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回国红利大减，中产家庭去美国读本科还值吗？-文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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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留学红利日渐减少，自费去美国读本科是投资还是消费？脱钩等逆全球化言论日渐流行，去美国上大学要遇到哪些挑战？从高压竞争、一路刷题的应试教育环境，到美国需要自主学习、自控力和主动寻求解决方案的教育环境里，中国留学生又要跨越哪些障碍？留学长期以来被看作是高考独木桥之外，另一条阶层跃升之路。它是一条快捷通道，还是布满了鲜为人知的荆棘？在中国这样全民对教育和阶层跃升感兴趣的氛围里，很多人对此好奇。

主笔｜杨璐

马颖毅是美国雪城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她从2012年开始，调查和访谈了上百名留学生和外教，试图给这一代中国留学生做更丰满、更有血有肉的画像。我们关心的这些问题，她的研究里都有涉及。2020年，她的专著《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在美国出版。

她用雄心勃勃和忧心忡忡作为新一代去美国留学学生的共同特点：这些学生雄心勃勃想进入美国排名高的大学，但对难以捉摸的大学录取过程忧心忡忡；他们雄心勃勃想获得全球视野，但又对无法融入美国人为主的社交圈忧心忡忡；他们雄心勃勃地要为自我实现选择大学专业，但又对中国式实用主义和美国社会崇尚个人表达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感到忧心忡忡；他们以为赴美留学是结合中美两国的教育优势，但又对美国课堂上的新要求，比如课堂讨论忧心忡忡；他们对学有所成雄心勃勃，但是对中美两国各自就业环境、移民环境的变化忧心忡忡。

雪城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留学生群体研究者马颖毅

所有这些相互矛盾都可以归为两个问题——从实利的角度看，到美国留学是否真的值得？从成长的角度看，这条路可能在新一代留学生们的人格形成上留下什么痕迹？

焦虑又雄心勃勃的一代留学生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2007年左右，中国本科生去美国留学开始增多。根据你的研究和访谈，这些本科生跟中国从前的留学生相比，比如你这一代，有哪些相似和不同？

马颖毅：我研究的学生，年龄最大的差不多是1990年到1992年出生的。我觉得相似的地方在于，我们都来自于中国应试教育的背景。不同点在于，首先是学费的来源不一样。我们这一代去美国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拿全额奖学金，至少我知道的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是类似的。我研究的这一代留学生，他们成长在一个更加富裕的中国，98%以上靠家庭资助。他们其中有一些拿到美国一两万美元的奖学金，但跟他们大部分学费和生活费相比，主要还是自费。

我们两代留学生面对的挑战也非常不一样。我们去美国接触的是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教育，更多接触的是美国的科研。我访谈的对象，他们是在美国读本科，接触的是通识教育。他们更广泛地接触了美国的教育。通识教育也提供了很多和美国当地人接触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经济方面的区别，你跟这些留学生接触下来，整体上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比如说，他们的性格、表达能力、跟人打交道的能力等等？

马颖毅：有一点我觉得还挺突出的。我访谈的一个学生，她在纽约时装设计最好的学院里读书，我问她的下一个计划。她说要去英国时装设计最好的学校读研究生，去一个著名的时装设计师公司里实习，然后回到上海开时装工作室。这种经历、见识和抱负，是我们这一代留学生里很难见到的。我们那一代更多的人，理工科拿到全额奖学金，毕业后大部分选择留在美国，在公司里做科研或者在学校里做教授。我们不是在自己创造的一个机构里面，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在既定机构里生存。人生规划上，新的一代显然更勇敢，更自信。

2021年5月，美国纽约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在曼哈顿的华盛顿广场公园庆祝毕业（图｜视觉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在国内讨论时，会提到现在年轻人野心不够。他们在小学、中学极度竞争的环境里被索取了太多。到了大学，他们关心的都是非常微观的个人治理术，比如如何选课绩点高、如何竞争掉别人等等。他们不太谈宏大叙事的东西了。你在跟“90后”留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马颖毅：我觉得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国内外环境不同。但是，这些留学生有应试教育留有的其他痕迹。一方面，他们几乎人人声讨中国的应试教育。很多人回忆自己痛苦的过往，甚至是声泪俱下。另外一方面，他们在申请出国的过程中，仍然为了拼命提高成绩，参加更多的考试。他们是通过考试的方法，去离开高考制度。

我记得我去中国的一所国际高中访问。当时是5月份，一个来自英国的写作老师的教室里都空了，因为他的学生都去上海报一个写作补习班。这位老师很困惑，他的课是能够真正帮助到学生们去美国读书的。

