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简介
自强学堂是1893年张之洞为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奏请清政府创办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它揭开了近代湖北教育的序幕。1902年改名为方言学堂。后历经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第二中山大学，于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历史沿革
1893年11月29日，张之洞向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学堂位于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专门培养外语和商务人才。每门招生20人。1896年7月，鉴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自强学堂改订章程，调整学科门类设置，强化外语人才的培养，算学改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不再单独设门，只作为课程附列其中。同时设有译书局，并入了创办于1892年的矿务、化学学堂，开创了自然科学专门教育。方言一门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4门。每门招生增至30人。每门招生增至30人。
1898年，增加东文（日语），共计5门。
1902年，自强学堂由三佛阁迁至东厂口，同时改名为方言学堂。“方言”即“外语”之意。根据1904年1月，张之洞等人上奏并得到清政府认可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各学堂奖励章程》文件的规定，湖北方言学堂为“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的“外省方言学堂”，方言学堂不设总办。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3月，辛亥革命前夕，新任湖广总督瑞征认为学堂“风气不端”，湖北提学使王寿彭认为经费无法支持。遂以教育经费紧张为由强令停办，校产交武昌军官学校使用。
1913年民国政府委派教育部视学，湖北都督黎元洪决定在东厂口原方言学堂旧址，延用原方言学堂师资及图书设备，筹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1923年6月，武昌高师评议会及主任会议决定：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更名。
1924年9月，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又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
1926年冬，武汉国民政府将国立武昌大学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有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17个系、2个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汉大学。
学堂沧桑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十二日，人称“洋务殿军”的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其间，张之洞在湖北倾全力于近代工业、商业的兴办，筹办湖北织布官局、湖北枪炮厂，开采大冶、鹤峰的铜铁矿，筹建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阳炼铁厂。新式工商业的发展，急需大批新式的专门人才，张之洞由此萌生了创办新式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的构想。
三易其名
光绪十五年（1889年）以前，湖北只有两所容量极小、破败不堪的旧式书院江汉书院和经心书院。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后，在整顿修复江汉、经心书院的同时，开始着手创办一所更新更大的书院——两湖书院，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等6门经世致用的新式科目。创建新的书院，必须要有丰厚的资金。当时湖北连年水旱灾害，民穷财尽，以往书院经费来自盐务所捐，此时已不能再抽取。同时由于张之洞在湖北大举兴办近代工业企业，主要资金必须保证工业建设需要。在此情况下，张之洞想出从湖北、湖南茶叶厘捐中筹措经费的办法。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军机处发出一份公文，公文称：“有人控告张之洞劝令茶商输捐，修建两湖书院经费，有碍商情。”上谕“如果属实，自应裁撤，以恤商困。”由此引起不小波澜。有人向张之洞献计献策，向张之洞禀称：“两湖书院原定商籍课额，本为南北茶商而设。商意在利，不在科名，不若即以所定商额改为通商西学，即延请华人之能西学者以训诲之，专习各国语言文字。”张之洞认为正与自己“维持茶务本意适相符合，尚属可行”。于是在同年5月13日致札江汉关道，令设方言商务学堂。张之洞在函札中称：“应即于两湖书院外另设学堂，设立方言学、商务学，专习各国语言文字及讲求商物。”7天后，张之洞正式向光绪帝上《查明茶商捐助书院学堂经费商情乐从折》，陈述抽收茶捐创办书院学堂经过，并报告“所有查明茶商捐助两湖书院暨方言、商务学堂经费，与士林商务均有裨益，众商乐从，并酌减捐数”。
两个月后，张之洞又修改原两湖书院和办方言商务学堂的计划，于7月21日致札铁路局令修算学方言各学堂，称：“照得算学最切实用，天文、地舆、水利、武备无不相需甚殷。至方言商务，亦为今日自强要图。为愿兼习化学、矿学等事，亦可就铁政局观摩考求。将来博习会通，成效尤大。为此札仰该局即便遵照筹议，将各种学堂规模、章程、定额若干名、经费若干两，需屋若干间，酌拟大略图呈候核定，一面即行委员迅速择地估工兴办。”张之洞的这份函札，实质上是张之洞在湖北改造旧教育创办新式教育的一份宏伟蓝图。
