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整理典志 嘉惠学林读经世大典辑校有感经世大典经世大典辑校【元】赵世延等撰周少川等辑校中华书局【读书者说】元朝在统一且多民族的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一个民族迁徙、冲撞，文化交流、融合的大时代。历来治史者难，治元史者更难，原因在于涉及大量的汉文、藏文、蒙文史料，除了常见的一些基本史料外，不少珍贵的元代文献未得到有效的整理和翻译，给元史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经世大典是元文宗时，赵世延、虞集等“参斟唐宋会要之体，荟萃国朝故实之文”，仿效六典之制修纂的元代第一部大型通制性政书。它分类记载了元初至文宗朝的帝王谱系、诏训、职官、礼乐、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匠作等典章制度，总结了
2、元朝建立以来典制的更替演变，是元代典制之集大成者。再加上，经世大典乃当朝人修当朝史，史料多来自官方原始档案，史料可靠性、真实性较元史等书为高。元史各志基本上是从经世大典摘录编纂而成，元史的一些传记也可能出自大典。因此，大典是考校元代文献的最基本史料，对元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周少川教授穷尽20年之功，广搜史料、详加考据，与合作者一起整理而成的经世大典辑校，实为元史研究的又一新贡献。首先，经世大典辑校对深入研究元代政治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理意义。元代政治史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就是元朝统治的合理性、重要的政治事件、重要的政治人物。经世大典辑校在这几个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史料支
3、撑。如其君事四典（帝号、帝训、帝制、帝系）以正统为核心，用清晰的脉络，较好呈现了元朝统治合理性的存在。元朝统治的合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元代继承汉魏、唐宋是否合理；二是元文宗继位是否合理。盛世修典是为了彰显元代的天命与繁盛，编纂者大谈“于皇有元，应天顺人”“纂成天绪”等思想，认为元朝亡宋灭金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同时又贬低汉魏唐宋，赞扬元代的文治武功，肯定元朝统治的合理性、繁盛性。另一方面，编纂者在帝号、帝训、帝制、帝系的排序中，将元代帝王史以文献形式作较完整的呈现，表现对元代帝王的正统认知。其中，将文宗帝位的继承合法化，乃经世大典编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研究上，蒙古帝国、世
4、祖至文宗诸朝的诸多重要政治事件在经世大典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其次，经世大典辑校是研究元代制度史的史料宝库。臣事六典（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为全书之重，以时间为序，记载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经济制度、礼制、军制、匠作制等，对元朝百年的典章制度进行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是研究元代制度史最为系统、最为完备的史料宝库。现存大典序录的治典官制述及元代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11个中央机构的名称，以及行省、行枢密院等6个地方机构的名称。诸如元代官员俸禄、升迁、换届、养廉分例等具体记载在大典中皆有反映，可以说是研究元代官制的重要史料。又如治典官制赋典职制赋典仓库等有较多关于元代府仓、常平仓等的
5、记载，是研究元代仓库的重要史料。政典征伐礼典朝贡等还有元代与日本、高丽、安南等国家外交、经济制度的史料，元史外夷传中记载多采择自此。辑校本针对原有史料，在通制条格宪台通纪南台备要秘书监志元典章元史，以及晚近发现的黑水城文书和至正条格等所载同源史料基础上，严谨考据，仔细排比，对臣事六典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为研究元代制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三，经世大典辑校是元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和见证。元代疆域辽阔，文化多样，兼容并包，是中国历史上中外关系交流的繁盛时期。在“四海为家”“通问结好”“薄海内外亲如一家”思想的指导下，元代对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国家派遣使节，开展一系列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些重要外
6、交活动在经世大典中多有记载。如经世大典政典征伐记载，元军曾推动了高丽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此外，元朝还曾将先进的授时历颁发给高丽、安南等国。在贸易往来上，元朝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开放泉州、上海、温州、庆元、广东、杭州临海诸郡，与番国往复互易舶货。这些重要的中外关系史料在经世大典中都有记载。其四，经世大典辑校是研究元代文化思想史的重要文献。经世大典是元代“大一统”思想呈现的最佳载体。元朝的建立，颠覆了汉民族一统天下的局面，传统的“夷夏”思想受到了挑战。如何阐述蒙古入主中原，巩固传统“大一统”思想是元代十分现实而重要的课题。经世大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官方对大一统思想的解读。即元朝由于国家统一
7、，经济得以发展，人口繁衍日盛，上视汉唐极盛之数。元朝文治武功远超前代，统治者认为有资格号令天下，一统江山，其核心思想就是宣扬和主张有德者有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反对以是否是汉民族一统天下来评判政权的合法性，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的新的阐述和解读。经世大典是元代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代杜佑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他开创的通史性制度史编撰备受后人好评和关注。此后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又将杜佑的典制史记载继续连接。典制体史书记载了国家制度建设、疆域、边防、兵制，以及和民生日用密切相关的农桑、田赋、水利、盐茶等等，因此是最关乎致用的史书体裁。蒙
8、古政权在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后，吸收了中原汉文化的进步内涵，在国家制度和法规建设上不断发展丰富。经世大典要将元朝已有的制度建设以史书的形式总结下来，以为当世所用或为后世参考。因此，经世大典是经世致用思想在元代史学的最佳注解。经世大典史料多来自政府的原始档案，可靠程度高，又贯通了自杜佑、郑樵、马端临之后的典章制度记载，将典章制度史的编纂在元代史学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最后，经世大典辑校是元代文献整理的一个典范。自元代苏天爵元文类和明代永乐大典，就已有对经世大典的抄录；大典亡佚后，清代又有一些学者进行了部分辑佚。这些辑录、辑佚成果为经世大典全本的辑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然而也留下不少值得考证和纠谬补缺
9、的空间。在前人的基础上，经世大典辑校通过广稽博考元明清的各种文献，基本上收齐了现存的大典佚文，为学界提供了较为全面、可以依信的大典辑本。在此基础上，编者对佚文进行细致考察，确定辑录次序和取舍标准，从史源学角度保证了辑本内容的真实性。此外，通过恢复大典的类目框架体系，并将佚文准确地编排归位，尽可能地接近大典的原貌，以达到辑佚的真正目的。更可贵的是，编者通过认真的标点分段，疏通了大典晦涩难懂的元代白话文和吏牍体文句，给学者研究和大众阅读提供了方便，是为最佳，可谓是元代文献整理的又一个典范。总的来说，经世大典辑校是研究元代政治史、制度史、中外关系史和文化思想史的一个新的重要史料宝库，它的问世足以填补元代史籍整理的一项空白，嘉惠学林，更能为新时期的传统文化研究增光添彩。（作者：曹刚华，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