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郢“ 以年致仕， 可以言礼” 。 1 5 ( P 3 1 4 1 ) 其 与杨虞卿 书 云： “ 及与独孤补阙书， 让不论事， 与卢侍郎书， 请 不就职； 与高相书， 讽成致仕之志； 志益大而言益远， 而仆爱重之心， 繇是加焉。 ” 1 5 ( P 2 7 7 1 ) 其中所提到的 与高相书 今已不传， 白居易对其“ 讽成致仕之志” 的 肯定， 与他的一贯主张相一致。与白居易情志相得的 元稹， 也有类似的主张， 在 有唐赠太子少保崔公墓志 铭 中， 他十分赞赏崔傻年满七十， 主动请求致仕的行 为， 文中称“ 近世未有心胆既强， 声势方稳， 而能 自引 去者” ； 1 7 ( 卷 5 4 ， P
2、 5 8 1 ) 可见， 当时官员年满而不致仕 的现象相当普遍； 而白居易、 元稹等人的态度， 更可以 见出其特殊的现实针对性。 韩愈对待 以年致仕的态度， 则与上述诸人不尽 相同。 长庆三年 ， 孔戴年满七十 ， 请求致仕 ， 获得朝廷 批准， 韩愈认为孔戴是才德之士 ， 不应允其致仕 ， 上 论孔戴致仕状 以论此事， 其词 云： “ 戴为人守节清 苦， 议论平正， 今年才七十 ， 筋力耳 目未觉衰老， 忧国 忘家， 用意深远， 所谓朝之耆德老成人者。然如 戴辈 ， 在朝不过三数人， 实可为国爱惜 ， 自古 以来及 圣朝故事 ， 年虽八、 九十 ， 但视听心虑苟未昏错 ， 尚可 顾问委以事者
3、 ， 虽求退罢， 无不殷勤留止 ， 优 以禄秩 ， 不听其去 ， 以明人君贪贤敬老之道也。 礼 日： 大 夫七十而致事 ， 若不得谢， 则必赐之几杖安车 。 七十 论韩愈 毛颖传 的托讽 旨意与fl hf 艺术 求退 ， 人臣之常礼， 若有德及气力 尚壮， 则君优而 留 之， 不必年过七十尽许致仕也 。 诗 日： 虽无老成 人， 尚有典刑 ， 此言老成人重于典刑 ， 不可不惜而留 也。 今戳幸无疾疹 ， 但 以年当致事， 据礼求退 ， 陛下若 不听许 ， 亦无伤于义， 而有贪贤之美。况左丞职事亦 极清简， 若戳 尚以繁要为辞 ， 自可别授秩崇而务少 者” 。 7 ( P 2 5 4 2 ) 韩
4、愈的请求并未获得朝廷的应允 ， 但 此奏状中所流露的思想很可注意 官员的致仕虽然是一个小问题 ， 但白居易等人 以及韩愈对待它的不同态度， 却折射 出元和士人不 同的政治取向。白居易等人鲜明地主张官员以年致 仕 ， 认为这是一种不淫于富贵的廉退作风。 白居易一 向认为， 遏制人欲、 提倡廉退是政 治清 明的重要基 础 ， 在早年所写的策论中， 他提出为人君者当以谦让 自处( 策林 美谦让 ) E 1 5 ( P 3 4 4 2 ) ， 推行黄老之术， 所谓“ 夫欲使人情俭朴， 时俗清和 ， 莫先于体黄、 老之 道也 I 陛下诚能体而行之 ， 则人俭朴而俗清和 矣” ( 策林 黄老术 ) 。E
5、1 5 ( P 3 4 5 1 ) 他认为“ 人之困 穷 ， 由君之奢欲” ( 策林 人之困穷 由君之奢欲 ) ， 而为臣子者， 当以清廉为本。E 1 5 ( P 3 4 7 3 ) 在他看来， 官员以年致仕 ， 正是功成告老、 名遂退身的廉让之 举 。 从裴度、 元稹有关此事的议论中， 我们不难看到， 白居 易的这个 认识 ， 与 裴度、 元稹 等人 的看法很 接近 。 中晚唐而下 ， 君主务穷奢靡、 官员竞进贪婪的风 气十分兴盛， 白居易等人提倡清净廉退 ， 是当时士人 中一个很强的呼声 。 中唐以下， 士人中出现了大量有 关乎此的议论。在这种风气里 ， 官员以年致仕 ， 越来 越多地为士
