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写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一生充满了尴尬-文库网

WKNZFB

1976年，随着四人的倒台，为其服务的写作班子“梁效”也遭受牵连，成为一些知识分子不堪回首的往事。

“梁效”是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谐音。该写作班子有三十人左右，在特殊历史时期，写作了近200篇服务于当时政治目的的大批判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刊于《红旗》《人民日报》等，发出来后，全国报刊争相转载。《孔丘其人》《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都是该写作班子炮制的名篇。

著名学者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都是“梁效”的顾问。四人倒台后，他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审查。他们也成了士林之耻，在知识分子中饱受鄙视。学者舒芜写作一组题为《商山四皓》的旧体诗，讽刺这四人，传颂一时。此时的冯友兰，已经81高龄，心中料会产生寿则多辱的悲凉。周一良最年轻，也已63岁，对于这段经历也是耿耿难忘，后来写作回忆录，以《毕竟是书生》为名，感叹书生被政治操弄的无奈，更刻有“书生上了XXX的当”的印章，怨愤之气一泻无余。

非议汹汹，毕竟都是外界的评价。令人情何以堪的，是家人的埋怨。高龄冯友兰最惨，他的夫人任载坤当时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挖苦之语：“天都快亮了，你还在炕上尿了一泡！”意思是，四人都快垮台了，你却和他们混在了一起。这话说得真够绝的。

三松堂的来历
为什么冯友兰教授的著作叫“三松堂全集”，因为他的院子里有三棵松，一棵直上云天，一棵上了房檐以后呈90度弯曲，还有一棵比较矮，但树冠平展，这棵矮松21世纪初就死了，2003年补上了一棵，所以冯先生的书房和著作就叫“三松堂”。

冯友兰曾经四写中国哲学史。

第一次写哲学史，是1931年和1934年，他分别出了《中国哲学史》上册和下册。胡适在1919年写过《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这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用现代哲学方式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但胡适只出了上册，下册就不见文了，直到冯友兰出了《中国哲学史》后，我们才有了完整的中国哲学史。

当时，冯先生是在清华任教，清华特别重视他这部著作，专门找了陈寅恪和金岳霖来做审查报告。金岳霖说，哲学是有成见的，但哲学史不能有成见，必须客观，胡适的哲学史有成见，冯友兰的哲学史记录了有成见的哲学，但它本身没有成见，所以非常出色。

冯友兰第二次写中国哲学史，是全国抗日时，清华、北大、南开先撤到长沙，最后去了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就在这个时期，冯友兰二写中国哲学史，但这次他不是按纪年写，而是按话题写，这便是著名的“贞元六书”，包括《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一共六本书。

为什么叫“贞元六书”，“贞”是“正”的意思，正经八百的正，“元”是“起元”，就是“贞下起元”，意思是国民党这时候开始上正道了，中华民族开始振兴了。这六本书，在建国后给他造成极大的麻烦，因为他是在歌颂国民党要走上正路。

1949年以前的冯友兰，代表着旧时代的最高哲学水平，邻居汤用彤曾夸赞他：“1949年之前，外国人了解中国哲学，就是通过冯友兰先生。在他们眼中，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

世事剧变，人的力量特别微小，在特动荡的局面中，很难把握自己。1948年年底，蒋中正派飞机接名教授们去台湾，清华校长梅贻琦专门跟冯友兰谈了，说这是蒋先生给你们留的飞机，最后一架了，但冯友兰拒绝了，没有走。当年很多教授倾向于左，认为延安是希望，现在延安的人要建立新政权了，或许留下来更有意义。梅校长去台湾了，冯友兰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等于是事实上的校长，但没多不久他就被撤了。

他想用马列思想写中国哲学史，可能有明哲保身的一面，但也有要跟上时代的想法。他可能真的觉得过去那个时代是错的。1949年10月5日，冯友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正错误，　……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这是他第三次想写中国哲学史。

毛主席给冯友兰回了一封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实际上，五年之内写出用马列主义观点指导的中国哲学史，这非常之困难。那时候认为，哲学是争夺民族思想特别重要的工具，但大学里所有老教师，基本都是唯心论哲学家，而教马列主义哲学课的人几乎没有，所以就把哲学课给停了，哲学系都不讲课。冯友兰调入北大后，北大哲学系先是不让他教书，给他定成四级教授，过了两年之后才恢复成一级，但他还只能教中国哲学史中先秦这一段，其他阶段由其他人教，直到1959年前后才开始让他全程授课，可1960年中国哲学史这课就取消了，全部改上马列主义哲学。

