我们统计的视野范围之内，存在两个完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每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都包括六个为期九到十年的朱格拉周期，而每个朱格拉周期又很容易被分成三个大约为期40个月的基钦周期[17]。这样的判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并在美国得到了检验。在近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该周期一直被不断地指出过，也经常被人们默默地感知并认可。”[18]

从历史上看，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约50—60年）中包含6个朱格拉周期（约9—10年）和18个基钦周期（约40个月）。也就是说，熊彼特所分析的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包含了3个长周期、18个中周期以及54个短周期，且这些周期性波动都是因创新这一核心动力引致。经济增长也正是经由经济周期的变动实现的。现代经济增长正是在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中才得以实现。在这种由企业家群体所推动的经济周期循环往复的过程中，现代经济增长是沿着“创造性破坏”这个路径演进的，即毁掉旧的工业生产和消费模式继而走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熊彼特在经济周期研究中，一从贯之地强调创新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影响巨大且实施时间长的重大创新。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指出，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其后，他在《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1923，1939）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中，多次重复了类似的观点。后世的经济学家也沿着熊彼特的方向，以技术创新来解释长期经济波动。这一脉的经济周期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被冠以“长波技术论”。熊彼特也正是在长波技术论的思想基础上，才能以三次重大的技术创新浪潮来分析从18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段长达150年的经济波动。熊彼特坚定地认为，正是像“纺织工业”“蒸汽与钢铁”“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这类重大创新活动的应用和普及，才出现了创新活动浪潮驱动的经济高涨，形成长周期的上升波段。当这些创新活动的普及应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大幅度产量的增加将导致超额利润逐渐消失、价格下跌、信用萎缩以及投机风险增加。众多企业亏损和破产，经济不再景气，便构成了长周期的下降波段。熊彼特是第一位明确地用技术创新来解释经济长期波动的经济学家，他的开创性研究对后世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长波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也奠定了自身在经济周期这一核心研究领域的重要位置。

《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这部巨著出版之时，大萧条的阴霾还没有散去。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的民众，如何从大萧条中走出来才是其关注的主要内容，而对于经济为何会出现周期性这一学理问题的讨论根本没有什么兴趣。熊彼特对于经济周期所进行的理论阐释冗长、晦涩且略显“乏味”。生性乐观的凯恩斯发表的《货币、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却是更偏重于政策导向，为身处大萧条泥沼的人们指出了充满希望的出路，所以当时凯恩斯和其著作都赢得了普遍的赞誉。熊彼特和他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同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则凯恩斯的超级学术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或多或少变得相对黯淡；二则熊彼特的学术研究在当时没有归属于任何学术传统，自己的经济周期理论也很难得到众人的认同和接纳；三则熊彼特的经济周期思想也并非无懈可击，在他系统研究经济周期这近40年的学术生涯中，该理论的争议一直不断，受到了罗伊、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的质疑。例如，库兹涅茨在《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出版后不久，便指出了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三个问题：第一，采用企业家才能的非均匀分布来解释创新的非连续性是有问题的；第二，在其经济周期的四阶段时间序列中，无法确定拐点出现在哪里；第三，熊彼特仅根据历史观察来判定长波、中波和短波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理论无法解释周期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时长和强度。熊彼特在回应这些质疑时，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首先，熊彼特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这一现象时，无论这一现象是否真的发生，仅仅是运用一连串自动运行的客观因果关系来进行解释。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论证新企业的出现对业已存在的企业所处的条件及环境影响来进行解释。其中确实蕴含着比较强烈的假设意味，而这样具有一定假设意味的理论尚需历史事实和未来事实的检验，并且周期的拐点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也没有办法确定。而对于经济周期的市场和强度的问题，熊彼特指出周期性包含着两种含义，一是存在着这样简单的事实，即繁荣和萧条两者总是交替出现的；二是周期的实际长度。他坦然承认的一点是，基于创新角度对于经济周期现象的解释完全能够解释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问题，但对于周期实际长度问题确实是解释不了。但是，当时不光是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无法解释经济周期的时长和强度问题，其他的理论也同样不行。所以说，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大厦并不稳固。熊彼特没有找到相应的技术进步理论来支撑其经济周期理论，因此后世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熊彼特所强调的创新的非连续性以及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中表现出的周期性，都只能是基于现象的观察而已。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应该肯定熊彼特在经济周期理论领域的新颖视角和出色贡献。客观来看，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分析框架确实耗费了大量的学术心血，通过近40年的学术研究，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该研究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才最终提出来对于市场经济周期性繁荣现象的理论阐释。

