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哲学的西译
——从《道德经》和《论语》说开来
王小忠 程弋洋
摘要：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深邃、意义深远，是国内外译介传播和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又以《道德经》《论语》《易经》等最受关注，翻译的版本和语种也最多。本文梳理了各主要语种译介的起始与发展，特别是西班牙语译介中的文本和译者等，探究了西译传播的趋势特征与现存问题。
关键词：《道德经》《论语》 翻译 中国古典哲学
近年来，汉学作为一门西方研究东方的学术门类，更加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青睐。进入新时代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推动与实施将汉学研究进一步推向高潮，其中又以中国古典哲学最受推崇。
中国古典哲学一般是指中国古代的哲学流派及其思想，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一般意义上的广义中国古典哲学是指“中国从周代到清代中期大约两千六百年的哲学”。中国古典哲学与其他国家的哲学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并演化出了诸多的民族特征，尤其是在本体与现象、生活与思想、唯物与辩证、生死与自然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基本范畴与基本概念。
承载着这些基本范畴和基本概念的中国古典哲学，自然而然就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互鉴中的重要元素，其中《道德经》《论语》《易经》等典籍著作都在西方有诸多翻译版本。
王宏印将中华典籍翻译分成三个阶段：以汉族汉籍为主的轴心时代，融汇民族典籍的扩充时期，多元多级译介的外传阶段。东西方的经济文交流最早可以溯及古代的“丝绸之路”，而真正激起欧洲对中国好奇心的则是公元13世纪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开启了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从16世纪开始，来自欧洲的各国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他们布道施教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典籍译介回欧洲，而这些思想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影响了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在内的一批学者。来自东方的思想模式和内涵对他们固有的西式思维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甚至重塑了其部分观念理念。
（一）《道德经》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著作，主题思想为“道法自然”，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据统计，“《道德经》是迄今为止世界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本中国图书”，目前已有超过1500个译本，涉及70多种语言。其中英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的译本数量居于西方语言译本的前三。
1.《道德经》的初译
众所周知，唐代玄奘高僧组织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属于“引进来”，然而其实他也做了“走出去”，便是把《道德经》翻译为梵文，开创了中国典籍译介的先河。而1711年，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çois Noël）的拉丁文译本则成为距今可考的第一个西方文字译本。
法国汉学教授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在1823年将《道德经》中的部分章节首次翻译成了法文，18年后他的学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完成了老师的心愿，首次法译了《道德经》全本，目前仍是法国再版次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译本。德语译本1870年由传教士波莱恩克那（Reinhold von Plänckner）翻译，同年维克多·冯·施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ß）的译本也出版发行。
据学者考证，《道德经》最早的英语译本是现存于耶鲁大学图书馆的1859年译本手稿，但译者不详，不过可以确认的是，该英译本转译自儒莲的法译本。而英国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的1868年译本先前被学界认为是第一个英译本。加之此后1891年理雅各（James Legge）和1895年亚历山大（George Gardiner Alexander）的译本，皆为英国译者所译，且均被赋予了浓厚的基督教色彩。1880年，第一个美国人翻译的译本出版，译者是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和铃木大拙。
英语世界中《道德经》的传播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由传教士开展的翻译传播，第二次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第三次的诱因是学者运用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对老子著作及其思想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其实，《道德经》在西语世界主要语种中的传播大体都可以按此进行划分。
2.《道德经》的西班牙语翻译
