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邓小平即将踏出国门，赴法国勤工俭学。然而，他的父亲邓绍昌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筹集出儿子高昂的学费。
为了儿子的未来，邓绍昌毫不犹豫地变卖了家产，为邓小平凑齐了三百元的学费。然而，谁又能想到，这场充满希望的旅程，竟成了父子永别的开始。
那么，邓小平和他的父亲邓绍昌之间，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邓绍昌为何会坚决支持邓小平赴法留学，他的心中又寄寓了怎样的期待和希望呢？
邓绍昌家虽然出自望族，但为何他要将家产变卖，只为了拿出300元呢？难道邓家真的贫穷吗？其实并非如此。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300元可能微不足道，但这得益于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要知道，在邓小平年轻时生活的那个时代，旧中国积贫积弱，寻常人家的孩子连普通的教育都难以接受，更别提出国留学了，甚至只是想想都是奢望。
对于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来说，他想要去法国留学，家里至少要给他300块银元，这对于当时的邓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此，当邓绍昌决定送儿子去法国留学时，家里人都持反对态度。300块银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为什么要将孩子送到国外呢？然而，邓绍昌为了儿子能够去法国留学，咬咬牙，将家里的存粮卖了个精光。
虽然邓绍昌竭尽全力，但学费仍然相差甚远。他只能打田产的主意，这是他和父亲辛苦经营了几十年的财产，对于中国传统农民来说，这是无比珍贵的。
在变卖了一部分田产并借了一部分钱后，他终于凑齐了300元学费，送到了邓小平的手中。这是因为当时的货币体系中，银元的价值极高。
例如，普通的5块银元可以换回500斤大米或一头牛。换算下来，300块银元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也就难怪邓小平的家人反对了。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非常贫穷，普通百姓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据邓氏家谱记载，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是广安的名门望族。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家仍然拿不出300块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据家谱记载，邓家的祖上可以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当时正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坐天下。
江西吉安府庐陵人邓鹤轩担任兵部员外郎之职，这是当时从五品的官职，是广安邓家的一世祖。
清朝乾隆年间，邓家出了个大理寺卿邓时敏，官运亨通。但到了近代，邓家曾祖父开始，人丁不旺，到邓小平父亲邓绍昌时，已是三代单传。
不过到了邓绍昌这一代，开始有了转机。邓绍昌和淡氏夫人育有3男2女，邓家变得热闹起来。他们靠吃苦耐劳和灵活头脑，织布营生，逐渐有了积蓄，接着买房置产。
清光绪12年，邓绍昌出生时，已经是拥有40亩良田的小地主了。邓绍昌曾在乡团总和县团练任职，还曾是“保路运动”时的“哥老会”掌旗大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川东北起义军攻占广安县城，邓绍昌担任了新军训练营营长。虽然国民临时政府成立后遣散了川东北起义军，但这段经历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保路运动与邓家的困顿）邓绍昌是一位侠肝义胆的好汉，他不愿意与那些为祸乡里的“乡匪”同流合污，但因此受到了排挤和打击。
虽然很多人表面上支持革命，但实际又有多少人是各怀鬼胎，甚至想要从中捞取好处呢？为了躲避麻烦，邓绍昌不得不离开家乡，导致邓家家道中落。
邓家的经济状况如此糟糕，以至于他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都拿不出学费。在这种情况下，邓家的祖上虽然曾经辉煌过，但当时的邓绍昌已经家道中落，更不要说当时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时代，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对于处于落魄中的邓绍昌来说，难以拿出这么一笔钱，就毫不意外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邓绍昌当年的力排众议，就不可能有以后的邓小平。
20世纪的中国伟人中，也许就会少了一个灿若星辰的名字。而在那个时代，三百块大洋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安稳地过半辈子。
然而，邓绍昌却选择了力排众议，宁愿变卖家产，也要送儿子到国外留学。他的决定，让当时的亲友都为此感到不解和反对。
（邓小平广安故居）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是一个思想先进的旧社会人。他的思想比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要开明的多，是“进步党人”。
他对于出国这种事，抱着欢迎的态度，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家里条件还不错，这让他比很多同龄人多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成都政法学校上学期间，邓绍昌接受了新式教育，他有送儿子到法国去的意愿。在邓绍昌眼里，到欧洲去留学，同样是新式教育，起点也更高。
他对儿子的爱，转化为对邓小平的刻意栽培。
邓绍昌对长子邓希贤寄予厚望，甚至给他取名“邓先圣”，后改名“邓希贤”，显示其器重程度。邓绍昌曾将邓希贤带到军营接受革命熏陶，那时邓希贤只有7岁。
更重要的是，邓希贤的聪明好学和潜质让邓绍昌愿意在他身上付出所有。年幼的邓希贤很快就背得了《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让人赞叹。
邓希贤的母亲淡氏是一个善良的人，见不得别人受苦。她曾帮助家里的佃户重新安顿下来，尽管佃户后来又想出去自立门户，淡氏仍然慷慨地帮助他们。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邓小平深受母亲的善良影响。有一次，邓绍昌发现家里少了5块银元，按照当时的物价，足以买500斤的大米，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邓绍昌怒不可遏，他认为一定是“家贼”所为，于是把全家人召集起来。然而，还没等他发话，邓小平就主动站出来“认罪”，承认是他拿走了这5块银元，并愿意接受惩罚。
邓绍昌正在气头上，没有多说，就狠狠地揍了邓小平一顿。等气消了，邓绍昌回过神来，他意识到儿子从小吃穿用度都很节俭，这次应该不是无缘无故的。