纵观熊彼特对经济周期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确实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论性研究略显执拗。虽然《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的出版是在1939年，世界经济已经经历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并且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未从大萧条完全走出来之时，又经历了1938年的“朱格拉周期”。虽然在1939年出版的新一版《商业周期》两巨卷中，熊彼特在最后两章有讨论1919—1929年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和1929—1933年大萧条，尤其非常详细地讨论了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经济衰退，但在这部著作中，他几乎没有给出任何药方，而只是给予一些历史史实的描述，也没有给出任何结论。因而，整个《商业周期》像是一部未完成之作。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熊彼特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审慎、严谨和求真，还是有其他原因？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我们可以推断的是：熊彼特认为所谓的“大危机”只是其研究的经济周期的一个波动阶段，自己的经济周期理论所能够解答的问题不应仅仅局限于此。所以，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我在这本书中没有给出任何的政策建议，也根本没有打算给。想要看这样内容的读者，还是把这本书放到一边吧。但这并不代表我不愿意承担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或是我故意掩盖掉当今的人们话题。”[19]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事实是，笔者在翻阅熊彼特1939年出版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时发现扉页上赫然印刷着“该书1923年 8月首次印刷”。同时，根据该书1939年版本的章节安排来看，第一卷截止于第七章，该章最后一节讨论的主题是“第三波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前六年（1898—1913）”。据此，笔者推断该书的1923年首次印刷很可能只出版了第一卷，而第二卷（第八章到第十五章）很可能是在1923年到1939年这十几年内增补进该书的。同时，从研究内容的完整度和强调的研究方法上看，也可发现两卷之间的些许割裂感。首先，正如我们之前曾分析过的，熊彼特的这本经济周期研究巨著，包含了两个完整的长周期和一个相对不完整的（约3/4）长周期。两个完整的长周期集中在第一卷，而一个相对不完整的长周期仅在第一卷结尾讨论了一节，其余内容都集中在了第二卷。再者，第一卷的内容主要体现了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法、历史方法的运用，而第二卷除了继续采用第一卷的主要研究方法之外，还非常突出地将统计学方法运用其中。

五、货币、银行与经济周期：熊彼特的货币与信用无关论

按照熊彼特的划分，自18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经经历了三个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和十几个朱格拉中周期。尤其是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震惊了各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会出现经济周期，一次又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几乎成了当时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学家均关注的一个问题，随之也在世界各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各种各样有关经济周期的理论解释。对于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各种商业周期理论，哈耶克在《货币与贸易周期》一书英文版中曾指出，在他之前的关于商业周期（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们多称之为“trade cycles”）的理论解释中，存在着两种论辩理路：一种是非货币原因（non-monetary theories）的理论解释；一种是货币原因（monetary theories）的理论解释。今天看来，哈耶克的这种划分法仍然有现实意义。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 Huerta de Soto）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商业周期理论属于商业周期的货币原因的理论解释。剑桥经济学家霍特里（Ralph G. Hawtrey）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实际上也持商业周期的货币因素理论解释说。而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所提出的过度负债和紧随其后的通货紧缩是造成大萧条主要原因的观点，也属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原因的货币解释理论。尤其是剑桥大学老牌经济学家霍特里在1919年的《通货与信贷》一书中所提出的“货币驱动型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近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性循环的唯一原因是货币和信用。因为他相信：

商人的存货具有很高的利息弹性，因为这些存货需要依靠借入资金，固定资产投资也有很高的利息弹性。因此货币和信用因素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周期中起到一个根本性的作用”[20]

