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中，我们一起探讨了老子的仙圣之路，老子是如何从人变成神的，演化成太上老君的。其中，我们谈到了，发于本土的道教是在“儒”和“释”的连续刺激下开始融会贯通。
在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孔子和老子是两位具有代表性和开创性的人物。作为儒家与道家学说的创始人，他们都生活在春秋晚期，基本同处一个时代。
老子，姓李名耳，另一名老聃，字伯阳。诞生于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曾在周国都邑任藏室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周天子的“中央政府”和高级顾问兼国家档案文献馆馆长。相传他一生下来就是白眉毛，白胡子，所以被称为老子。
由于古代学在官府，再加上老子的学问渊博、声名远播，天下学子争相宗之为师，或受业其门，或辗转相传。
据史料记载，孔子一生曾五次去周朝的国都，向老子问礼，所以后来很多人说老子是孔子的老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问礼老子一事，此外《史记·老子传》《史记·曾子问》《庄子·知北游》《庄子·天道》《庄子·天运》《吕氏春秋》《水经注·渭水注》等都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关于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次数，学界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3次，有学者认为4次或5次。孔子问礼年龄跨度为17岁-60岁。那么，孔子像老子问的“礼”什么是呢？
所谓“礼”，侠义上指人们为重大事件举行的仪式，包括纪念、庆贺、追悼等，广义上指的是人与人或人与天地之间，所形成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的一种仪节，而“孔曰成仁，孟曰成义”中的孔子，早期就是一个搞殡葬祭祀追悼的四一。由此可见，孔子向老子所问的“礼”，不限于这些内容，即相对于这些“仪节”，孔子更关注的是治国之道。
因此，孔子向老子问“礼”，其实就是向老子请教治国之道。
众所周知，孔子擅长“礼”，是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关于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涉及君臣关系、天人关系、人人关系的处理。如孔子哲学的核心——中庸之道。
而老子，则擅长“道”，是道家的开拓者和创建者，道家哲学思想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于发展。他所创立的宇宙本源学说，既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相对立，又与之互相渗透，互相补溢，成为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两个主要理论学派。
作为周朝的守藏室史，老子常年在周朝的藏室工作，博古知今，是公认的官学的集大成者，并且闻名遐迩。对礼乐之源，肯定有他的见解，对于孔子来说，问礼于长辈尊者，大有裨益。
孔子第一次向老子问“礼”是在孔子17岁时，即鲁昭公七年（前535年），地点在鲁国的巷党。据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注》载：“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礼记·曾子问》曾四次记载孔子向老子求学问礼，其中载：“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 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 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另外，边韶《老子铭》也说“孔子年十七时，向老子问过礼”。当代史学家高享也坚持此说，并举出《左传·昭公七年》有日食的记载，作为旁证。
孔子第一次问礼于老子，是因周王朝内部矛盾，而使老子受到陷害、并被免去守藏史之职、游历各国之时。当老子来到鲁国时，恰逢其在鲁国巷党的友人去世，人们知道老子是一位精通周礼的人，就请他去帮助安排丧事。出殡这一天，此时年仅17岁的孔子也去了。因为他有时也担任丧祝，也就是帮助办理丧事，所以也被邀助丧。
这一天送葬队伍正在行进时，突然遇到日食。老子立即让送葬的队伍停止前进，靠右站立，停止哭泣，等日食过后再走。正在前面引导灵柩的孔子很不理解，但面对精通周礼的老子，他只能按吩咐去做。
送葬归来，孔子向老子表示自己的不同看法。孔子认为：中途止柩是不合周礼，而且日食究竟要多长时间过去不知道，等得太久，死者不安，应该继续前进为好。
老子对孔子说：“诸侯国王朝见天子，都是日出上路，日落前休息并祭奠车上的祖先牌位。大夫出国访问也是见日出才赶路，日落即休息。送葬也一样。而不在日出之前出殡、等到夜晚看到星星才出来而赶路的，只有罪犯及回家奔父母之丧的人。同此一理：日食的时候，天很黑，如同夜晚，对于懂礼仪的君子来说，是不应该把别人刚去世的亲人置于这样一种星夜出奔的不吉利的境地之中的。所以出殡时如遇日食，应当停下来，等日食过后再走。”
显然，孔子在第一次礼问老子的时候，孔子还是一个毛头小子，对于“礼”的认识是肤浅的。
关于“巷党助葬”一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别的说法。有些学者认为此事发生在鲁国，因为巷党在鲁国，是鲁国所属之地。“助葬”的时间，多有异说，如：有人认为在公元前535年（鲁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时；有人认为是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34 岁时；有人认为在公元前511年，即在老子失官以后，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老子以征藏史的身份来鲁国助葬，则不好理解，另外“助葬”时有日食，据《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记载，本年十二月初一日恰好发生了日食。由此，也引出了老子曾经去过鲁国的说法。
鲁国是姬姓诸侯国，历史比较悠久。西周初年，故商纣王的儿子、周初分封的殷君武庚联合殷商时期的奄国（在今山东曲阜东）等方国以及徐戎、淮夷，发动了叛乱。周公东征平定后，周成王把奄国故土及周围地区封给周公的长子伯禽，建立了鲁国，定都曲阜。又赏赐许多文物典籍，选派主管官员，使鲁国成为周王朝控制东方的重要据点。