6、林所赞誉。中唐薛苹， 以年致仕 ， 旧唐 书 本传称“ 时有年过悬车而不知止者， 唯苹年至而 无疾请告 ， 角巾东洛， 时甚高之” 。E 3 ( 卷1 8 5 ， P 4 8 3 2 ) 薛苹这种身无疾患， 主动身退的做法 ， 正是白居易等 人提倡以年致仕所最为推许的， 而从 旧唐书 “ 时甚 高之” 的记载来看 ， 自居易等人的主张在当时获得了 士林相当多的认可。 然而 ，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等人提倡廉退之风， 并非简单的敦励风俗 ， 其中包含了相 当深刻的政治 理想。 从白氏早年所写的策论 ， 可以发现他对廉退的 提倡 ， 实出于谨立制度的用心。自居易论政 ， 十分重 视制度的作用 ， 在
7、 策林 立制度 中， 他提出“ 夫制 度者 ， 先王所 以下均 地财 ， 中立 人极 ， 上法天道者 也” ， 而要真正做到“ 节财用、 均贫富、 禁兼并、 止盗 贼、 起廉让” ， 也就是真正匡救 由于 人欲不禁而导致 的种种社会弊病 ， 不能靠简单地遏制人欲 ， 而是要通 过谨立制度 ， 使之有节 ， 他提出： “ 是以地力人财皆 待制度而均也 ， 尊卑贵贱皆待制度而别也” ； 认为“ 富 安温饱 ， 廉耻礼让” ， 尽生于“ 制度” ， “ 然则制度者， 出 于君而加于臣， 行于人而化于天下也。 是以人君者莫 不唯欲是防， 唯度是守。 寝食起居， 必思其度， 思 而不 已， 则其下化之
8、， 诗 日： 仪刑文王 ， 万邦作孚， ， 此之谓也。 ” 1 5 ( P 3 4 8 1 3 4 8 2 ) 白居易所说 的制度是 指国家的法令制度 ； 而他对于制度的具体理解 ， 深受 儒家的礼制思想与法家的刑赏观念的影响， 这一点 在其 策林 刑礼道迭相为用 中表达得很清楚。他 认为“ 刑行而后礼立 ， 礼立而后道生 ， 刑者礼之 门， 礼者道之根” 。E 1 5 ( P 3 5 2 5 ) 因此 ， 从制度层面上 讲 ， 官员七十致仕 ， 乃是朝廷制度的明文规定 ， 虽在 具体实行中允许有例外， 但从严明制度的角度出发， 就应该严格地执行。 从谨立制度的用心出发 ， 白居易等人对以年致
9、仕 的肯定和提倡， 还涉及到一种新的君臣观念。建立在 传统儒家精神之上的君臣观， 其思想基础包含了仁与 礼两方面的制约 ， 君臣作为五伦之一 ， 其上下有别 ， 体 现了礼的节制与约束； 而从仁的角度讲， 君臣相待当 立足于儒道、 本之以仁义， 君待其臣， 当有尊贤养士之 心； 臣之事君， 当待以道义， 故有“ 天下有道则见， 无道 则隐” 之举。当然， 在封建社会中， 这种儒家理想的君 臣关系在现实中并不容易实现， 但它毕竟对士人的政 治理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白居易对君臣关系的理 解， 则与此不尽相同， 他更多地强调礼的约束， 认为君 臣上下有别 ， 为君者不当行臣子之事 ， 而为臣者则当
10、恪尽职守， 以才事君； 君之待臣， 当严于控驭， 精考殿 最， 严 明赏罚( 策林 君不行臣事委任宰相 ) 。D5 ( P 3 5 0 2 3 5 0 3 ) 在强调君主对臣下的控驭时， 他的不少 主张可以明显地见出法家的影响， 如认为刑法是加强 君主之权力的重要手段； 君主当掩藏 自己的好恶， 这 样才能便于控制臣下； 他甚至提出， 君王对待臣下 ， 当 如猎师之控制苍鹰“ 不可使长饱 ， 不可使长饥” ( 放 鹰 ) E 1 5 ( P 5 1 ) ， 这与法家所论已经颇多近似。白居易 这样君臣观念， 和他谨立制度， 以礼法治国的政治理 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君臣关系中， 臣子是君王 为