霍特里的这一观点影响了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后来的凯恩斯。另一方面，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则基于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魏克赛尔提出“资本的自然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及其二者的背离对现代市场经济中实体部门的影响，提出他们的商业周期理论。按照该理论，当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货币创造导致银行借贷利率的下跌，会刺激企业家增加投资，社会资本随即会投向更“高阶资本品”的生产，相应地会减少对接近于生产最终消费品的“低阶资本品”生产阶段的投入，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更加迂回，从而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错配”。这种货币低利率下的“虚假信号”所造成的资源错配迟早会产生与繁荣相反的效应：即期消费品不足，迂回生产阶段过长，投到“高阶资本品”生产阶段的资本过多，导致产品过剩。当不当投资企业的产品滞销，经营亏损时，最后便无法偿付银行贷款。如此一来，待到银行贷款需要进行“清算”的时候，整个金融系统和生产过程就会突然断裂，大萧条随即就会到来[21]。作为多年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周期现象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熊彼特当然对米塞斯、哈耶克、霍特里、凯恩斯和费雪等当时各派经济周期理论均非常熟悉。另外，熊彼特本人也对货币问题比较关心。他不但在其《经济思想史》巨著中有大量讨论诸多经济学家货币理论的内容，而且晚年还专门写作了一本《货币论》[22]，但是整体看来，熊彼特并不认为货币和信用的扩张像米塞斯、哈耶克和霍特里那样认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的主要原因。尽管熊彼特本人一般不大尖刻地批评同侪的经济学家，但在《商业周期理论》一书第2卷第12章中，熊彼特有提到哈耶克的名著《价格与生产》，并说他注意到了米塞斯和霍特里的发源于魏克赛尔的经济周期理论，但他并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而是说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完美均衡的理论假定中，货币和信用并不构成一个问题[23]。在其后的分析中，熊彼特还专门讨论了“哈耶克效应”：

“没有人会反对在萧条阶段引用便宜货币的政策。但是任何‘危机’过去之后，利率确实会非常规则性地甚至猛烈地下跌。就此而论，确实没有更好的例子来说明在典型的萧条过程中利率本身能有多少作用。……但是，单从纯理论的考虑，也同样可以从统计学或历史资料来说明，在债务清偿阶段和好的商业预期条件下，利率并不会也不能快速和大幅度地提高。当利率确实提高了，这种提高才会有一个明显的效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便宜货币政策才有一种哈耶克效应”[24]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对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阐述得更加明确一些：

任何官方对危机的调查都表明，关于不景气引起荒废的流行概念是如何被夸大了。尽管在繁荣时期出现通货膨胀以及在不景气时期出现通货紧缩的周期性运动，必然特别强烈地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仍然不仅适用于依据商品所做的分析，而且也适用于依据货币所做的分析。……不景气期间价格的下跌，平均而言，仅仅构成一个低的百分比，而真正大的波动则产生于个别物品的特殊情况，与周期性运动没有什么关系”。[25]这些言论表明，熊彼特本人并不怎么认同他的同道和熟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如果说在《商业周期理论》中，熊彼特还没真正公开批评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而只是从理论上论证其创新驱动的经济周期理论的话，在1935年5月发表于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第17卷第4号上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中，则较明显地与奥地利学派以及霍特里和凯恩斯的经济周期货币因素理论进行了商榷[26]。基于其企业家创新驱动所推动54年到60年的经济增长的长波理论，熊彼特首先描述了从1897年开始的第三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上升波与下降波。接着熊彼特指出：