到了春秋初期，鲁国仍然是东方的强国。在鲁隐公（公元前722-公元前712）、桓公（公元前711-公元前694）时，曾多次战胜齐、宋等大国，并不断侵袭杞（在今河南杞县，后迁至山东昌乐东南，再迁至山东安丘东北）、邾（在今山东曲阜东南的南陬村）、莒（在今山东胶州西南，后迁至莒县）等小国，夺得极（在今山东金乡县东南）、防（在今山东费县东北）等地，曹（在今山东定陶）、滕（在今山东滕州西南滕城）、薛（在今山东滕州东南，后迁至微山西北）、纪（在今山东寿光南）等小国也经常到鲁国朝见、进贡。
春秋中期以后，政权转入贵族大臣手中。当时长期掌握实权的，主要是鲁庄公（公元前693-公元前662）的三个弟弟季友、叔牙、庆父的子孙，分别称为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这三个家族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因此也称为“三桓”。
受当时形势的影响，鲁国展开了一系列的变革活动。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的“初税亩”、鲁成公元年（公元前590）的“作丘甲”，是鲁国租税赋役制度的重要改革。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的“作三军”、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的“舍中军”，则是鲁国军事组织和君臣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尽管如此，鲁国还是保存西周礼制较多的侯国之一。
关于老子游历鲁国的原因和时间，研究者看法有分歧。有人认为，老子被免官以后，没有返回故乡，而是毅然决然地一路东行，来到了鲁国。
其原因是，在这之前，公元前540年（鲁昭公二年）的春天，晋国的韩宣子访问了鲁国，并在鲁国太史氏那里看到了《易》、《象》和《鲁春秋》等书。韩宣子十分羡慕，赞叹道：“周朝的礼都在鲁国啊！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品德和周朝能够统治天下的原因了。”韩宣子是晋国的世袭贵族、六卿之一，也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因此，韩宣子的这番话传到成周，精通周礼的老子自然也盼望有机会到鲁国去看一看。有人认为，公元前511年（周敬王九年，鲁昭公三十一年），老子被免职回到故乡以后，可能在孔子的邀请下，来到了鲁国。
其实，老子可能根本就没有去过鲁国。如果老子去过鲁国的话，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历史文献中应该留下一些他在鲁国活动的蛛丝马迹。特别是如果孔子邀请老子去鲁国的话，那么他们二人之间问礼论道、切磋学艺的事情应该是免不了的。然而，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记载来看，除了有争议的“巷党助葬”之外，看不到有关老子在鲁国活动的记录，也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老子曾经去过鲁国。因此，所谓老子在职期间或卸任以后游历鲁国的种种说法，可能都是难以成立的推论。
由此反观“巷党”，即使鲁国有名叫巷党的地方，也未必是孔子跟随老子助葬的巷党。根据有些学者把“巷党助葬”作为孔子在成周的活动之一，可知这个“巷党”应在成周。据文献记载，周朝时，周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和各诸侯国都有国、野。王或诸侯所居都城及其近郊称为国，郊以外称为野。国中分划为乡。周朝有六乡，诸侯国大的有三乡。其组织形式为：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洲为乡。
又前人说“巷党”是“党名”，据此，所谓“巷党”应该是成周的行政区划之一。
孔子第二次向老子问“礼”是在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地点在周都洛邑（今洛阳）。《孔子家语》载：“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通今，通礼乐之源，明道之归，则吾师也’。”《礼记·曾子问》中载“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袷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欤？’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公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阎若璩《先圣生卒年月考》说：“在《曾子问》里，孔子说：‘从前，我跟随老聃在巷党帮助人家办理丧事，走到墓地的路上时，发生了日食。’ 鲁昭公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发生了日食，见于《春秋》，因此这就是孔子跟随老聃询问礼制的时间。”这一说法为今天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公元前526年，孔子第二问礼老子的时候，是老子重回守藏史之位，此时的孔子已经不再是在鲁国巷党巧遇老子的孔子了，此时的他学识大为长进，在鲁国已经小有名气，遐迩远近闻名耳熟。其时，鲁国不少少年拜他为师。孔子认为自己所掌握的周礼知识还不够系统，尤其是关于周礼的理论原则，自己知道得还很肤浅，就决定和南宫敬叔（孔府门人）一起到周朝都城洛邑向老子求教。
公元前530年（鲁昭公十二年），孔子对南宫敬叔说“我听说，老子是个博古知今的人，了解礼乐的起源，懂得道德的归宿。这样的话，他就是我的老师啊！现在，我打算前往成周。”当时，年轻的孔子可能担任了鲁国的丧祝，即掌管大小丧祭时祷祝事务的官员，所以热衷于礼仪制度。
南宫敬叔说：“我听您的。”随后，南宫敬叔对鲁国的君主说：“我父亲生前告诉我，孔子是圣人的后代。他的先世，被宋国消灭。幸存下来的人离开宋国，逃到鲁国来了。他的先祖弗父何开始拥有宋国，而让给宋厉公了。待到正考父时，辅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先后三次被任命为士、大夫、卿，而为人更加谦逊有礼。因此，在他的鼎上，铸的文字是：第一次受命而佝偻，第二次受命而弯腰，第三次受命而低头，沿着墙根走，也没有人敢欺负我。用这个鼎熬稠粥，用这个鼎熬稀粥，以养活自己。他就是这样谦逊、节俭啊。臧孙纥有句话，说圣人的后裔若不继承君位、掌握政权，则必有知晓道德、通达事理的人。孔子年轻而喜好礼制，这方面的事情恐怕就靠他了。’ 并嘱咐我说：‘你一定要拜他为师！’ 现在孔子将要前往周朝，考察前人遗留的制度，探究礼乐的最高准则，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啊！您为什么不资助一辆车呢？我请求和他一同前往成周。”