11、政的工具， 而君王之责任， 在于控制和管理好这个 工具。虽然白居易还没有走向彻底的法家道路； 但他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儒家君臣观中仁爱的 裴度的意见， 见前 引裴度为杜佑致仕所作制词中语 ； 元稹的意见， 见前 引 有唐赠太子少保崔公墓志铭 。 5 4 清华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因素、 儒道的基础 ， 更多地强化了礼以别异的精神。 从 这样的君臣观念出发， 人君让臣下以年致仕， 并非刻 薄寡恩， 而是符合治理天下之需要， 因为年高的臣子， 由于精力的衰退 ， 已经逐渐失去了完成职守之能力； 而为臣子者， 年高体衰则不能履行职守、 尽为臣之道， 自然也应该主动引退。 传统的儒家
12、君 臣观 ， 更多地强调为君者对待臣 下， 当心存尊礼优养之态度， 不当视之为工具与鹰 犬， 年老力衰则相抛弃， 因此 ， 对待致仕当尽量宽厚 而不应过分苛严 。韩愈的态度， 正是如此。他的 论 孔戳致仕状 为了劝朝廷挽留孔戳， 甚至提出让孔戳 担 任清 闲的职 务， 所谓“ 别 授秩 崇而 务少 者” 7 ( P 2 5 4 2 ) ， 在他看来， 孔戳为“ 耆德老成之人” ， 挽留在 朝廷， 可以树立典刑 ， 仪范百官； 可见， 在韩愈心目中， 尊贤重于用能， 养士重于御人， 对致仕问题要求过严， 显然有损君主优礼臣下之仁爱， 不无刻薄寡恩之弊。 韩愈对传统儒家君臣观念的坚持 ， 和他的政
13、治 理想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说面对中唐的现实矛盾， 自 居易等人是希望通过谨立制度来完善政治的话， 那 么， 韩愈就是希望在儒家精神的基础上， 恢复一整套 儒家的政治一文化秩序 ， 以此来挽救时弊。 他推尊儒 术， 攘斥异端 ， 虽然也强调礼乐刑政之重要， 但更注 重弘扬儒家的仁 义学说 ， 接续道统。在他“ 扶树教 道 ” 的纲领性文章 原道 中 7 ( P 1 6 5 3 ) ， 他开宗明义 地提出， 儒道之核心， 在于仁 义， 他所设想的一整套 政治一文化秩序， 其基础就是仁义。 而自居易等人认 为治国的根本在于完善制度， 面对现实的政治问题 ， 他们的思考是比较务实的； 韩愈则更多地从
14、建设社 会的道德基础上来思考 ， 致仕这个问题虽小， 但韩愈 的态度折射出他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 由此再回到 毛颖传 ， 就可以体会到 ， 韩愈的愤 郁 ， 恰恰是针对毛颖的“ 以老见疏” 而发 7 ( P 1 6 9 5 ) ， 文章结句对秦始皇“ 真少恩哉” 的不满 7 ( P 1 6 9 5 ) ， 则 是一篇的点睛之笔 。 毛颖为秦始皇尽心竭力， 从表面 上看 ， 秦始皇对毛颖不无识拔任用之恩 ， 然而究其实 质 ， 却并非儒家的尊贤礼士之举， 而不过是将其当鹰 犬 与 工 具 来 使 用 ， 一 旦 年 老 才 衰 “ 不 中书 ” 7 ( P 1 6 9 4 ) ， 遂“ 不复召
15、” 。 7 ( P 1 6 9 4 ) 这正是韩愈所认为 的寡恩绝情之处。有趣的是韩愈将毛颖的故事安排 在以法家治国的秦朝 ， 这固然首先是因为蒙恬发 明 毛笔这个传说的影响， 但韩愈所设计的“ 以老见疏” 的情节 7 ( 1 6 9 5 ) ， 其实也有秦朝政事的影子 。据 史 记 白起王翦列传 记载， 秦始皇欲破荆 ， 年少壮勇 的秦将李信声称自己只需 2 O 万军队即可， 而老将王 翦则认为非 6 O万不可。“ ( 秦) 始皇 日： 王将军老 矣， 何怯也 ! 李将军果势壮勇， 其言是也。 王翦遂谢 病 ， 归老于频阳。 1 8 ( 卷7 3 ， P 2 3 4 0 ) 后李信大败， 秦
