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黑塞阅读过如此之多的《道德经》译本，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初期德国文化界对于该书的一个译介高潮的话，那么在100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通过互联网进行搜索，就会发现《道德经》的德语译本数量已经高达100余种。这无疑会引起国内德语文学、比较文学和海外汉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近20年来，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文章可谓层出不穷。总体来说，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是梳理出从1870年普兰克纳第一个《道德经》全译本至今，该书在德国的译介历史；二是对具有代表性的译本和译者作出评价；三是探究这些译本在德国文化界所产生的影响。
从第一个视角展开的研究可以使中国读者较为详细地了解《道德经》在德国被翻译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以20世纪40年代作为分界：这之前的译本有30种左右，译者多为传教士、神学家和诗人；而从这以后到今天，多达近百种的译本则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译者的身份更是五花八门，虽然这中间不乏君特·德博、恩斯特·施瓦茨这样的知名汉学家，但总体来说，真正值得重视的高质量译本却不多，或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因此，从第二个视角去观察《道德经》的德语译本，也就主要集中在前一个时期、尤其是早期的各个译本上。被学界谈论最多的当属两位精通汉语的译者维克托·冯·施特劳斯和卫礼贤的翻译。施特劳斯的译本出版于1870年，这位从神学转向汉学的学者除了翻译《道德经》的正文之外，还做了大量注释工作。但译者明显受到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在为其译本写下的长达80多页的前言中，施特劳斯将老子的思想归入所谓的“原始基督教”，试图用欧洲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思想来诠释《道德经》中的玄学思想。从其译本出版到20世纪初，有关《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都受到了这种思路的深刻影响，比如图宾根大学的神学教授尤利乌斯•格里尔就干脆把老子与耶稣一视同仁，并在其译本最后列出了《道德经》与《圣经·新约》的“对应之处”。
相比之下，无论后世国内外学术界如何褒贬，卫礼贤在1911年翻译出版的《道德经》都被视为德国乃至西方汉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个译本也被看作《道德经》德语译本中最为经典、最具影响力的一个。1899年，卫礼贤作为德国同善会传教士，肩负着传播基督教的使命万里迢迢来到被德国殖民者强行租占的中国青岛。然而，这个德国传教士并没有“恪尽职守”，而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汉语，并在广泛的游历中亲身领略和了解中国文化。从1909年起，卫礼贤开始将中国的古代典籍翻译成德语并陆续在德国出版，《道德经》就是他在《论语》之后完成的第二部中国古代典籍译本。直到1930年逝世，卫礼贤可以说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对中国文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他的这些成果现在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而对于其重要的译作《道德经》，国内学术界最为关心的仍然是他如何运用西方文化的背景知识准确地诠释原文的内涵以及如何在形式上保持原文的诗性美感。
毋庸置疑的是，从今天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施特劳斯、卫礼贤以及其他诸多《道德经》的德语译者的工作都值得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赏，正是他们使得中国道家哲学经典之作《道德经》一步步走向世界，被越来越多的西方读者所知晓。
然而，当我们用今天对于《道德经》的理解去研读抑或欣赏100年前的这些翻译作品时，就会发现这里有太多主观性的东西。比如，和施特劳斯相比，卫礼贤对《道德经》的翻译虽然受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少了一些，但为了让德国读者接受和理解，他又何尝不是在运用西方的哲学、宗教、文学知识来翻译呢？将《道德经》的核心概念“道”创造性地译成了一个兼具含义和符号功能的大写的德语词“SIN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一译法既被人们津津乐道，又引起颇多争议。从事过翻译工作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中译外还是外译中，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句子和段落，不同的译者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方式，更何况是像《道德经》这样充满了生命智慧和哲学思辨的古代典籍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汉语和德语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当中，这就意味着无论它们之间的移译多么完美，译文都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再现原作，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这样的观点——对原作一定程度的“误读”和译者的演绎恰恰构成了翻译作品的独特魅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判断一个《道德经》译本的优劣，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德语读者对于它的接受状况。《道德经》不是一部简单的著作，因此，它的德语译本的读者首先便是德国文化界人士。卫礼贤的翻译之所以经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受到了当时很多文化界名人尤其是作家们的推崇，黑塞、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克拉邦德等著名作家都认真研读过《道德经》，当然还有其他来自中国的文献。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都有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而在他们当中，能给我们带来最大启示的仍然莫过于赫尔曼·黑塞。