鲁昭公说：“好吧！”并给孔子一辆车、两匹马、一个赶车的小伙计。
这一次，孔子提出的问题，仍集中在丧礼方面。孔子问：“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请出各宗庙的神主呢？”
老子回答说：“有三种情况：天子或诸侯去世时，由掌管祷祝事务的长官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到太祖庙里，这样做是表示列祖为国丧而聚集在一起，这是礼规定的。等到安葬好哭毕，丧事办完之后，再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回各自的庙里。如果君主出国远行，则由职掌国政的太宰携带各宗庙的神主，随君主同行，这也是礼所规定的。在举行合祭仪式的时候，由太祝请出二昭二穆的神主到太祖庙里，使各位神主共享祭祀。”
老子特别强调说：“凡迎接神主出庙或回庙，都要有仪仗队，不准闲人窜动。”
孔子又问：“从前，大夫家中八至十一岁的小孩子死了，就在园中埋葬，而不在墓地埋葬，不用衣棺。自太史佚开始，情况不同了。太史佚有一爱子，年幼夭折。太史佚认为，若在园中埋葬，就像是被家族遗弃了似的，于心不忍；若在家族墓地埋葬，则墓地距离太远，不殓入棺材、用车装载，仅仅靠人力抬着走，是难以办到的。正当太史佚左右为难时，召公来了。召公问：召公问：‘为什么不用衣棺呢？’ 太史佚回答说：‘礼有规定，我敢违反吗？’ 召公把情况向周公说了，周公不同意，说：‘怎么？不行！’ 意思是说用衣棺装殓夭折的孩子不合乎周礼，不能这么做。但召公转告太史佚时，把‘怎么？不行！’ 说成了‘怎么不行’，太史佚理解为‘为什么不行’，就用衣棺安葬了夭折的孩子。所以，用衣棺埋葬八至十一岁夭折的孩子，是从太史佚开始的。”
老子答道：“从前8至11岁的小孩死了，葬于园，不葬于墓，不用衣棺。”即葬于田地，不能葬于祖坟里，也不能用棺材。这种习俗，如今在一些地方依然沿用。
孔子又问：“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如果在战事期间父母去世，是停战服丧呢，还是继续打仗呢？”
老子回答说：“按理说，子女为父母服丧期间，是不能打仗的。从前，周公去世，他的儿子伯禽在卒哭之后就去攻打徐夷，那是因为徐夷作乱，形势逼迫，不得不那样做。一般情况下，不能因为贪图便利而不认真服三年之丧。”
从前两次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内容看，都是与丧礼有关的上层贵族的行为准则和佚言佚事，它为担任王室史官的老子所熟悉，而对担任鲁国丧祝的孔子来说是比较陌生的，甚至闻所未闻。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推想，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基本内容大体上是有关国家和上层贵族的礼仪制度。
另外，《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与孔子一同问礼的有南宫敬叔，后人多认为他即孟懿子的儿子，而南宫敬叔出生在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此时仅九岁，他于昭公二十四年才随同孔子学礼。因此，学者对此多有疑问。有学者认为，这个南宫敬叔未必就是孟懿子的儿子。蒋伯潜在《诸子通考》中就指出：“南宫敬叔就是南宫滔，字子容，不是孟懿子的儿子。”
孔子第三次问“礼”于老子是在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地点在周都洛邑。《史记·孔子世家》中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人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庄子·天道》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 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音凡，演绎）《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 孔子曰：“要在仁义。” 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 老聃曰：“请问：何为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 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晨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孔子第三次问礼老子，其意义就非常的重要，这是老子免官归乡后，地点在老子家乡苦县（今鹿邑），此时孔子40岁。老子重回周朝担任守藏史没几年，周王室又发生王子朝之乱。周景王死后，王子朝继承王位，可都城百姓又立了王子猛为王。王子朝率领东迁贵族与东周原先的贵族之间发生战争，老子也被卷入其中，站在了王子朝这一边。两者经几年战争，结果王子朝战败，于是逃到了楚国北部。《左传》记载，王子朝掠走了周朝的大批典籍，老子也随他一起逃到了楚国。之后，东周贵族派人暗杀王子朝，跟随王子朝的人便四散奔逃，老子则逃回到了阔别39多年的家乡苦县。
孔子自上一次洛邑访学问礼于老子后，学识大进，性情更为温和，作风更加朴实，在鲁国一带拜他为师的人更多了。他不满足于教学上取得的成就，接二连三地到各地访问学习，比如他到宋国考察过殷礼和殷文化，到杞国考察过夏礼和夏文化。在宋国，他得到一本叫《坤乾》的卜筮之书。在杞国，又得到一本叫《夏时》的历书。他在齐国听《韶乐》演奏入了迷，竟三个月不知肉味。他把虞舜时的《韶乐》和周武王时的《大武》作过比较研究，认为《韶乐》尽善尽美，《大武》尽美而不尽善。
但在十年之中，鲁国贵族内部的斗争十分复杂。无论哪一种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都没有认可孔子的才能。孔子得不到重视，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只得倾注全部精力，培养学生，研究古代文化，搜集、整理了很多书册。他是一位极为尊崇周天子的人，希望天下统一，诸侯听从周天子的号令。