16、始 皇无奈亲自请王翦出山， 王翦答应 出征 ， 但“ 请美田 宅园池甚众” ， 并解释说 ： “ 为大王将， 有功终不得封 侯， 故及大王之向臣， 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 耳” 。 1 8 ( 卷7 3 ， P 2 3 4 0 ) 虽然王翦解释 自己此举是为 了巩固秦始皇的信任； 但读者不难从中读出另一翻 滋味。王翦虽然为秦出生入死， 但谢病归老之际， 不 仅没有得到秦始皇的挽留， 而且没有得到多少恩赏 ， 所以， 他在重新出征之时， 向秦始皇请求赐赏。他对 秦始皇的一番话 ， 其意思不过是说， 趁自己对大王又 重新有用， 所以赶快请求些赐赏。 秦皇待臣下之刻薄 寡恩， 于此已昭然若揭 。秦
17、始皇以法家思想治国， 其 刻薄寡恩尽在情理之中， 韩愈对毛颖身世的感慨， 取 秦事以为背景 ， 亦见出为文的匠心。 据考证， 韩愈创作 毛颖传 的时间， 在元和初 年， 此时由于杜佑的致仕问题 ， 正引起裴度、 白居 易等人的许多议论 ， 虽然 目前传世的材料缺少相关 的证据 ， 但可以推测 ， 韩愈对裴度、 自居易等人的议 论， 应该是有不同意见的。韩愈认为朝廷当优礼臣 下， 而不应只是用才使能。 在这个问题上 ， 裴度、 自居 易等人的看法， 在当时比较流行 ， 但与韩愈的看法不 无冲突， 因此， 韩愈很可能是有所不满 ， 故借俳谐之 笔以泄胸中积郁。 裴度是否直接批评过韩愈的 毛颖传 ，
18、 据 目前 传世的材料 ， 已不得而知。贞元十三年前后， 裴度写 信给李翱 ， 批评韩愈“ 不以文立制， 而以文为戏” 8 关于 毛颖传 的创作时间 ， 史无明确记载 ， 柳宗元 与杨诲之书 提到此文， 柳文作于元和五年 ； 柳宗元于顺 宗永贞元年九月 贬邵州刺史 ， 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 贬前在长安未见 毛颖传 ， 到永州后听来人所述 ， 始知有此文， 又“ 久不克见” 。 杨诲之元 和四年七月自京兆尹贬贺州临贺尉 ， 经永州 ， 付柳以 毛颖传 ， 柳读 毛颖传 应在此时 ， 再上溯与南来者所述到始见之相距 时 间为久推断， 则 毛颖传 的写作时间当在元和初年为宜 。参见张清华 韩学研究
19、下册 ， 南京 ： 江 苏教育出版社 ， 1 9 9 8 年 版 ， 第 2 5 3页。 裴度 寄李翱书 中提到 ： “ 前者唐生至 自滑 ， 猥辱致书札兼获所贶新作二十篇 。 度俗流也 ， 不尽窥见 ， 若 愍女碑 、 烈妇传 ， 可 以激清教义 ， 焕于史氏” ； 李翱 高愍女碑 作于贞元十三年 ， 时李在汴州 ； 贞元十四年， 李翱及第 ， 故 裴度的信当作于贞元 十三年 ， 关于李翱及第前行止及作 高愍女碑 时 间， 参见博璇琮主编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 中唐卷 ， 第 5 2 7 5 4 4 页 ； 贞元十 二 、 十三年之考证， 沈阳 ： 辽海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 论
20、韩愈 毛颖传 的托讽 旨意与俳谐艺术 ( 卷5 3 8 ， P 2 4 1 8 ) ， 这显然不是针对 毛颖传 而发。 但 从他与白居易等人对待致仕问题的态度来看 ， 他很 可能不满意韩愈 毛颖传 的托讽之意。从下面的问 题 ， 我们还可以看出， 毛颖传 在艺术上 ， 也与裴度 等人的著述观念存在抵触。 二、 毛颖传 独特的俳谐笔法 旧唐书 韩愈本传对 毛颖传 有严厉的批评 ， 认为它“ 讥戏不近人情 ， 此文章之甚纰缪者” 。 3 ( 卷 1 6 0 ， P 4 2 0 4 ) 古人一向有轻视fl h l 的传统 ， 但 旧唐书 的批评并非是这一传统的简单延续， 它认 为 毛颖 传 表现出违
