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史上，曾有过五次悲壮而雄伟的人口大迁徙，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蹚古道、赴金山。
在五次大迁徙中，数以千万的人背井离乡，抛家舍田，踏上一条布满荆棘、生死未卜的路，只为了奔一个福祸难测的前途。
说完闯关东和走西口，再来说说下南洋。
上述五次大迁徙中，下南洋可以说是持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
而和闯关东和走西口不同，下南洋的目的地并不明确，笼统的说，主要包括当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11国，几乎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
而”下南洋“最集中的地区，当属福建和广东。
拖家带口背井离乡，走出国门闯荡世界，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选择去异国，一向安土重迁的国人，为何敢于远赴南洋闯荡生活，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
若要细究其渊源，则需要更认真地追溯和回望，在一些枝叶末节的片段中，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爬罗剔抉，或许能帮助我们驱散所有的迷惑，既而一片粲然。
其实下南洋并不仅限于明清时期，早至汉代，便已有端倪。
但当时下南洋人数极少，大都是因为官事和商贸。
到明末，下南洋才成为风潮，开始盛行。
洪武年间，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朝廷开始执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到永乐年间，随着倭寇之患的加剧，民间私人出海的限制却愈加严格。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倭寇，但对沿海百姓的影响也很大。
沿海人民向来依海而生，靠海而活。“严交通外藩之禁”，几乎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除了反抗，聪明的沿海人找到了另一条谋生的手段：逃潜海外。
张煊《西园见闻录》中曾写道：“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 。谈迁的《国榷》中也有类似的语录：“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 。
当时南洋，基本被西方列强瓜分，殖民者们正兴奋的大搞开发，南洋不缺资源和财富，唯独缺的是劳动力。
对于殖民者来说，从遥远的欧洲带去劳动力显然不现实，而原住民显然也没有足够多能供使用的劳动力，正是这样的背景下，从中国漂洋过海而来的”华工“出现了。
这一契机，让中国闽粤地区的居民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南洋诸国的殖民者们为吸引华工，不断推出各种诱惑政策，如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
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就是在这个时候，闽粤各地掀起一阵南洋热潮，无数人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
当然，促使国人下南洋的因素，诸如上述一类的外部因素只是一方面，更多的则是来自于国内自身的地缘因素。
明朝过后，清朝以来，是一个人口大爆炸的时代，国内人口从6000万飙升至四亿，人口骤升，但耕地却有限，再遇到天灾，天下便民不聊生，并且在清末年，国内战乱不休，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们暴力打开了中国国门，列强入侵，水生火热，大量百姓流离失所，为了活下去，许多人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所以，那一时期才会广泛的引起闯关东和走西口这样的移民潮，而下南洋，也在这一时期，达到第二波高潮。
特别是西方国家入侵后，清政府被迫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包括允许西方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尤其是《厦门条约》的签订，让厦门成为了闽南地区出海的集散地。
彼时中国东南部满目疮痍，而时值美洲发现金矿、东南亚种植园经济发展，各国纷纷在中国设立招工公所，饱经战乱的闽粤人民引颈以望。
公所巧言令色引诱贫民签订契约，甚至还有使用欺骗、绑架手段掠卖华工的现象。华工们因生活的需要，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数十年间，仅东南亚地区就迁移了大约200万华工。
下南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当时南洋开发程度并不高，百万华工进南洋，虽然能得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一切，都需从零开始，修建住房，落下脚根，再建立社会。
其中艰难，不异于开荒。
南洋的气候生态于闽南相差甚远，不少人初来南洋陷入各种困境，热带的传染病肆虐，人们对霍乱、疟疾缺乏防治手段，加之当地人迹罕至野兽横行，前去开荒的华工们时常面临巨大的恐慌，不少聚集点一旦爆发疫病，往往死尽死绝，个中艰险，不足为外人道。
当然，巨大的风险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机会，不少人到南洋，以手艺或生意谋生，从而形成产业，实现了阶级跃迁。
为了谋生，聪明而勤劳的闽南人在当地发展出各行各业，他们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硬生生在异国他乡打出了一片天地。
华人在改变当地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千万富豪。
如黄奕住，从一个剃头匠起家，最后成为印尼的糖业大王。
又如林梧桐，在马来西亚具有极为深厚的政商资源，在马来独立后拿到了唯一一张赌场牌照，成为名副其实的马来赌王。
一直到今天，东南亚的许多富豪皆是华人，如连续第八年蝉联《福布斯》菲律宾富豪榜首富席位的施至成，就是一名华人，他名下总资产达到144亿美元，堪称富可敌国。
回望那段布满秘辛和辛酸的历史，远赴南洋的不仅仅是那数百万华人，还有背后厚重的中国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南洋落地生根，南洋各国孔子学院遍地生花，成为新时代下传播中国文化的全新阵地。
马来、新加坡、印尼等国仍有很多地名、街道名，带有明显中国印记，华语汉字占据重要地位，华人社区、社团、商会、乡民组织比比皆是。
如今，华人作为东南亚各国本地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得到所在国的认可与认同，但历史与现实纠葛的阴影并未消失殆尽。
在当地被歧视、被政治势力盘剥的经历和浓郁的家国情怀，激发了无数华人更强的国家认同和乡土意识，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华侨又选择衣锦还乡，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国内建设，为家乡和祖国做出贡献，成为一股重要的支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