孔子听说王子朝一伙把周王朝大批文化典籍劫往楚国时，除了忧虑之外，还想到把自己搜集和整理的书册送到王室的藏室收藏，用自己的行动去维护周天子的地位和威信。在他看来，一个人如能把自己整理的书册送到王室的藏室收藏，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同时，这件事情要办成也不容易，没有相当地位的人介绍是难以办到的。
子路了解老师的打算后，便向孔子建议，说：“我听说，周王朝的征藏史老子这个人被免职，回到老家居住了。老师要想把书送到周王朝收藏，不妨去试试求助于他。”
于是，公元前514年（周敬王六年，鲁昭公二十八年），孔子带着子路等学生，以及准备送往周王朝收藏的书册，来到了老子的家乡陈国（后入楚）苦县。他们见到老子，说明来意，请老子推荐藏书名单。出乎孔子的意料，老子拒绝了。
老子之所以拒绝推荐，不仅因为东周王朝的藏书已经名存实亡，在王朝内乱不止的情况下，把书册送过去，无异于飞蛾投火，而且更因为老子有了新的价值观念，把孔子热心搜求整理的书册已经视为草芥了。但孔子不了解老子的新的精神境界，仍然停留在过去那个熟悉周礼的老子身上。
孔子先引述六经，想以六经中的理论及六经的价值来说服老子。老子对孔子说的那一套六经大义当然是熟悉的，过去他信仰它们，现在他的思想已起了重大变化，从信仰六经转向贬斥六经，但他又不便阻止孔子的申述，但又不想听下去，就打断他的陈述说：“你的话太冗长了，讲讲要点就可以了。”
孔子看出老子意思后马上又解释：“六经的根本在于仁义，我就是以仁义为标准，来衡量一切的。”
老子微微一笑，问道：“仁义是人的本性吗？什么是仁义呢？”
孔子急忙回到道：“是的，君子不仁便不成其为君子，不义便不能生存。仁义，确实是人的本性。心中正而无邪，愿物和乐而无怨，泛爱众人而不偏，利于万民而无私，这就是仁义的本质。”
老子摇摇头，然后缓缓讲述道：老子摇摇头缓慢地说：“唉！你后面说的这些话真是危险得很哪！现在讲泛爱众人，不是太迂腐了吗？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现实生活，都明白地证实了所有讲无私的，恰恰都是为了实现偏私。”
老子见孔子脸上一副迷惑不解的表情，就解释说：“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大家去宣扬仇恨和自私，而是要使你懂得，利己才能爱人，我为他人谋利，他人才能为我谋利，爱人与利己确实是一致的，无私就是有私。但是，现在人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利己，爱人则是虚假的，却又不敢承认利己，这不是很迂腐吗？”
老子停顿了一下，似乎陷入了深思。接着又对孔子说：“我的意思是说，人的一切行为应当是自然无为的。你看天地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日月本身是光明的，星辰原本就有排列的秩序，禽兽原本就成群结队地生活，树木原本就在生长，这一切都不是神造的，也不是什么人有意安排的，它们都是按自然本性生长、存在和发展。天地并没有仁爱之心，任凭万物自生自灭。人的本性应当是自然，不是某些人所提倡的仁爱。所以圣人也不提倡仁爱，任凭人们自作自息。你想让天下的人不失去他们生养之道吗？那就一定要顺从人们的自然本性，也就是顺道而行，这就是最好的选择。何必急于人为地标榜什么仁义！这就好像一个人因为孩子离家出走，就一边拼命地敲鼓，一边高呼孩子的姓名，让他回来，结果如何呢？
鼓敲得越响，呼声越高，他的孩子听到了，反而逃得越远！这种做法，就是不知道人的本性。你提倡仁义，目的是要寻求人的本性，实际效果却是扰乱了人的本性。唉，你的学说实在扰乱人的本性啊！”
这个时候，孔子已届不惑之年，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已经成熟。他不能接受老子鄙薄仁义的观点，但一时间又反驳不了，只得暂时回到客舍里住下了。
晚上，孔子绞尽脑汁，想如何从逻辑上找出老子立论的错误。他想：眼下正是天下无道的乱世，老子也是同意这一对社会现状的估价的。要改变天下无道的状况，要救世，舍仁义别无他法。救世与仁义是统一不可分的，讲救世而不讲仁义，岂不如同那些辩者把一块白石中的白色属性与坚硬属性分开一样是狡辩吗？另外，老子又把无私说成有私，把有、无二者等同起来，取消了是、非二者的界限，强调差别而又将异、同二者统一起来了，不也是同样错误的吗？想到这里，孔子认为已经抓住了老子理论中的致命弱点，思想上轻松得很，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孔子率弟子兴冲冲地又来见老子。一见面，孔子就对老子说：“有人学道，可是立论总是相矛盾。把不可以的说成可以，不是的说成是。又像善于辩论的人一样，硬把石头中的白色与石头的坚硬分离开。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圣人吗？”
孔子这段问话的弦外之音，是说你老子把仁者无私说成有私，岂不是把非说成是，把不可以说成可以吗！
老子回答说：“这样的人，只不过像小官吏们办事一样，玩弄小技能，劳形伤神，自以为得意罢了。狗善于捕捉狸，但总是被人牵着走。猿猴因为灵敏，才被人从山林里捉来，在街头戏耍。这些玩弄小聪明的人，不是如同猎狗一样丧失了自然本性吗？怎能称为圣人！”
老子非常清楚孔子问话的用意，于是停顿一下，不太客气地说道：“孔丘，你从来闻所未闻、说不清道不明白的大道，我来告诉你吧！凡是有头有脚的人，无知无闻的多，有形体的人和无形无状的道共同存在的情况，是绝对没有的。动与静、生与死、兴与废，互为依存的条件，这又是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太平，取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而不在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和礼乐制度之类的东西。人要忘记一切功利目的而达到物我不分的境界，要忘记一切私心杂念而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叫做忘记了自己。把自己都忘记的人，称为与自然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太平。”
老子见孔子仍是不理解，便进一步解释说：“就具体事物而论，说具有白色属性就没有坚硬的属性，具有坚硬的属性就没有白色属性，说生和死是一样的，是与非没什么区别，这些当然都是荒谬的。但是，我讲的是大道，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区分什么坚硬与白色，这是毫无意义的。至于说生和死一样，是与非没区别，那倒是符合大道的。因为永恒的道是深不可识的，是不能用一般的是非观念去评判它的。大道被人们废弃以后，才有了仁义，有了是非之分。仁义是毒害人心的，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祸乱了。你要救天下么？那就让天下的人不要失去自己的本性，就应该顺从自然的功能来行事。白鹤不是因为天天洗才变成白色的，乌鸦也不是因为天天染才变成黑色的。它们的黑白颜色是它们的自然属性，这是不需要辩论的，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这样存在的。”