在西班牙，《道德经》同样是中国古典哲学典籍中被翻译出版频次最多的书籍，截至目前总计93次。首个西班牙语译本于1916年由乌拉圭作家艾蒙多·蒙特雷（Edmundo Montagne）翻译并在阿根廷出版，但这个译本并非中文直译，而是由法国汉学家亚历山大·乌拉（Alexander Ula）的法译本转译而来。此后的1951年和1961年又分别出版了两个转译本，其一是基于林语堂的英译本，另一个则是基于初大告的英译本。此处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的初大告英译本《道德经》是第一个由中国人翻译的英译本。也是在1961年，西班牙语世界中的首个中文直译本出版，译者是传教士杜善牧（Carmelo Elorduy）。首先，杜善牧的译本对道家思想的起源发展及《道德经》中的重要术语进行了阐述；其次，将道家与其他哲学流派进行了比较；再次，译文非常注重内容的忠实而非形式的一致。杜善牧的译本“不仅在《道德经》西语译介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在学术上也极具参考价值”。
Los libros del Tao: Tao Te ching
Madrid:Editorial Trotta, S.A.,2012
十几年后的1978年，毕隐崖（Iñaki Preciado Idoeta）翻译出版了《道之书》，译本较好地平衡了“诗意”和“文意”，次年借此获得了西班牙国家翻译奖，后并未止步，而是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1998年出版了专著《老子的教诲》，从中国哲学的起源出发，讲述老子和道教，讨论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思想，并对道教中出现的“道”和“空”等诸多方面进行阐释。2006年，毕隐崖出版了最新的《道德经》译本，该译本的最大特点就是囊括了《道德经》的三个中文版本：最古老的郭店一号楚墓竹简版本，马王堆汉墓丝帛版本，以及现今大多数人看到的通行版本。该译本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由玛丽亚·特蕾莎·拉蒙（María Teresa Román）撰写的引言，介绍西方对道教及其思想的接受状况。第二部分从多个角度介绍《道德经》的具体情况，各方对不同版本的不同态度，以及中国文人对《道德经》的评述和研究。第三部分是对正文的翻译，与大多数译本不同的是，毕隐崖对上述三个中文版本进行了同时翻译，并将郭店版本和译文双语呈现，且中文进行了竖版排版，每一段译文的开头还标注了另外两个版本对应的章节篇目，便于读者查询比照。第四部分是译者对《道德经》中所传达概念和想法的阐释，讲述个人的认知与理解。2018年毕隐崖又出版《寂静之路：道经书行》，表述了对老子教义的一系列反思，与西班牙语读者分享自己的精神世界。毕隐崖除了翻译之外，还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与考证工作，从研究的深入性和受众的接受度出发，让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文本相关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以及人物信息，进而能够在有认知准备的前提下去阅读译文。这样引导读者进一步思考和探究道家思想的本源，乃至中国哲学的渊源。
1998年苏亚雷斯（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翻译的《道德经》是另一个较为知名的西班牙语译本。首先，在形式方面，每个章节的译文之前都有对该部分内容的详细解说与阐释。其次，在背景方面，苏亚雷斯认为《道德经》的著述背景和作者存在神秘性，尽管《论语》中有对于老子的记述，但仍然缺乏具体的文献资料，可这种模糊赋予了统治者以改编扩《道德经》的可能，进而有了马王堆汉墓版对郭店楚墓版的扩充和其他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版本，也让学界的关注点转移到了作品内容上来。再次，在翻译方面，苏亚雷斯非常注重对于汉字词源的研究，并且运用了多种翻译策略，例如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部分特有名词术语在西班牙语中无法完全精准对应，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证译文的忠诚度，并把书中专有名词的拼音甚至汉字一同放到了译文当中，尽其所能将文本明白晓畅地呈现给西班牙语读者。
综合学者研究可见，《道德经》在西班牙语世界中的译介传播大致可以划分为萌芽期、空白期、发展期和繁荣期四个阶段。萌芽期的译本寥寥无几，到了20世纪的前十年出现了出版的空白，此后又重新恢复了生机，译本和再版不断涌现。西班牙语译本的发展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翻译与研究范围从小到大，参与人员由少到多，研究内容从文本到多元，翻译形式从单一到平衡，翻译方式从转译到直译。《道德经》跨越国界与时代，带着恒久的神秘性与阐释的多样性，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译者与学者去徜徉其思想的深邃海洋。
（二）《论语》
据考证，《论语》成书已经有约2500年，是孔子弟子对其言行的记录，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传播范围基本限于东方，直至近代东方被动接受西方思想，西方也同样受到了东方古典思潮的影响。
1.《论语》的初译
学界普遍认为，《论语》最早的西方文字译本存在于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翻译成西班牙语并于1590年献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的《四书》手稿之中，但只有前两篇，此后又于1593年完成了《四书》的拉丁文翻译手稿，然而罗明坚在儒学经典西传方面的开创者地位，长期以来都受到严重的忽视。真正出版发行的第一个译本是1687年的拉丁文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译者是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次年，西蒙·富歇（Simon Foucher）和让·德拉布吕纳（Jean de La Brune）分别翻译出版了法文译本《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和《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同年还有弗朗索瓦·贝尼耶（François Bernier）的《论语导读》译本手稿，这是法国第一本系统介绍儒学的书籍。
