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国内思想界曾掀起一股讲述系统论的潮流，一般系统论的思维、方法得到广泛介绍。实际上，一般系统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而衡诸历史，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强调系统性的政治力量。抗战时期，毛泽东倡导学习辩证法，同时也对系统思维、系统方法多有强调，把系统地周密地工作作为反对主观主义的重要途径。受到毛泽东促动，系统论的思维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推广，系统思维和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资源，并在中共历史上发挥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系统；毛泽东；辩证法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3.05.001
作者简介：黄道炫，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北京10087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研究（1921—1949）”（22JJD770029）
1945年7月，由美国战争信息局撰写的长篇报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始部分就明确指出：“几乎所有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一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组织系统与最强的纪律性、最有建设性的队伍。”【Lman P.Van Slyke: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July 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8.】这样的话，虽然出自美国人之口，却不失为当年中共阵营的真实写照。美国人的报告显示，当年他们已经注意到中共政治组织运作的系统性。系统性的确是中共思想和行为十分重要的特征。
一、系统及中共革命中的系统
系统一词从希腊语“sys-tema”派生，意为“由部分组成的整体”。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一般系统论是关于‘整体’的一般科学，在此之前整体被人们看作是一个不明确的、模糊的和半形而上学的概念。”【［美］冯·贝塔朗菲著，林康义、魏宏森等译：《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系统是由一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一个系统至少要由两个或更多的要素或子系统组成。系统的整体不是各组成要素功能的简单叠加或拼凑，而是有机地组成一个整体，组成要素及其联系必须服从系统的整体目标，要以整体最优为原则。系统具有强烈的目的性，系统整体的功能通常超出各个部分的叠加，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中共革命中常常可以看到的溢出效应就来源于系统的这一特征。
系统追求整体的把握和了解，但系统并不是封闭自足的概念，贝塔朗菲强调开放系统：“每一个生命有机体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系统。它在连续不断的流入与流出之中，在其组分的不断的构成与被坏之中维持自己，只要它是有生命的，它就永远不会处于化学的和热力学的平衡状态，而是维持在与平衡状态不同的所谓稳态上。这是通常所说的新陈代谢这个基本生命现象的真正本质。”【［美］冯·贝塔朗菲著，林康义、魏宏森等译：《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第36页。】德内拉·梅多斯则认为，系统运作呈现三个重要的特征：适应力、自组织和层次性。所谓适应力，是指系统内部存在很多相互影响的反馈回路，这些反馈回路传达信息，作出反馈，使系统迅速调整，保持稳态结构。所谓层次性，是指任何一个大的系统都包含很多子系统，系统和子系统间形成包含和生成关系。一个良好运转的系统，层次结构可以平衡整体系统和子系统的福利、自由和责任。所谓自组织，是指系统不是静态的，系统具有学习、运动、多元化、复杂化和进化的能力，在没有特定外部作用参与时，系统通过信息反馈，可以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和功能，甚至演变出新的结构，发展出全新的行为模式。【参见［美］德内拉·梅多斯著，邱昭良译：《系统之美：决策者的系统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118页。】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意义上的系统，既具有很强的规定性，构成行为和思维模式；又具备足够的弹性，在辩证地生成、进化。所以贝塔朗菲明确表示：“虽然起源不同，但一般系统论的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类似则是显而易见的。”【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的发展》，庞元正、李建华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中国传统思维也有比较明显的系统特征。李泽厚指出：“正如古代有辩证法的观念一样。它们都来自素朴的生活经验。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系统论观念如同辩证法观念一样，它们发展得特别充分。”【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不过，李泽厚同时强调，这种系统论由于早熟，也有很多缺陷：“在这种系统论里，似乎把所有经验都安排妥贴了，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这系统中求得解决，从而不要求思维离开当下经验去作超越的反思或思辨的抽象以更深地探求事物的本质。