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7月，一阵刺耳的空袭警报声突然响彻整个香港——日军攻过来了！
香港市民们惊恐之下，纷纷拖家带口准备逃跑，可就在这时，日军封锁了香港到九龙的交通，同时严格实施宵禁，他们已无路可退。
这其中还有300多名滞留在香港的“特殊人士”，遭到了日寇下令抓捕，已然命悬一线。
消息迅速传至中共中央，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立即发去多封急电给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代表廖承志，命其设法帮助这300多人撤离。
此次营救活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而为了救下他们，中共中央甚至出动了近两千名地下党员，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
那么这300多人究竟都是何身份？为何中共中央如此重视？最后是否转移成功了呢？
敌军炮火下的香港
自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就一直试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而阴谋遭受挫败之后，日本又开始策划“南进”，企图切断英美对华的援助。
于是，在1941年12月7日凌晨时分，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立即出动近360架飞机，55艘军舰，袭击了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
而几小时过后，日军又驾驶着战机从台湾起飞，一路向着香港进发，火速占领了九龙启德机场，并且彻底摧毁了香港仅有的5架空军飞机。
当时周边的市民正沉浸在梦乡中，突然就被接连不断的轰炸声和刺耳的空袭警报声给吵醒了。
他们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窗，一抬头，看到的就是急速穿梭在空中的飞机，上面还挂着“膏药贴”一般的日本军旗。
反应过来的香港市民，顿时惊呼起来，不少人都在喊着：“不好了，不好了，日军的战机来了！”
惊慌失措之下，他们也开始想方设法找地方躲避。
日本突然不宣而战，派遣了装备精良的38步兵师与日军第23军合作向香港发起了进攻，而香港的守备部队只有6个兵营和少数的义勇队，加起来只有12000人左右，基地和港口连防御的工事都没有。
于是双方刚一交战，英军就寡不敌众，处在了下风。
很快，这一消息传到了中共中央，对于日军的突袭行动，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其实也早已预料到。
自从平津沪宁等城市相继沦陷之后，香港就成为了中国对外联络的主要渠道，战略地位和政治环境不言而喻，日军必然不会放过这里。
好在1937年年底，周恩来就已经“未雨绸缪”，向英国驻华大使提出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获得批准同意之后，他便推荐廖承志当了办事处的负责人。
当时接到重任，廖承志马不停蹄地赶往了香港，与潘汉年、廖梦醒等人共同在皇后大道18号临街找到了一间房子，秘密成立了办事处。
期间，他们一直以“茶商”为掩护，私下的主要事务就是会见爱国华侨和外国友人。
大战爆发当天，办事处接到了周总理火速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们必须做好应变准备工作。
撤离行动正式开始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中国的多个地区相继变成了充满硝烟的战场，而由于日军还未对英国宣战，香港暂时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
为了号召大家积极抗日，宋庆龄一到香港，就邀请中外人士一起，组织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简称“保盟”。
这个机构主要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筹款，用到医药、儿童保育、宣传抗日等方面。
而作为“保盟”的主席，几年来，宋庆龄可以说是付出了不少心血，而为了快速募集资金，救治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和难民，这期间，她还发起了一场轰动全香港的“一碗饭运动”。
宋庆龄将丈夫孙中山生前的墨宝和纪念品拿出来义卖，在有了她做表率，社会各界人士，就连街边的小摊贩，也节省下平时的开支，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这次活动是很成功的，最后募捐来的钱，也都捐给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可以说是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行动。
但可惜，因为日军的到来，一切都被彻底被打乱了。
他们都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一旦遭遇不测，将会是中华民族无法弥补的损失，而他们每一个人的安危，时时刻刻都牵动着周恩来的心。
考虑到上海的交通已经断绝，菲律宾或许即将沦陷，为了让他们安全撤离，周恩来便指示给了廖承志合适的撤退路线，即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
接到命令的廖承志，首先找到了宋庆龄，当时九龙的启德机场还尚未被攻占，宋庆龄被安排着搭上了最后一班飞机，及时从香港飞往了重庆。
但不论多困难多危险，他们都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党中央交代的任务！
营救开始之后，一部分人负责找寻安全的地方当做临时的集中地，同时收集难民服装，租用船只，制定暗号，为撤离做准备；一部分人在地下党员的协助下找人；一部分人则是负责探路。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行动还没开始多久，新的问题就又接踵而至。
由于英军接连战败，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加上香港港督杨慕琦消极应战，1941年12月12日时，九龙半岛已经彻底沦陷。
日军见胜利在望，就派人到香港岛威逼杨慕琦投降，没能得逞之后，日军就立即派兵登陆了香港岛，与英军展开了激烈作战。
战斗持续到了12月25日，那时，英军已经无力再进行反击，杨慕琦便选择了举白旗投降，并在日方的要求下签下了投降书。
香港大营救
香港沦陷之后，日军就迅速命人将香港到九龙的交通封锁住了，同时还实施了宵禁，晚上一律不准出门。
日军不仅想在武力上让中国臣服，还企图在精神上也让中国臣服，其险恶用心，已经是路人皆知。
他们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单靠自身的能力根本无法逃脱，幸好在廖承志等人坚持不懈地寻找下，他们终于还是取得了联系，撤离行动马上就可以开始！
然而，随着日军的戒备一天比一天森严，廖承志也越来越发愁，究竟该从哪儿找到突破口？
就在他正陷入焦急时，1942年元旦，两个好消息接连传来，日军为了解决粮食紧缺的问题，准备疏散大批难民回内地，而办事处也已经跟东江游击队接上头。
这可真是逃脱的好时机！
第二天，廖承志就化妆成了难民，混出九龙关卡，并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一路达到了广东的韶关，开辟出了一条秘密的交通线。
到了岸边时，交通员就开始跟小艇上的船主对暗号：“有黄花鱼卖吗？”
船主回答“有”，交通员就又问“论斤还是论条？”船主知晓了对方的身份，便回道：“你到舱下看看吧！”
经历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刻，茅盾和叶以群一干人终于与早已到达的邹韬奋等人相聚，他们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趁着夜色又穿过了数座山坡和峡谷，向北徒步走了70多公里。
1月13日，在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之后，众人终于到达了东江纵队的根据地白石龙。
当时除了陆路线以外，水路线也十分重要，考虑到电影界和戏剧界的大腕儿身份太过显眼，廖承志就安排着他们用假名字和假职业，先坐私船去澳门，然后再到内地。
而当时通过这条水路获救的就有司徒慧敏、王莹、蔡楚生、廖梦醒以及梁漱溟等人。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党中央甚至不惜出动了近两千名地下党员从中协助。
这场秘密大营救，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挥下，是成功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它将永远拥有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