21、背人情的不合理因素 ， 因而大谬不当， 这已经超出了一般对于俳谐之文的轻视与嗤笑。要 理解 旧唐书 批评的真正含义， 还要从 毛颖传 独 特的俳谐笔法来分析。 在韩愈之前 ， 俳谐艺术有丰富的发展； 而韩愈创 作 毛颖传 则是集中运用了一种特定的手法， 那就 是通过 微末之 物模仿 庄重之举 来构 成谐谑 与幽 默。 从今天保存的资料来看， 最早运用这种手法的 是南朝的袁淑与沈约 。 袁淑的 俳谐文 ， 今天传世 的只有 劝进表 、 鸡九锡文 、 常山王九命文 、 大 兰王 九 锡 文 、 庐 山公 九 锡 文 等 篇 1 9 ( 卷 4 4 ， P 2 6 8 0 ) ， 它们使用了共同的手
22、法， 那就是 以朝廷劝 进、 封赐的章表、 诏书形式写成， 而劝进与封赐的对 象 ， 则是鸡、 驴等动物 ； 沈约的 修竹弹甘蕉文 则是 以弹劾的文体写成 2 o ( 卷2 7 ， P 3 1 1 1 ) ， 内容是修竹对 甘蕉的弹劾。这种笔法的谐谑性究竟产生于何种表 现因素， 是一个很值得分析的问题。 不难看出， 这些文字使用了拟人的手法 ， 其中的 动、 植物都模拟了人类的行为与口气 ， 但单纯拟人本 身并不是产生幽默的因素。 在先秦的著作中， 可以看 到大量动物寓言 ， 有些就运用了拟人的手法 ； 降及唐 代 ， 柳宗元创作的 三戒 、 罴说 等动物寓言 ， 情节 更为生动， 拟人的笔法
23、更为鲜明， 但这些寓言主要是 寄托寓意， 并没有产生多少幽默的因素。袁淑、 沈约 俳谐之文的另一个特点， 是用庄重的笔法 、 口气来写 微末的动物与植物， 但这种反差本身 ， 也并非是幽默 的来源 ， 古人有不少含有比兴寄托之意的文字， 其言 近 旨远的措辞 ， 往往也包含了类似的笔法， 对此可以 举 出的例子很多， 姑以 苟子 赋篇 中对针的刻画 为例：“ 有物于此， 生于山阜， 处于室堂。无知无巧， 善治衣裳。不盗不窃， 穿窬而行。日夜合离， 以成文 章。以能合从 ， 又善连衡 。下覆百姓 ， 上饰帝王。功 业 甚博 ， 不见贤良。时用则存， 不用则亡。 ” 2 1 ( 第2 册， P 3
24、 1 7 ) 苟子在典型的隐语 中， 将针塑造为一个有德 君子的形象 ， 用庄重的刻画， 来写针的特性 、 用途 ， 这 是很巧妙的文字 ， 但其中并没有幽默的意味。 袁淑、 沈约等人俳谐之文的幽默感 ， 主要是产生 在微末之物对庄重之举进行模仿的过程本身， 因此 ， 这些文章本身的叙事方式尤其值得关注。不难看到 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庙堂诏书、 章奏的体裁 ， 这种体裁不同于一般的记事体 ， 它本身可以引发读 者对情境、 动作与过程的联想。 袁淑的文章没有多少 动作性 的描写 ， 但从其详细的劝进 、 封赐文字中， 不 难想象到在动物王国里 ， 使臣宣命 ， 而鸡、 驴等动物 俯首受命的滑
25、稽形象 ， 而动物对人类庙堂庄重之举 的模仿过程 ， 正是文章最为谐谑幽默之处。 沈约所写 的“ 弹文” ， 比袁淑的文字更生动， 其中修竹以第一人 称的口气讲到 自己如何听到泽兰、 萱草对甘蕉的起 诉 ， 又如何亲 自前去调查 ， 这一番举动， 俨然一位刚 直不阿、 深察时弊的御史。 文中对修竹调查弹劾之举 动的生动刻画， 产生了极强的幽默感 。 可见， 袁淑、 沈 约之文的俳谐笔意 ， 产生在叙事结构之中， 如果抽离 了朝廷辞命和弹劾之文的文体结构 ， 只是以旁观的 叙述之笔 ， 记录鸡受九锡、 修竹弹劾甘蕉这些事实 ， 那么这样的笔法也许更适合于拟人性的动物寓言 ， 而很难产生幽默谐谑的