经过询问，邓绍昌才知道，原来邓小平有一个同窗的妹妹高烧不退，急需用钱治病。如果没有钱的话，这位同窗的小妹妹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考虑到这一点，邓小平就私自从父亲那里拿了银元，让同窗拿去给妹妹治病。虽然邓绍昌在家里有着自己的威权，对子女的教育通常以打骂为主，但他还是理解了邓小平的善良行为。
邓绍昌并非不通情达理之人，相反他急公好义，常为穷人仗义执言，这也是他受“乡匪”报复的原因。得知实情后，邓绍昌百感交集，意识到邓小平身上有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值得栽培。
于是，尽管颠沛流离，邓绍昌仍把深厚的家国情怀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对他的教育十分上心。母爱情深似海，父爱深沉如山。
恰在此时，一个改变邓小平命运的机会出现了……邓小平14岁从广安中学毕业后，邓绍昌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
在重庆期间，他偶然得知大教育家吴玉章正在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他认为这可能是邓小平深造的好机会。
邓绍昌征求邓小平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收到父亲的信后，邓小平觉得这是一条很好的出路，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将来报效国家，都是如此。
因为父亲在信中表明，在这个学校一年后，毕业后就可以去法国留学。在当时的年轻人心中，出国留学是走出一滩死水的唯一希望。
邓绍昌和儿子对接下来的旅法勤工俭学都抱有积极的态度，但是邓小平的母亲淡氏在这件事上持反对态度。她和儿子朝夕相处了15年，眼下要把他送到远涉重洋、听都没听说过的法国，怎能不让她牵肠挂肚呢？
淡氏隐隐觉得，如果她这次放儿子离开，只怕今生就再难有再见的机会了。然而邓绍昌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特别坚决的态度，任凭家里人反对，他依然力排众议，决定送儿子去法国。
邓小平特别争气，顺利考上了留学预备学校。但这时他才知道，赴法留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虽然父亲平素里不苟言笑，但这次他几乎倾家荡产的支持，让邓小平感受到了，父亲这是在他身上寄托了革命理想：新知识，新世界，新生活。
邓小平的法国之行，不仅让他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志同道合的同志，还成为了著名的“油印博士”。他18岁那年，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为中国的劳苦大众解放事业付出了全部精力。
回国后，尽管他有寻找家人的机会，但他为了家人的安全考虑，选择了以革命大义为先，将对家人的思念之情深深地埋在心底。
然而，他的父亲邓绍昌却再也无法看到这一切，因为他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儿子。朱自清的《背影》描绘了一个老父亲匆匆离去的背影，让人感受到了父爱的伟大。
当邓小平踏上赴法旅程时，他的父亲站在他身后默默的挥手作别，虽然没有给儿子留下一个值得毕生追忆的背影，但他的父爱却深沉而伟大，从未言表。
一百多年后，我们很难想得出，当年邓绍昌在送儿子离开时的心情——或许，对于他来说，倾尽所有、尽其所能，把儿子送到一个更光明的地方，他便已经足够了。
至于是否终生与儿子不得相见，邓绍昌是否想过呢？现实之中，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有着一个更为落寞的结局。儿子远赴法国后，在广安的邓绍昌，只能靠着邓小平寄来的一些进步杂志和信件保持联系。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最终并没有保存下来。1936年，一身侠肝义胆的邓绍昌，由重庆回广安的路上，在南充被人寻仇杀害。
这一年的邓小平，正忙着为中国革命戎马倥偬、无瑕他顾。此时的他，随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这年5月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担任政治部主任。
一直到1945年，从千里迢迢找上门来的弟弟口中，邓小平才得知父亲早已去世，从此天人永隔，邓小平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就是那个不太清晰的背影......四、年少离家，原来近乡情怯从1904年出生到1919年离开，广安始终是邓小平心中难舍的乡愁——这里不仅有他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而且承载了父母对孩子无尽的爱......
在那个时期，邓小平开始使用“邓小平”这个名字，代替了原来的名字“邓希贤”。在革命战争年代，他经历了很多困难，没有条件回到家乡。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重庆主政西南3年，距离广安只有150公里左右，但他从未回家看过。尽管他从未在晚年衣锦还乡，但他一直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因为他特别接地气，愿意向人民展示他普通而又平凡的一面。
邓小平非常重视家庭，在他的妻子卓琳眼中，他是一个不浪漫但真诚实在的好丈夫。即使在困难时期，他也会努力维护全家老小的周全。
为了帮助伤残的儿子邓朴方，他罕见地向毛主席写信，请求组织帮助解决儿子的治疗问题。在下放南昌时期，他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很少谈到对自己的要求，但对于家人的关爱，字里行间毫不掩饰。
邓小平在南巡期间与人谈话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多次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他曾多次憧憬退休后的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作为一位有血有肉、魅力独具的政治家，他的这种想法让很多人感到意外。1986年，邓小平与亲戚在成都相见时谈到了此事，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动容不已，他多么想念自己的家乡啊！
但他给出了不回家乡的原因，主要就是害怕。害怕故土带给自己的回忆。这不仅是离家多年游子的“近乡情更怯”，而且是位居高堂的人民情怀，让他不敢惊动地方。
当然，在这位老人心里，可能也会怕睹物思人、空伤悲切吧！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先后有9次因工作原因，回到过四川，但他一次都没有回过家乡广安。
1997年2月19日，在香港即将回归前夕，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没有能够等到，他亲自倡导的“香港回归”。
从1919年离别故乡，到1997年与世长辞，邓小平从未再踏上过广安的土地。退休后的邓小平，婉拒了许多外国政要的会面邀请，他希望能在家中陪伴家人。
对于见过最高峰的邓小平来说，家庭才是他的宁静港湾。或许，一生未能与父亲重逢，是邓小平心中永远无法触及的遗憾。
多年后，人们仍然记得他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