孔子在成周期间，还游览、考察了一些场所，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特别是参观明堂、太祖后稷庙，受益匪浅。相传明堂位于成周近郊，为周天子祭祀上帝、文王和举行隆重典礼的建筑物，有九室十二堂，均以茅草盖顶，上圆下方，四周流水环绕。有人认为，在炎帝、黄帝时期已有这样的建筑物了，只是夏代称为“世屋”，商代称为“重屋”，西周以后称为“明堂”了，但历代明堂的构造及其功用并不相同。
孔子到明堂参观时，看到四周的墙上有帝尧、帝舜和夏桀、商纣的像，每个人像都有善恶不同的相貌，栩栩如生，并有关于他们兴盛败亡的文字说明。又有周公辅佐成王，抱着他面朝南坐在有斧形图案的屏风前接受诸侯朝见的图像。孔子在这些作品前徘徊良久，对随从们说：“这就是周公兴盛的原因啊！明亮的镜子是用来照看自己形象的，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作为统治者不会照猫画虎地追求古帝王是怎样求安图存的，而忽视他们衰败灭亡的原因。
孔子进太祖后稷庙参观时，看到庙堂右侧台阶之前，有金属人像，把嘴封得很严实，背后刻了告诫人们谨言慎行的文字。孔子读罢，回过头来对弟子说：“小家伙，要记住它！这话说得实在、中肯，有感情，靠得住。
《诗经》里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人的一举一动尚且如此，怎能因为说错话而招致祸患呢！”
据史书记载，孔子来到成周后，向老子问礼，向苌弘（周朝的大夫）问乐，参观了周天子祭祀天地、土地神的处所，考察了明堂的规制，还考察了宗庙、朝廷的法度。于是，孔子喟然长叹，说：“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神圣和周王朝之所以取得天下的原因了。”
孔子到成周问礼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出乎老子的意料之外。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居然如此热衷于周礼，千里迢迢，不辞劳苦，专程前来访问、考察。这是为什么呢？
在周王朝担任守藏室之史长到三十年之久的老子，熟睹了官场的腐败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开始对周礼的实质有所认识，他仿佛看到在文质彬彬、温情脉脉的礼仪纱幕后面，隐藏着丑恶阴险和狡诈；周礼成了某些人谋取名声和官爵利禄的手段。眼前这位二十多岁的孔丘如饥似渴地来学习关于周礼的知识，从他的眼神、举止动作和气质上，都隐约可以看出一种骄矜之意和急于从政的劲头。在老子看来，孔子所追求的这些东西，都是浮华不实之学，应该绝弃。礼仪的繁文缛节使人拘泥于小谨，丧失淳厚朴实的本性。人一旦失去纯真无瑕的本性，就会产生诈伪、争斗的邪念，导致社会的动乱。
因此，当孔子一行结束在成周的问礼活动，孔子特意到老子那里告辞时，老子问道：“你在庙堂的台阶前看到一尊‘三缄其口’ 的金属人像了吗？”
孔子回答说：“我已经背熟了。但其中有几句话，我正在揣摩。”
孔子告诉说：“比如，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又如，执雌下之，莫能与之争。”
老子听罢，微微一笑，一边诚恳地对孔子说:“老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有道德、有见识的人，如果生逢其时，则驾着车出去做官，摆摆阔气。如果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无所适从。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不露富，相反会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容貌看起来却像愚钝的人。去掉您身上自命不凡的习气和过多的欲望，踌躇满志的神色和不切实际的志向，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本身都没有什么好处。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罢了。”
临别的时候，老子一边送孔子出门，一边诚恳地对孔子说：“我听说，富贵的人送给人钱财，关心和爱护别人的人送给人有益的话。我不是富贵的人，就冒充一个关心和爱护别人的人，送给你几句话吧！现在一些人耳听八方，明察秋毫，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也很深，却最终自己走向死亡，是因为这些人喜欢议论别人的是非得失。一个人自以为知识渊博、明辨是非、讲起大道理来高谈阔论头头是道，却最终给自己带来危害，是因为这些人揭露别人的隐私或过错。你作为父母的儿子，在他们面前要忘掉自己，因为你的身体都是他们给的。作为国君的臣子，也要忘记自己，你有什么高见，能被国君采纳的话，你就做你的官，如果不被采用，那么急流勇退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做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吧！”
孔子这次访问老子，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和老子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有着根本的分歧，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老子那富于辩证精神的思想却，深深印入孔子心中，对孔子后来的言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孔子一直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固执己见。另据文献记载，孔子回到鲁国以后，他的学问更加受到人们的尊崇，闻风前来投师的人比以前更多了，都超过了三千名。此外，孔子从周都返回鲁国后，把老子的言论讲述给他的弟子，从此孔子的弟子们也有更大的进步了。
