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互联网）
1912年，毛泽东考取湖南省立一中，来到长沙，初步打开了眼界。他来到省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在这里非常专心地用功读书，自称一到图书馆“就像牛进了菜园”。
1914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湖南师范一是免学费，二是聚集了湖南最好的老师。由于基础的原因，毛泽东很偏科，数学、外语都不行，只有国文好。国文老师袁吉六非常欣赏毛的文笔，几次把他的文章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这给毛泽东很多鼓励，增强了自信心。
湖南第一师范（图片来自互联网）
早年的毛泽东，同学们给他取了个雅号，曰“毛奇”。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0.26—1891.4.24），普督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当年，毛奇和首相俾斯麦、国防大臣罗恩成为普鲁士帝国的三巨头。这位毛元帅，在1870年普法战争的色当一役中，使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而名震欧洲。同学们称毛泽东为“毛奇”，不光因为毛泽东才智过人，有毛奇那样的勃勃雄心，而且为人也如毛奇那样沉默寡言、严肃庄重。
不过，毛泽东也有不如那位毛奇元帅之处。毛奇精通七国语言，而囿于湖南乡下闭塞环境中的他，熟谙中国古文，却不懂外语。这样，他无法像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那样从大量外文书刊中钻研马克思主义学说，只能阅读在当时如凤毛麟角般稀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译本。然而，他一旦读到了，很快就理解了，很快就成为自己思想的指南。
毛泽东是一位组织家。早在他22岁油印、张贴“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时，就想团结、组织一班志同道合者。
191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邀集一群好友开会，创建了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最初只是精选品格良好、志同道合的学生组织起来的团体。它的宗旨就是每个人自策自励，增强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切磋学问，以及改造中国等，还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亦不属于任何政党。蔡和森是个很激进的青年，立志做改造社会的大事。蔡和森和毛泽东都不满足于做潜心学术的书斋学者，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回避政治。所谓“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就是革命，改造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就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四为毛泽东。（图片来自中国记协网）
后来新民学会发生了分化，毛泽东和多数会员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罗章龙、蔡畅等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成员，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新民学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学生进步团体，对于后来湖南以及中国的命运，有极大的影响。
1918年暑假，毛泽东、萧瑜、蔡和森、张昆弟、罗章龙等湖南一师的10个毕业生到了北京，联系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蔡和森、萧瑜等人参加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法文，办理出国手续，毛泽东也帮忙。但经过多次讨论后，毛泽东终于决定不去法国，留在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北大的经历，毛泽东有得有失。他在北大旁听，得以认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这对后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但是也因一些事情，打消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念头。
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送蔡和森、萧瑜、萧三等去法国，然后回到长沙当了小学教员。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在长沙积极响应。7月，毛泽东以湖南学联的名义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实际上是他自己办的杂志，也是他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发出了热情的呼喊：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
《湘江评论》首期《创刊宣言》（图片来自互联网）
毛泽东把积蓄已久的话喊出来了。他在北大接受了新文化，看到了湖南的封闭与落后，他要改造这一切，要把旧的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推翻。这篇宣言显示了毛泽东的胸怀，显示了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魄力。
《湘江评论》只存在了两个月，出了四期便被政府封杀。但是短短的时间内，毛泽东写了40多篇文章和评论，充分表达了他的政治理念和改革思想。
《湘江评论》得到了胡适的赞扬。北京《每周评论》第36期他写的《介绍新出版物》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
胡适提出“多研究问题”，毛泽东予以响应，拟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文中列举了教育、女子、劳动、国际政治、华工、地方自治、交通、财政等71个大问题，中间又包含许多小问题。他把《章程》寄给北大朋友邓中夏，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邓中夏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毛泽东列举了这么多问题，可见其兴趣广泛。此时的毛泽东是热情有余，主义尚不明确。他一会相信无政府主义，一会相信工读互助，他自己也感觉太浮躁。1920年6月7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杨）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啊！”
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一方面是会见留法归来的同学，另一方面是拜访陈独秀，请教关于湖南自治的问题。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意见，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5月8日，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合影。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之间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在1920年12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一个总结性回顾。
1920年11月25日他给罗章龙的信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这个“主义”是什么？毛泽东在《通信集》中讨论驱张运动和湖南的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共产党。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他“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比毛泽东要早，也更具体。1920年7月，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15人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首的激烈派和以萧瑜（子升）为首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萧子升的信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革命政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12月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明确表示:“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因为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这是他从五四运动到驱张运动两年的现实中得出的结论。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剧照（图片来自互联网）
萧子升于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终于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表明他经历了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摘编自《火种》 刘统/著，《红色的起点》 叶永烈/著 编者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