在不停的批斗和检讨中，冯友兰没法兑现五年内写出新哲学史的诺言，直到1961年他才写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他认为，他是用马列主义观点写的这部中国哲学史，但书刚一出版就遭到批判，说他所有的马列主义词句全是曲解，都是附会。1964年，冯友兰又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册，依然是引起了巨大的批评，说书里贯穿的全是唯心史观，根本不是马列主义。

50年代，冯友兰没被打成“右派”，但60年代“w”中，他非常惨。他的家院门口贴一张纸，上面写的是“冯友兰的黑窝”，任何人来了，都可以进去批斗他一番，然后抄家。那时候，红兵把他家里的各种门，包括柜门，全都封了，所以他没法拿衣服。批斗他的时候，他只好找块麻袋片，披在身上防寒。1967年年初，他做了一次前列腺手术，按当时的身份，他很难住院，住院以后刚做完手术，他马上就被医院赶了出来，不久后，他又艰难地住进院，做了第二次手术，结果第二天又被赶了出来，马上接受批斗，身上还挂着尿瓶子。

北大革委会作战部编印的材料上写到：“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X反XX反XX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X反X的大白旗。”

到了1968年，毛主席说了一句话，他说“像冯友兰这样的人，要养起来，仍然让他当教授，给他发工资，为什么呢，你们这些人我要问问唯心史的那些事，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就还得问冯友兰，所以要把他养起来。”于是冯先生恢复了自由，1968年年底毛主席生日的时候，冯友兰给毛主席写诗，歌颂他。

此后每逢“吉日”，冯友兰都要以诗词赋颂，如北大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冯友兰表示“欢呼”：“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70年代初，冯友兰给毛主席写了33首组诗《韶山颂》，在最后一首中，冯友兰写到：“曾以宏词作《天问》，又以革命作《天对》。旷世风流问对人，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看了以后，托人表示感谢。冯激动不已，再作《七绝·感事》：“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成绿荫。”

林事件发生，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作为一名年近八旬的“老运动员”，冯担心自己再次成为批判对象，在《三松堂自序》中记下来当时忐忑不安的心态：

在此种心态的支配下，他主动写了两篇发言稿，分别为《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光明日报》于1973年12月3日、4日连续两天进行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正是这两篇文章，使冯友兰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一个新人形象冉冉升起。

后来，中央组了个写作班子，叫“梁效”，也就是“两校”的意思，北大和清华两个学校的谐音，由这两个学校30多位教师组成。这些教师多数是年轻人，年轻人如果出了错，把关的是一些老先生，老先生的官名叫“注释组”，里面有北大的魏建功、冯友兰、周一良等人，其中冯友兰名望最高。主要工作是查找典籍，核对材料，注释成语典故。

此后，他又写出了一系列尊法反儒文章，并完成了七万字的《论孔丘》，领袖不仅亲阅该著，还对冯友兰的表现再次进行了肯定。

1976年唐山地震后，江Q带人去看望了冯友兰，江走后，冯友兰专门写了两首诗。“四人”倒台后，冯友兰的夫人抱怨道：“天都快亮了，你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w”结束后，冯友兰因为在梁效注释组工作，被隔离审查，1978年才结束。

1980年，冯先生已经85岁，身体特别差，不停地去医院。他说，我必须治病，因为我还有一件事要做，等这事做完了，我就不用治了。什么事呢？要第四次重写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是个错误，60年代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完全是在思想被整个环境左右下违心写的，所以现在要不依傍别人，用自己现有的马列主义水平，重写中国哲学史。他还说要以马列主义水平去写书，因为从“w”过来的人，总觉得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主体来指导才行。

就这样，他从1982年开始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一直到1989年共出了六册，1990年写完第七册，此时已是冯友兰生命的尽头，95岁，很快他就去世了。

当时，第七册还没出版成，因为里面第77章是《毛泽东与中国现代革命》，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所以不让出版。也就是说，这七卷本150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不能出版，所以丁石孙校长和一些有名望的人曾联名上书中央，呼吁把那本书出版了，宗璞也给中央首长写信，想把这书出了，但都不了了之。

好在现在第七卷出了，《三松堂全集》第十卷，收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

这就是冯先生，一辈子写了四次中国哲学史，挺悲剧的一个人物。冯友兰生活在跌宕起伏的20世纪，风云变化太过迅速，从1911年到1949年，只有38年，但变化剧烈。所以那一代老人经历的世事，简直太跌宕了。

后来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承认：“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

有人分析冯友兰的多变，一是出于自保，一是出于不甘退居边缘。也算有道理吧！

原件地址：四写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一生充满了尴尬

请使用微信客户端打开页面并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或者微信直接搜索文库网。

[ 微信公众号ID：WENKU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