孔子第三次问“礼”于老子是在公元前502年，这时孔子51岁，地点在南之沛。《庄子·天运》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 孔子曰：“未得也。” 老子说：“子恶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亲；使道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佗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与、鉴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不以为然者，天门弗开矣。”《史记·老子传》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从公元前551年起，吴楚之间战争不断，吴军打到了鹿邑附近，战火不时骚扰着正罢官在家的老子。在弟子和家人的劝说下，老子来到了沛地（今江苏沛县）避世隐居。
此时老子已与周朝决裂，走向探索宇宙本源，形成道法自然，以无为本，有无统一的天道观，而此时，在鲁国的孔子仍为苦苦探索天道不得而苦恼。当他听说老子隐居沛地，经过探索已得天道的消息后，便决定再一次访问老子。
于公元前501年（周敬王19年），带领他的学生们一直向南走，来到了沛地，找到老子隐居的地方，特意访问了老子。
老子见到孔子，便说：“你来啦！我听说，你现在已经成了北方的贤者，你也已经懂得天道了吗？”
孔子说：“我从制度、名数来寻求，五年还没有得到。”
孔子说：“我从阴阳的变化中寻求了，但十二年了，还没有得到。”
老子说：“是的。阴阳之道是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言语说不出的，是通常的智慧所不能把握的。因此，所谓得道，只能是体道，如果试图像认识有形、有声的东西一样去认识道，用耳朵去听是听不到的，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到的，用言语去表达是没有恰当的词语可以表达的。这样的话，确实是不会得道的。你说你寻求了十二年，至今也没有得道，那是当然的。假如道是可以献给人的，那么人们无不把它奉献给他们的君主的；假如道是可以奉送的的，那么子女就没有不把它奉送给自己的父母；假如道是可以告诉别人的，那么人们就没有不告诉他们的兄弟的；假如道是可以给人的，那么人们就没有不留给他们的子孙的。你努力寻求道，关键在于内心的感悟。如果自己心中不能感悟，则不能把它留在心里。内心的感悟，还需要外界环境的印证。如果得不到印证，则内心感悟的道就不是普遍存在的道。道由心中发出，所以，当有了内心的领悟，还不能被外人理解和接受时，圣人就不把它拿出来宣传；如果一个人仅仅从外界环境中获得关于道的认识，但心中并没有真正感悟时，圣人便会教诲他。名是天下公用的工具，但不是大道，不可以多取。你所宣讲的仁义，只是先王使用过的旅舍，只能供他们在人生旅途上居留一宿，而不是可以长久居住的。大道是没有形迹的，一个人的形迹太昭著，不懂得和其光、同其尘的大道，一定会遭到很多责难。”
老子停了一下，就仁义的实质，再次陈述自己的观点。他说：“古时候思想道德达到最高境界的人，不过是假借仁义之名，寄宿于义，实际是行自然之道。仁义只是看得见的外形和手段，而他们的精神却遨游于绝对自由自在的无限虚空，食在马虎简略即可得到收成的田间，立在不损己益人自满自足的园圃上。在他们生活的土地上，一切都是很简朴的，也没有任何施舍。得道之人是绝对地自由自在，就是无为；是简朴而满足的，不损己益人，是不以施舍者自居也无所耗费的，古时把这称为采取真意以邀游。”
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老子进一步说道：“以富有力正道的人，不肯让出俸禄；以名声显赫为正道的人，不肯让出名誉。贪恋权势的人，不能把权力让给他人，他们通过操控得到财富、荣誉、权势时，内心又战栗不安，唯恐失去它。舍弃财富、荣誉、权势时，又陷入忧伤之中。这种人心中实在一团漆黑，看他们没完没了地追求的东西，他们就像是受上天刑罚的人。我们通常所说的怨恨、感恩、索取、给予、劝谏、教诲、生、杀八种行为，是治理人的手段，只有去私寡欲的人才能够顺从自然，从而正确地使用它们。所以我说，自正的人才能正人。内心如果不能正确领悟大道，心灵活动便不能通畅。”
孔子见老子把关于大道的话题转向了仁义与功名问题，心中是不赞成的。但当他听老子说仁义是圣人的手段，并没有像从前那样把仁义一棍子打死，觉得老子确实把握了大道。特别是“内心如果不能正确领悟大道，心灵活动便不能通畅”的话，孔子尤其觉得有道理。这些年来，他钻研周礼，赋予仁礼以新的内涵，把仁与礼结合起来，构成了仁学体系。他还以此为基础，试图在改造社会上干一番大事业。他感到要使仁学更具有理论力量，需要天道观作为其理论基础。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特地率弟子来向老子求教。老子关于自正的人才能正人的观点，他是完全同意的。他常常向学生说：“自己不正，怎么能正人！”
从老子那里回到客栈，孔子一直在琢磨老子所说的大道，但总是恍恍惚惚。整整三天，他一言不发。孔子的这种状态被《庄子·天运》记载为:“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
弟子们见其如此，就问:“老师见到老子有什么规谏呢？”
孔子回答说:“鸟，我知道它们善飞；鱼，我知道它们善游；兽，我知道它们善奔走。对于善奔走的野兽，可以用网缚捉；对于善游的鱼，可以用钩去钓取；对于善飞的鸟，可以用箭射获。至于龙，我不知道它是怎样上九天的。老子所讲的道，就像是龙，合起来成一体，散开来成云彩，乘驾云气而翱翔于阴阳之间。我听了这些道理，还觉得恍惚，怎么能去规谏老子呢？” 回到家里的孔丘对自己的弟子说：“鸟儿，我们知道它们会飞；鱼儿，我们知道它们会游；野兽，我们知道它们会跑。会跑的，我们可以用围网抓住它们；会游的，我们可以用篼网逮住它们；会飞的，我们可以用带丝弦的箭射下它们；至于龙，我就不知道了，它可以乘风云而高飞云霄。我今天去见了老子，他就像是龙啊！”
孔子的学生子贡这时才二十岁，听老师如此形容老子的道，心中很不服气，便主动上前说：“人当中居然有安居不动而精神如腾龙见于天，缄默不语而感人之深犹如雷鸣，一旦发动起来如同天地之运的吗？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得到老师的允许后，子贡便以孔子的名义去拜见老子。老子正在堂中静坐，见子贡气昂昂地来了，便低声说：“我已老迈了，你来，对我有什么指教吗？”
子贡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固然不同，但同样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声。听说先生您认为他们不是圣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老子说：“年轻人你往前来一些。刚才你说三皇五帝治理方法不同，怎样不同呢？”