我又去问学生们怎么想的。他们其实表达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美国和中国的高校招生标准是完全不同的。美国的招生要看标化成绩，但它只是其中之一，占整体多少比例也没有人告诉你。因为每个学校不一样，每一年也不一样，甚至针对每个人，成绩所占的比例都不一样。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你的活动、成长经历、家庭背景等等都是是否录取的影响因素。

所以，中国的学生们就很焦虑。他们尽管不知道标化成绩具体占的比例，但这是唯一能够抓住的比较具体的东西。因为在淘汰制的教育体制里待久了，他们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对待标准化考试。美国学生估计也焦虑，我觉得任何缺乏标准的东西都值得焦虑。区别在于，中国学生一边焦虑没有标准，一边特想进名校。美国学生相对多元化一些，他们没有那么想进名校。

后来，有些走国际路线的孩子又开始卷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体育项目要搞一个吧，全国竞赛的名次要搞一个吧，跑去非洲支教什么的。中国一小撮富人这么做，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的辐射效应特别明显，一直能够波及不那么富的群体，特别是在大城市。

2011年11月6日，“2011中国·江苏秋季国际教育展暨第35届世界名校巡回招生面试会”在南京举行。图为美国一所院校的招生人员在接受一名学生的留学咨询（图｜视觉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学生通过拼标准化考试，看大学排名到美国留学之后，他们会对之前的那种应试教育的思路产生疑惑吗？

马颖毅：质疑是有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成长。比如说我访谈过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他看到认识的人从哥大转学去了一个不太知名的文理学院。因为那个人不喜欢哥伦比亚大学所在的纽约。这对他原有的价值观是一种冲击。他自己后来也转学了。这批留学生，我觉得真正的改变之一，就是他们至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生和选择。

另外还有一个，教育是不是改变命运？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这么大，依然不影响高考受到关注的程度。美国的话，如果大学生找不着工作，或者美国现在一个议题是学生贷款太重，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上大学的价值。美国的部分大学，现在要不停地想我怎么存活下去，我的意义在哪里，我怎么跟学生说我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比如美国的文理学院，人文气息是很浓的。有一个文理学院英语系的前主任跟我讲，他们系英语专业的人数跟15年前相比，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美国的人文社科学生总体上是下降的，尽管美国文科总体占比超过理工科。

留学的实用性

三联生活周刊：在美国的这种环境变化里，你访谈的中国留学生对专业实用性的认识跟你那一代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马颖毅：我还是留学生的时候，每次跟别人讲我是学社会学的，美国人的反应是“很有趣”，中国人的反应是“眉头一皱”。我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我相信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是理工科和商科的。现在比从前要多元了。我所在的雪城大学以文科见长。我们学校的传媒电影、国际关系等专业里，中国留学生非常多。但是总体上，文科生在绝对人数上增加了，放在总体留学生里还是偏小众的。我的研究里有一部分统计，理工科和商学加起来占我统计里面的70%。而且，我拿中国学生在国内学文科的比例去比较，留学生在美国学文科的比例比国内低。跟美国人学文科的比例相比，就更低了。美国学生学文科的比例是高于学理工科的。

这里面有个有趣的现象，从教育社会学角度看，基本上家庭收入越高的学生，学文科的概率就越高。因为这样的家庭会觉得高等教育是一个自然的人生阶段，孩子需要交朋友、找很多乐趣，找到人生意义。家庭阶层越低，学理工科的概率就越高。寒门子弟把高等教育更多地看作是改变命运的手段。中国留学生未必都来自富人阶层，但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比国内大学生高的。为什么他们学文科的比例比国内的学生还低？我觉得能够解释这个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在留学过程中，他们丧失了部分母国的文化资本。我访谈的这代留学生，他们用修两个或者三个专业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专业中选择一个文科专业。比如我书里访谈的学生，一个学生第一专业选的是工业工程，第二专业是心理学。另一个学生，选的是物理专业和艺术史，来平衡个人兴趣和实际需要。

中国留学生选择文科的少，也有现实原因，就是文科留美国比较难。我访谈的学生里，好几个学生在高中时是文科生，到美国之后就转为理科专业了，比如应用数学统计。中国数学基础教育真是很强。这些学生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晰，他们知道自己在数学上没有天赋，也不感兴趣，但是从事应用型的工作是可以的。其中一个学生，她后来真的留在了美国，在保险公司工作。美国有大量银行保险公司，需要用到应用数学。这样的工作，很多本地人做不了。因为美国学生，很多人认定自己不可能去做任何跟数学打交道的工作。