《论语》最早的英文译本出版于1691年，是转译本，此后的1809年，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在印度翻译出版了《论语》的第一至九章。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大卫（David Collie）翻译的《四书》在马六甲出版。而学界普遍认可的真正的第一个《论语》英译本是英国传教士里雅各于1861年在香港出版的译本。根据秦洪武等所做的多维数据分析，该译本至今仍为西方读者受纳情况最好的版本。
2.《论语》的西班牙语翻译
如上文所述，1590年罗明坚就已经将《论语》的前两篇翻译成西班牙语。而真正出版的西班牙语全译本最早出现在1968年，被包含在一本名为《东方哲学》的书籍中，由胡安·戈多（Juan Godo）和海梅·乌雅（Jaime Uyá）根据其他语种的译本转译而来，当然该译本还存在着诸多有待改善之处 ，但这是向西班牙语读者译介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的首次尝试，开启了以《论语》为主的儒家哲学典籍在西班牙语世界译介传播的先河。
单独成书的《论语》西班牙语译本是1975年由恩里克·黑格维茨（Enrique Hegewicz）从庞德版英译本转译而来的，而庞德版的《论语》是以创译为特点的诠释性翻译，译文虽然贴近原文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但内容上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挪用与误读。
Analectas
Madrid:Editorial Edaf, S.L,2019
截至目前，直接以《论语》为标题的西班牙语译本一共有9部，其中2部为中文直译，其余均为英语转译。这9部西班牙语译本再版次数最多的要数阿方索·克罗德隆（Alfonso Colodrón Gómez-Roxas）的转译本，该译本转译自澳大利亚汉学家李克曼（Simon Leys）的英译本，而李克曼的这个译本在学界中却也毁誉参半，其风格受到了较大的批评，但所秉持“协调知识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翻译理念，促成了其在西方的广泛传播，而且莱斯对《论语》的评价很高，其于1987年翻译出版了法语译本，又以此为基础于1997年翻译出版了上文提到的英语译本，翌年又翻译出版了西班牙语译本，他是目前唯一一个用法、英、西三语翻译《论语》的人。莱斯的译本“兼顾了学术性和通俗化，用词地道，译文简洁优美、通顺流畅，在注释中旁征博引，贯通中西，从现代视角表达他对自己参悟的儒家思想本质的诠释”。由汉语直接译入西班牙语的《论语》译本分别于1997年和2001年出版，译者一位是上文提到的苏亚雷斯，另一位是华金·佩雷斯·阿罗约（Joaquín Pérez Arroyo）。
中国古典哲学在西方语言译介中归结有如下特征：
（一）译者译本特色更加多元
目前，中国古典哲学典籍多已被翻译成世界诸多语种，且译本和译者特色也更加多元。比如西班牙语的译者中，毕隐崖涉猎道家典籍较广；劳雷亚诺·拉米雷斯钻研中国佛教典籍多年；阿伯特·卡尔瓦尼哲学学养极为深厚；加西亚·诺布雷哈斯则相对较为高产。另外，译者甚至从专业的汉学家延伸到了中华文化爱好者，比如2003年曾若镜和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徳卡斯特罗合作翻译了《道德经》西班牙语译本，而两人的身份分别是书法家和太极拳专家。
（二）更加注重其人其书的考证
随着被译介的中国古典哲学典籍不同历史版本的发现，以及各个时期不同译本的出现，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所译文本翻译与传播背后的著书之人、著作背景和文本考证，探究其中的文化意义与文本意涵。例如《道德经》版本的考证和争辩：学者认为最古版本才是最佳，而且译者“必须在校勘方面下一番功夫”；另外，毕隐崖的三合一译本除了对不同时期三个版本的原文进行比照翻译之外，还运用大量篇幅对书籍作者的背景以及书中蕴含的思想意涵等进行阐释。
（三）相关的阐释性研究更多
翻译本身就是一种阐释，早期中国古典哲学典籍对外译介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转译、创译、改译甚至讹译，但均以传播为最终目的。后来随着交流的逐渐扩大，相关的阐释逐渐增多。比如《论语导读》这种伴随大量解释文字以及借此表达思想见解而出版的相关书籍，可以视为翻译的衍生品或是周边产品，而这种阐释性的研究是另一种途径的扩大与深化传播。再如白牧之和白妙子夫妇（E. Bruce & A. Taeko Brooks）认为译文加注释才是真正的翻译，才能跨越历史和文化的障碍。还有庞德宣称自己翻译《论语》的基本目标是传达原著凝练的文字风格和生动的语言特色，因此在翻译中加入了自己的思想，抒发了个人的政治、经济和诗学观点。
（四）从传教到接纳再到传播
中国古典哲学典籍的翻译最初是由传教士以传教为目的的翻译传播，那时的翻译文本为了教众的接纳多采用西方宗教术语，也就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说的“归化”。此后的几百年里，人们开始逐渐能够慢慢接纳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进而研究这些思想背后的本源，由此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些理念、概念与范畴逐渐被更加原本地译介到西方，为西方读者与学者所接纳。以后的历代汉学家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与文化的传播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尽管在翻译与传播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些许偏离，但这并不影响诸多译者学者在翻译过程中力图忠实地体现原文，并将原文所表达出的真实思想传递给读者。
（五）西方读者的接受度趋高
西方读者对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对于哲学经典的思想内涵、价值以及人生观的引导意义给予了正面评价。其中通过对《道德经》译本读者评论的技术分析可以看出“正面情感态度的评论文本内容维度多元，涵盖读者的阅读动机与需求、文化心理以及对作品思想内涵、译文质量、翻译策略、图书设计等方面的认同”。
三、中国古典哲学译介的现存问题