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二十二日，张之洞向皇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再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湖北地处上游，南北要冲，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兹于湖北省城内铁政局之旁，购地鸠工造学堂一所，名曰自强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4门。所需经费，暂就外筹之款凑拨济用。”这份报告寄达京城后，光绪皇帝在报告上朱批7个大字：该衙知道了，钦此。自此历经3年，三易其名，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终告建立。
学堂自新
湖北自强学堂开办不到一年，正赶上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紧接着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驻节江宁（南京）近两年。1896年3月，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不久，鉴于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教训，对自强学堂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张之洞经深思熟虑，决定将自强学堂原设的4门课程进行调整，把算学一门移归两湖书院，停止格致，商务两门，将方言一门扩大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4门，之后又增加东文（日语），共计5门。张之洞认为，唯有方言一门，“为一切西学之阶梯”，学通了外文，“将来格致，商务，即可自行诵译探讨”。再是中俄、中日近邻，“去冬以来，时局紧迫，两文尤为切实之用”。
1896年，汉阳炼铁厂招商承办后，张之洞决定将原铁政局内设立的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别为一门。张之洞认识到“西学事事，原本化学。化学愈精，则能化无为有，化无用为有用，而获利亦因之愈厚”，“惟化学精奥，非不通西文者所能受业”。化学并入专门教习西文的自强学堂，如鱼归大海，两相受益。
自强学堂增设译书局，开创翻译商务经济书籍之风。张之洞认为“西书之切于实用者，充栋汗牛”，“方今商务日兴，铁路将开，则商务律、铁路律等类，亦宜逐渐译出，以资参考”。决定将翻译刊布西书之事附入自强学堂中。近代史上著名人物汪康年受聘在自强学堂负责译西书工作多年，还出版过著名数学家华蘅芳的专著多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附新政学堂改名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颁布“变法”上谕，宣布实行“新政”。在此“新政”下，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下兴学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作为后期洋务中枢的湖北，理所当然应该率先行动。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1902年6月3日），张之洞致札学务处“设立方言学堂一所，以城内旧日农务局屋舍充用。即将自强学堂原有学生移入，仍另行定章，分别去留”。自强学堂改名方言学堂后，选在东厂口原农务学堂建址。这里北倚蛇山，南临长湖，地势高爽，风景宜人，是当时湖北诸学堂中最理想的办学位置。
方言学堂较自强学堂规模扩大，学生数量增加。自强学堂时期，历届招生新生最多为120名。改为方言学堂后，明确规定英、俄、日、德、法五科，每科各招30名，共计150名。到了1905年2月，招满3届的在堂学生已达354人，这是自强学堂开办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同时增开课程达16门之多，计有人伦道德、经学、中国文学、外语、地理、历史、算术、博物、物理化学、教育、理财、公法、交涉、绘图、体操、兵操。
方言学堂虽屡遭厄运，仍为社会培养了不少的专门人才。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学生毕业后，主要分布在各省的教育、工业、商业方面，从事教学、翻译及商务诸事。留在湖北的多在省城及府县的实业中等学堂担负外语、国文、历史、地理、格致、教育、图画、体操、算学、经学等课程的教学。我国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也在这里毕业和肄业。例如著名的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中光复新疆的主要负责人冯特民，著名民主革命家、史学家、《湖北学生界》的主笔刘成禺，著名的法学家马德润，著名的外交家沈翔云、夏维崧以及陈篆、陈宦、赵恒惕等。
自强、方言学堂是张之洞亲手悉心创办的近代新试学堂，在当时就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湖南有识之士创办的东山精舍，“仿湖北自强学堂成法，分科造士，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被认为湖北自强学堂与各同文馆、实学馆、水师武备学堂一样“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皆有”。著名维新人物梁启超在其著作中也多次提到自强学堂，对这类新式学堂寄予厚望。
但清朝末年“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湖广总督瑞澄等以湖北教育经费紧张为由，向湖北咨议局提出将方言学堂等学堂停办的议案。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新任提学使王寿彭，认为经费无法支持，不顾咨议局的决议，断然将方言学堂停办。自强学堂从1890年春开始动议筹办，1893年正式建成定名，1902年6月改名方言学堂，到1911年2月被迫停办，前后历经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