26、意味。 袁淑、 沈约等人的俳谐笔法 ， 展现出微末之物模 仿庄重之举的过程， 为什么这样会产生幽默呢? 对这 个问题 ， 西方喜剧理论的有关看法 ， 对我们不无 启 发。 德国戏剧理论家里普斯认为“ 喜剧性乃是惊人的 小” ， “ 它是这样一种小， 即装作大 ， 吹成大 ， 扮演大的 角色， 另一方面却仍然显得是一种小， 一种相对的 无 ， 或者化为乌有 。同时 ， 主要在于这种化为乌有是 突然发生的” 。 2 2 ( P 4 5 4 ) 袁淑 、 沈约等人运用诏书章 奏体 ， 这种文体的叙事方式 ， 正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小装作大、 吹成大、 扮演大这种喜剧性的幽默因素。 关于古代俳谐艺术的
27、渊源变化 ， 文心雕龙 谐漶 有系统的描述 ， 李鹏飞 论唐代谐隐精怪类型小说的渊源及流变 。 见 唐 研究 第 6 卷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 0 0 0 年版， 第 1 o 9 1 3 3页。对谐 隐艺术 自先秦 至唐代的发展做 出了深入 的分析 ， 对 谐隐艺术不同手法的历史渊源与创作变化 ， 都有详细的考论 。 对于韩愈 毛颖传 上承袁淑、 沈约等人的文章笔法 ， 宋人叶梦得已经提及 ， 李鹏 飞文对这一艺术渊源也有深入的分析 ， 本文 的思考受其启发 ， 但着重分析这一独特笔法的幽默因素如何产生的艺术原因 ， 以及韩愈在其 中寄托感慨的微妙笔意 。 清 华大 学学 报
28、( 哲学 社会 科学 版 ) 动物们在动物王国里庄严肃穆地接受封赏 ， 修竹俨 然御史弹劾甘蕉 ， 这种种情态， 都让人忍俊不止 ， 因 为人们在貌似大的背后 ， 看到了小， 而且是一 目了 然 ， 没有任何曲折遮掩。 韩愈的 毛颖传 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俳谐手 法。 从表面上看 ， 袁淑、 沈约等人运用的是诏书、 章奏 体 ， 而韩愈用的是客观叙述性较强的史书纪传体 ， 彼 此有比较大的差异 ， 但仔细探究， 就会发现韩愈此文 是取法 史记 的纪传笔法 ， 特别善于表现传主的性 情面 目。其描写毛颖被俘进宫 ， 为秦始皇鞠躬尽瘁， 直到“ 以老见疏” 7 3 ( P 1 6 9 5 ) ，
29、将一种忠恳勤敬的性 情 ， 描绘得历历在 目， 而当读者想到 ， 这一切性情行 为的主体， 不过是一支普通的毛笔 ， 谐谑滑稽的意趣 就 自然产生了。应该说 ， 韩愈的高妙之处 ， 在于他不 仅看到了袁淑、 沈约之文构思创意的巧妙 ， 更在于他 深刻地把握 了创意的幽默所在 ， 并通过更成熟的叙 事笔法来使之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样一种俳谐笔法， 其意并非止于谐谑 ， 而是有 所讽讥 。宋人叶梦得 曾经认 为：“ 韩退 之作 毛颖 传 ， 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 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 耳 。俳谐文虽出于戏， 实以讥切当世封爵之滥 ， 而退 之所致意， 亦正在 中书君老 不任事 ， 今不中书 等 数
30、语 ， 不徒作也” 。 2 3 ( 卷下， P 5 8 ) 这个意见有一定的 启发性。表面上看， 不起眼的动物与植物， 模仿庙堂 的庄重之举 ， 固然极为可笑 ， 但从传统社会特殊的文 化背景出发 ， 人们不难体会到 ， 文意嘲讽的对象是庙 堂雍穆背后的荒诞 ， 至于袁淑诸文是否真是针砭当 时封爵之滥 ， 需要做具体的考证， 但叶梦得的看法 ， 说明他看出了这类文字所具有的讽刺意味。由此进 一 步来观察 毛颖传 ， 就会发现韩愈的谐谑笔锋也 颇含深意。文章贯穿了两个视角， 其一是毛颖的 自 视 ， 他对待秦始皇尽心竭力、 鞠躬尽瘁 ， 不仅是一位 能吏， 更是一位贤 臣， 他并没有仅仅 自视为