……同时，也是由于注重系统整体，便自觉不自觉地相对轻视、忽略对众多事物和经验作各别的单独的深入观察和考查，具体事物的分析、剖解、实验被忽视了。”【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72页。】相对于传统未经分疏、浑沌、包罗万象的系统，经过现代科学洗礼的系统是有限的、竞争的【关于系统内部的竞争关系，贝塔朗菲认为：“对于一个整体来说，引入组成部分之间竞争的概念，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事实上这两个明显矛盾的陈述都是系统的本质。任何整体都是以它的要素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而且以‘部分之间的斗争’（罗克斯Roux）为先决条件。部分之间的竞争，是简单的物理—化学系统以及生命有机体和社会体中的一般组织原理，归根到底，是实在所呈现的对立物的一致这个命题的一种表达方式。”［美］冯·贝塔朗菲著，林康义、魏宏森等译：《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第61页。】、开放的，如贝塔朗菲所说：“现代科学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没有一个唯一的包罗万象的‘世界系统’。一切科学构思都只反映了实在的某些方面或某些透视图。……各种各样的‘系统理论’同样也是反映了不同侧面的模型。它们不是互斥的，常常可以组合起来应用。”【［美］冯·贝塔朗菲著，林康义、魏宏森等译：《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第87—88页。】
本文也是在上述规定性和弹性兼备的意义上使用“系统”这一概念。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强调中共革命具有系统性运作的特征，作的只是实然判断，也就是说，这是作者观察到的一种特征，至于一个政治力量乃至一个社会是不是应该如此，那是应然判断。其实，如果把系统视为一个开放的、动态运作的弹性概念，那么对系统过分条理化、规范化、固化的担心，或许可以减少很多。当然，不应回避的是，系统可以带来解决问题的强大动能，却也因其条理化、合目的性而易于形成模式化的问题；而且强大的意志加上强大的贯彻系统，有时会造成巨大的惯性，无论对错都将被放大。以此，信息回馈、异质信息的适量引入，尤其保持系统运作的弹性，开放纠错机制非常重要，这相当程度决定了系统运作的方向。
就中共革命系统看，这一系统有很多面相，横看成岭侧成峰。从结构言，意识形态和组织可以说是中共革命系统的核心要素，意识形态（辩证法）和组织分别构成中共系统思维和系统运作的基础；从功能言，中共的革命系统又可以分成权力系统、贯彻系统、动员系统、培养系统等等，而这些系统间又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并没有截然分开。事实上，中共革命既在系统之中运作，又在不断造就、生成系统。系统运作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二、毛泽东的系统观
抗战时期，对中共革命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毛泽东，在系统思维和系统运作问题上多有阐发。【关于毛泽东的系统思维，1980年代系统论兴盛时，国内学界已有注意。较早的论文包括陈军：《略论毛泽东同志的系统观》，《学术论坛》1983年第5期；范幼元：《毛泽东的系统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85年第7期，等等。近年还有罗绪春等的《毛泽东系统论思想初探》（一）（二），《系统科学学报》2015年第2期、2016年第2期。】早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使用过系统一词：“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的阴间系统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28日），［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1卷，日本苍苍社1982年版，第235—236页。鉴于文本对考察毛泽东系统概念使用的特殊意义，在此使用苍苍社出版的《毛泽东集》。】这里，毛泽东是在同类事物组成的整体这一最基础的意义上使用“系统”这一概念。
1938年，毛泽东写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已经开始在方法论意义上使用“系统”：“我们要系统来讲辩证法，就要讲讲唯物辩证法的许多问题。”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实际上具有唯物的与辩证的头脑之革命者，他们虽从实际中学得了许多辩证法，但是没有系统化，没有同已经成就的唯物辩证法那样的完备性与深刻性，因此必不能洞察运动的远大前途，不能分析复杂的发展过程，不能抓重要的政治关节，不能处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因此仍有学习辩证法的必要。”【《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38年），《毛泽东集》第6卷，第299、303页。】在毛泽东看来，是不是系统化地理解辩证法，掌握马克思主义系统思考的方法论，关涉革命者能否洞察政治发展趋势、掌握革命运动的方向。正因此，毛泽东说：“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百个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2—14日），《毛泽东集》第6卷，第260页。】