如上所述，黑塞阅读过多种德译本《道德经》，从一开始，他就对卫礼贤的翻译情有独钟，和其他译本相比，他认为卫礼贤的语言“更有力、更明确、更富于个性”，在1921年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中，他更是明确地指出，他最喜欢卫礼贤的翻译。作为20世纪公认的德语文学大师，黑塞的赞赏无疑是对卫礼贤翻译成果的充分肯定。
在卫礼贤生命的最后几年，两个人之间的交往由彼此通信发展到相互结识，从而结下了惺惺相惜的友情。黑塞用了半生的时间对《道德经》展开深入的思考则完全可以被视作对这份友情的最好诠释——对黑塞触动最大的仍然是“道”这个核心概念，从借用卫礼贤所翻译的语言符号，继而将“道”解释成无法言传的“每种智慧的化身”，到用在思想史和宗教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词汇“对立统一”和“宽宥”来阐释它，很明显，黑塞是在用自身西方文化的传统去“消化”这份来自东方的思想盛宴。如果说卫礼贤的翻译是一种跨越了语言和思想的精神行动的话，那么黑塞的阐释则是另一种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创造性发挥，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吸收国外文化优秀成果的精华为我所用”的典型范例吗？而且，这些思考并不是借助文学作品的形式隐晦地表达出来的，而是明白晓畅地写在了他的多篇文学文化评论当中，而在他的书信里，谈及老子和《道德经》的地方更是不胜枚举。如他本人所说，在20世纪的前20年中，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通过翻译迅速为欧洲文化界所了解并达到了一定热度。在传播这些思想的过程中，至少在德语地区内，黑塞本人则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卫礼贤和黑塞交往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对中国文化思想的钟情，他们却神交已久。他们一位作为译者、一位作为文学家，在理解、翻译、接受和阐释以《道德经》为代表的古代中国思想时，有两点不谋而合：其一，他们都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怀着发自内心的敬重；其二，他们在内心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需求，渴望从古代中国思想中汲取急需的养分。对于前者，无论是在中国长期生活过的卫礼贤，还是在1911年东南亚之行中“发现”中国这个“文化民族”的黑塞，他们对百年前的中国在国力上的孱弱、对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欺凌宰割的事实都是十分清楚的，但在他们身上，却丝毫看不到欧洲知识精英通常表现出来的高人一等和自以为是，而是完全处于平等交流的地位，展现出虚心学习的态度，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而对于后者，卫礼贤倾尽毕生之力翻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黑塞从所接受的中国思想中寻求摆脱个人精神危机的出路、找到一个全新的精神家园进而探究各个民族文化共性的不懈努力，已经足以证明这种需求的强烈。
然而，这种敬重与需求在当时的德国毕竟是凤毛麟角，因此，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道德经》的确引起了德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重视，但连黑塞本人都承认，这种影响的范围实在是太小了。
1993年，李泽厚在为其著作《美的历程》德语版所写的序言中讲到了“中外翻译不均衡”的问题。就普通民众而言，我们对于西方的了解远远多于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人“（没有）需要去知道。没有需要，他们照样生活。中国却不然，百余年的落后和挨打，使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而赶上西方，成为中华民族生存的需要。……所以20世纪以来，各种有关西方文化（当然包括德国文化）的翻译作品，大量问世，销路很好”。也就是说，对于这种“需要”，中国人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意识；而以《道德经》在德国的接受为例，近30年来的翻译固然可以反映出在我国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西方人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使这种不平衡有所改变，然而真正的文化融合一定是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发自内心的真诚理解才能向前推动。迄今为止，显然这种状况还没有出现，西方人还没有走到非得了解中国文化不可的地步。但我们也至少从中又一次深刻认识到了中国文化思想的魅力和价值，也应该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国文化思想会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的历程》的最后一句话是“俱往矣，但美的历程却是指向未来的”，我们同样可以借此展望未来的中学西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