《人世间》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留学的实用性，国内现在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探讨出国留学是投资还是消费。目的不同，会导致在美国的专业选择、未来的职业规划都不同。你访谈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怎么看待这两个目的？分别从这两个目的出发的学生，他们在美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马颖毅：我在做调研的时候，留学是投资还是消费，不成为太大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留学红利很明显。我感觉因为留学红利越来越少，才会有留学是消费的说法。

我做调研的那个阶段，显然认为留学是一种投资的人是占主要的。我访谈的好些学生会讲，“我妈卖了一套房送我出来”“我妈把股票卖了送我出来”等等。这些学生的确想留在美国，而且他们选择的也是容易留在美国的专业，比如说会计、计算机等等。我访谈过一个学电影的学生，我也不认为他会把选电影专业看作是消费。他可能会看重这个经历是有意义的，让自己长了见识。

现在留学红利已经没那么高了。但我觉得从消费角度，家长和学生想从购买教育服务里获得的内容，也并不明确。他们会说希望孩子能够获得比较健康的教育。他们喜欢用“全人教育”这个名词。这样的父母，他们的童年过得蛮艰苦的，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让自己的阶层跃迁。但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教育经历很不愉快、很压抑，不愿意让孩子再走这么一遭。

活在中国时区里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应试教育的激烈竞争，很多学生都是在高压环境里刷题考上好学校的。他们到了大学之后，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学习自控。其中一些学生发现自己完全被解放了，他就可能玩游戏，或者沉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你访谈的留学生，到美国之后会遇到自控方面的问题吗？

《小别离》剧照

马颖毅：当然有，而且相对来讲挺普遍的。除了数理成绩之外，中国数理基础打得的确比较好，学生出国之后有优势。其他标准里，在国内评价体系里的好学生，到了美国之后，未必是好学生。比如，他到了美国之后，完全活在中国时区里。他白天睡觉，晚上跟国内朋友打游戏或者说话。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我更觉得震惊的是，一些在国内自觉的、有自我管理的学生，到了美国之后有拖延症。

拖延症集中体现在写论文的时候。这些学生在国内是一路考试上来的，其实考试体系是一个明确的结构。它能够帮助你，规划你的生活。我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奇怪？但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美国文科很多课，期末就是交一篇大论文。中国留学生就慌了，他们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动手。中国学生在学习中，习惯了非常短期的评价体系，就是老师的打分。

我是到美国很多年以后，才意识到拖延症不是懒，它是一种心理健康问题。这些学生其实想做，但使不上劲，因为他们没有形成一个习惯，想做却拖着不做，就带来心理负担，却又没转换成行为，严重的就会导致心理不健康。做事情是有方法的，比如把一件事情分成若干部分，产生一个内在激励系统。我跟学生说，你们要把论文分成若干小部分，给自己定目标。这个任务不是老师布置的，是你们自己给自己布置的，然后完成它。中国学生给自己找任务和定目标的能力，可能我们教育里没怎么培养。因为应试教育里的目标是现成的。

《Glee》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近期做了一个关于国内大学生表现得过于沉寂的专题。它的来源是很多大学老师的观察，就是学生们在课堂上过于安静和木然。背后的心理因素多种多样，比如他们担心发言的内容想得还不成熟，担心发言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在寻求老师好感或者加分等等。你观察留学生在美国课堂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马颖毅：中国留学生课堂比美国学生沉默的居多，而且很焦虑。在美国，课堂发言成绩高更是一个普遍做法。教学大纲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课堂讨论占多少分的比例，至少有10%。中国学生非常看重成绩，到了美国之后也非常想参与讨论，但参与不了。他们就很焦虑。

我书里有一个章节专门分析这个问题。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参与课堂讨论，当然需要语言能力，但是，大部分留学生的语言是不错的。我在书里有一个统计，让学生们评判自己的语言水平。那个统计的结果显示，有60%的中国留学生认为自己的英语非常好。我们中国学生是比较谦虚的，如果60%的人认为自己非常好，但这些人里，只有一半参与课堂讨论，语言障碍就不能够完全解释上课不发言这个现象了。

我后来发现非常重要的一点，国内的大学生担心自己的发言内容不成熟。在美国也是这样的。我就想到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当时也不讲话，我主要在听别人说，然后我就比较被动。等到我有自己的想法时，人家的话题已经结束了。我的教授专门找我谈话，说你不要跟着别人的话题，你要引领谈话。我当时还挺震惊的，我觉得自己还在学习阶段，如何引领讨论。