31、一支毛 笔 ； 另一方面， 秦始皇虽然起用毛颖 ， 甚至日夜 自随 ， 但他始终只是把毛颖当作一支毛笔 ； 这两个视角的 冲突， 正体现在这样一个情节中：“ 上见其发秃， 又 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 日： 中书君老而秃， 不 任吾用 。吾尝谓君中书 ， 君今不中书邪? 对日： 臣 所谓尽心者 。 7 ( P 1 6 9 4 ) 毛颖的回答虽然简短 ， 但 表达的是勤勉忠敬的心曲， 他始终以尽心奉上的忠 心 自待 。 正是这个情节 ， 表面上仿佛揭示了毛颖以毛 笔之实行贤臣之举的谐谑意味， 但真正的锋芒却是 指向了秦始皇以臣下为工具的冷酷 ， 这就使全文在 幽默的笔意中 ， 又流露出对贤士遇君
32、不淑的辛酸痛 惜、 对秦始皇刻薄寡恩的强烈不满。与袁淑、 沈约等 人的文章相 比， 毛颖传 的谐趣与讽意融合得更巧 妙 ， 也 更深沉 。 毛颖传 问世之后 ， 引起了责难 。 古人一向有轻 视俳谐的传统， 但唐人对 毛颖传 的不满， 还有更具 体的背景。 今天所能见到的对 毛颖传 明确的批评 ， 是 旧唐书 韩愈本传史臣所谓的“ 讥戏不近 人情” 3 ( 卷 1 6 0 ， P 4 2 0 4 ) ， 而要理解这个批评 的真正含义， 我们还要回到裴度对韩愈的批评。裴度认为韩愈写 作 游戏 之文 ， 是“ 不 以文立制 ， 而 以文 为戏” 8 ( 卷 5 3 8 ， P 2 4 1 8 )
33、， 这虽然不是直接针对 毛颖传 而发， 但 基本的精神应该是适用 的。 而裴度所追求的“ 以文立 制” ， 其实就是他与 白居易等人谨立制度的用心， 在 文章著述上的体现。 如前文所述 ， 白居易等人所提倡 的制度， 强调的是礼法的规范， 而“ 以文立制” ， 应该 是指文章著述要讲求规范性 。韩愈的 毛颖传 让微 末之物来行庄重之举 ， 这个幽默的构思， 在传统俳谐 文的诸多艺术手法中， 尤其带有不伦的意味， 与礼法 规范的冲突尤为尖锐。值得注意的是 ， 柳宗元为 毛 颖传 所做的辩护 ， 多引 礼记 之文， 如“ 故学者终 日 讨说答问， 呻吟习复， 应对进退， 掬溜播洒， 则罢惫而 废乱
34、 ， 故有 息焉游焉 之说， 不学操缦 ， 不能安弦 ； 有 所拘者 ， 有所纵也” 。 4 ( 卷2 1 ， P 5 7 0 ) 宗元如此论证 的用意， 也许正是为证明， 毛颖传 之俳谐笔法与儒 家之礼制并无矛盾， 这或者出于行文引证之无意， 或 者就是针对当时批评韩文的议论而发 。韩愈的诗风 文风是元和好奇 尚怪之创作风气的集中表现， 但与 韩愈不同的是 ， 白居易、 裴度等人并未表现出求奇尚 怪的取向， 这与其“ 以文立制” 的著述观显然有值得 注意的联系 8 3 ( 卷 5 3 8 ， P 2 4 1 8 ) 。 由此再来看 旧唐书 韩愈本传的批评意见 ， 其 对韩文“ 不近人情” 的
35、责难 3 ( 卷1 6 0 ， P 4 2 0 4 ) ， 与裴度 的“ 不以文立制” 有内在的联系。 8 ( 卷5 3 8 ， P 2 4 1 8 ) 传 统儒家认为“ 礼本于人情” ， 所谓“ 凡礼之大体 ， 体天 地、 法四时、 则阴阳、 顺人情， 故谓之礼” ( 礼记 丧 服四制 ) 。 2 4 ( P 1 4 6 8 ) 违背人情 ， 就是违反礼的精神 与规范， 因此 ， 旧唐书 的批评 ， 在一定程度上 ， 可以 看作是裴度“ 不以文立制” 的另一种表达 8 ( 卷 5 3 8 ， P 2 4 1 8 ) 。 旧唐书 在著述观念上倾向于白居易等人 ， 强调为文的中正之道 ， 白居易本传史臣所论 ， 认为元 稹和白居易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