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源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周恩来在13岁回答老师的提问时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不是偶然的。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刘济生认为，周恩来人格魅力与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极大关系。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他求学期间刻苦自励，对博大精深的国学涵咏默会，对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的体悟。

儒家典籍中关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思想非常丰富，《周易》里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很典型的一个，被清华大学等许多高校引为校训。《易传》还引孔子的话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14岁时，周恩来在那篇著名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提出“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的使命。青年周恩来这种以国事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想法不胜枚举，无不体现出勇于担当之精神。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和刚毅”。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强调“诚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都能从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的农历45岁生日。在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为他准备了茶点祝寿。但周恩来没有出席，而是简单地吃了一碗面条，就回到办公室，撰写《我的修养要则》。虽然仅有短短217个字，却是一部自我完善的大书。

有修养的人是不轻易发脾气的，但曾经担任过周恩来3年秘书的李慎之却撰写了《周恩来的两次发火》。一次是在巴基斯坦，周恩来为工厂使用童工而发火；还有一次是在日内瓦，为李慎之工作失误而发火，却替其承担责任。周恩来总理的那两次发火，反映的却是他的极高修养。

两千多年来，中国积累了一种儒者一以贯之倡导的“古仁人”的士大夫精神。士大夫精神传统来源包括儒家、道家、法家等，儒家奠定了士大夫精神的基础。

士大夫的志向、使命是什么？孔子讲得非常明确，“士志于道”。《论语》中总计有15次提到“士”，大部分的含义类于今之知识分子，对这部分人，孔子寄予厚望，将他们视为变革社会的重要因素。

在周恩来身上，闪烁着中国的“士”所倾心追求的道德人格辉芒和家国情怀。他深知，只要党的优秀干部和知识分子能够保存，中国前途就无限光明。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许多人把这一年看作知识分子的春天。

当然，知识分子也视周恩来为民族的荣誉，自己道德人格追求的楷模和人生旅程的知己，这种中国士的精神和周恩来独具魅力的文化人格的融合，促成了新中国文化科教事业的繁荣发展。

综合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