子贡回答说：“尧把天下传给了舜，舜传给了夏禹，夏禹用辛劳治理天下，而商汤用武力征讨天下，周文王顺从商纣王而不敢违逆，周武王违逆商纣王而不肯顺从，所以我说他们治理天下的方法不同。”
老子说：“年轻人，你再往前来一些，我告诉你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情况。黄帝治理天下的时候，使黎民百姓一心一意，即使有人失去亲人而不哭泣，也没有人非议。尧治理天下的时候，使黎民百姓内心相亲，即使有人为了亲近自己的亲人而违背礼节的限制，也没有人非议。舜治理天下的时候，使黎民百姓心存竞争，孕妇怀胎十个月生孩子，婴儿生下来五个月就能说话，不等到长成儿童就开始区分人我，于是开始出现短命的人。
夏禹治理天下的时候，使黎民百姓都变心了，人们各怀心机，以用兵为顺事，杀人、盗窃肆无忌惮，自以为独尊而奴役天下，因而天下震惊，由此才有儒家、墨家的兴起。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开始的时候还有伦序，到现在却变成这副模样，你还有什么话能为它辩解呢！我告诉你，三皇五帝治理天下，虽说是治理，但实际弊乱可大了。三皇依仗他们的心智，向上看不见日月的光明，向下违反了山川的精华，在中间破坏了四时的运行。他们的心智恶毒，如同蝎子的尾端，连微小的动物平安地生存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却还自以为是圣人，这不是可耻的吗？他们是很无耻啊！”
老子这一番猛烈抨击古代圣贤的话，子贡从未听过，吓得惊慌失措，坐立不安。
几天来，孔子心中总是有些不安。他此行的目的是问大道，但上次刚谈到正题，就被老子岔开了。他决心问个究竟。
孔子见到老子，开门见山地问道：“今天安闲，请问什么是天地间最根本的道？”
老子没有直接回答孔子的问题，而是先开导他：“你要斋戒，疏通你的心灵，洗净你的灵魂，去掉你过去所知道的一切。你要知道，道是深奥而难以用语言表述的。”
老子见孔子确实诚心问道，只得说：“我为你讲述道的大概情况吧！一切显明可见、可听、可感的东西，都是从不可见、不可听、不可感的冥暗之中生出来的。有形的东西是从无形中生出来的，精神是从大道中生出来的，形质是从精气中产生的，而万物都是按照不同种类的形体互相产生的。所以，九窍的动物（含人类）都是胎生的，八窃的动物都是卵生的。道这个东西，来的时候没有迹象，离去的时候也没有界限，没有门径，没有归宿，四面通达，广大无边。一个人顺着道去做，就会四肢强健，思想通达，耳目聪敏。他处事时用心并不劳苦，接应外物从不拘执。道主宰一切。由于道，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运行，万物不得不昌盛。这就是道啊！”
老子回答说：“学问渊博的人不一定就能懂得大道，擅长辩论的人不一定就具有真正的智慧，圣人早已摒弃那些所谓的知识和辩术了。得道的圣人总是保持这样一种状态：知识增加了却看不出增加，减少了也看不出减少。道就像茫茫大海、巍巍高山，道总是周而复始地循环运行，在运行中主宰着万物，赋予万物以动力，永无穷尽。由此看来，君子所得之道，难道只在外表么？天地万物都依赖着道而不会匮乏，这就是道啊！”
“中国有人，处于天地之间，我们姑且称他为人，因为人总是要返本归宗的。从本原考察，所谓生命，就是气聚而成的东西。有生命的物类中，虽然有的长寿，有的短命，但长寿与短命又能相差多少呢？人的一生，也只是俄顷之间而已，还值得分别尧与桀、是与非吗！瓜果有瓜果的生长规律，人伦关系虽然复杂得多，但也是可以依一定秩序相处的。圣人处理人事关系从不有意违拒，处理过了也从不拘守不忘。他们对一切人事总是那样调和顺应，这就是德。如果随机应变，那就是道。帝王的兴起，就是凭借了这样的道德。”
“人生于天地之间，就像阳光掠过空隙一样，是非常短暂而迅速的。万物蓬蓬勃勃，没有不生长的，变化衰萎，没有不死亡的。一会儿变化而生，一会儿又变化而死，生物都为之哀伤，人类也感到悲痛。其实，解开自然对人的束缚，毁坏自然对人的桎梏，生命功能的变移转化，精神将要消散，身体也随着衰亡，这正是返归根本啊！从无形变为有形，由有形返归为无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不是得道的人所从事的，是众人所共同议论的而不是得道之人所议论的。从明处寻求就不会遇见，逞口舌之辩不如沉默不语。道是不能够听到的，与其到处打听，不如把耳朵塞起来不听，这才是真正的得道之人。”
老子这一番关于天地万物生成变化根本大道的宏论，除了关于“人生几何”那些带有伤感的议论外，孔子是基本上接受的。天道虽然支配一切，却是无形无言无意志的，它不是上帝鬼神，只是自然本身变化的巨大力量罢了。后来，孔子很感慨地对学生说：“天何尝有言语呢？然而，春夏秋冬循环往复，各种生物都依时而生，天何尝有言语呢！”
孔子教导学生时，也把从老子身上学到的关于天道的道理告诉学生。
孔子第五次见老子，也是最后一次。孔子已经周游列国大概十二年之久了，老子也快出函谷关了。《庄子·天运》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夏秋之交，孔子师徒离开楚国的负函（蔡）城堡，途经陈国，返回卫国都城帝丘（今河南濮阳市西南）。孔子一行到达陈国都城宛丘时，正赶上陈国降民在楚人的监督下修复城门。跟随孔子的学生中，陈国人为数不少，大概由于他们亲眼目睹了家乡遭遇的战祸，都想回家探望，孔子一行在陈国停留下来，大约停留了大半年。在此期间，孔子访问老子，以解开心中的疑惑。
孔子见了老子，说道：“我孔丘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典籍，自认为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已经熟悉其中的道理了。但是，我觐见许多君主，用这些道理向他们讲解先王之道，阐扬周公、召公的业绩时，没有一个君主愿意实行。太艰难了，人真是难以被说服吗？或者说道理真的难以明白吗？”孔子回想这十多年游说各国的艰难的历程，十分感慨地向老子述说。
老子回答说：“幸好你没有遇到治世的君王啊！你所说的六种典籍，只不过是历史上先王留下的陈旧的足迹，并不是足迹的根源。你现在所说的一切，也还是足迹。足迹是由鞋踩在地上留下的痕迹，难道足迹能算是鞋吗？比如，白鸟雌雄相互注视对方，连眼珠也不转动一下，就这样生育了后代；虫，雄的在上面叫，雌的在下面应，这样也生育了后代。有种叫‘类’ 的动物，身兼雌雄两性，所以自身可以生育。生物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命是不可变更的，时间也不可停留，大道（规律）不可壅塞。如果得到道，怎么做都可行得通；失去道，怎样做都是行不通的。”
孔子从老子那里回来以后，三个月没有出门，一直在思考老子所讲的道理。他认识到只有把握自然和社会变化的根本规律，才能找出使人性向善的办法。他对老子的避世态度并不欣赏，但与老子交谈之后，从中确实受到了启发。也许自己所主张的一切，还未能尽合大道。他打算回到鲁国后，重新整理和研究商周时期的典籍。