第一，在研究上，中国古典哲学典籍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更具针对性的系统研究亟待加强。比如，研究的角度在政治、文化、哲学三个方面就占了70%以上，研究方法九成以上为定性研究。传播视角的研究也存在着较大空缺，译本的研究同时也被极大忽视。而且自2016年的出版高峰之后，整体相关出版量出现了下降趋势。
第二，在理解上，汉学界对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理解存在着巨大差异，导致各自的解释风格和途径差别很大。其中包括对著作原作者的不同认知，甚至质疑作者的真实性。也正因为理解的迥异导致在译本中原作者的声音被译者所覆盖，加入了更多译者自身的感情和个性。
第三，在方法上，尽管有的研究已经在当时社会历史语境下进行了尝试解读，但传播视角和翻译研究视角可以引入更多学科领域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方法创新和跨学科研究有利于在现有成果基础上，为中国古典哲学译介研究注入新鲜活力，寻求和创造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传播与现阶段国际传播策略的契合点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有的学者追随西方当红理论并迅速转嫁到中国领域，以至于出现了理论干预为理论买办的现象，应该值得警惕。
第四，在翻译上，中国古典哲学核心术语的翻译没有统一，影响了思想传播。比如“道”，很多使用“Dao”或“Tao”，但是在西班牙语中苏亚雷斯使用了“curso”，而阿莱伊萨则用“camino”，英语中还使用“way”，而湛约翰运用“tau（reason）”，威特·宾纳采用“existence”，许渊冲翻译成“the divine law”，安乐哲和郝大维的译本则用“Way-making”。对于其余的术语更是见仁见智，甚至连“孔子”这个名字的翻译都有差异。
第五，在传播上，翻译方法和传播方式还需更加多元。通过非翻译方法传播，比如译文应该多层次、多模态；而且，儒学思想海外传播的译本接受状况决定因素是读者的接受意愿而非译文质量，因此非翻译方法的传播也就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博大精深，相关研究、翻译与传播意义深远。现阶段正处于典籍译介的第三个阶段，即多元多极译介的外传阶段。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传教士、学者、译者甚至文化爱好者，都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译介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典籍著作的翻译以英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为前三，其中又以《道德经》的译本数量为最多。可想而知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译本会不断涌现，而与此同时，更老的译本也可能会被发现，因此，译文传播的研究就出现双向双轨的情况，即各语种各版本的首个译本和最新译本的时间将会被不断刷新。
另外，中国古典哲学典籍的版本也在更新，考古发掘工作会给学界带来更古老的原著版本，为传播和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也正因如此，译者译本的特色将更趋多元，对于典籍文本、原著者甚至典籍本身的研究考证将更加深入细致，相关的阐释性研究将会风起云涌，而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传播则将进入自主传播阶段，对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也将更趋认同。因此，对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理解，特别是核心术语的翻译，应该更趋统一；译介传播应该更加系统，方式方法应该更为多元，特别是非翻译方法的传播，更应该予以鼓励和尊重。
中国古典哲学典籍的译介传播任重而道远，各方努力发挥好语言的桥梁作用，让东西方的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顺畅，增进彼此的理解、谅解与互信，促进译介文化传播及其研究的向前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做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王小忠，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笔译专业毕业，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获得者（2016），台湾世新大学访问学者（2018），主要从事翻译学、应用语言学及二语写作的相关研究，主持参与多项课题和课程建设项目，写有《英译汉中的“文化回流”研究》《Vanity Fair两个中译版本的比较与分析》等论文，参编《新概念大学英语翻译教程》等教材，出版《中世纪史》《亚洲史》等译著。
程弋洋，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西班牙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与西班牙语世界文化交流、西班牙语国家文学等。出版专著《鉴外寄象——中国文学在西班牙的翻译与传播》。发表学术论文《从〈金陵十三钗〉外译看全球化翻译出版活动中的文化霸权-兼谈当下中国文学译介的“被接受焦虑”》《第三方合作：中国图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出版模式研究》等四十余篇。
*本文系中宣部项目“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之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WEH3152004）。
*本文原刊于《汉学研究》（总第三十三集 2022年秋冬卷），学苑出版社，2022年9月。收入微信公众平台时略有改动，平台推文未加注释，需要的读者可查阅原刊。
本期校对：刘亚茜 廖家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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