不过，对当时中共的现实状况，毛泽东判断并不乐观。他认为，中共的“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其中若干特殊的经验连苏联也没有，但缺点也在于综合性与系统性之不足”【《战争和战略问题》，《党的政策选集》，晋察冀日报社1946年版，第60页。】。或许正是要解决系统性不足的问题，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非常重视系统性的训练，指出：“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国际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对于国内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收集材料与着重研究的系统的周密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集》第7卷，第311—312页。】他将不系统做调查研究的做法称为主观主义：“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集》第7卷，第314页。】基于此，他“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集》第7卷，第319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于主观主义的批评，对于缺乏调查研究的批评，都得到了当时乃至后世的充分重视，但他在调查研究前面加的定语“系统的”却往往被忽略。事实上，这一整风期间反复出现的定语，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并非可有可无。
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进一步倡导要改变文风。就一个系统而言，文字关系信息传输，改变文风，实际就是要改变系统中的信息反馈状态，提高信息反馈的有效性。所以他提出：
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帜，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或一个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与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集》第8卷，第100页。】
在论述群众路线时，毛泽东再一次表现出以系统取代无系统的要求：“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上述引文中反复出现“系统”两字，当非偶然，显示毛泽东以系统思维取代片面、直线式思维的雄心。从毛泽东的要求可以看出，他讲的系统，是辩证的、开放的、分疏的、竞争的，和现代一般系统论讲的系统具有相通性。事实上，如《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所显示的，毛泽东的系统观直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这是他提出系统方法的起点；同时，中国传统朴素的系统论，相信对其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至少让毛对系统论的思维方法不会陌生。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的阐述和呼吁，奠定了中共系统认知的基础，促进着中共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提升。抗战行将结束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做口头报告，再一次将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系统放在一起予以概括：“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在毛泽东这里，系统可以说是将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联结的链条。
三、中共革命的系统实践
系统思维下，中共革命所有的环节都相互联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要互相结合，同时并用，以一种力量为主，以其他力量配合，灵活运用，按照情况变动。”【《对敌斗争与练兵运动》（1944年12月17日），《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第7卷，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写办公室1994年编印，第391页。】这样的思维，可从对晋察冀工作的反省中窥察到：
成为我们工作的中心环的开展民主运动，全民动员，巩固村政权，巩固人民武装，开展社会教育，提高民众政治文化水准，肃清汉奸卖国分子，制裁坏绅坏人，这些工作都没有到达应有的收获，与这一中心环紧紧地套起来的第二环是；生产建设(农业生产、合作事业、手工业等)，货币金融财政税收，贸易与粮食布匹这一复杂的联系，这些工作我们也没有全面的到达必要的收获。与第二环紧紧套起来的第三环是：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优待抗属、救济灾难；解决停滞的劳力与浪费的劳力，这些我们一般做得更差。【《边区政权工作检讨总结》（1939年7月17日），《新长城》第2期（1939年8月31日），第5页。】
上面这段引文，虽然是对工作的自我批评，却显示了中共把工作的各个环节相互联系、层层递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贯穿所有工作，组织建设也不例外：“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它必须与党的整个工作相联结，才能够有真正的建设。建党不是技术工作，如果建党脱离了党的整个工作，而孤立起来去进行建设，那就要把它降低到技术工作的地位，就谈不到经常与系统，也就没有真正的建设。”【子荣：《论组织建设》（1940年8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18页。】最终的目标就在于：“我们必须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加以研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使之变成理论的东西，来指导我们政治工作今后的实践。”【《罗瑞卿同志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续完）》，《前线月刊》第7期（1941年1月），第52页。】
