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1]。马克思主义是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以科学态度待之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保持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砥砺奋斗史，就是探索如何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史。作为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毛泽东提出并坚持“实事求是”，既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精髓的理论之问，又解决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之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赓续创新做了重要奠基。从思想原则、历史原则和实践原则三个维度，系统揭示毛泽东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根本原则，对于新时代增强党的理论自信、理论自觉和历史主动，把握党的理论创新规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等意义重大。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
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它是毛泽东运用世界历史宏大视域，审视和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验的思想凝练与跃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强调实事求是，目的是从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可依赖的原则遵循。这种原则遵循在具体实践中，逐渐演变为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铸牢了思想根基。
思想原则即思想上所依据的规则或标准，又代指思想的总体方面。实事求是思想原则是毛泽东诠释实事求是本质蕴涵的哲学升华，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总规则。在探寻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把握集中于两大层面：其一，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客观性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型和中国具体实际原貌是毛泽东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这是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客观性问题。客观性层面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强调要准确认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性，尤其是不能忽视甚至弱化两者的客观存在。若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两者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势必会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效。
其二，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主观性层面。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困束于理论上的精心谋划，而要贯通于人的具体实践之中。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的主体实践，需要以人为核心依托，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备条件。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是创造性活动，不应是表象的、被动的和消极的，理应是本质的、主动的和积极的，这是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主观性问题。以人为主体反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旨在实现更深层次的理性认知，更加趋近于最本质和最真实的存在维度。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指出：“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2]在毛泽东的辩证思维中，尊重客观性存在属于实事求是范畴，基于客观性存在基础之上正确反映事物的认识也属于实事求是范畴。
1941年毛泽东谈道：在建造房屋时人比动物的高明之处，是人在动工之前头脑或思想中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房屋图样。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如同建造房子，首先要对中国革命具体图样有清晰的规划和设计。规划和设计要有中国革命发展的未来大图样和总图样，也要有具体革命进程的小图样和分图样，“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3]毛泽东认为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不能局限于对事物把握的客观性范畴，应该包括正确的、主观的能动性反映即主观性范畴，这是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完整性内涵。
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客观性层面和主观性层面能够发挥作用，主要得益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原则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真切把握。实事求是思想原则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中的正确性，所依赖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毛泽东开展科学认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获得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关键条件。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抑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早期，毛泽东都在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其中蕴含着从实际出发的深刻意味。他之所以这样做，直接性目的是要同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划清界限，让广大党员干部能够认清并警惕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都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在阐释德国古典哲学终结问题时，恩格斯指出：“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4]辩证唯物主义存在的意义是帮助人更好地从认知层面探寻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毛泽东通过坚持唯物主义，抵制唯心主义错误态度，对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分析批判，能够确立和强化实事求是思想原则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过程之中的贯彻。作为把握客观事物的主观能动性反映，它赖以存在的正确性基础是唯物主义，虽然它以主观形式表现出来，但与主观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
民主革命时期，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认知中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要讲实事求是，就不能讲主观能动反映，一旦讲了，就会陷入唯心主义，这其实是割裂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层面和主观性层面，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不可避免要陷入错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泥沼。在毛泽东的意识中，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反对唯心主义是确定无疑的，但实事求是本身不但不反对主观的能动反映，恰恰包含着对主观能动反映的肯定，因为实事求是本身就是主观能动性发挥作用的彰显。毛泽东毕生对“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强调就是鲜明凸显。一切从实际出发，并不意味着仅从人之外的客观世界实际出发，也涵盖了从人自身实际和人对客观事物能动反映的实际出发。毛泽东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原则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提醒自己和党员干部，在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的基本情况为依据，在充分探索它们的内在规律、本质及其规则的基础之上，把主观的认识和客观的存在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进而为革命和建设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原则
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原则，它是毛泽东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及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原则遵循。在探索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牢固树立大历史观，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以历史视野审视中国问题，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创立者、继承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提供了可靠的实事求是历史原则遵循。
历史原则即用历史方法审视人类社会发展，它是人类把握事物的方式依据。实事求是历史原则，强调以大历史观为遵循，从事物自身真实的历史条件出发，抛开主观的或假想的历史成分，达至揭示事物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目的。毛泽东立足马克思主义过往历程考察，展望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确立起了符合马克思主义演化逻辑，推进马克思主义继承与创新的实事求是原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已经证明：其自身是实事求是历史原则的逻辑产物。马克思主义能够被成功创生，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想象出发，而是从人类发展历史中寻找联系，经过批判、继承、融合和创新，最终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恩格斯曾指出：“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4]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坚定的历史唯物论者，他们拒绝站在历史假想的层面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基于真实历史实践层面去坚持和创造马克思主义，并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遇到的发展难题。
在《论策略书》中列宁谈道：“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5]。科学理论的生命力在与时俱进，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是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历史原则的应有之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认识，要受到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超越时空和超越历史去诠释理论是要发生错误的。毛泽东深刻明白这样的道理，他主张采用历史思维去审视马克思主义，以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深邃思考中，马克思主义是特定时代的精华，不能将其困于文本之中、书阁之内，而是要运用历史视野、历史方法来观察、思考和发展，防止其掉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陷阱无法自拔。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过程中，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原则，既要做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要做到不违背马克思主义；既要推进理论创新，又要解决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自身给出了解决方案，这就是构成实事求是历史原则核心内涵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成为科学真理，其中重要原因是遵循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实事求是建构原则，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同抽象的逻辑联系起来，使之具有了普遍性指导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变化过程。历史以时间为轴线，通过时间轴线，历史把不同事物和人物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与静态并存演绎的过程。逻辑是主观存在的，它是人通过思维对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能动的反映，本质上是历史的东西在理论思维中的浓缩和再现。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其实是坚持客观与主观相统一，这是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毛泽东著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成果凸显，不仅内蕴逻辑演化的历史基础，还蕴含历史实践的逻辑提升，体现的正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实事求是原则。
马克思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6]。在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中，历史是第一性的，逻辑是第二性的，历史决定逻辑，逻辑贯通历史。脱离了历史，逻辑就会失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脱离了逻辑，历史就会丧失赖以被认知和系统化的保障。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必须同历史的发展相契合，既不能造成逻辑上的空想，更不能形成历史上的虚无。