假如我们就可能很自然地把这些过程称为‘投资’以及信用的扩张和收缩：这的确是这一机制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幸的是，这种描述虽说是更通常一些，但也更肤浅一些，而且容易为周期的各种货币理论打开粗糙和错误之门。任何一个令人满意的对原因的分析，必须从引起信用扩张的事情开始；如同每一个令人满意的对结局的分析，必须考察用增加货币资源进行了什么工作开始一样——此后我们立刻就会停止怀疑，为什么在萧条的时候，或在萧条之前，单纯增加信用便利将会证明是无效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那样。不过如果我们停留在投资过程，并且假定它有其自己的机制，我们就不仅不能掌握到事物的核心，而且也将难以逃脱这种铤而走险的逻辑，就像以下结论的含义那样：因而投资的增加及其信用的扩张是和繁荣阶段相联系的，所以我们就能用信用扩张的方法来制造繁荣。”接着熊彼特还指出，“大多数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并不考虑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来建立这一特殊的周期。”[27]

虽然熊彼特并不同意他的同行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以及霍特里的主张，但熊彼特本人并不是不重视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货币的作用以及货币供给与银行信用创造的关系。譬如，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就特别指出：“货币市场历来是资本主义系统的总部，每一道命令从这里下达到各个部门；而这里所争论和决定的，实质上总是关系着未来进一步发展计划的拍板定案。所有种类的信贷要求齐集于这个市场；一切种类的经济规划都首先要在这里彼此汇集并为各自的实现而竞争；所有种类的购买力和资金余额都流向这里来销售。这就导致一系列可能遮蔽根本性事务的套利操作和居间牟利。不过我相信，这毕竟不会给我们的认识带来什么矛盾”[28]。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代经济学大师熊彼特非常准确和正确地认识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市场或资本市场的主要职能是用信用交易来为发展的目的筹措资金。发展创造并滋养了这个市场”。尽管如此，熊彼特还是不承认货币的增加和信贷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的原因，他指出：

“经济学，几乎从它成为一门科学的时候起，就一直抗拒那些抓住货币现象不放的人们的错误，这是做得很对的。这乃是经济学所做出的基本贡献之一。可无论是谁，只要他把我们在此以前的论述加以深思，就不难相信，在我们的论述中，并没有沿袭这种错误。当然，如果有人说货币只不过是一种便利商品流通的手段，没有什么重要现象与它相联系，那是不正确的”[29]。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经济发展理论》《商业周期》乃至他的《货币论》中，熊彼特都非常清楚现代社会中的“货币内生”，即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来创造货币的机制。譬如，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就非常明确地指出：“

货币由银行创造出来，从而使银行承担了义务。这一论断，曾经由亚当·斯密以及甚至更早的作家们以与众不同的正确方式来说明了，到今天已经成为常识。这里我急于要补充的是，无论人们认为‘创造货币’一语在理论上是否正确，但与我们论述目标并无什么关系。”熊彼特甚至发现，“在某些国家，也许三分之二的银行存款只不过是信贷；工商业者大都是为了成为银行的债权人，才先变成他的债务人。”[30]由此熊彼特得出结论说：“说一切形式的信贷，从银行券到账面信贷，在本质上都是同样的事物，而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信贷都增加了支付手段的数量，那也是无可争议的”[31]。

理解了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货币内生，即商业银行创造货币，才理解了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的本质，才理解了银行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熊彼特认为：“信贷在本质上乃是为了授予企业家以购买力而进行对购买力的创造，但并不单纯是现有购买力的转移。在原则上，购买力的创造标志着在私有财产及劳动分工制度下实现发展的方法。凭借着信贷，企业家在对社会商品源流还不具备正式的要求权之前，就取得参与社会商品源流活动的机会。可以说，信贷暂时以一种虚拟的要求权来替代了这种要求权本身。在这种意义上的提供信贷，有如一道命令要求经济体系去适应企业家的目的；也有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满足企业家的需要：这意味着把生产要素托付给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完全均衡状态的简单循环流转中出现经济的发展。这种功能构成了现代信贷结构的基石。”[32]换句话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银行信贷的本质是资助企业家进行创业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尽管熊彼特本人认识到了银行信贷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但是他本人还是不同意货币供给和信贷扩张是现代市场经济商业周期的原因。譬如，在《商业周期》中，熊彼特就明确指出

