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景龙三年（709年），由于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接连遭受水旱灾害、再次出现粮荒，于是，有大臣建议唐中宗效仿他的父亲唐高宗和母亲武则天，搬到洛阳“就食”，以方便接受江淮一带的粮食供应。
没想到，唐中宗却发了好大脾气，他愤怒地说：“岂有逐粮天子耶？！”
说起来，“逐粮天子”还真的有，而且为数不少。隋唐两代，隋文帝就是“逐粮天子”的首创者。隋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地区发生严重旱灾，夏粮颗粒无收，为此，立都长安的隋文帝不得不带着一干王公大臣东移到洛阳就食。
中华帝国自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开始的两千多年间，首都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来回摆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已逐渐不堪重负。以长安城为例，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时期，长安城在巅峰时期，人口高达百万之巨。与人口日益膨胀相对，关中地区的可耕地却越来越少。民以食为天，没有地，没有粮，定都关中长安的隋唐帝国愈发困窘。
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联合发动神龙政变，拥戴太子李显上位，武则天被迫退位。武周正式定都洛阳，为了恢复李唐，唐中宗李显在第二年（706年）便迫不及待地西迁回到长安。但是回到长安的第四年（709年），关中地区就因为水旱灾害再次发生饥荒，尽管唐廷紧急调运山东和江淮地区的谷米，但是路途遥远，“牛死十之八九”，运入长安的粮食却仍然严重不足，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缺粮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唐帝国。
唐玄宗在位时期（712-756年），唐玄宗就有五次由于关中地区缺粮，而迁到洛阳“就食”。就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第五次东迁洛阳“就食”后，唐玄宗终于受不了了，于是他广召臣下商讨对策。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当时的粮食运输，仅仅是从洛阳含嘉仓转运进入陕西，1石粮食就需运费五百文，早期长安城每年运粮20万石，就需要运费10万贯；而关中地区在高峰期粮食缺口达400万石，仅仅从洛阳到陕西一带的运粮费，就需要200万贯。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大唐帝国不堪重负，而官吏为了催促运粮更是驱使百姓，使得民怨沸腾。不仅如此，江淮地区的粮食、财赋，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通过漕运供应到长安，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百姓的怨恨，以及运粮的损耗，种种原因，使得从隋文帝到唐玄宗的隋唐两代帝国多位皇帝，为了“就食”一直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往返奔波，唐玄宗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的京兆尹裴耀卿提出对策，一是在漕运经过的沿岸广设粮仓；二是优化漕运的办法，将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从全程通航变为分段通航，例如在黄河三门峡段开凿18里山路，通过陆运以避开三门峡的黄河天险，然后再继续船运。
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对策付诸实施，史书记载，按照裴耀卿的改革措施，唐朝在三年间共漕运粮食700万石，仅仅运费就省下了“三十万缗”。此后一直到安史之乱前，通过大运河加陆运的方式，每年江淮流域进入关中地区的粮食，都能达到200多万石的水平，基本满足了关中地区的粮食需求，唐玄宗终于不用再为了“就食”东迁洛阳了。
安史之乱，使得大唐帝国的粮食运输再次进入困境。
755年，安禄山在河北起兵叛唐，在哥舒翰20万大军兵败潼关后，唐玄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出仓促，唐玄宗一行在离开长安几天后，就遇到了粮食不足的问题。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所能控制的人口，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的891万户、共5291万人，锐减到了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的293万户、共1692万人，使得大唐帝国的征税基础锐减了三分之二还多。为了恢复税收，到了780年，唐朝开始改变以往按照人头收税的办法，改而实施按照土地征税的“两税法”。
与此同时，崛起的吐蕃则趁着唐朝衰弱，不断侵入边境，为了应对吐蕃的攻击，唐朝不得不在边境陈列大量军队。唐朝初期，全国军队约为60万，到了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军队已经扩张到了“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户口、财源锐减，但要供养的军队却不断激增，这种“三户资一兵”的沉重枷锁，使得大唐帝国不堪重负，只有通过加重剥削百姓来解决粮食供应和征税等问题，但这又导致了人民继续逃亡“匿户”的恶性循环，财收继续减少。
在朝廷收入锐减的情况下，大唐西北边境的军队士兵长期处于缺衣少食的境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唐朝中央调派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人前往助阵平叛，当时平叛的士兵经过长安，大多携带子弟，希望能得到一些赏赐养家糊口，没想到唐朝中央却仅仅供应粗茶淡饭应付了事，为此泾原士兵大怒说，“我们为朝廷去送死，却连饭都吃不饱！”
暴怒的泾原士兵鼓动着攻破长安城，杀死唐德宗的皇叔彭王李仅和唐德宗的皇弟蜀王李溯，还大肆抢掠国库，唐德宗只得带着皇妃和太子等人仓皇出逃。尽管泾原兵变在第二年就被平定，但唐德宗却因此成了继唐玄宗、唐代宗之后，第三位被迫逃离长安的大唐皇帝。从此以后，大唐天子的威严更加扫地，中央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而唐德宗经过泾原兵变以后，更加猜忌将领，并大肆重用宦官掌兵，从而为后续宦官控制唐朝中央、多次刺杀皇帝打开了魔鬼之门。
在缺粮的魔咒下，大唐帝国陷入了循环死结。为了征收更多粮食，唐朝更加重农抑商提倡农业，这就使得商品经济始终受到重度的压制，无法为唐朝创造更多税源。在这种愈加“重农抑商”的国策下，农民被压入了恶性贫困的死循环。帝国的边境战争、对内威慑藩镇和庞大的军队、政府开支都需要粮食供给，但供给只能是从农业、从农民来，农民不堪重负只能逃亡、“匿户”，这就使得政府收入更加减少，剩下的农民生活更加举步维艰。
由于关中地区长期缺粮，加上安史之乱后大量粮食产地被藩镇控制，国力大为削弱的唐朝中央不得已将供应军粮的任务转向地方，“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本路自供”。另外，唐朝中央为了减少粮食运输的耗费，还经常将军队分散到地方供养，这就使得地方节度使从赋税到粮食，都掌控了军队的命脉。这种将军队供应权下放到地方的结果，就使唐朝中央与地方藩镇“弱干强枝”的不利局面更加突出，从而加剧了藩镇割据和唐朝的衰亡。
在这种内外的困境下，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私盐贩子王仙芝在濮阳（今山东菏泽市鄄城县）起兵；随后875年，另外一位私盐贩子黄巢也在山东菏泽一带起兵响应。两人得以募集大军，就是因为当时河南、山东地区持续多年大旱，而官府仍然催缴租税、差役，百姓“仍岁饥”，最终导致“盗兴河南”。
王仙芝死后，黄巢带领军队继续转战四方，并于广明元年（880年）攻陷长安。由于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组织，导致没有稳定的粮食和赋税来源，这支流民军队始终未能稳定在某个根据地，在唐军的反攻下，黄巢军队随后又退出长安继续流徙，黄巢最终于中和四年（884年）被杀。但唐末的这次流民起事，使唐朝遭受了极大打击，此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而从黄巢军队中叛投唐军的军阀朱温最终日益坐大，控制了唐朝中央。
到了天复四年（904年），朱温最终强迫唐昭宗，迁都到了更靠近黄河水运的洛阳，以方便接收江淮地区的财赋和“就食”。两年后，公元906年，朱温又强迫唐哀帝“禅位”，随后朱温即皇帝位，灭大唐，改国号为大梁。
至此，陷入缺粮魔咒的大唐帝国，最终在各种恶性循环中走向灭亡。
粮也，命矣，古今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