马克思谈道：“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6](P605)只有把历史与逻辑紧密联结在一起，才能全面地、深刻地和科学地理解掌握蕴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的内在规律，才能更好促进马克思主义发展以造福人类。在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实事求是历史原则表现为：坚持世界历史宏大视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基础之上，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蕴，还能够契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并融通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7]。传统历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激发的重要保障，将优秀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结合起来，这是实事求是历史原则的内涵要求，构成毛泽东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要素。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两者关系上，毛泽东强调：“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8]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条件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转化为人民群众掌握的强大理论力量，离不开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厚植滋养。毛泽东曾谈道：“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9]实事求是看待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历史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还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路径。
根据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历史原则的理解，它同时涵盖了如何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继承者等重大内涵，这是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也是毛泽东探索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新态度创造。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创立者、继承者，要用历史的眼光，放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中来辩证审视。属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东西，要好好学习、借鉴和发展，糟粕性的东西要主动地甄别和剔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更要历史和辩证地看待，不能因为错误而磨灭伟大历史功绩，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毛泽东开拓人与物区别对待的新态度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历史原则在对待马克思主义过程之中的真实运用和体现。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7]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它是毛泽东立足中国实际，着眼具体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践问题的原则遵循。“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7]，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质，还善于将实践贯穿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全过程。毛泽东把坚持独立自主、密切联系群众、追求真理与价值统一等，作为实事求是实践原则重要蕴含来诠释和践行，体现的正是其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的精深把握。实事求是实践原则是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准则。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基本内涵：
（一）独立自主是坚持实事求是实践原则
独立自主强调中国事情由中国人民做主。在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层面，独立自主彰显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应独立认知、诠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主解决中国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非常重视独立自主，他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10]。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目的，就是要排除外来因素干扰，实事求是地开展与中国实际相契合的理论和实践创造，确保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行动指南作用的正确发挥。
毛泽东将独立自主贯穿于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之中，一方面，独立自主是构成实事求是实践原则的前提性条件。如果不能有效地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实现。综观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曾经的中国因为暂时丧失或不能正确地坚持独立自主，导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无法适用于中国情况，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因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经验不足，过度依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安排，丧失了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和能力，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起步阶段，因缺乏必要社会建设经验，加之受制于苏联模式影响，我们没有意识和能力创造自己的发展模式，致使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遭遇严重挫折。另一方面，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实践原则应用的必然结果。独立自主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是毛泽东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探索过程中获得的真知。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求索，逐渐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形成了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经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和自身理论创新规律的实践能力与行动自觉。
（二）密切联系群众是坚持实事求是实践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经常深入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真心拜人民为师，诚心向人民学习，虚心向人民求教，就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实践力量和理论智慧。”[7]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分析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创立了辩证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的是一般性道路遵循和普遍性策略指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要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遵循转化为中国发展的具体性参照。就此而言，毛泽东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过程，还是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中华民族崭新历史的过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的创造，依靠的是中国人民，人民群众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推动者。
毛泽东倡导实事求是实践原则，强调把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涵盖其中，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坚持群众路线，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时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把此作为判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真理的重要标准。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1]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人民群众利益，这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明确了立场遵循。毛泽东把坚持群众路线同对党员干部的要求结合起来，保证了实事求是实践原则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实践过程中的有效落地。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还主张处理好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这是坚持实事求是实践原则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要求。毛泽东历来重视保持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甚至将党群关系比喻成血肉联系。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9]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实践原则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密切联系群众放在重要位置来审视和实践。
（三）真理与价值统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实践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既来自它是反映客观世界的真理，又来自它为人类提供了自由解放的价值理想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真理与价值的有机统一。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属性，只是构成坚持实事求是实践原则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之一。真理属性与价值属性构成马克思主义完整意义上的属性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属性，是坚持实事求是实践原则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属性和价值属性，建立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意义的基础之上。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真理属性和价值属性的有机统一，必须根据各国不同的历史条件，加以具体化和特殊化。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探寻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过程，内在也是不断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属性与价值属性相统一的历史进程。
在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属性与价值属性统一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实践原则，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认识和改造中国客观实际目的的同时，也在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改造中国人民的主观实际，并力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达成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认为，认知中国客观实际，即获得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真理性认识，仅仅构成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如此真理性认识，总有些前人的先在性经验蕴含其中，这同样符合实事求是实践原则的内在要求。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谋划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认清中国客观实际并形成真理性认识，主要是为改造中国客观实际，实现自由解放理想奠定基础。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实践原则，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追求人的自为本质，掌握人的实践规律，进而满足人的价值需要。毛泽东坚持的实事求是实践原则，表面体现的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内在隐含的却是追求真理与实现价值的统一。构成毛泽东不断强调实事求是实践原则，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意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0批面上资助“中国共产党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历程及经验研究”、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人民城市理念及郑州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法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0页。
[2]《毛泽东传：1893—1976》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0页。
[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9页、第264页。
[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第605页。
[7]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第523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