三个月后，他又去找老子，说：“我已经懂得了。乌鸦、喜鹊都是孵化生育后代，鱼濡沫而生，细腰的蜂类是化生的，弟弟出生，哥哥因失去父母的宠爱而啼哭。很多年来，我没有了解自然变化的规律，不贴近自然和了解自然的变化规律，怎么能去变化人！”
然而，真正懂得道谈何容易！理论上谈谈也许像是懂了自然造化和万物一体的道理，但是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显露出理论上的不彻底。就在这时发生一件小事，显示出孔子思想境界的局限性。楚国有人丢失了一张弓，不肯去寻找，并说：“楚国人丢了弓，一定被楚国人得到，又何必寻找呢？”这是楚国人一家的观点。
孔子听到这件事情后，说：“可以去掉‘荆’ （春秋时楚国的别称）字。”孔子的意思是说不必限于楚国，天下人丢了弓，天下人得到。这是天下一家的思想。
而老子听到孔子的评论后，说：“连‘人’ 字也可以去掉。”老子的意思是说不必局限于人，人生于天地之间，来自天地又回归天地，无所谓失，也无所谓得。这是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后来《吕氏春秋》的作者评论说：“老子的观点才是公正无私的思想。”
孔子辞别后，表面平静如止水的老子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望着孔子疲于奔波的背影，不断地叹惜。孔子十余年来热心救治天下，游说诸侯，可惜他不得道本，不了解周制已经无法挽救，硬要以仁义治天下，只会越治越乱。
1992年安徽亳州市文物部门在鹿邑太清宫镇东北方向5公里的该市安溜镇发现了问里宫石刻，所指即孔子问老子故里处，这说明孔子曾到过老子的故里鹿邑。在鹿邑县城西街有明代“孔子问礼处”碑刻一通，圆首，高1米，宽0.46米。由此证明孔子曾由当时的鲁国出发途经今亳州安溜镇的地方到鹿邑问礼于老子这件事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链条，当是可信的。
从考古发现看，东汉时期，工匠们艺术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事实。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东、陕西两省发现了多幅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繁简不一，刻画人物或多或少，组合形式大致为孔子携弟子若干躬身向老子求教。
据统计，发现孔子问礼汉画的地方有：山东嘉祥齐山、宋山、纸坊镇敬老院汉墓发现各1幅；收藏在济宁市博物馆的原武氏祠画像1幅；长清孝堂山郭氏祠画像1幅。陕西绥德县发现1幅。以山东嘉祥齐山出土的“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汉代画像石为例：石刻上层右端孔子率弟子20人晋谒老子，左端老子面向孔子，后有弟子7人，孔子与老子之间有一顽童即项橐，作顽皮状。孔子的袖子中露出一个禽头，这是孔子准备向老子献的礼物——野鸡。“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汉代画像石大多发现于山东地区，而山东又以济宁地区为多，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孔子的故里曲阜就位于这个地区，该地区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孔子向老子的求教始终如一，孜孜不倦，若不在受教中深深得益并心向往之，是不会如此锲而不舍的。正是孔子对老子学说的长期学习和琢磨，促使从量的积累到了质的飞跃，孔子彻底信服了老子学说，认为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非一般人所能为，实在是大哲人、大智慧者，真理掌握在老子手中，在老子那里能够求得正道。钦佩的心情无以言表，唯有由衷感叹：“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赞叹是在孔子年过60，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自己的治国治世之道不得施展，叹息时下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之际发出的，更见孔子对自己观点不足的确认和对老子大道深邃哲理的深刻体认。孔子这种追求学术卓越的治学精神在今天也应该值得我们学习和尊重！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从孔子第三次问礼于老子的历史资料可见，儒家思想精髓是主张”仁义”，所谓的仁：指的是仁爱。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
而“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
儒家思想注重人际关系，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家庭和睦，社会才和谐。
儒家思想的“仁义”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
种种客观因素（如：气候、温度、所处的地理位置等）的不同，造成了地球上生命形态的多样性。这，也就是生命形态的差异性。物种和物种之间存在差异性，同物种之间也存在差异性。比如人，每个人都有其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之处；即使从同一母体出生的双胞胎，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可以表现在外貌、体型、性格、智商、情商等方面。所以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儒家思想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更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首先，人是自然人；其次，才是社会人，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原件地址：孔子五次问礼老子：老子充满智慧的回答让孔子受到启迪，受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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