中共很注意提升党员干部的领导艺术，看趋势，寻规律，找实质，用联系的观点把上下、左右、前后打通，建立系统思维。抗战甫一开始，毛泽东就雄心勃勃地提出：“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与提拔……使我们的干部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并为他们做事，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1937年10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眼光与风度，特别能显示系统思维下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的期许。这段话展现的大格局、大胸怀、大目标，既显示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也成为中共塑造干部的标准。
经过中共的教育、灌输，中共干部已经一定程度上具备系统看问题的能力。八路军120师干部陈漫远结合自身实际谈到他对领导艺术的理解，从中可以看到系统思维的特征：1.比较的观点——“各分区有各分区的环境与特点，司令部各科的情形也不相同；每个科长参谋的出身进步，也各不同。要分别看，又要联系着看，这样可以得出其共同的地方和它特殊的情形，才能看出工作好坏的原因及提出具体不同的改进方法”。2.时间的观点——“看一九四三年的工作，要想到四二年是怎样工作的，看自己的工作也要从过去看到现在，看问题，看部队，同样要从历史发展上去看”。3.联系的观点——“从看一个到几个，从一地到各地，从一个战斗推到许多战斗，从一个人一个科推到另一个人另一科，从开始看到末尾，从布置工作，看到完成任务，从这内部的联系去找出规律，找根源”。【陈漫远：《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晋绥学讯》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24页。】比较、发展、联系，时间上纵深、空间上连贯，如此有意识地开阔视野、系统思维，在当年中国的政治力量中实非寻常。
干部不仅要有系统思维，还要懂得掌握下属心理，对症下药。刘荣只是一个连级指挥员，却留下了对战士心理的详尽分析：
四连战士反省坦白中，全连一百七十二人，就有八十几人有离队想法。他们主要原因都是想家，或是家里想让回。八路军是好的，把儿子送来当八路军，说是义务兵只当三年，为什么到期满还不回来呢?希望儿子早点回来。另外，一面当了八路军，又想到自己的美满家庭，不肯远离。但没有离队的原因由于：一、路远(300里)；二、怕狼吃；三、怕枪毙。所以一个没有离队。从这些现象认为带领农民出身的战士，掌握其保守性是中心关节，根本在于启发教育与团结——从感情到理智、私人到政治，有隶属关系、同志关系，然后再关注以平时的思想与培养其艰苦精神，就没有带不了的兵。【《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1945年1月15日），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页。】
从陈漫远和刘荣这两位分别属于中共阵营中高和中低级干部的总结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共干部的视野、分析力、领导艺术及向下伸展的程度。
中共强调的调查研究事实上也和系统运作相关。系统运作需要高质量和高数量的信息反馈、回流，以保证系统不出偏差。调查正是系统运作不可或缺的一环：“当遇到一个问题时，善于进行系统思考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寻找数据，了解系统的历史情况以及行为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美］德内拉·梅多斯著，邱昭良译：《系统之美：决策者的系统思考》，第124页。】
调查、研究、组织、动员，缺一不可。以战时非常重要的粮食调度为例，当年的报道呈现了各个环节协调展开的案例。由于各地区乃至地区之间驻兵和粮食产出情况不一，根据中共统筹管理政策，需要展开粮食调度。粮食调度耗用大量人力物力，要做好这一工作，调查非常重要：“调查了各地驻军的性质及其数字，各地粮种及其数字，各地人力与驮口力，决定了粮食流的方向——大方向、小方向，小米流的方向与豆子流的方向，以及运输的路线。”如此方能做到心中有数。调查之后，再组织运输，“一级一级算账，一级一级具体”。组织运输需要精心设计，报道特别强调，有效的组织中，“‘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谓“想”，就是计划，动脑筋，“有时多捉摸了一下，一个区或一个村一个人就要少运一次，……省下不少人力”。“想”又不是空想，“是根据实际的材料，根据了具体的数字一点一滴来算，根据了农民的特点来想办法”。比如想到实行包干的办法，“规定了一村运多少就完了，他就起了劲，争着先运完了事”。计划、办法都有了，最后当然还是要贯彻，“动员与组织干部”予以落实。从调查到算账到计划再到落实，一系列组合拳下来，结果就是“为调度粮食所花的劳役，比去年减少三分之二——每一劳力一般在四次至六次之间，各村负担并很平衡”。【向纯：《从四专区调粮工作里看到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边政导报编委会编：《边政往来》第2卷第8期（1942年12月5日），第24—26页。】
1943年，景晓村听过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报告后感叹：“全篇总结的系统性、连贯性非常紧凑，尤其是朱瑞同志这个总结，即是问题的前后现象，本质与根源，甚至根源的根源，一层深一层的指出来，而不是各个问题分割的，也不是只是许多问题的现象的排列，这说明了对这些问题认识的系统性与透彻性。”【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渤海分会编：《景晓村日记》（1943年5月22日），内部发行，2012年版，第48—49页。】系统、联系、深入，正是中共一直追求的方向。1949年，竺可桢记下陈毅的一段话：“陈毅市长讲一小时，述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谓共产党之成功，由于知识高于国民党。”【《1949年6月9日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7页。】从知识角度总结国共胜败，陈毅的确独具慧眼。这里的“知识”，应该指的是思维方式、思想资源、理论高度，也就是认知和面对世界的方式。在这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精神资源，中共确实较之其他政治力量高出一筹，而系统性思维带来的力量，也是中共知识胜过国民党的重要砝码。