我后来发现美国人还真是这样。无论你说的内容好不好，他并没有过多地去评判你。他们更看重你的话题是什么。我当时不讲话的障碍，是要从被动到主动的一个转换。这一代留学生很有意思，他们觉得自己水平不够，不敢说，也觉得美国学生讲得水平不够。我想这很大程度上跟我们淘汰性的教育体制有关系，你总是在评判自己和他人。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这极大程度上影响了这种比较即兴的参与，和能够享受跟同伴愉悦的交流。

《怒呛人生》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学生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他们会主动寻求改变吗？比如找老师沟通，寻求帮助？他们这样的能力强吗？

马颖毅：很少。个别学生有这个能力，比如说他比较善于跟人沟通，比较善于寻求帮助。这些性格特点，我觉得出国以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文化里，如果你不说你有一些困境，很少有人会来关心你。美国人特别看重边界感，“我是不是影响到了你的个人隐私”，他们会觉得你就是这么一个不爱讲话的学生，也值得尊重，不愿意去逼你。

但如果你主动寻求帮助，大部分情况下，老师是非常热心的。他们每周都有一次到两次向学生开放的答疑时间。大部分学生包括美国学生在内，都不去找老师。我知道有一个中国学生会去主动找老师。我在一个评奖委员会上面，看到老师给这位学生写的推荐信里讲到了这一段。他说，这个学生是他见到的中国学生里非常罕见的、知道主动去解决问题的人。他非常看重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一旦主动开口了，这个老师是很鼓励学生的，能够对学生的帮助非常大。我知道这个学生很善于和教授去建立联系，到最后跟教授成了朋友。

这代留学生能融入美国吗？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很多人预设，留学是为了国际化。你觉得国际化大概包含哪些内容？你在书里还提到，你访谈的学生，留学之前是认可国际化和美国文化的，留学之后反倒对中国身份和中国文化更加认同。这种矛盾又是怎么产生的？

马颖毅：第一个问题，关于国际化，我用的是世界性资本这个概念来阐述。它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全球的朋友圈，就是国际化社交网络。这些构成了这个人的社会资本。第二个部分是文化资本，比如说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经常使用的媒体等等。他能否在一个全球性的社交和文化平台上互动。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留学生在国际化的同时又非常中国化。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共存的。比如说我有个同事是白人，他讲的课是明清史。有很多中国学生一开始选他的课是想混分数，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上中国历史课很容易。其实不然，这门课可难了。但是，很多学生非常喜欢，因为这个老师教的历史，跟他们在中学里学的不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人性的体现，就是距离产生美，距离让你对祖国有了更多的兴趣。中国学生甚至有人到了美国之后重学数学的，他说美国教授跟中国老师教学方式不一样。

但是，也有些学生是对美国有一种幻灭感。他原来想象中的美国是如此发达，如此现代。来了之后发现，从前在中国看不上的或者认为非常理所当然的一些东西，在美国是很值得珍惜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角度。

《何以笙箫默》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现在好像都在说逆全球化。你留学时面对的美国环境，和这代留学生面对的美国环境有什么不同？在美国人的叙述里，他们对全球化的拥抱有变化吗？

马颖毅：我同意全球化有所回流，但很多东西已经不可能回到全球化之前的状态了，特别像资讯、技术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一篇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中有对我的采内容。我随后就把这件事忘记了，也没及时找来原文读，结果是中国的朋友在公众号上读到，发微信告诉我的。中国读者在中文公众号上读《纽约客》比我在美国读得还早。我觉得这是全球化很重要的体现。

至于美国学生，他们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历史阶段。他们很极化。但是极化的另外一方面，他们又非常全球化。最近有一个国内很好的大学的院长到我们学校去参观，他就问我，美国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关注巴以问题？美国年轻人真的很有意思，他们懂外语的很少，一边非常自我中心，一边又极其关注全球问题。你问美国大学生最关注的三个问题是什么，他们基本都会提到全球的气候变暖问题。但是，中国年轻人会说就业问题、自己的前途问题。这是很大的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你讲到这本书的时候，希望一部分读者是美国大学的招生部门和教授。我们会很好奇，美国人了解中国留学生的动力是什么呢？

马颖毅：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想了解中国留学生的。我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之后，差不多去了20所大学做讲座。我基本上会讲40分钟，然后拿出40分钟或者50分钟来答疑。问问题的人非常多，他们有些是美国教授，有些是国际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很关心中国学生，也有一些困惑。有一些教授是希望能够让中国学生在课堂里积极融入。还有一些教授，他们非常平等地看待留学生，不希望自己是单向的输出，而是想从留学生身上也学到东西。他们说，留学生来自不一样的国家，一定有跟美国学生非常不同的经历。如何能够让留学生们把自己的经历和文化贡献出来，成为一种知识产出。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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