“这本书的分析框架显然不属于商业周期理论分析中的货币理论。这本书的确以货币和信用的行为作为先决条件，其中的许多特点对本书的分析来说都是必须的；但是，如果说这就足够构成了商业周期的货币理论，那就没有非货币理论的商业周期理论了。因为每一种商业周期理论都或明或暗地涉及到货币与信用问题。”[33]

在这里，熊彼特还不点名地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商榷。因为，按照米塞斯创立并由哈耶克完善和系统阐释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市场上信用扩张和货币创造的增加，会降低经济体内部的实际利率，使其利率降低到自然利率之下，导致投资的扩张，造成许多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或者使投资投向错误的方向，即形成不当投资（malinvestment）。当经济中的许多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而产生产品滞销时，一些企业便会出现大量亏损，一轮商业周期即会到来。在《商业周期》一书中，熊彼特复述了当时甚有影响的米塞斯、哈耶克和霍特里的这种商业周期理论的主要论辩理路，但他却认为自己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不支持这种过度生产和消费不足的危机理论，而是坚持其企业家创新驱动的经济周期理论。正如他在《经济发展理论》第六章所指出的那样：“企业家成批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它对经济体系的影响在性质上不同于企业家按时间均匀分布的连续出现对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影响。只要他不像后者那样，意指一种连续的并且甚至是不可察觉的对均衡位置的干扰，而是一种跳跃式的干扰，一种具有不同数量级的干扰。当由企业家们的连续出现而引起的干扰可以被连续吸收，企业家成批或成群的出现则需要一种特殊的、可识别的吸收过程，一种合并新事物并使经济体系与之相适应的过程，一种清理过程，或者，像我过去常说的那样，一种探索以达到新的静止状态的途径。这个过程是周期性萧条的本质，因此，依据我们的观点，它可以被定义为经济体系奋力走向新的均衡状态，适应于由繁荣的干扰所改变了的境况。”[3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熊彼特本人所提出的理论论辩逻辑，即：企业家成批出现（the swarm-like appearance）和企业家创新驱动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

六、余论

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关乎对已有经济生活的分析、总结与抽象，亦关乎对重要经济学问题的反思与诠释，还关乎对当今经济发展局势的判断和对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预测。因此，经济周期理论的相关研究长久地成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也是顺理成章。在众多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者中，能够构建出一套概念清晰、逻辑自洽且符合历史事实的理论框架，与熊彼特相比恐怕无人能出其左右。熊彼特以创新为理论轴心的经济周期理论特点突出，其后沿着该研究进路的经济学派也被称为“后熊彼特学派”。由此可见其经济周期理论对后世研究的影响力。

总体来看，熊彼特是一位思维敏锐、极具预见性且黾勉努力的经济学家。他在20世纪初便意识到经济周期研究的重要性，并对此进行了40多年的研究，从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至1939年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分析》，再到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全部的著作中都闪耀着他一以贯之的经济周期思想。其中，《经济发展理论》可以看作是他经济周期理论思想的起始点，《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分析》是其经济周期理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历史事实相结合的综合分析，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可谓是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和世界局势所做的一次趋势预测。

熊彼特所构建的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周期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发展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在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领域的影响。比如，W·罗斯托（W· Rostow）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 Galbraith）的新工业国论都可以说是在熊彼特的影响下提出的[35]。同时，熊彼特的演化和创新思想还对新制度经济学派影响深远。