结语
中共革命就像一个齿轮咬合的巨大机器，环环相扣，一旦运行，全力以赴，效力惊人。大多数时候，观察者会把这种惊人的效率归结为组织上的严密。这的确是中共革命的关键，也是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的共性。组织架构的严密和马克思主义赋予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属性相关，既然承担着先锋队的任务，保证这支队伍的先进性就十分重要。而要让一个组织合乎自己的意愿，不可避免需要淘汰、清洗，需要建立保证淘汰、清洗能够展开的规则，不断强化这样的规则成为组织的内在要求。组织的严密性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
另外，共产主义运动所处的环境也提出严密组织的要求。共产主义运动以完成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阶级革命目标为使命，这是对现有的统治秩序乃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全面颠覆。这样的任务，不可能在一团和气中完成，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几乎都在腥风血雨中开展，当非偶然。这样的成长环境，注定了承担这一任务的力量会努力严密自己的组织，保证这支力量的高度凝聚力。
强大的组织力并非单纯依靠组织架构的设计即可实现。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组织架构大量引进苏共模式，组织层级和中共几无二致。然而，了解国共组织实际运作的人大概都知道，大致相似的组织体系发挥的效能大相径庭，蒋介石和国民党人自己也认为国民党很大程度是败在组织上。实际上，较之大多数政治力量，国民党的组织已经堪称严密，只是较之中共瞠乎其后而已。1938年，蒋介石曾通令部下，提示：“每星期必须限令各排班长，分别组设小组会议，公开讨论本组本星期经过之缺点与优处，以及各人技能学术勤务成绩之优劣，由连长或排长严加指导……并准各兵士自我批评”；“军队精神，须注重民主化，官长尤要士兵化”。【《蒋中正电示陈诚令中央直辖各师长加紧培训下级干部并注重精神教育》（1938年3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10300010002。】这些措施和中共何其相似，但论到落实，则相距不可以道里计。国共两党的比较可以证明，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通向严密组织的一部分，但要真正让严密的组织落到实处，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组织要运转，还是需要人，不同的人群对组织力的落实会有相当不同的影响。中共严格的纪律是保证组织严密不可或缺的环节，但要真正建立严格的纪律，不是容易的事。严格的纪律下，政治力量的维系需要依靠资源分配、核心理念、团体的向心力、惩戒制度等。中共夺取政权前，可供分配的资源实在有限，保持纪律依靠的主要是后面三者，其中核心理念对于中共这样的意识形态政党发挥的作用尤其重大。像中共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在野地位、生存艰难的革命党，没有理念的支撑，组织的严密、纪律的落实，都成无源之水。正因此，干部教育和政治宣传长期成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里面，有这一政党内在的逻辑在。
当然，组织、纪律、理念是一个相互作用、互为促进的统一体。历史的具体进程中，常常很难辨别何者为主、何者为从，更无法截然分开，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运作系统。条件成熟后，这套系统就可以形成类似自组织状态的运行，各种因素互为因果，相须并进，惊人的效率就是这样炼成的。
The Power of the Revolutionary System of the CPC
Huang Daoxuan
Abstract:In the 1980s, there was a trend in the domestic ideological community to talk about system theory, and the thinking and methods of general system theory were widely introduced. In fact, there is a certain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system theory and Marxist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the CPC has long been a political force that emphasizes systematicness based on its histo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Mao Zedong advocated the study of dialectics, while also emphasizing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methods, and regarded systematic and meticulous work as an important way to oppose subjectivism. Stimulated by Mao Zedong, systematic thinking has been promoted within the CPC.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methods became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s of the CPC and played a unique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Key words: the CPC; system; Mao Zedong; dialec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