然而，在经济思想史的时间链条上来看，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首先，虽然熊彼特在阐述“创新”的分类时描述了五类（创生新产品、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掌控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企业的组织创新），但从其著述的内容上看，他绝大部分时候都将经济长期波动的解释工具落在了新生产技术的应用上，并比较绝对地认为创新便是导致经济周期的唯一因素，而将人口与劳动力、投资、分配关系、产权因素等忽略掉了。这在当今的经济学者们看来，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确实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其次，熊彼特认为衰退和萧条都属于从旧均衡向新均衡的自动调整过程，且强调衰退是必要的而萧条是不必要的。所以，对于当时热议的“萧条”或是“危机”，熊彼特都未着太多笔墨进行讨论。再次，在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中，资金被假定为非稀缺资源，唯一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就是创新。按照熊彼特的逻辑，倘若没有创新，则无论拥有多么充足的资金，经济发展都不可能。在当今资本为王的经济事实面前，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在经济学说体系中的地位在21世纪出现了“大翻转”，一方面是因为其经济周期理论确实观点突出，综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实的分析，使得该理论具备了相当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其理论的前瞻预见性。从20世纪末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了“创新驱动型”，例如，互联网、电子商务、数字货币等。这恰恰与熊彼特的演化推断不谋而合。所以，当面对当下的经济局势，回头看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我们不免会慨叹其理论的预言性[36]。当然，这可能也是时代的巧合。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同样会给我们一些值得考虑的现实启示。比如，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应鼓励创新并重视保护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合法收益，同时加强“创新”与金融的结合，营造利于“创新浪潮”形成的自由竞争市场。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现代市场经济确实存在商业周期，这是社会多元经济主体互动产生的必然结果。如今来看，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货币、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信用及信用制度，政治性周期、投资情况、国民预期、金融市场等因素。如果以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框架为视角，审视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和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我们是否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工智能（AI）、生命科学、区块链还是新能源将会成为引领新科技革命的“创新”呢？能够给出准确答案的恐怕只有时间。引出的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虽然当前的“创新”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实则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周期才更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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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chumpeter, Joseph A.,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Vol. I & Vol. II,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23/1939: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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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chumpeter, Joseph A., The Explanation of the Business Cycle, Economica，1927(7): 286-311.

[14] Schumpeter, Joseph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Harward University Press，1934：89.。

[15] Schumpeter, Joseph A.,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Abridged ed. by Rendigs Fel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39:174.。

[16] Kondratieff, N. D, The Long Waves in Economic Life, Review, 1979（4）：519-62. 。

[17] 到了晚年，熊彼特在整体上几乎放弃了基钦周期的概念，见熊彼特（Schumpeter, 1923/1939, vol. II, p. 178）在《商业周期》第二卷第178页编辑的注脚。另外，在第二卷第172页，熊彼特也提到了“库兹涅茨周期”概念，即大致15年到25年一个“库兹涅茨周期”（同上，p, 172），但是他自己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18] Schumpeter, Joseph A., The Explanation of the Business Cycle, Economica，1927(7): 286-311.

[19] Schumpeter, Joseph A.,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Vol. I & Vol. II,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23/1939:v-vi.

[20] Hawtrey, Ralph G., Currency and Credit. London: Longmans, 1919:1-35.

[21] Mises, Ludwig von,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New York: Liberty Fund，1912/1981；Hayek, F. A. von., Prices and Production, 2nd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35.

[22] （Treatise on Money）Schumpeter, Joseph A.，Treatise of Money, translated by Ruben Alvarado, Aalten: Wordbridge Publishing, 1931/2014:127-128. 在其中第五章有一节专门讨论“商业周期的驱动因素”，其中有提到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朱格拉中周期、基钦短周期，甚至库兹涅茨周期（15—22年）。但是他在这一章中仅仅把货币作为商业周期的一个外在扰动因素（external disturbances），并认为货币的这种外在扰动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relatively small）。

[23] Schumpeter, Joseph A.,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Vol. I & Vol. II,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23/1939: 634-635

[24] Schumpeter, Joseph A.,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Vol. I & Vol. II,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23/1939: 637.。

[25] ［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73页。

[26] Schumpeter, Joseph A.,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Chang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17,1935(4):2-10.

[27][28][29][30][31][32]［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98-299页，第141页，第107页，第109-110页，第111页，第119页。

[33] Schumpeter, Joseph A.,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Abridged ed. by Rendigs Fel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39:145.

[34]［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56-257页。

[35] ［美］W·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陈春良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4-374页。

[36] 韦森：《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与中国的合宜宏观政策选择——从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看目前的世界经济衰退》，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办公室：《北京论坛（2009）“金融危机：挑战与应对”经济分论坛论文及摘要集》，北京：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09年。

（来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孙梁 韦森：重温熊彼特的创新驱动经济周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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